经过6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这些经验大多是局部的、零散的，没有真正形成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论，由于我们理论建设存在明显的滞后问题，在气象万千、生机勃勃且复杂多变的实践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阵地不断被西方主流经济学侵蚀，其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在一段时间内被快速边缘化。
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成果低端化和研究碎片化，缺乏综合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局部性、对策性问题，而对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的关注较少，大视野下融会贯通的研究更为稀缺，理论研究呈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因此，我们很多的研究往往是作为原料或初级产品为国外学者构建概念和理论所用，然后再“返销”回国内。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来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低层次和碎片化，必然会造成政策的片面性与不稳定性。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并且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经历着其他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问题空前复杂，基于局部的对策性研究往往无法适用于全局，而离开了全局性的研究和统筹兼顾考虑，就很难为改革到顶层设计建言献策。
历史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基础。历史是认识当代中国问题的坐标系。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只产生于当代，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理论工作的前提。历史又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料库。只有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升华为理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说，“这个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5]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拥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史实践作为支撑。
同样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历史所赋予的。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昨天的社会主义发展演变而来的；昨天的社会主义又脱胎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一定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
（原载于《经济导刊》，2016年8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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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132页。
[3]《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5页。
[4]发展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归纳了贫困循环，即从供给来看“低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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