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的功利主义经济思想与辩护大富家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号水心，温州永嘉人，主要的著作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别集》和《习学记言序目》等。

在政治上，叶适与陈亮等大体上是一致的，主张抗金，反对秦桧以来的投降主义路线，同时也反对南宋政府的极度搜刮政策。在学术观点上虽与朱熹有不同，但要求政治上有所改革则又是一致的。他反对韩侂胄为排斥异己而制造的庆元党案，在朱熹被排击的时刻，挺身为朱熹辩解。开禧北伐失利之后，叶适以淮西方面大臣的身分，辑抚流散，整饰边防，亦颇见成效。

叶适是继陈亮之后宣扬功利主义经济思想的最为突出的思想家。他尖锐地批评了董仲舒，称：“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后世儒者如果按照董仲舒的教条做事，“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他讥笑说，儒生们挑着这个旗号的为数实在不少，但是没有什么人能够做到，其结果“反以为诟天下矣”^[26]！这些话的意思非常明白：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正统派，只讲义、不讲利，都是实行不了的空话。因此，在义利观上，他继承了北宋李觏以来的观点，主张“以义和利，不以义抑利”^[27]，把义和利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在这个问题上与儒家正统派划清了界限。

叶适既然主张义利结合，因而对于财利也就极为重视。在这一问题上，也同他的先辈李觏、王安石一样，认为理财不单纯是政府财政税收的问题，而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根本性的问题。他指出：“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以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28]叶适所说的理财，既包括了生产和消费，也包括了商品流通和供应，从导源节流到开阖敛散也都包括在内，从而关联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开发和管理。着眼于国计民生的全局性问题，叶适把理财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称“古之人未有不善于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

叶适极力反对聚敛，他把聚敛同理财作了严格的区分，“理财与聚敛异”。他批评南宋那些所谓“言理财者，聚敛而已”。对历代赋敛进行了比较之后，叶适肯定了三代时的赋税制度，称：“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下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以自利，均田轻税而民无为生之害”^[29]；对汉代“什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地大用寡，取之轻”，也认为是“正合事宜”的^[30]。对宋代的尤其是南宋的赋税制度，叶适一再地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尖锐地指出，正是在南宋无止境的横征暴敛之下，刑狱亦日益苛酷的：“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实无几，而坐茶盐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赋税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居其六七矣”^[31]。南宋政府虽然极尽搜刮之能事，但取之愈多，散之愈滥，依然是支东绌西，入不敷出。针对这种情况，叶适讥笑南宋政府自绍兴以来即“如坐丛蝟中”^[32]。

叶适不仅批评了南宋赋敛征榷制度，对北宋一代的王安石变法也一再加以指责，尤其是其中的青苗、市易法：“熙宁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之债而取什二之息”。叶适认为：“今天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矣，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33]从这些话里清楚地反映了，叶适之所以批评青苗法、市易法，是为富商大贾和放债取息的高利贷者作辩护的。因之，他公然申明：“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34]。不仅如此，叶适为所有的富家大姓作辩护。叶适虽然正确地指出来，“富人之所以善役使贫弱者，操其衣食之柄也。”^[35]可是他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而是认为得到了养民之权。在叶适看来，井田制的时代，养民之权在县官亦即天子手里；井田制崩溃后的时代里，“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有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供增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36]叶适的这些论述和见解，显然与苏辙一脉相承。正是从这种立足点出发，他斥责那些“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不过是一批“俗吏”而已。这是叶适对王安石的青苗法市易法的批评，而且这个批评还把王安石归之于俗吏一流，这就暴露了他是站在这些富人的立场上替他们说话的。

上述情况表明，叶适与陈亮有些相同，都是站在地主、富商和高利贷者立场上评论北宋末年以来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这是为什么呢？

叶适和陈亮等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观点，即：都对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集权过甚提出了批评。如陈亮所说：

朝廷立国之势正患为文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37]

叶适则说：

国家因唐五代之积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38]

