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征商是古代关市之征的继续和扩大。两宋三百年间，商税征收与日俱增，不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使宋国家财政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若干年来，对宋代商税研究有不小的进展，但对其中许多问题，如宋代市场性质、商税的影响和作用仍有不少分歧。本章将结合前此的研究，对以上问题加以说明和探讨。[16]
宋开国之初，对商税的征收即十分重视。陈傅良指出：“我艺祖（按指赵匡胤）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后累朝守为家法。”[17]所谓商税则例，就是有关商税征收的条例和规定。宋太祖开国初制定商税则例的情况已不可考，但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诏书来看，命诸路转运司“以部内州军商税名品参酌裁减，以利细民”[18]，显然是对征收商税的全部货品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到淳化五年（994年）五月，诏书上在说明征商意义的同时，还声称：“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当算之物，令有司件析，颁行天下，揭于板榜，置官宇之屋壁，以遵守焉。”[19]很显然，商税则例虽然创始于宋太祖开基之初，却经历了三十多个年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方才完成，并史无前例地第一次将其揭榜置壁、公诸于众的。宋代商税则例的创行，极其清楚地告诉人们，它否定了前此割据时期诸国所实行的地方性的征商制度，而代之以新的划一的征商条例和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这一做法，不但能够克服地区性的征商制度中畸轻畸重的问题，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割据者们为遏止本地财赋的外流而设下的重重障碍，大大方便了商品的流通。商税则例的制订和公布，显然是统一条件下经济发展、商品货币流通的客观要求，因而不能低估它的意义和作用。
宋代征商之制，在宋太宗淳化五年诏书中曾有如下的简要规定：
国朝之制，〔关市之税〕，凡〔布〕（原作刘，不可解，当从《通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駞，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仍以其半与捕者。[20]
上述这些与前引“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算”，亦都包括于商税则例之中。所有这些，在实际中是怎样规定和执行的，以及是否都能够“遵守”，特别是官吏们是否都能够一一“遵守”执行？下面结合其他记载，考察一下商税则例的具体内容。
（一）关于官员们经商是否征税的问题。
宋初的一些文官武将，以其“从龙之彦”的特殊身份，“乘传求利”，四处经营：“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镇，颇恣部下贩鬻。宋初功臣犹习旧事。太宗初即位，诏群臣乘传出入，不得赍货邀利，及令人诸处图回，与民争利”。例如张永德在太原，曾派亲吏“贩茶规利”，甚而“阑出徼外市羊”[21]。身任宰相的赵普，“遣亲吏诣市屋材，联巨筏至京师治第；吏因之窃货大木，冒称普市，货鬻都下”[22]。在赵普到秦陇私贩大木的时候，不少“近臣戚里”参与了这项活动，“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又“厚结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23]。