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契丹辽国的贸易。
契丹族自从在西喇木伦河老哈河之间的草原上兴起之后，到武则天时则已成为唐东北边境上的劲敌。五代十国之际，契丹族在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契丹国和辽国，不但奄有了西逾流沙的广袤的草原地区，而且还囊括了长城南北燕云十六州之地。以草原畜牧业为主、以长城以南农业、铁山为中心的冶铁手工业为辅的契丹辽国，随着它的经济发展的需要，渴望同中原地区进行广泛的贸易和交换。
中原王朝适应了契丹的某些要求。宋建国之后，即同契丹开始了“缘边贸易”，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于镇、易、雄、霸、沧等州，“各置榷场”[1]，开始了官方的正式贸易。不久因战争而告中辍。澶渊之盟以后，双方又开辟了榷场贸易。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宋于雄、霸州和安肃军设置榷场，继又在广信军置场，由朝廷派官专掌，并由当地通判兼管其事。这就是所谓的河北四榷司，自宋英宗治平四年，其“物货专掌于三司之催辖司，而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督计之。”[2]辽国则于涿州新城、振武军和朔州南置有榷场，同宋贸易，“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3]，双方进行了大宗交易。之外，在定州军城寨、飞狐茭牙、火山军等地，也设有短时期的榷场贸易[4]。
榷场贸易完全是在双方官府监督之下进行的，是以双方官府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来互通有无，而且禁条甚多，这当然不能适应民间贸易的要求和意愿。因此，所谓的民间非法贸易便频繁起来。宋辽统治集团都想切断这种贸易。如宋仁宗皇祐元年令“河北两地供输民毋得市马出城，犯者以违制论”[5]；熙宁九年因边境上“私贩者众”，“立与化外人私贸易罪偿法”[6]，妄图斩断这种贸易。辽国同样是如此，特别禁止马匹的贸易，严令禁止“鬻马于宋夏界”，“每擒获鬻马出界人，皆戮之，远配其家”[7]。但双方的行政命令经不住经济力的冲击，人为的限制根本切断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之间的联系，因而宋辽之间的民间贸易越来越广泛地发展下去。
宋辽官方榷场贸易是极为可观的。宋太宗时，“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互市”[8]，随后又增加了缯帛（《通考》此项作绵）、漆器和粳糯等物品。从近几十年考古发见的情况看，辽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的瓷器，均系宋著名的定、汝、均和景德镇诸窑的产品，可见瓷器也是向辽出口的一项重要商品。香药、犀、象是舶来品，宋政府将其转卖给契丹统治者，用来换取粮食。景德二年榷场贸易恢复，即“出内香药二十万贯”，到河北与契丹“博籴”[9]。熙宁八年，市易司曾将价值二十万缗的犀象珠子到河北榷场上贸易。从以上事例可见榷场贸易规模的一斑了。
辽国在榷场上同宋贸易的物品为银钱、布、羊、马、橐驼等。羊是契丹出口的大宗，每年约有数万只，大抵供应皇家的需要[10]。民间也多到契丹“博买斛斗”之外，“收买皮裘”等物品[11]。沿边文官武将也往往“私买军衣绢染彩博市府州蕃马”[12]。汴京城内，百官们所食用的牛羊，也多半是来自契丹，“皆私易以中国之实钱”[13]。此外，硫黄焰硝等禁物，以及银、谷物等也是民间贸易的物品。从种类上说也是繁多的。
在宋辽贸易中，值得注意的是，辽国的湖盐向宋输出。辽西京道大盐泺、上京道广济湖大盐泺都盛产盐，“年深者坚如巨石”，“其碎者类颗盐，民得采鬻之”[14]。这种盐既不用煮，也不用晒，即可采取，因而价格是便宜的。辽把这种盐运到燕云地区出卖，同时向河北诸州军货贩，是极其自然的。在若干年间形成这样一个贸易传统之后，要人为地改变它是困难的。因此，宋建国之后，全国各地食盐都实行官榷，唯独河北路行通商法，民间可以自由买卖。宋太祖的这项政策，既照顾到了传统的民间贸易，又便于沧州盐场食盐的运销，是适应了当时河北路的具体情况的。唯其如此，所以在宋仁宗、神宗统治期间，榷河北盐的议论纷纷呶呶，不一而足，终于不能付诸实践；即使实现了，也不得不再改回来，实行原来的通商法。
