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士大夫对纸币的见解与议论

交子（即纸币）创行于北宋川峡路，而于南宋绍兴末年推行于东南诸路，成为市场上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货币。交子初行于东南诸路时，南宋政府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政策，发行量有一定的限制，因而对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起了有益的促进的作用。自宋孝宗以后的七十多年当中，纸币发行一增再增，结果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南宋财政经济的不治之症，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纸币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和起了这样重大的影响，便成为了南宋士大夫们的一个重要议题，并由此逐步形成了有关纸币的一些理论。今综合为下面几个问题加以说明。

（一）对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原因的剖析。

南宋纸币为什么一增再增，原因究竟何在呢？一般说来，南宋士大夫归咎于开禧（1205—1207年）用兵。王迈曾经指出：“国贫楮多，弊始于兵。”^[44]在《乙未馆职策》中，他又明确而详尽说明了纸币猛增与开禧用兵的关系：

谋国者亦知楮之所以大坏极弊之由乎？方开禧开边以误国也，增造之数至一亿四千万，比之前时，几数倍矣！绍定之养奸以误国，增而至于二万九千万，方开禧，抑又倍焉。^[45]

杜范也指出了防边与纸币滥发之间的关系：

自边烽未撤，楮券印造之数，不啻十倍。^[46]

从开禧用兵，到阻御蒙古贵族的牧骑，纸币从成倍数的增加到十倍以上的猛增，正如许应龙所说：“今日之券，大抵耗于用兵。”^[47]

用兵确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自开禧用兵之后，三十年间宋金基本上是和平无事，这又说明用兵还不是造成纸币滥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王迈曾经一针见血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谋国而曰理财，理财而必济之以楮，此后世权宜之计。”^[48]高斯得有关这一问题的议论，尤为剀切：

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盖凿空取办者过半，而后仅给一岁之用。其取办之术，则亦不过增楮而已矣。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然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49]

南宋政府既然“造币以立国”，靠印刷纸币作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大计，这就必然造成纸币的滥发和通货膨胀！这样的财政方针大计，高斯得称之为“饮鸩以止渴”，是非常恰当的。

（二）物价与纸币、金属货币之间关系问题的探讨。

物价与货币的关系怎样？纸币与金属货币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南宋士大夫有着不同的见解和议论。一种意见认为：纸币流通得少了，就重；多了，就轻。因而纸币与物价的关系是，纸币少，物价就便宜；纸币多，物价就贵。前面提到的王迈就有这种见解，他在《乙未馆职策》中说：“楮币至是术穷矣，其将何以救之欤？非楮之不便民用也，其法贵少，而今多焉故也。物视轻重为相权：使黄金满天下，多于土，而楮之难得甚于金，则金土易价矣。然则天下非物之贵也，楮之多也。”徐鹿卿同王迈有类同的见解：“夫楮之所以轻者，以其多也。”^[50]这种见解源自战国以来形成的轻重学派。按照这个学派的意见来说，物价的高低，取决于货币流通的数量，货币流通量多，物重币轻；货币流通量少，物轻币重。这个见解，虽然有它的道理，但是由于它离开了社会生产的具体情况，单纯从货币流通量来解释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就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特别是有关宋代的纸币，离开了它所代表的金属货币，而单独从流通量多少来探讨这个复杂的问题，就不免流于皮相之谈而难于认清其本质了。