驸马都尉柴宗庆，“遣家僮自外州市炭，所过免算，至则尽鬻之”[24]。为制止达官贵人们这类活动，太平兴国二年正月诏书禁止：“自今不得乘传出入，赍轻货、邀厚利”[25]，即不许这些特权者再做买卖。同时，还借着市秦陇竹木的案件，审讯三司副使范旻“属吏”[26]，压制这股歪风。虽则如此，一些贵戚仍旧贩鬻规利。驸马柴宗庆指使他的妻子鲁国长公主向宋真宗求情，试图将华州市木免除商税。宋真宗说：“先朝深戒戚里不得于西路收市材木，盖虑因缘贩易，侵坏法制。鲁国所请且从之，可诏驸马都尉柴宗庆谕旨，自今不得如此”[27]。此后，官员武将们，不分大小，只要追逐商业利润，就必须按商税则例缴纳商税。天圣四年四月“六日审刑院言：准咸平四年诏，京朝幕职官、州县官，今后在任，及赴任得替，不得将行货物色兴贩；如违，并科违敕之罪，商物依例抽□罚”[28]。大概在咸平四年制定了按商税则例（即“依例”）“抽罚”的。到宋神宗元丰年间，进一步明确地规定了，“宫观寺院臣僚之家为商贩者，令关津搜阅，如元丰法输税，岁终以次数报转运司取旨”。宋徽宗宣和二年，因“比年臣僚营私谋利者众，宫观寺院多有免税专降之旨”[29]，朝臣们要求，对这些人“杂载舟船，若过关津，并许搜检”[30]，于是诏书重申按元丰法输纳税钱。对官员们的贩鬻贸易，朝廷斥之以“与民争利”，名义上是不许可的。但在商税则例中，则确定了包括官员们在内，只要经营商贩活动，就得照章纳税，这是一个确定不移的原则。
（二）对偷税、漏税的处罚条例。
前引淳化五年诏书中说：“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仍以其半与捕者”。用处罚的办法，以防止偷税漏税，使国家商税的征收得到保证。据宋仁宗天圣元年八月三司奏称，杭州富阳民蒋泽等提到偷税漏税的商人沈赞，将其贩运的一百八十二匹罗“没纳入官，支给赏钱”。可是经“省司看详条贯，婺州罗帛客旅沿路偷税，尽纳入官，即无条许支告人赏钱，欲依条支给，数多不得过一百贯，从之”[31]。从这个事例来看，贩卖罗一类的商品，偷税时全部没收，而不是淳化诏书中没收三分之一；对告人的赏钱也不是没收三分之一的物品的一半，而是最多不得超过一百贯钱。此外，为了严禁偷税漏税，天圣二年又规定了，婚姻所用的“聘礼物色匹帛”，如在本州县内，可以免纳商税，只要出本州县之境，到其他州县去，“及经由商税处，即依例收税，所在不得出聘礼公验”[32]。看来连婚姻所需也要缴纳商税了。
（三）按商品价值抽税和根据运输工具的容量抽税的问题。
宋代商税，在广大地区上是按物品的价值而抽税的。这里不妨以金银为例。宋代对金银和金银器物都一概纳税。宋真宗天禧二年前，夔州上买供银，“旧例商人赍银入城者，每两税钱四百五十文足，如无邻州公引，即倍税之”，因税重贩少，天禧二年七月不得不除去这项征商[33]。宋仁宗天圣二年四月，汴京商税院奏称，“旧例诸色人将银并银器出京城门，每两税钱四十文足，金即不税，自今每两税钱二百文省。从之。”[34]夔州税银每两四百五十文足，指的是川峡诸路所行使的铁钱，折合铜钱为四十五文足，夔州税银一两要比汴京多收五文。从这里可以看出，尽管宋代有了统一的商税则例，但在各地区的征商中，同一种商品仍然存在征税畸轻畸重的问题，当然比割据时期的情况稍有改善而已。宋代金银价格是不断上涨的，宋真宗“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五千”，到大中祥符年间，即“增踊逾倍”，银一两到一千六百、金一两十千了[35]。金银的比价大体上是一与六之比，但就商税征收情况看，金一两征商二百文省，即一百五十四文足，而银为四十文足，则为一比四。对金的征税显然是稍轻的。从这里又可看到，宋代征商又是以商品价值来确定轻重的，即按贵重者税重、轻贱者税轻的原则来确定的。宋代商税则例之确定这一原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