宋对契丹的贸易中，铜币的滚滚北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宋初以来的“铸钱禁铜”之法一直是很严厉的，“载钱出中国及一贯文，罪处死”[15]，同样地也禁止流入契丹。可是，“北界（指契丹）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矣。”[16]钱既不能禁止其外流，王安石变法期间废除这条禁令，“铜、铅、锡官自出卖，许通商贩”[17]。在熙宁七年（1074年）这个新敕发布之后，即于河北榷场同契丹进行铜、锡等的贸易。据《长编》记载，铜达到五十七八万斤，锡九千八九百斤[18]。至于铜钱，只要按规定缴纳商税，可以自由地携带到国内外各地。于是，“边关重车而出”，铜钱加倍地流入到契丹统治地区，并且成为这个地区的通货。货币把契丹族和汉族紧密地绾在一起了，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与铜币和各种日用品一道流入北方广大草原地区的，还有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从宋政府的规定看，书籍之流入北方是有种种限制的。宋真宗景德三年的一道诏令说：“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19]可是，不论是文学的、医学技术的，还是政论的书籍，无不受到契丹各阶层的喜爱。由于“这些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20]，所以尽管朝廷三令五申，却阻遏不住各类书籍的源源北流。据说，作为亡国之君的宋徽宗，被俘到燕京后，在市上看到有王安石的《熙宁奏对日录》，用一件衣服换买到手。这个故事深刻地反映了，传入辽国的各种著作是为数甚多的。这样一来，辽国的文学、艺术、医学等许多方面，都受到了汉文化的重大的影响。以医学为例，契丹族的医生，一向不懂“切脉审药”，经过人们的介绍，“译方脉书行之，自是人皆通习，虽诸部族亦知医事”[21]，从而大大提高了契丹的医学知识。
汉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千百年来，契丹人民同汉族人民在生产中和在生活中是不断地接触着的，特别是在辽国建立，奄有长城以南一部分地区之后，这种接触就更加密切。由于接触的频繁和长久，在语言中就受到相应的影响。如契丹语中的塔不烟亦即挞不也、塔不也等等，是契丹人广泛使用的一个人名，其原意为耘田者。有的文章认为，这个“塔不烟”是从汉语中的“田父”、“田夫”对译过去的[22]。进而由此论及辽和西辽在农业生产上受到汉族的重大的影响。汉语不但对契丹族有深刻的影响，对其他各族也影响不小。许亢宗在出使女真金国的《奉使行程录》中指出，在东北有契丹、渤海、奚、高丽、女真诸族错综的地区，人们在交往中，“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以汉语为徵，方能辨之”[23]，更可见汉语在各族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样看来，契丹族与汉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联系是极其密切的。
与党项夏国的贸易。
党项族在李继迁的领导下，日益强大起来，据有兴、灵诸州。宋太宗几次用兵，终于未能剪除这个统治力量。赵德明为向河西一带伸展，避免两线作战，愿同宋和好。宋真宗于是在景德三年册封赵德明为西平王，在保安军开设榷场，作为宋、夏贸易之地。由于西夏从其立国始就怀有强烈的扩张的野心，同宋经常处于交战状态，榷场贸易不时地停辍下来。
