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变法革新而位致通显的吕惠卿（1032—1111年），是北宋一代一个杰出的人才。早在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吕惠卿任职州县时，便受到当时著名士大夫的赞扬。欧阳修一则称吕惠卿“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可谓端雅之士”；再则称吕惠卿“学者罕能及”，真可谓之赞赏有加的了[60]。沈辽在荐举吕惠卿的奏札中称其“明习世务”，“材剧器博”，“举而用之，无所不宜”[61]。此后在变法斗争的过程中，连反对派中的程颐也不得不称道吕惠卿的才具过人[62]。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政，主持变法大局，吕惠卿以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的职位，参加了这次变法运动，与曾布共同成为王安石得力的左右手。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又一次地白热化，改革面临了严峻的局面。吕惠卿在这一时机出任了参政，与宰相韩绛一道，共同顶住了反变法的逆流，使变法革新得以持续下来。宋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年）故世，反变法派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登台执政，吕惠卿屡遭贬逐，在八、九年的谪籍中，连一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因此生病，被好事者诬蔑为戚戚所致。蔡京集团窃取了政权之后，吕惠卿仍然受到了排挤，始终在地方上任职。对这样一个人物，《宋史》的纂修者竟将其列入奸臣传，历史被颠倒到了这种地步！
熙宁二年吕惠卿任崇政殿说书不久，即碰上司马光在宋神宗面前借用西汉初年萧规曹随的故事，以反对当前的改革。吕惠卿也象司马光那样，引经据典，援用历史事例，畅论了改革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是不可避免的，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司马光的谬说。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变法之初司马光、吕惠卿之间一场“萧曹画一之辩”。变法开始后，吕惠卿参与了创制立法的重要工作，“制置条例司前后奏请均输、青苗、常平等敕”[63]，都是由吕惠卿拟就的，助役法的部分条例也出自吕惠卿的手笔[64]。因此，王安石极力称赞吕惠卿的才能，说他是“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虽前世儒者”也很难同他相比[65]。宋神宗也夸奖“吕惠卿言司农事甚善”，如果把司农寺（这是废除三司条例司后的主持变法的最重要的机构）的事情做好，则“天下事大定矣”！[66]吕惠卿不仅主张“变”，而且也懂得如何“变”，同时在“变”革中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他不仅仅是王安石的一个得力的助手，更加重要的是，他算得上北宋一代有数的思想家之一。关于他在变法时期的经济思想，我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已作了一些叙述，这里不再重复。下面打算考察一下吕惠卿在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有关货币问题的议论，而这些议论在我国古代货币史中是值得重视和值得研究的。
宋代的陕西路，如前所指，实际上包括了永兴军路和秦凤路两路，是北宋西北边防重地。为阻御党项夏国的侵扰，宋仁宗年间这个地区曾屯驻了四十万大军，粮草和各项军需的供应，便经常成为宋政府必须解决的一个烦难问题。所以自宋仁宗宝元、庆历以来，由于“边事初兴”，“经费滋多，财用匮乏”[67]，宋政府在陕西路铸造当十大钱，以图解决这个困难。不料这个错误的货币政策，却导致了私铸之害；“盗钱之奸，自此得利”，私铸的劣质货币随之充斥于陕西一路，人言为之鼎沸。在这个压力下，宋政府不得不将当十重宝改作折五钱，继而又改为折三钱折二钱，才算压住了这股私铸的歪风！