但是，在个别地区，如海南岛，不是按照上一原则来征收商税的。这个地区收税办法是：“定车船之丈尺纳，谓之格纳。其法分为三等。”就是说，根据运输商品的工具——车船容积或载荷量的大小来收税的。按照这种办法，“假如五丈三尺为第二等，则是五丈二尺遂为第三等。所减才一尺，而纳钱多少相去十倍。加之客人所来州郡物货贵贱不同，自泉、福、两浙、湖广来者，一色载金银匹帛，所直或及万余贯；自高、化来者，惟载米包瓦器牛畜之类，所直或不过二三百贯。其不等如此，而用丈尺概收税，故泉、福客人多方规利，而高、化客人不至，以此海南少有牛米之类。”[36]用这种办法征商，极不利于商品的流通，以至“高、化客人不至”，“海南少有牛米”，直接影响了海南岛地区生产和生活的改。不过，这种征商办法仅限于海南岛局部地区，而绝大部分地区则采用上述征商的办法。
（四）关于铜钱是否征税的问题。
宋代金银以及金银器，不限于商人，出京城门都是要征商的，上面已经说过。那末，携带铜钱，或者商人们携带铜钱是否征商呢？宋仁宗天圣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臣僚上言，有乞税钱陌者。帝曰：货泉之利，俾其流布，而税及之，为深患矣！不可施行。”[37]南宋孝宗乾道六年正月十三日诏书上说：“沿江诸郡税场，今后商贾所载物货，如系茶盐米面铜钱，敢有违法收税者，许商贾越诉，监司按劾以闻。”[38]加藤繁氏根据这些材料，极其肯定地说：“在宋代，对商贾的缗钱是不课税的。”[39]这个意见还有探讨的余地。
宋太祖建国之年，在诏书中提到：“请州勿得苛行旅，赍装除货币当输算外，不得辄发箧搜索。”[40]诏书中所书的“货币”当然包括金银铜钱在内，都是应当“输算”即缴纳商税的。王安石变法，除铜钱之禁，铜钱可以携带到海外诸国，“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缘边州郡钱出外界，但每贯量收税钱而已”，这同样指明，携带铜钱要出税钱。如果认为这种税钱是因铜钱出外界而征收，但另外的材料，如戴静华同志所引用的，“五谷无税商贾必大流通，不载现钱，必有回货，自皆有税”，同样证明铜钱是有征商之税的[41]。只是在这种情况下，铜钱才不征商，如宣和四年六月十四日诏书中提到的：“官司将客人船载有公据买盐钞见钱，妄喝税物收税致留滞者……科徒二年”[42]；“请官便钱而不出城”的，以及“或卖官物入官而所给钱虽出城”[43]的，也都在免征商税之列。除上述这类情况之外，不言而喻，显然是征税的。综合来看，北宋铜钱是征商的，南宋因政府铸造铜币甚少，铜币在市场上多不公开流通，为鼓励铜币之投入市场，于是有上述宋孝宗乾道四年的诏令，严禁对铜钱征税。
（五）关于以货币为主、以产品为次的商税征收问题。
在商税征收中，货币居于主导的地位，后面商税征收的数量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与此同时，商税还征收一定数量的产品。所谓“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这种产品抽税率是百分之十。如大中祥符编敕中规定，“每木十条，抽一条讫，任贩货卖，不收商税”[44]。石炭在大中祥符二年免征商之前，“每驮抽税十斤”[45]，按一驮为一百斤，石炭抽税也是百分之十。从另外一些材料看，抽税超过了百分之十。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诏书上说，从徽、严二州贩运木材，如不去临安，“辄于中路截往别处，许诸色人陈告，将木植三分之一给告人，二分没官”；同时还规定了，“罢二州（指徽、严）抽解，径发至临安府，抽取三分”[46]。“抽解”也就是“抽分”，徽、严二州木材运至临安纳税百分之三十，这种商税也够沉重的了。抽解的物品，据绍兴四年二月三日的一道“德音”，“应残破州县民间建造屋宇，合用竹木砖瓦之类，并与免税，仍免抽分”[47]，可以知道竹木砖瓦之类也都是可以抽分的。对产品的“抽解”，同市舶贸易中的“抽解”大体上是一致的。
（六）商税的几种形式和商税税率。
马端临指出：“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48]。“过税”和“住税”这是传统商税中两种重要的形式，具有普遍的意义。除此之外，还看到一些特殊的形式的商税。吕陶于元祐更化之初，非难宋神宗时川茶的官榷。他说，蜀茶可以商贩的有两千五百万斤，“流转三千里之内，所谓住税、翻税、过税者亦可得五十万贯（原注：旧例住税每斤六文，客人买出翻税每斤六文，两项可得二十五万贯，所过场务……过税每斤收二文，五场共计十文，又可得二十五万贯”[49]。这种翻税也是一种形式的商税。