宋、夏之间，在军事上固然不断发生冲突，在经济上、贸易关系上也存在矛盾。夏统治地区盐州有乌白盐池，盛产青白盐，也叫青盐。党项人主要以畜牧业为生，农业占的比重不大，“树艺殊少”，因此仰仗“池盐”与边民“交易谷麦”。党项人换得粮食，边人换得价钱便宜的食盐，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李继迁脱离宋朝，建立独立王国之后，宋并没有干预民间的这项贸易。自从灵州挽粟被李继迁抄掠，边将郑文宝提出：“银夏之北（似当作“地”），千里不毛，但以贩青白盐为命尔！请禁之。许商人贩安邑、解县两池盐于陕西，以济民食，官获其利，而戎益困，继迁可不战而屈。”[24]随着军事上政治上的对抗，宋试图以解池盐对抗青白盐，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宋太宗虽然下令陕西禁卖青白盐，“行之数月，犯者益众”，结果连归属于宋的党项人约一万余帐也被这道法令驱回到李继迁的一边。而商人们因“贩两池盐少利，多取他径出唐、邓、襄、汝间求善价”，“关陇民无盐以食，境上骚扰。”宋太宗被迫撤销了这道诏令。青白盐继续在宋、夏边境上买卖。
宋仁宗时，宋、夏媾和，元昊要求以十万斛青盐同宋互市。韩琦、田况都反对这项贸易，认为这十万斛青盐，“只以斛（当作“解”）盐半价约之，已及二十万贯”；“青盐只于保安军入中，必难尽易，当须官自辇置别州，且疲弊之后可复兴此劳役乎？自来沿边属户与西界蕃部交通为常，大率以青盐价贱而味甘，故食解盐者殊少！”“今若许入中青盐，其计官本已重，更须增价出卖，则恐沿边蕃汉尽食西界所贩青盐，无由禁止，解盐之利日渐侵削，而陕西财用不得不屈矣！”[25]上述情况表明：元昊试图把民间青白盐的贸易合法化和扩大化，转变为官府之间的贸易，从而把盐利攘归西夏统治集团。对宋政府来说，前此民间青白盐的贸易尚可容忍，但既不许可这种贸易扩大，更不许可这种贸易纳诸官府贸易的轨道，由此打击解盐，并使盐利从宋统治集团手中转到西夏统治集团手中。因此，在此后宋夏榷场贸易中，不但青白盐的贸易没有合法化，没有得到宋政府的承认，而且宋又通过对盐法的变革，力图以解盐抵制青白盐：“又以环庆、渭原、保安、镇戎、顺德地近乌、白池，奸人私以青白盐入塞侵利乱法，乃募人入中池盐（即解池盐）给券，禁人私售，峻青白盐之禁。”[26]宋、夏的对立，阻遏了有利于双方居民的这一正常贸易。
到宋仁宗时候，宋、夏榷场贸易扩大了。保安军、镇戎军是双方贸易的榷场所在。在榷场上，宋“以缯、布、罗、绮易〔夏〕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羚羊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27]。同时还规定了：“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28]边境上的榷场贸易进一步发展到汴京，苏舜钦记载宋仁宗时这一贸易情况说：“和藩日久，岁遣人至京师贸易，出入民间如家”[29]。宋哲宗元祐年间，夏使在汴京贸易也同样地兴盛：“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资，贩易而归，获利无算。”[30]南宋时，陕西五路被女真贵族占有，宋、夏边境不再相接连，榷场贸易被女真金国代替了。
与女真金国的贸易。
于白山黑水崛起的女真人，建国后的十一二年间，即先后击灭了辽和北宋，在淮水以北建立了金国。在所谓“绍兴和议”之后，南宋与金开始了广泛的贸易，对当时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同与辽国、西夏的贸易一样，南宋与金国之间的官方贸易也是在榷场进行的。宋、金榷场贸易虽始于“绍兴和议”的第二年即1142年，但此后由于不时的战事的影响，榷场时兴时废，贸易受到相应的阻遏。直到金世宗大定以后，双方进入了比较稳定的和平时期，贸易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在宋、金辽远的分界线上，南宋于盱眙、楚州之北神镇杨家寨、淮阴县之磨盘、安丰军之水寨、花靥镇、霍邱县之封家渡、信阳军之齐昌镇、枣阳军和光州光山县中渡市设有榷场；而金则西以巩、洮、凤翔府，淮水以唐、邓、颍、蔡、寿州，山东则于胶西县设置榷场，进行贸易。在双方榷场贸易中，南宋则以盱眙军、金则以泗州为最茂盛[31]。