之后，宋政府又因缺铜，改铸铁钱，开始所铸大铁钱，“鼓铸精巧，磨鑢皆有楞郭”，民间虽欲私铸，“计其获利不能酬人工物料之费”，故铁钱与铜钱通行于市场，无高低之分。及至至和（1054——1055年）以后，铁钱铸造质量降低，盗铸因而又炽盛起来。陕西地方政府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仅将流通的劣质铁钱回收了事。于是“豪宗富室争蓄大小铜钱与旧铸大铁钱”，市场价格更因而发生了剧烈的波动。当时“买卖分六等：以小铁钱为一等，旧铸至和铁钱为一等，新铸折二钱为一等，私铸楞郭全备钱为一等，私铸轻阙怯钱为一等。凡仓库所出者，皆大小铜钱、新旧官铸大铁钱；所纳处既不复多得铜钱，所输于官者皆新旧折二钱及私铸铁钱。”自此以后，不仅铁钱日轻，而且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作用下，“铜钱或散入夷狄，或迁而输邻路”，公私所铸劣质铁钱便支配了陕西地方市场，造成物价的腾踊。以渭州为例，前此米麦每斗不过百钱，元符年间则在三百文以上，沿边城寨更高达五六百文。另一方面，原来铜铁钱是不分高低的，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以前，铁钱一贯二十文即可兑换一贯铜钱，由于是年陕西转运司只准许行使铁钱，在这一错误措施下，铜、铁钱的比值发生了一个陡然的变化，铁钱自一贯一百增至一贯四百才能兑换一贯铜钱。元祐八年又下令罢铜钱，兑率又提高到一贯五百至一贯六百。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到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铁钱“至二贯五六百文方换得铜钱一贯”[68]，铁钱贬值达百分之六十。因此，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解决问题？
吕惠卿有关货币的议论，就是在这个时刻提出来的。这篇重要文献载于李焘的《长编》卷五一二。在奏疏中，吕惠卿首先分析了钱轻亦即铁钱贬值所造成的危害。他指出：熙宁元丰十多年间，只有元丰五年（1082年）五路兴师环攻西夏才使米价涨至三百四十文，其余年分，“贱止八十文，贵不过一百八十文”。自元祐以来，铁钱日益贬值，米价日益提高，延安官籴五百二十文足，新米七百八十文足，陈米七百二十文足。目前用官籴已经收籴不上来，仅就此一项而论，比元丰五年提高了一倍多。延安府每岁籴买一百七十余万石，每年官府要多花多少钱？陕西五路又多花多少钱？这是铁钱贬值造成的第一个危害。铸钱的人工、物料也日益增贵。铸铁钱一贯，工本钱起码要五百文，获利不过五百文，运到沿边州县，“脚乘所费几半”，官中铸钱几乎无利可得。如不铸造，又缺钱用。这是第二个危害。除粮草之外，其他如军器物料和各种军需品也都涨价，“官中和雇脚乘人工之直比旧亦皆数倍”，这是铁钱贬值引起的第三、第四个危害。第五个危害是，由于铁钱搬运不足以抵偿脚乘之费，“以此搬运不行，则衙前之类不得不将官钱转易，往往遂至失陷破产，自罹重罪”。第六个危害是，茶、盐、酒税之入年有定额，现铁钱一贯只顶五百文，税额因此亏折了一半。还有，官员们的薪俸也由于铁钱贬值而大为减少，“无罪而月常夺俸禄”，俸禄高者尚可对付，“使臣选人无以自给，岂无怨咨”？这是第七个危害。最后第八个危害是，免役法也因“公人雇直但有减旧日，而物贵钱轻，费用不足，以此所在召募不行”，役法也因而受到破坏。总之，由于铁钱的贬值，从公家到私人，从边籴到运输，从官府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政府所执行的某些政策，都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危害和影响，问题是极其严重的。(www.xing528.com)
接着上述意见，吕惠卿又进一步分析了导致铁钱贬值的下列五个因素。熙丰年间，铜、铁钱并行，从陕西路去铜钱路分，铁钱可以兑换铜钱；到元祐年间，不许用铜钱，到铜钱路分又不能兑换，这是造成铁钱贬值的第一个因素。熙丰年间，东南盐钞每席不过六贯，贱亦不低于五贯，如贩到京师货卖，是有利可图的；目前盐钞一席十贯，京师则以本价即六贯加以收买，损失几半，这是造成铁钱贬值的第二个因素。造成铁钱贬值的第三个因素是：熙丰年间，为支付边防上的需要，准许人们到边防上入中便钱，可以到汴京或东南各地请领，仍支付加抬和脚乘费用；现在连官员们都不许将剩余的薪俸入便，而已经入便的，足钱支付给省钱，亦即入百文足钱只付给七十七文省钱，官府自己就轻视铁钱，铁钱那有不贬值之理？“官中每岁籴买，有出无入，钱并散民间，以至铁钱壅滞不通，这是造成铁钱贬值的第四个因素。最后第五个因素是：官府出卖度牒和银绢等，售价虽然较高，但其实值依然比不上过去的铜钱，因而度牒之类出笼越多，铁钱则越来越贬值了。