所谓翻税或买出翻税，当即翻引税。如在两淮茶商所使用的长引，“水路不得过高邮，陆路不得过天长县”，后经改变，愿去楚州和盱眙军的，每二十三贯或二十六贯引各贴纳十贯五百，这种改变售茶地点的贴纳即谓之“翻引钱”。如到楚州、盱眙军后，还要到淮北诸州军，即再贴纳十贯五百文[50]。翻税和买出翻税就是这类的翻引钱，它在茶叶经营中才存在，因而这一形式的商税具有它的特殊性。榷盐中的“钞面转廊”与这种翻税、翻引钱，颇多类似，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税。以上两者都隶属于前面几章，故附在这里一提。
其次，看一下宋代商税税率。宋代的过税和住税是在商品从买到卖完成其流通过程中征收的。这两者的总和表明了宋代商税税率的高低。前引《通考》所载，过税每千文算二十，住税为三十，二者共为五十，商税税率为百分之五。这是商税则例的一个重要规定。但是，在实际中，能否执行呢？显然不能。以前引川路过税、翻税和住税来看，翻税严格说来，应当属于过税，至少其中的百分之四十属于过税。如果这样理解不错，二十五万贯翻税中十万割属于过税，则过税为三十万贯，而住税和翻税则为二十万贯，过税比重远大于住税。即使翻税不动，和住税加在一起，才与住税相等，这同样说明在实际征收中，过税比重大于住税。这样就同商税则例的规定不一致了。为什么过税征收的比重大于住税呢？这是因地方上的税务林立，每过一个税务，就得缴纳一次过税，于是在商税征收中，过税要大于住税，从而使商税率不是百分之五，而是百分之十，百分之三十，前面的产品“抽分”即可说明，后面还将继续说明。(www.xing528.com)
（七）关于田契钱等的征收。
商税则例中规定，“民间典卖庄田、宅店、马、牛、驴、骡、橐駞，……皆算”。因之，这些物品的买卖，是商税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前编提到，宋代继承前代制度，上述田宅牲畜的买卖，都必须立契，到所在官府上印、纳税，谓之红契；不到官府纳税、上印，则谓之白契，白契则是非法的。《三朝名臣言行录》上记载如下一则故事，邵雍在洛阳的田宅，系由司马光等人送给的，“康节宅契，司马温公户名，园契、富郑公户名，庄契、王郎中户名，康节初不改也。”[51]这些庄、园、宅契都是上印、纳了税的。
宋代田契钱的征收，始于宋太祖开宝二年九月，“令民典卖田宅限两月输税”。[52]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因“庄宅多有争诉”，“说界至则全无丈尺，眛邻里则不使闻知”，召集庄宅行，“众定割移典卖文契各一半，立为榜样，违者论如法”[53]。宋仁宗嘉祐三年规定，田契钱每千文收四十文，即按百分之四的税率收税。以后不断增重，宣和四年为六十钱，建炎三年增至百文，绍兴五年又附加勘合钱十文，继又三文，共为一百一十三文。田契税税率从百分之四增至百分之六、百分之十、百分之一一·三。大约在南宋孝宗时候，“民间市田百千，则输于官者十千七百有奇”[54]，税率为百分之一〇·七。较之宋仁宗嘉祐三年，税率增至百分之二五〇强。田契钱由谁承担呢？据洪迈的记载，“皆买者独输”的[55]。与田契钱相关的，从宋徽宗时征收田契纸墨费即所谓钞旁定帖钱或勘合钱，也一增再增，由买者承担，这种杂税在第一编中已经说过了，不再重述。从田契钱来看，说明了宋代商税的征收是不断增重的，尤其以北宋徽宗到南宋年间，增加得更重。
至于牲畜等的买卖，宋徽宗崇宁三年六月十日敕规定，“诸典卖中畜契书并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卖”[56]，可见买卖牛畜不但要纳税，而且还要立契。自驴以上的大牲畜大约都是如此（《颜氏家训》记有买驴立契的故事，可见这是传统的做法。具体的税收则不清楚）。猪羊的买卖有税，屠宰也要纳税，“今天下税务，猪羊凡屠宰者，皆须日负载入务收税”[57]。永康军崇德庙，因系灌口神祠，每年要有四万口羊供向神祠，“一羊过城，则纳税钱五百，率岁终可得二三万缗”[58]，所谓“税钱五百”，是过税呢，还是屠宰税呢，已无法说清楚，但其为征商之税则是可以确定的。而且从羊论头征税来看，猪的征税想必与此差不太多。