在榷场上，除官方贸易外，也有民间贸易，这种民间贸易则按照如下的规定进行：（1）“商人资百千以下者，十人为保，留其货之半在场，以其半赴泗州榷场博易，俟得北场，复易其半以往”；（2）“大商悉拘之，以待北价（当作“贾”）之来”；（3）“两边商人，各处一廊，以货呈主管官牙人，往来评议，互得相见”；（4）“每交易，千钱各收五厘息钱入官”，即收千分之五的商税[32]。榷场双方都有场官主持，商人们要想做生意，照例要拿出礼物——钱去见场官，谓之“榷场分例”。对这种陋规，金世宗大定十七年曾明令禁止[33]。与此同时，金还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南商来做买卖。这是因为，南客“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舍之用，并须见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现钱三贯不可。”[34]为维持这种赚钱生意，金还竭力限制北商到南宋榷场上交易。如绍兴十二年开场之后，“近来泗州并不放北商过来”[35]，乾道年间，“北界商人未有一人过襄阳榷场者”[36]，金采用这种做法，欲使北方铜钱少向南宋流去。因此，在榷场贸易中，双方不仅有明争暗斗，而且金国一方对榷场贸易特加重视，以期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www.xing528.com)
在榷场贸易中，南宋向北方输送了无数的物资。以泗州场为例，岁供新茶千胯、荔枝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橘子八千斤、砂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等等。从各项记载综合起来，则有茶（包括茶叶、茶子、茶苗等）、米、麦、绢、虔布、丝、麻、书籍、牛、犀、象、苏木和香药等物。金向南方输送的物品则有解盐、丝、绢、绵、药材、羊、豕等，另外还有马、兵器等则为走私品，而为榷场贸易所不许可。
在榷场贸易中，双方都得到好处，而金由于重视这项贸易，获利尤多。如泗州榷场，金大定年间收入为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宋则仅得四万三千贯，远不如金。之后，金榷场收入又不断增加，承安年间泗州场增至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秦州西子场则自原来的三万三千多贯猛增为十二万二千九十九贯。无怪乎史臣们说：“〔榷场〕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室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费焉”[37]。特别重要的是，在榷场贸易中，不仅有生活资料的交换，而且也有生产资料的交换，这对于满足社会生活和生产的需要，都是有益的。此其一。其二，在商品交换中，南方商品输送到北方的为多，对当时满足广大北方社会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起了更多的作用。其三，南宋以来商品之流入北方，并未因宋、金的对峙而被切断或者逆转，这又说明了商品经济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在官方开设的榷场贸易之外，还有民间的所谓的非法的“走私”贸易。这种贸易即使在战火纷飞、双方对峙的年代里，也没有间断。例如在绍兴二年（1132年），“山东艰食，而帛踊贵，商人多市江浙米帛转海而东，一缣有至三十千者”[38]；绍兴五年，“金齐于沿海诸州置通物场，以市南物之可为戎器者，商人往者甚众，多自平江之黄鱼垛头易水牛以去”[39]。因此，硫磺、筋角和武器、缣帛又多从海上大量地运往北方。南宋政府下讥察之令，“沿海州县应有海船人户，以五家为一保，不许透漏海舟出界，犯者籍其资，同保人减一等”[40]。但是，经济的力量却冲破了行政命令的限制。这种民间贸易不仅没有间断，而且在榷场开放之后，依然有增不已。