叶适所说的“废官而用吏”，指的是州县衙门中的孔目官、押司等类的职役。这批人是当地的富豪，由于长时期为吏，形成地方上的实权派，或者说地头蛇集团。地头蛇集团之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前面役法问题中曾引用了陆九渊的一段文字作了说明，叶适也有文章予以揭露：

何谓吏胥之害？……吏人根固窟穴，权势薰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在，……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39] (www.xing528.com)

所谓“废官而用吏”，说明了宋代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在地方上越来越依赖地方势力，造成了地方权力由“吏”或“公人”所组成的地头蛇集团控制和把持的局面。这个集团同“官”结合起来，为所欲为，不但广大劳动者为这个集团所渔肉，连一些没有权势的“富人” 包括地主、商贾、高利贷者等，也不免在征敛中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勒索，或者说在瓜分地租等亦即瓜分劳动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中很不得利。前引陈亮《东阳郭德麟哀词》一文即已反映了这种情况；叶适在开禧二年（1206年）给宋宁宗的一道奏札中也曾指出：“自是以来，羽檄交警，增取之目，而东南之赋遂以八千万缗为额焉。……而和买折帛之类，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40]不言而喻，这种财产的再分配对地方上的无权势的富人（其中当然有许多新发户）来说，当然是难以忍受的。陈亮、叶适等正是这些地方上的无权势富人的代言人，他们在批评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过分集权的同时，也反对了地方上由“吏”组成的当权的实力派，从而发出了他们要求获得地方权力的心声。还有，附在这里一提的，恰是由于这些富人，有不少的新发户，发财的欲望特别旺盛、特别炽烈，把发财看作是他们的天经地义，任何人不得干涉不得阻拦，所以他们的代言人如陈亮、叶适特别是陈亮，在谈及发财致富的功利主义之时，就赤裸裸的和盘托出，无任何的掩饰和遮盖了。

一般说来，功利主义的政治家、思想家，总是注重现实而不迷恋过去，即使讲论过去，也是为了现实。叶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家，他对井田制度的评论就采取了这种态度。与宋代许多士大夫颇不相同，叶适对井田制度并不称赞而是批评的，在这一点上颇与苏洵类似。叶适从两个方面批评了井田制度。一方面他指出，井田制的生产并不象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先进，它的“得粟之多寡，则无异于后世”，事实上应该说不如“后世”，更远不如宋代。同时他还指出，井田制的一套沟洫灌溉也不怎么高明，也赶不上后世，更赶不上宋代太湖流域这样的地区。另一方面，他还认为，井田制“为法琐碎细密，非今天之所为者”。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他讥笑了宋儒侈谈恢复井田制，认为这是徒劳无益的：“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间，土且相与按图而画之，转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其上者，王者之亦莫听也”。因此，他说：“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为什么呢？“且不得天下之田尽在官则不可以为井，而臣以为虽得天下之田尽在官，文武周公复出而治天下亦不必为井”^[41]。之所以如此，古代靠井田制，“官以养民”，而现在“养民之权”为富人所有，不能够恢复井田。王安石认为，遽夺富人之田而恢复井田，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致乱之道；但可以想办法来恢复。叶适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井田是根本不可复行的。两个人都注重实际，但在井田制的问题上是有所不同的。而叶适之认为井田不可恢复，则是站在“富人” 的立场来谈论的。