（八）对前代征商制度的继承。
宋代商税则例虽然是针对五代税收的混乱而制订的，因而对过去自然有变革的一方面，但也有继承的一方面。现从一些具体事例中来加以说明。
（1）川峡路“忠州等处伪蜀日以鱼为膏，输其算”，成都府“部民凡嫁娶皆籍其帏帐妆奁之数估价抽税”，“江淮湖浙民贩芦苇者”，“琼州伪命日，每遇市集居人妇女货卖柴米者，邕州人收一钱以为地铺之直，琼州粳米计税四钱、糯米五钱”[59]，凡此之类，或属于“贩夫贩妇细碎交易”，或属于无名苛敛，先后被政府下诏免算，这是一类情况。
（2）割据时期，江湖以及池潭陂塘盛产鱼虾莲藕的地方，“皆纳官钱，或令人户占买输课，或遣官吏主持”，这就阻碍一般贫民下户的采捕，对生产是不利的。针对这类情况，曾屡次下诏废罢。淳化二年的诏书上说：凡“诸处鱼池旧皆省司管系”者，都一律开放，“鱼鸭之类，任民采取，如经市货卖，即准旧例收税”[60]。诏书虽然屡下，各地豪霸继续霸占了公共的湖陂，在第一编水利中已经谈过了’ 不多叙述。由于上述措施，公共使用的江湖陂池的开放，不仅对生产有利，对政府商税的增长也是有利的。
（3）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知滨州吕夷简要求免去河北农器税[61]。宋真宗，“务穑劝耕，古之道也”，非特免河北农器税，“自今诸路州军农器并免税”[62]。可是在实际中是否执行，则大成问题。天圣四年，“高邮军商税务令民纳犁具税钱”，于是又重申农器免税。转眼至天圣六年，诏书上忽然说道：“自今民贩生铁器上京，所经县镇依诸杂物例关报上京，送纳税钱”[63]。所有生铁器不都是农器，但至少一部分生铁器是农器，或一部分农器是生铁器。这道诏令对于作为农器的生铁器是征税还是不征税呢？很难说是不征税的。南宋绍兴五年，知扬州叶焕为使江浙货物贩运到扬州，以恢复兵火焚荡之后的残破，曾规定“贩运斛斗、布帛、农具、竹木、丁铁”等等都免征算[64]。到绍兴八年，中书门下省奏称：田亩“全藉耕牛布种，访闻人户买贩耕牛，州县往往收税邀阻，及鼓铸农器经过关津亦不依条免税”，于是又再次申明，并“令监司常切觉察，仍多出文榜晓谕”[65]。身居中书门下省的高官，就只能“觉察”和“晓谕”，税吏们是否“晓谕”和被“觉察”，是另一回事了。
（4）同农具一样，米面免税云云也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言。早在宋太祖乾德四年就下诏，“剑南道伪蜀日有以米面收算，罢之”[66]，可是宋太宗淳化二年江西转运司就奏称，“鄂州旧例，盐米出门皆收税钱”，更不必说贩卖了。于是又诏，“自今民贩鬻斛斗及买官盐出门并免收税”[67]，然而宋仁宗天圣三年，靠刀耕火种难以为继的万州，“民货鬻斛斗，商税务收纳税钱”，因而又有当地官吏奏请，免去征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宋哲宗年间，米面征税一直没有减免。南宋也一再下免算之诏，但仍一再有征商之事。如建炎三年李迨奏称，绍兴五年的诏令，以及扬州、湖南连续出现的免税之诏[68]，都说明了这种情况。到绍兴十五年，宋高宗出面说话了，“天下之物有不当税者甚多，如牛米柴面之类是也”[69]。到绍兴十七年，户部也继而说话了，“依准圣旨措置到州县镇务违法收税钱并客贩米斛并免收税”[70]。绍兴十八年“累降指挥”之下，似乎解决米面税收的问题了。可是在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照样是“累降指挥”的；即使“民价踊贵，民间缺食，全藉客米接济”的紧急时刻，所在场务仍然“巧立名目，违法收税”[71]。淳熙六年又发表了类似的诏令。据加藤繁氏《宋代商税考》，只有在灾荒极其严重的条件下，米面征商之税才能豁免，在其余时间内，免税之诏都是不兑现的空话。
从以上几个事例所表现的反反复复的情况来说，靠宋封建统治者减税免算这一类的“恩赐”是极其困难。今天他可以下减免之诏，明天他又可以将减免的赋税收回去，甚至加倍的“饶润”他自己。因之，宋代商税同其赋税一样，只是增加而不是减少。