民间“走私”贸易除各种禁运之物，运到北方去的，米是大宗：“嘉定十年三月一日，臣僚言：沿海州县如华亭、海盐、青龙、顾泾与江阴、镇江、通、泰等奸民豪户，广收米斛，贩入诸蕃，每一海舟所客不下一二千斛，或南或北，获利数倍”[41]。茶也是运输到北方的大宗商品，而且私茶数量甚大：“鼎澧归峡产茶，民私贩入北境，利数倍”[42]；“茶于蒋州（即光州）私渡，货于北客者既多，而榷场通货之茶少矣”[43]。缣帛、牛也是私贩中的大宗商品，“商人多市江浙米帛转海而东”[44]，“两淮间多私相贸易之弊，……牛于郑庄私渡，每岁春秋三纲，至七八万头”[45]。这些传统的自南流向北的商品，依然冲决了宋、金对峙的政治藩篱，源源不绝地流向北方，对北方的社会生活和生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流向北方的还有铜钱这个特殊的商品。自从榷场贸易后，七八十年间，铜钱象开了闸的巨流，滚滚而北。山东沿海一带登、莱、沂、密、潍、沧、霸诸州，“多有东南海舶，兴贩铜钱、水牛皮、鳔胶等物”[46]。商人们固然不顾一切冒禁兴贩，而官员、军校也都趋之若鹜，“私传钱宝出界”，“不容搜检”；[47]“递相提防，负钱于前，持梃于后，间有掩捕，公然抢夺”，以至“虽死不顾”[48]。铜钱的大量“透漏”，引起了南宋士大夫的严重的关切，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绍兴七年，李弥逊在一道上殿札子中指出：“比来郡县所输，悉入诸军，而军中非积钱之地……多自淮南转入伪境，以资敌国之用”[49]。绍兴三十年，王淮奏言称：“若钱宝则有甚焉，……而过淮者，日数十人，其透漏可概见矣。”[50]宋光宗、宁宗之际，邵骥也有所论述：“铜钱日越虏界，而彼之钱未尝秋毫涉吾地也。以彼轻货，易吾楮币，复以楮币要我铜钱，是以其无用倾我有用。”[51]史浩也曾指出：“逆虏每以土产之微，于榷场多方换易铜钱，彼无用也（此意见不对），徒以国家以此为宝，故欲多藏以困我”。[52]于是从绍兴年间，南宋士大夫便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制止铜币的北流。金国方面，则像在榷场贸易中那样，采取种种措施吸引铜钱的北流。这样，在宋、金贸易中，便发生了一场持续数十百年的有声有色的铜币争夺战，成为我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极其精彩的一幕。
在这场铜币争夺战中，宋虽然挖空了心思，采取了这样和那样的措施（将在货币一章中再加叙述），但终于失败了。而女真贵族统治集团在这场争夺战中获得了极大的胜利，吸引了数量巨大的铜币。同契丹辽国一样，女真金国举国上下也是使用宋代所铸铜钱的。如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国的范成大在其《揽辔录》中曾说：“金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钱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于河南，故仿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这说明了，以宋代为主的铜钱在女真金国统治地区是作为通货在市场上使用的。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远至黑龙江省的肇东兰溪、阿城，吉林的斡安，以及辽东半岛各地，到山东半岛，不论是从墓葬中，还是从发掘的窖藏中，都可看到，除瓷器、铁器等物品外，都有为数甚多的宋代铜钱。上述事实，深刻地说明了，从白山黑水，到岭峤海南，当时中国虽然形成为宋、金对峙，但货币却冲破了这种政治障碍，成为连结广大地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纽带了。这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至于在这场铜币争夺战中女真统治者之所以取得胜利，以及金末的二三十年间，铜钱又倒流到南方，有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深刻的论述[53]，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与西北西南诸族之间的贸易。