另一种意见认为，交子会子的币面值是以铜钱多少来表示的，铜钱本来是权衡纸币的轻重的，由于铜钱日少、楮币日多，于是楮币过多而造成物贵楮轻。持有这种意见的李燔曾经指出：“钱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权，不能行楮者，由钱不能权之也。”^[51]陈求鲁也有类似的见解：“急于扶楮者”，“不思患在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52]所谓的“钱荒楮涌”，指的是铜钱太少而楮币猛增，这样一来，铜钱（母）与楮币（子）之间失去了均衡，铜钱无法对楮币起权衡作用，以至楮币流通壅遏而贬值了。卫泾等继续发挥了这种见解，他们纷纷指出：“且所为称提，由权衡之于物也。权与物均而生衡，言权与物均齐，而衡所以平。今会犹权，钱犹物也。既会多而钱少，是权重而物轻。势以至此，何术称提而使之平乎？”^[53]“楮币日轻，本由钱乏”^[54]；“近岁楮券日轻，铜钱日少，上下交以为病”，“楮币折阅，日甚一日，职此之由”^[55]。朝廷上下一致认为，“楮币之折阅，原于铜钱之消耗”^[56]，因而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亦只能是从铜钱上着手：“然振其（纸币）折阅之渐，而杜绝其致弊之因，其策在钱而不在楮；盖钱者，所以权乎楮者也”；“今日……铜钱渐少，而无以济楮之流行”，“铜钱可以渐裕，子母可以相权，楮币之价不至于随起随仆矣”^[57]。南宋士大夫把楮币同铜钱联系起来考察通货膨胀的问题，便触及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了。楮币的发行是以金属货币（铁、铜、银、金等）作为基金的，楮币发行的数量与政府掌握的金属货币的数量相称或者相对平衡，楮币的币面值由于这种相称或相对平衡而同其所代表的含金量相一致时，楮币便可长时期地发挥其作为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当着楮币发行量增加，作为准备金的金属货币仍为原数，楮币所代表的含金量实际上下降，从而其币面值随之降低，楮币发行量越大，它所代表的含金量越少，币面值也就越小。这就是纸币与金属货币之间的关系。南宋士大夫把纸币与金属货币的这种关系喻之为子母相权，如果这两者能够平衡，物价稳定，称提有否；如果失去平衡，钱少楮多，物价随之上涨，乃至称提无术了。显而易见，这一见解和认识是货币发展史上值得一提的。

南宋铜钱为什么越来越少呢？一是南宋政府铸造的数量太少。“楮币印造之数不啻数十倍。而钱监所铸之钱，比祖宗盛时，仅二十分之一，上下百物，悉仰于楮。”^[58]铜钱铸造少而全靠楮币，这就使楮币与铜钱沿着相反方向发展，越来越失去平衡。其次，由于铜钱少，南宋政府妄图以楮币吸引铜钱贮积起来，这个错误政策愈益使铜钱从市场上退出来，于是“昔也楮本以权钱之用，而今也钱反无以济楮之轻，钱日荒而楮日积”^[59]；“楮由此而日轻，镪由此而日匮，君臣上下而莫能以究其弊”^[60]。在南宋错误的货币政策下，铜钱日益从流通领域中被驱逐出来，楮币日益增加而币值日减，物价则因而扶摇直上，南宋士大夫们惊呼称提无术，又从这一方面批评了南宋货币政策的错误，指出他们“莫能以究其弊”，也是甚具识见的。

（三）如何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呢？

楮币造成的各种问题，南宋政府也是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的。一种办法是“以旧券二易新券一”。“今新令之行，以旧券之二而易新券之一，倘郡县推行唯谨，则实惠岂不周流？然虑其间未能无弊，……远近之人，赍持旧券，徬徨四顾，无所用之，弃掷燔烧，不复爱惜，岂不逆料他时之必至此乎？”^[61]政府不但承认楮币贬值，而且采用贬值百分之五十的做法，来解决通货贬值问题，结果使旧楮的持有者大吃其亏，这显然是不明智的。

第二种做法是南宋政府强迫使用楮币，由此来提高楮币的信用。这种做法当然是达不到目的的，而且引起了更多的麻烦，受到士大夫们的批评。真德秀的奏事中指出：(www.xing528.com)

自楮币之更，州县奉行失当，于是估籍徒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抑配，远近骚然，而厚敛始及民矣！告讦公行，根连株逮，而苛政始肆出矣！……以产税多寡为差，令民藏券，此又朝廷之令所无也。^[62]

