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东晋南朝、唐中叶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虽然还有某些士大夫激于道德上的义愤，继鲁褒《钱神论》之后，对“钱”这个怪物进行挞伐，但是，到了宋代这个时候，“钱”已经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活跃起来了，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已经大大地改观了。
首先，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钱”具有强大的力量，连诗人的笔触也不得不承认：“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1]。正因为是这样，它也就博得了人们的青睐，所谓“钱之为钱，人所共爱”[2]。不但世俗的人们，就连出家的和尚道士也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喧嚷：“钱如蜜，一滴也甜！”[3]而且还伸出贪婪之手，向人们乞求。货币既有这样大的威力又是这样的“甜”，某些人便不顾一切地你攘我夺：“骨肉亲知以之而构怨稔衅，公卿大夫以之而败名丧节，劳商远贾以之而捐躯殒命，市井交易以之而斗殴戮辱”。在“乍来乍去，倏贫倏富”[4]的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情况下，货币的力量既使人们怵目惊心，又使人们茫茫然而无可奈何。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自我国古代行使货币以来，就出现了货币集中于少数人的现象。这个现象，可以从货币的贮藏方面得到说明。货币的一个重要的职能，即是可以贮藏。贮藏的货币，不限于铜钱，还有大量的金银。货币贮藏，历代有之，就宋代来说，早在其统一之前即已存在。《江南余载》记有：徐铉“在徐州治官舍，得宿藏钱数百千，铉耻而不取，乃复瘗之。”[5]官舍中的铜钱，大约是由官员们贮藏起来的。而更多的材料则说明了，大量的金、银、铜钱是由豪绅巨室窖藏蓄贮的。如广陵仓官吴廷瑫为其弟向一富室求婚，这家“室中三大厨，其厨高至屋”，“一厨实以银”，“又指地曰：此皆钱也”[6]。这个富室贮藏的金、银、铜钱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李顺起义军的参加者名叫王盛的，“驱迫在城贫民指引豪富收藏地窖，因掘得一处古藏，银皆笏铤，金若墨铤”，总共约“金帛三十余担往汪源山窖埋之”[7]。“其西南隅为居民王氏宅”，“掘之，得银一瓶”；“又李园者，以种圃为业”，“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满其中”[8]。“福州余丞相贵盛时，家藏金多，率以银百铤为一窖，以土坚复之，塼蒙其上。”[9]铜钱的贮藏数量也很惊人，如青州麻氏是当地大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缗〕镇库，未尝用也”[10]。值得注意的是，越是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名城大邑货币贮藏于地下者越多。如在临安北闸一家质库中，“下有大瓮，白金满其中”，“得银凡五千两”[11]。特别是洛阳这个历代名城，“地内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一个官员花数千缗买得一处旧宅，付出相当可观的“掘钱”。后来修建房舍时，掘出一个石匣，藏有数百两黄金，其值与所付房价、“掘钱”恰好相等[12]。这一事例充分地反映了象洛阳一类的故都窖藏金、银、铜币的情况了。金、银、铜币的贮藏，在中外历史上都不是少见的。拿我国封建时代来说，货币贮藏得越多，就越说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还不能够容纳更多的货币进入流通过程，所以它也就被作为一种财富贮藏起来；特别是在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时候，不但金银从流通领域中游离出来，连金银首饰也都熔化为金银块一道窖藏起来了。
大量的金、银、铜钱集中到官僚士大夫手中。官僚士大夫们单是优厚的俸禄，就能够致富。如宋真宗、仁宗时候的柴宗庆，身为驸马都尉，“所积俸缗数屋，未尝施用”[13]。而那些权臣、贵倖以种种鄙污手段搜刮聚敛，更加积累了巨亿的金、银财宝。诸如蔡京、童贯、朱勔、秦桧、张俊以及韩侂胄之流，就是其中最为贪鄙的。从张俊生前“家多银，以千两熔为一毬，目为不奈何”[14]，就可看出这帮贪鄙的家伙攫占了多少社会财富。宋高宗绍兴晚年，朝廷上曾经议论：“比年权富之家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巨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夺公上之权，而足私家之欲。”[15]无怪乎有的诗人写出这样的诗篇：
多蓄多藏岂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朝争暮兢归何处？尽入权门与倖门。[16]
地主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大地主，也集中了一笔可观的金、银、铜钱。前引青州麻氏原是宋真宗时候的官僚地主，因犯罪被抄家，之后又兴发起来，镇库之钱即藏有十万贯，便是一例。宋仁宗时阻御西夏，曾“借〔永兴军〕大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后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顷岁河东用兵，上等科配一户至有万缗之费”[17]。宋徽宗以恢复幽云故土而发动对辽战争，大肆搜刮，其中有所谓的“免夫钱”，分摊给各阶层居民。怀仁县杨六秀才之妻刘氏，“乞以家财十万缗以免下户之输”[18]。这类所谓的大姓、秀才都属于地主阶级，他们之所以能够贮积了大量货币，也显然是与经营商业、高利贷有密切的关系。每遇到战乱，这些财主往往把金、银、缗钱埋藏在地下。如“越人黄汝楫，家颇富饶，宣和中方腊犯境，以素积金银缗钱（可值二百万）瘗于居室”[19]。后来黄汝楫掘出了这批财货，献给方腊起义军，以此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这算是货币的一项特殊的功能。