既然如此，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解决铁钱贬值的问题呢？吕惠卿继上述分析之后，提出了五项措施。第一是，恢复此前铜、铁钱并行的做法，将陕西转运司现存的五百万贯铜钱运到沿边各地，凡是到远方或是到使用铜钱的路分，一律付给铜钱，以后官府还要继续铸造铜钱，以铜钱支持铁钱，铁钱的贬值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第二，凡出卖盐钞，以及籴买粮食使用盐钞之时，都不许可超过钞面的值，商旅买卖交易，不携带钱而有钞可买，既不折阅蚀本，铁钱便可畅通，不至由于钞值的波动而引起贬值了，这是用稳定钞值的办法来稳定铁钱。第三，利用东南诸路上供钱和坊场剩钱，许可人们到沿边入便，而到内地（指汴京东南诸路）支付现钱，将民间的游资亦即过多的铁钱吸引到官府出纳的轨道上来。这样，不用鼓铸搬运，边防上便可获得充足的通货，而民间壅滞的铁钱则因此减少，在解决铁钱壅滞不通的同时，解决铁钱贬值的问题，以收一箭双雕之效。第四，官府出卖度牒银绢之类，也以铜钱估价，不贪图厚利，使商旅去陕西路有回头货可捎，由此疏导铁钱的流通。上述四项措施和办法，主要地是把民间过剩的铁钱吸引到官府中来，由此减少铁钱的流通量。当前的问题是，“民间钱多，官中钱少”，官府缺少见钱籴买，民间则蓄积以待善价，因而在实行上述办法时，事先要保密。可以宣谕陕西经略司、转运司等，先将银绢度牒盐钞等，除留充军费等用外，其余的则根据市场情况，量减一、二分价钱出卖，并量加分数，吸引人们到沿边州军入纳见钱、于内地请领，等到把民间铁钱吸引到官府之后，再逐步推行上述四项办法。这样，铜、铁钱并用，无须用更多的铁钱兑换；籴买和买卖盐钞，既按钞面值使用，银绢按铜钱价支付而不过多地取利，又许可人们入便，“支还实数”，即使中卖得钱也不愁没有回头货可带，“钱益重，物益轻，可复如熙宁元丰之间无轻重之异矣”！如果按照上述五项办法一一施行，那么，上面所说的“八害”便可转化为“八利”，即：籴买粮价必减大半；铸造铁钱可以象往常那样获得利润；收买各种物品可减半值；“和雇脚乘人工之直减半”；脚乘既可雇到，搬运铁钱到沿边城寨也有了着落；茶、盐、酒税之利可复旧额；陕西官员士卒俸禄口粮不再受到铁钱贬值的影响，“人无怨咨”；免役法也能够顺利地推行了。这些仅是从官府的角度来说的，至于“军民皆食贱物，百用倍省，其利又不可胜言”的了。
吕惠卿的上述建议，还未被采纳，蔡京集团即窃取了统治权，他们继续执行了元祐时期的反变法派货币贬值的错谬政策，这样不但陕西通货膨胀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通货膨胀又向其他地区蔓延了。吕惠卿的这项建议虽然未被采纳并付诸实践，却丝毫无损于这个建议所独具的那种远见卓识。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是变法派后期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创作的一篇极其精彩的历史文献。之所以称其为精彩的文献，就在于吕惠卿具体地分析了当时货币及与其相关的复杂的情况，从中找出解决这个烦难问题的办法来。他不但分析了铁钱贬值的危害和影响，而且还具体分析了铁钱所以贬值的诸种因素。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吕惠卿提出了这一设想，即：要想改变铁钱贬值，必须堵塞铁钱贬值的所有漏洞。这个设想表明了，吕惠卿解决陕西路铁钱贬值的问题，不是单纯从铸造铁钱这一因素着眼，而是将铁钱贬值同政府有关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以及边防上的需要等方面紧密联系起来，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所以他提出的办法是切合实际的，是能够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在提出解决铁钱贬值办法的同时，吕惠卿还提出了把壅滞在社会上的大量铁钱，通过政府的有力措施，将其吸引到流通的渠道上，并根据市场的正常需要使铁钱的流通量有所节制，这对于商品的交换、流通，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从表面上来看，似乎铁钱贬值仅限于陕西一路，属于局部性质的问题，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西北边防的供应，就会波及到盐钞价格，其他各地区也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危害和影响，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问题就不仅仅限于陕西路了。陕西铁钱的贬值，从历史上考察，是元祐初反变法派复辟之后造成的，而在绍圣元符年间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则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蔡京集团登台之后，继续实行了和扩大了反变法派的错谬的货币政策，使问题更趋严重而无法解决。从陕西路铁钱贬值问题的历史传承关系考察，更加说明了吕惠卿的经济思想所独具的那种灼见真知，是值得人们注意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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