杜范也评论说：

欲压以威力，而强重贵之，万无是理。此令一行，则人惟有惧罪而不敢用，则楮为弃物矣！^[63]

这种强迫使用楮币的做法，特别是以产税作为使用楮币多少的准则，更是赤裸裸的一项剥削政策，它当然无助于解决楮币贬值、通货膨胀的问题。

第三种做法是用铜钱兑换楮币，以解决通货膨胀、楮币贬值的问题。这当然是一项富有成效的办法，可惜的是南宋政府铜钱太少，无法使用这种做法。卫泾对此项做法曾有一段较为详尽的评论：

今之议者莫不曰不惜官钱兑换，可以增长价值。殊不知官钱有限，会子无穷，兑换未尝间断，而价之消长全不相关。盖多寡之异，理势使然，非区区兑换便所可遽回也。

姑以三路言之，交割见在之数，会子日增，见钱日削。……向有十余万见钱者，今止存一二万缗尔！……若以必出见钱，依官价收兑，而后可以称提，抑不如数年之后，诸路州郡见钱净尽，将何以为继乎？^[64]

以非常有限的铜钱，去塞会子这个无底的漏洞，这个办法即使是推行了也无助于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此路又是不通！

究竟怎样才能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呢？“欲重楮，自节费始；欲节费，自省兵始。军实核而不滥，边衅窒而不开，谨之重之，皆以高孝两朝为法，此救楮之第一义也”。^[65]“楮以太多而轻，则住造固宜也。然事变方殷，供亿尚繁，亦住之，得乎？”^[66]这些办法虽然提了出来，但宋政府既将其财政方针大计建立在楮币上，所谓造“币以立国”，想让它放弃这个政策或者少印刷一些楮币，都是难以办到的。因循迁延，到贾似道擅权之时，印行贾记银关子，变本加厉，情况就更加恶化了。

（四）对楮币的评价。

自从行使纸币以来，也确实出现不小的麻烦和问题，引起了对它的不同的看法，但是终于继续行使下来。如北宋时伪造交子的事层出不穷，成都路转运使打算将其废掉不用。监交子务的孙甫却不以为然，他指出：

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67]

不能因噎废食，当然也不因有伪造交子而废交子，孙甫的见解显然是正确的。之后，交子的问题暴露得更多，人们更是议论纷然，杨冠卿则认为交子行之百年是不可废除的：

今日楮币与钱并行凡几矣！始行之而利，今行之且弊，亦知其弊所自来乎？且西州之楮币，其便用亦东州之楮币也；东州之铜钱，其流通亦西州之铁钱也，何西州用之百年而无弊？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不如楮便也。^[68]

以下，杨冠卿又分析了“楮日泛滥、钱日匮乏”的原因，指出政府以楮币吸收铜钱的错误政策，造成了楮轻钱重，因而应当改变这种错误政策而不要废除楮币，所以他的这篇文章题为《重楮币说》。纸币之不可废，杨冠卿的意见也显然是正确的。即使到南宋后期楮币问题充分暴露，士大夫纷纷议论的时候，人们仍然认为楮币是不可废除的。如前面引用过的王迈的话，就有“非楮之不便民用也”的见解。卫泾也认为，只要官府不用行政命令强迫使用楮币，楮币作为通货是可以自由流通的，“通货本流通之物，如泉源之在天下，或流或止，随地之宜；民间欲藏，不待强之而后藏也；如不欲藏，而强之使藏，必有扞格而不应者”^[69]。按照纸币原有的职能，加以疏导流通，这种见解也显然是正确的。卫泾还以纸币最初行使西蜀为例，认为东南会子与之“多寡不同，轻重不无少异”，但也同样可以行使的。只要政府印行有节，不滥发，有准备金，即可畅通无阻的。总之，纸币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错误的政策可以使其产生许多弊病，却不能因此而予以废除。事实上，是错误的纸币政策不能持续下去，而纸币则为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能持续行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