井田制既不可恢复，怎样才能实现叶适所提出的“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这样一个富国强兵的目的呢？叶适提出如下一个主张，即：首先是向空旷地区移民。叶适指出，在两浙亦即吴越这个地区，很多人“穷苦憔悴无地以自业”，有的变“为浮客、为佣力”，有的变为商贾，因而能够承担封建国家的税役“不能三之一”，以至“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尽管户口“蕃炽昌衍”，可是，“其上不得而用之”，封建国家不得其利。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叶适举吴越亦即两浙为例，指出这个地区地少人多，在前代象山阴县有三万户就是了不起的壮县，而在宋代两浙下县达到三万户的数不清，因而在这样的地区是无从发挥人口众多的作用的。因此，他提出：“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者，此当今之急务也”^[42]。把闽浙过多的劳动人口迁移于荆楚即荆湖北路和淮南路这样人少地多的地区，确实能够一箭双雕，既解决闽浙劳动者无地少地的问题，也解决荆湖北路淮南路粗放经营的生产落后的问题。这确实是“当今之急务”，自南宋初年以来也确实试图解决，将两浙居民迁移了一小部分，但始终没有认真地进行移民，因而上述问题没有得到认真的解决。叶适提出的这项主张和办法显然是值得注意的。

叶适的时代，正是南宋铁钱、纸币尤其是纸币问题日益严重的时代，因而叶适有关这方面的议论也颇多精到之处。

先看有关铁钱的议论。开禧用兵之后，叶适到淮西一带收拾残局，对淮西铁钱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如前面提到的，两淮和荆湖北路因与女真金国统治下的中原地区边面相接，由于中原地区经济的恢复，迫切需要大量铜钱，女真统治集团采取种种手段吸引江南地区的铜钱，造成了大量铜钱的北流。为制止铜钱的北流，南宋政府下令在两淮、荆湖北路只行使铁钱，严禁铜钱流通。之后又在这个地区推行纸币，有所谓淮交、湖广会子之类。由于南宋政府货币政策不当，不但没有制止住铜钱的北流，反而使这个地区出现了有关通货的种种问题。叶适的《淮西论铁钱五事状》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而提出的。

在这篇奏状中，叶适指出要改变铁钱流通的问题，首先要“开民间行使之路”。由于两淮行铁钱，市场上出现了大批的私铸的质量甚劣的铁钱，“民间不辨好坏，得钱便使”。自禁私钱之后，“百姓惩创，买卖交哄，文文拣择。或将官钱指为私钱，不肯收受；或只要一色样钱，谓如舒蕲人各只使本监字号钱之类，只要新铸铁钱之类，且免拣择。”由于退拣的严重，人们“持钱买物，一贯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谷他物自相酬准。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缘此行用艰难，物货稀少”。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恢复对铁钱的信用，只有这样才能在民间流通。

更为重要的是，“审朝廷称提之政”，即采取正确的货币政策。淮西一带行使铁钱，主要地是为制止铜钱的“渗漏之患”。“铜钱过江北，既有铁钱以易之也；铁钱过江南，亦必有铜钱易之可也”。由于铁钱过江没有铜钱兑换，所以“江北自行铁钱之后，金银官会无不高贵，富商大贾财本隔碍，而淮旁之民，只是往来两岸洲夹之内，铜钱异用，风波滞留，便已盘费消折”，这种人为的障碍，对商品的流通和物价的稳定，都是不利的。因此，叶适要求变革过去的货币政策，铁钱过江南也可以用铜钱兑换。实际上，南宋政府是不会改变它的货币政策的，不会以铜钱兑换过江南的铁钱的。这是因为，它之所以行使铁钱和会子，铜钱渡江用铁钱兑换，是试图用这种政策来吸取民间的铜钱。而南宋政府采取这样的货币政策，恰恰是“为渊驱鱼”，结果把铜钱驱到淮北金国统治地区去了。叶适的这项建议虽然未能采纳，但这项建议的正确性则是无可置疑的。

叶适的再一项建议是，“谨诸监铸造之法”。叶适主张钱要铸造得好，近年以来铸造的铁钱轻重厚薄精粗大小差不多一样，其中“淳熙七、八、九年中间蕲春监所铸字画精细，轮廓坚明，比于诸钱，又为精好”；自淳熙以后，“顿成粗恶，积久生弊”，以至出现了大量的私铸。目前铁冶司用花样翻新的办法，“四季别为文字”，“新钱比旧钱大一轮”。这种做法，连铸工都记不清四季字样，“民间何由辨认”？又怎么能够禁止盗铸？因此，叶适仍然主张铸造“钱文宜一，轻重大小宜同”的淳熙钱，才能使“民听不疑，民用不惑”。用官府铸造的优质钱来战胜私铸、取代私铸，这自然是较为妥当的办法。而要这样做，就必须多费工本，这又是南宋政府做不到的。