所谓西北诸族，包括回鹘（维吾尔族）、蕃族（藏族）等，居于青、甘、新、藏一带；西南诸族包括彝族、白族和壮族等，居于川、滇、桂一带。宋同诸族之间的贸易，主要地是“博易”马匹。而“博易” 的形式在两宋三百年间则有不同。
我国古代的一些中原王朝，在同草原民族对抗过程中，总结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蕃育马匹，建立一支机动的强大的骑兵，才能同草原民族一争雄长。而马匹的蕃育，又必须在高亢凉爽的草原地区才能成功。因之，一些强大的王朝如汉、唐，既据有长城之险，也占有一片肥沃的草原，买马与养马同时并举，往往拥有数十万匹军马。宋朝虽然也继承前代的这项做法，但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牧监养马效果不佳，只好买马以补充其骑用。于是博买马匹便成为宋同周边诸族贸易往来中极为重要的一项。
宋建国之初，即开始买马，而且买马是从多方面进行的：“凡市马之处，河东则府州岢岚军，陕西则秦、渭、泾、原、仪、环、庆、阶、文州，镇戎军，川峡则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军，皆置务遣官以主之”。[54]不但同西北诸族贸易，而且同东北的女真族也泛海贸易，据张齐贤的奏疏，所买不下万匹。由于契丹辽国向东北一带伸展，宋与女真的贸易便断绝了。
宋初在陕西置有提举买马监牧司，每年以银四万两、绢七万五千匹作为买马之用[55]。以银绢易马，这是自唐代以来同回鹘交易即曾采用的办法。不过，在这个时候，宋与诸族的贸易具有特殊的形式。一是“贡马”的形式。回鹘与宋的贸易，在西北各族中占首位。它一次向宋“朝贡”就献有名马一千匹、橐驼五百匹[56]等物。“朝贡”乃是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它是在榷场之外、直接去汴京进行交易的。宋政府以回赐的方式，与这些贡品相交换，而且回赐一般都很优厚。利用这种方式，回鹘以马匹、白叠布、各种毛织品如褐、斜褐、罽毡等，以及貂鼠皮、珠玉、硇砂、镔铁等物换回了茶、铜钱、银、帛、丝等。
从“朝贡”或“贡马”演变而来的是“券马”，这是宋初与西北诸族市马中普遍采用的形式。它的办法是：“每岁皆给以空名敕书，委沿边长吏，择牙吏入蕃招募，给券、诣京师。至则估马司定其直，自三十、五十至千，凡二十三等”[57]。这种“券马”的方式，对宋政府来说，从马匹进入宋统治地区，马匹的草料，送马人的食住，以及马匹的酬价，全由宋政府包下来，所费确实不少。如薛向奏言中所说：“每蕃汉商人聚马五七十匹至百匹，谓之一券；每匹至场支钱一千，逐程给以刍粟……计其所直，每匹不下五六十千”[58]。但这种办法是由商人亲自押送，马匹死亡率较小，因而较宋政府自己运输的“纲马”要优胜一筹的。这时的市马达一万五六千匹到两万匹，每年约费百万缗，为数也就非常可观了。
宋神宗统治期间，由于在西北取得了一些军事胜利，收复熙、河、兰、会诸州，建立熙河兰会路，因而这个地区成为同西北各族进行交换的最前沿，买马也就从前此的秦州推移到这个地区。前一阶段的贸易，主要是以银绢市马，由于西北各族嗜好饮茶，以茶易马便成为这一阶段贸易的主要内容。这项变更便是历史上所说的茶马法。
茶马法的倡议者为王韶。熙宁七年（1074年），王韶收复河州，称“西人多以善马至边，其所市惟茶”，而熙河缺茶，难与为市，因此要求买茶易马。宋神宗于是派李杞入川，措置此事。李杞遂于这年将成都府路和利州路实行官榷，成立了买茶司，在产茶地置场收买。翌年八月，李杞奏称“卖茶博马，乃是一事”，要求这个买茶司也提举买马司，岁仍以两万匹为额。“茶马法”便是在熙宁八年开始的。两司分合不一，有时合并，称为川陕都大提举买茶买马司，有时分开，蜀川仍主要负责买茶事宜。为博买马匹，当时确定雅州名山茶[59]，以及油麻坝、洋州茶专门买马，共计六万驮，每驮百斤，共六百万斤，而其中名山茶则为四万驮[60]，总计四百万斤，约占川茶产量百分之二十。在熙宁以前，马每匹不下三十贯，茶每驮不过十二贯。到元丰年间，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一寸价分七等，自三十二贯至十六贯[61]；“马价减于旧日，茶价贵倍于前”，因而茶马交易颇为顺利，年额二万匹，可达一万四千匹至一万六千匹[62]。宋徽宗时，买得良马万匹，约用名山茶三万驮[63]。以茶易马确使宋政府得到了好处，但茶自蜀川运至秦州、熙、河等地，则成为当地人民的一项重负，这一点在茶专利一章已谈过了，不再多赘。