寺院的僧道，不仅视“钱如蜜”，而且在其实际活动中也积贮了大批的金、银、缗钱的。北宋中叶的夏竦就曾经指出：“其徒豪右（僧侣上层中有财势者），多聚货泉。”[20]宋神宗熙宁年间，一个僧人曾“寓钱数万”于刘永一家，僧人死后，刘永一“请以钱归其弟子”[21]。许多寺院由于田产财货之多，“甲于一郡”，因而敢于用上百万到二百万的钱财，修葺寺阁，倍极华奢[22]。(www.xing528.com)
当然，大批的金、银、缗钱则集中于大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手中。越是在大城市中，这种情况就越是突出。如北宋时的汴京，“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23]；“兼并豪猾之徒，居物逐利，多蓄缗钱，至三五十万以上，少者不减三五万”[24]。南宋时的杭州也是如此：“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阉宦权贵皆盈室以藏之”[25]。就是在一般城市中，也不乏拥有巨资的富商大贾，如东京路兴仁府的坊郭户万延嗣，家业钱达十四万贯，“一路为最”，列于“高强出等户”。尤其是从事长途贩运和海外贸易的大商人，积累的货币财富更加惊人。如“建康杨二郎，兴贩南海，往来十余年，累资千万”[26]，“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资二万万”，“度今有四十万缗”[27]。大家知道，在司马迁撰写《货殖列传》之时，如樊嘉之流有钱五千万，就被称之为“高资”而列之于传。对拥有这样数量的货币资产，在宋代士大夫看来，“似不足道”，“中人之家钱以五万贯计之甚多，何足传之于史？”[28]这一事实，深刻地说明了，宋代商业资本较秦汉有了极为明显的增长。由于大商人挟有雄厚的货币力量，不仅他们个人如“零陵市户吕绚以二百万造一大舟”[29]，以此进行各项活动，而且在战乱年份、政府财政拮据之时，往往依赖于他们的支持。如宋高宗建炎年间，湖州王永从“献钱五万缗，以佐国用”[30]。因而富商大贾与朝廷、官僚士大夫的联系逐步加强起来，从而为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之向封建势力方面转化创造了条件。
金银缗钱既然形成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就会有竞争；有竞争，就会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因而出现了如前面李之彦所指出的“乍去乍来、倏贫倏富”这样急剧的大开大阖、大起大落、骤贫骤富之类的现象。由于当时人们还无法理解这种竞争，在这种竞争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货币拜物教，把货币的力量给以神化了。在宋代士大夫看来，之所以产生这类景象，是由人们的善恶行为决定的。如靖安的张保义，“藏钱不胜多”，“至筑土库数十所作贮积处”，经历了三十年，“暮岁忽闻库内钱唧唧有声，自往户外审听，持杖击其钱门曰：汝要去，须是我死后始得”；“邻里咸见其库钱晨夜飞出，如蝴蝶然”[31]。前面曾经提到，兴仁刘氏献钱十万缗作为下户的“免夫钱”，由于作了这件善事，不久又飞来了十万贯青蚨，而这十万贯青蚨上面有着青州麻氏的标志，也是与前事相类的事例。另有一个事例是，陈宏泰曾借给人一万钱，“征之甚急”，贷者对他说：“请无虑，吾见养蝦蟇万余头，鬻之足以奉偿”。陈宏泰听后忽然产生了恻隐之心，不但不让还债，另付十千，将万余头蝦蟇全部放生。一个多月之后，陈宏泰夜行之际得到了一个金蝦蟇[32]。这种货币拜物教反映了人们在货币力量的面前的软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幻想，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金银缗钱如果只表现其贮藏的职能，它也就不成其为货币，更不能成其为资本了。货币只有脱离了贮藏而进入流通领域，才有可能增殖。对这个问题，袁采有过如下的一段分析。他说：
人有兄弟子姪同居而私财独厚，虑有分析之患者，则买金银之属而深藏之，此为大愚。若以百千金银计之，岁收必十千，十余年后所谓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与者皆其息也。况百千又有息焉，用以典质营运三年而其息一倍，则所谓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与者皆其息也，况又三年再倍，不知其多少，何为而藏之箧笥，不假此收息以利众也。
应当说，袁采的这段议论是相当精采的。他反对把货币贮藏起来，认为这是一种“大愚”的行为；主张把货币用在“典质营运”方面，三年就会取得一倍的利息。袁采所谓的“典质”，指的是高利贷资本的活动形式，所谓的“营运”，是商业资本活动的一种形式。这是宋代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构成的两种形式。当然要把这两者区分得一清二楚，是困难的，因为商业资本不一定不放债，高利贷资本也不一定不搞一点商业经营，然而这两者毕竟是有区别的，袁采把它区分为“典质”和“营运”是甚为恰当的。下面就看看这两者是怎样用其独特活动方式增殖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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