叶适对纸币与铜钱之间的关系、纸币流通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也做了相当出色的论述。

叶适指出，“天下以钱为患二十年矣”。“钱患”的症结所在究竟是什么呢？叶适回答道：是由滥发会子亦即纸币造成的。“百物所以为货而钱并制其权，钱有轻重大小，义自以相制而资其所不及，盖三钱并行，则相制之术尽矣，而犹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结果造成了，纸币发行越多，市场上的铜钱则越少；“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此今之同患而不能救者也”；“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于府库，外藏于富室，而欲以禁钱鼓铸益之耶？”因此，他抨击南宋光宗以来政府的货币政策说：“率意而戏造，猥以补一时之阙而遂贻后者之忧”，“兴利之臣苟欲必行，知摹刻之易，而不知其尽钱之难，此岂非天下之忧乎？”叶适的这个评论是正确的。劣币固然驱逐良币，纸币发行过量，造成通货膨胀，也同样驱逐了金属货币，更何况南宋政府全靠发行会子来解决它的财政开支和吸引市场上的铜钱呢？！

对南宋政府积贮铜币、只用楮币的政策，叶适也提出了正确的批评。他指出，“钱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权尽重于百物者，为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积而不发，则无异于一物”，这就确切地说明了铜钱的流通作用。在此基础上，他又指出，铜的磨蚀性，“月铄岁化，此其朘天下之宝亦已多矣”，把铜钱之类的宝货堆积在那里，让它自己“融溢”，更是划不来的。基于此，叶适又批评了南宋政府“徒知钱，不可以不积”，而不知道这样做却把铜钱“障固”起来而不能流通；“徒知积之不以不多”，但不知道铜钱积聚起来之后，“役楮于外”，让纸币取代了铜钱的流通作用，于是“天下而有坐镇莫移之钱，此岂智者之所为哉！”叶适不赞成单靠纸币作通货，而认为应当同时使用铜钱。在南宋，由于楮币日轻，民间的贸易仍然私自使用铜钱，叶适的上述见解，正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这一具体情况的反映。

叶适还曾指出，由于纸币的滥发，造成物价的上涨、货物的短缺：“行旅之至于都者，皆轻出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以胜计，故凡今日之弊，岂惟使钱日少，而他货亦并乏也”。为什么宋代的钱比古代多了许多，而仍然嫌少、不足用呢？这同滥发纸币一样，钱多了也造成物价的昂贵。“古之盛世，钱未尝不贵而物未尝不贱”。宋代不同了，就东南稻米之区而论，前此每石之中价才三四百钱，现在（指叶水心的时代，宁宗以来）每石中价“既十倍之矣”，三四贯文了。不仅稻米如此，“然大要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叶适认为，这不是“钱荒”的问题，而是“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的问题。为什么“物贵钱贱”呢？“天下惟中产之家衣食或不待钱而粗具，何者？其农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也，而天下不为中民者十六，是故常割中民以奉之，故钱货纷纷于市而物不多出于地也”。这些话虽然有些晦涩，但他指出由于中产之家这样的劳动生产者少，土地生产的东西不多，而货币在市场上纷纷出笼，在当时生产出现萎缩的情况下，市场上的商品已经不足，从而才导致物价的上涨的。这个见解也是值得注意的。从这一考察出发，叶适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夫持空钱以制物犹不可，而况于持空券以制钱乎？”^[43]这样，叶适便抓住了南宋政府货币政策的要害，并作出鞭劈入里的批判。在南宋士大夫有关货币问题的论述中，叶适的上述见解是有其精到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