宋除在西北博马之外，在黎州、威州、茂州、叙州和南平军也设有榷场，专门同蕃族（藏族）彝族和苗族贸易。其中黎州，也是北宋博马的一个重要地点，仅次于秦、熙诸州。不过，这里的马匹，远不如河东路火山军一带博买的马，也赶不上西北博买的马。虽然马匹不好，“类不堪披带”，马价却极为昂贵。一匹四尺四寸的大马，须用“名山茶三百五十斤（每斤折价三十文），银六两（每两止折一贯二百五十文）、绢六匹（每匹止折一贯二百文）、絮六张（每张止折五十文）、青布一匹（止折五百文）”，折合黎州马价要比秦州马价贵四倍（所谓“衮比马价钱四分之一”）。马价如此昂贵，宋政府仍然购买一批，一般年额为二千匹，元符二年买到五千二百匹，翌年四千一百余匹，崇宁年间则以四千匹为限[64]。宋政府之所以如此不惜重费，主要在于通过这项贸易，能够同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更加和睦融洽起来，马端临称这里所买到的马为羁縻马，其意义大概是这样的吧！
南宋继续了北宋的茶马法，因陕西五路陷落，则进一步扩大买马的门路。首先，北宋原来买马的地方，南宋照样因袭下来。员兴宗说：“盖川秦所分市马之地，陕西则阶、文、西和等州，四川则黎叙南平等处”[65]。不过原在秦州的买马司则南移至汉中，而在黎州一带的博易，于绍兴二四年（1144年）加以扩大：“复置黎州在城、雅碉门、灵门三博易场，委四川茶马司专一提举”[66]。除用茶博买外，蜀锦也是一项重要的交易品，成都府锦院中的产品就用来支持这项贸易。员兴宗指出：“川秦博马之物不过数四，有锦有茶又有绢，陕西则多用茶而少用锦，四川则多用锦而少用茶”；“良马一驷直一百五十余贯”[67]，显然马价到南宋有所提高了。与此同时，马匹由政府直接运输，即所谓的“纲马”，成为一项重负。四川茶马司宣抚司买马一万八百余匹，纲运船只每年约二万六千贯，梢工、水手一岁“当费十二万贯”，草料批券亦二万余贯，单是这项运费即达十五六万贯[68]。加上这时候的马价，如宕昌寨、峰贴硖、黎、文、叙州置场处，“每匹不下用茶七駞，准绢七十匹，并部押官兵资赏口券，马一匹约铜钱三百贯”[69]，成为南宋政府一笔不小的开支。
广南西路的邕州横山寨和宜州，是南宋扩大同包括大理在内的西南诸族贸易的场所。横山寨距邕州还有七程，是南宋最西南的边境，大理等族与广西买马司在这里作为“每岁市马之地”[70]，是一个固定的博马场。西南诸族，“将以二月市马，必先遣数十骑至寨，谓之小队，如失其心，则马不至矣”。因此，“邕管多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语不通，一听译者高下其手，吏因缘为奸，非守倅廉明，则弊倖滋甚”[71]。南宋乾道年间，“马每匹直大约用银四五十两，而全纲善达者十无二三”[72]，代价不小，而能够上战阵的马则寥寥无几。洪迈曾经指出：“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万匹，使臣将校既得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类，其费不资，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又三衙遏暑月放牧于苏秀，以就水草，亦为逐处之患。”[73]南宋在买马养马中所付出的代价，远超过了北宋。单同西南诸族的贸易，银绢便花费很多。“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余匹”，“每年所得银绢二十余万”[74]。有的上好的锦，则来自成都府锦院，从这里就可看出南宋政府多么重视这项贸易了。市马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这项贸易，却密切了同大理白族的联系，则是值得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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