（九）则例以外的各种新的杂征横敛。
商税则例是官司税吏们征商的准则，应当严加遵守的。而事实上却不然，他们违背了商税条例和规定，随意创行新的税目。例如：
（1）力胜钱。对船只则按大小征收力胜钱，这大约脱胎于汉代对车船的征算。本来船中有货物，征力胜钱还有藉口，而船中空无一物，又是上水船，也要收力胜钱[72]。甚至有的地方，如川峡路诸州，船只靠岸就要收钱，是所谓的“到岸钱”，直到淳化二年这个到岸钱才被废除[73]。
（2）市例钱。这是王安石变法期间市易务的一个新创造，“官税一百，专栏（税卒子）等合得市例钱，官中遂以为定例”；在征税中，“苧麻一斤收钱五文，山豆根一斤收钱五文，却问客人别要市例钱十文”。后来规定“市例钱二十文以下并放”，但在税钱三百文以上便一定要缴纳市例钱，并且成为一项定制[74]。
（3）打扑钱。前面提到，在一路之内，每经场务就得缴纳一次过税。从这一路到那一路，也同样是一征再征。打扑钱就是这类性质的征商。“熙河路商货已经秦凤路打扑钱，若本路再收，显见重叠。乞于秦凤路所收钱数，每色立为三分，内收二分打扑”。这项要求奏可之后，经制边防财用司奏称：“熙河路客旅，虽经秦凤路打扑，缘物货至极边，获利尤厚”，因而“乞依秦凤路例收打扑钱”[75]，熙河路就在熙宁九年冬得到批准，开始征收打扑钱。经过各路打扑，政府的商税固然是增加了，可是货物运到目的地之后，只有提高售价，把官府打扑出去的钱打扑到消费者的身上，而从熙河边远地看，还打扑到兄弟的少数民族人民身上。
宋代虽然有了统一的商税则例，可是在则例之外可以随意征商，这种随意性既表现在各州军之间，也表现在逐路之间。因而宋代征商，正如马端临所说是“无定制”的。这是因为，虽有定制，而不严格遵守，仍然是“无定制”的。从这样一个特点中，可以看到，在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之前，各地方市场的封建性、地方性始终是存在的。即使象两宋，商业城市经济有了如此显著的发展，制定了全国性的商税则例，也同样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一〇）宋代商税则例的一再修订及其实质。
淳化五年完成商税则例的制订之后，在将近一百年的历程中，由于官司税吏们“辄增名额及多收税钱”，从而使这个则例失去了它意义和作用。因此，宋徽宗崇宁五年九月十七日诏命“户部取索天下税务，自今日以前五年内所收税钱并名件历，差官看详，参酌税物名件税钱多寡，立为中制，颁下诸路，造为板榜，十年一易，永远遵守”[76]。这是继淳化则例而制订的新的崇宁则例。崇宁则例既然根据崇宁五年九月十七日以前的五年税收的平均数，并且在“仍各不得亏损元额”的条件下制定的，它也就是以前此日益增重了的商税，重新作为划一的规定而让人们遵守。所以，尽管新的则例用“辄增名额及多收税钱，以违制论”这样堂而皇之的语言向全国发布，但它丝毫也无法掩盖自身征税的进一步增重。
南宋建立之初，各地版籍焚于兵火，田赋征收锐减，于是征商和各项杂敛在财政收入中比重增大，从而引起南宋当权者的注意。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三十日，诏令两浙江西都转运诸路转运司，“取索本路应干税物则例，体度市价增损，务令适中”，开始了再一次的商税则例的修订。绍兴商税则例同崇宁商税则例一样，是根据市价增损进行调整的，由于南宋初年物价波动剧烈，为使政府商税收入免于亏损，从崇宁则例的“十年一易”，改变为“每半年一次，再行体度市价，依此增损施行。”[77]从宋太宗淳化五年商税则例的创制，到宋徽宗、宋高宗的重订和再订，深刻地反映了，宋代物价特别是宋徽宗以后的物价剧烈波动，商税则例的一再调整和修订，无非是在这一剧烈波动中维持商税数额。所以，商税则例的修订和再订，深刻地揭示了宋封建统治集团攫占商业利润的贪婪。事实也正是如此，宋代商税增重正是通过则例的调整而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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