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指，宋代城镇大约聚居二百万以上民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城镇居民中，居住了一些什么人，属于哪些阶级和阶层，对城镇经济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这是须加说明的。
除汴京、临安聚居着皇室及其宗族、文武百官和广大军队，一般城市聚居着现任官吏、驻军之外，在城镇中也有不少的官户定居下来。如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在熙丰变法之际，都退居洛阳；王安石自熙宁九年二次罢相之后，即寄居在江宁府，他的后代便在此落了户。王安石一家生活的重要来源，还是依赖田产，在江宁府上元等县有一批田产，后来舍给了蒋山太平兴国寺，作为该寺的常住田。另外，在宣城、芜湖也有一批田产[128]。这种情况，甚为普遍，特别是在风光明媚、土地肥沃的苏杭一带，士大夫求田问舍、并在此落了户的更多。如苏舜钦被免职之后，在苏州就置办了产业和著名的沧浪亭。后来，这片田产归了章惇。福建另一家章氏叫做章楶的，也在苏州北郊建立了亭园，因而有南北章之称。“时人尽说吴中好，劝我苏常买薄田。”[129]在这些城市聚居的官僚士大夫也就特别多。这是城市阶级构成中具有相当经济力量的阶级。
城市之中还有一批所谓的“遥佃户”。“民有物力在乡村而居城郭，谓之‘遥佃户’”[130]。由于材料不充分，无法判明“遥佃户”的物力大小，从而说明他们的阶级地位。粗略估计，他们当中一个相当部分拥有可观的田产，因而是住在城镇中的封建主，与官户的阶级地位一样，也都是靠地租过日子的。
城镇居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坊郭户。坊郭户也叫做坊市户。即对在近城草市上的坊郭户也是这种称呼。如“大宋河西平定军西草市坊市户郭秀……创造香炉一座谨献上”[131]，就是一例。也可称为“市户”或“井商”。坊郭户也是以财产标准区分为主客户的。坊郭客户同乡村客户的地位大致一样，如果说乡村客户以下无置锥之地作为标志，那末，坊郭客户则以上无片瓦为其特征。坊郭客户在城镇居民中数量甚大，“嘉祐三年冬十月癸亥诏，河北诸州军客户乾食盐钱令坊正陪纳者特除之”[132]，从这里又可看出，坊郭客户是极为困苦的贫民。虽然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封建国家依然加以掠夺，乾食盐钱不过是其中一项苛敛而已。
城镇坊郭主户包括经营大小商铺的生贾、手工业作坊、各种服务性行业中有产业的民户。坊郭主户划分的财产标准是什么？在汴京等大都市来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133]因而在这样的地方有地皮、有房舍，就可以成为主户。房舍显然是作为区分主户等第的一个重要标准。拥有房舍的一批人，专门靠僦赁房舍为生，叫做掠房钱人，如“又杨府九位有掠房钱人沈喜者，居长生桥”[134]，即其中一例。这类靠瓦片吃饭的，“僦屋出钱，号曰痴钱，故僦赁取直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135]，并由此形成所谓的庄宅行。太平兴国八年，开封府一个名叫赵孚的官员，曾经指出庄宅买卖中纠纷太多，要求“下两京及诸道州府商税院集庄宅行”，[136]共同制定一个买卖庄宅的契书，作为样本使用。由此可见，庄宅行在全国城镇中人户不少，占重要的比重。在庄宅行中，财产差别很大，亦即拥有房舍多少差别很大。有的僦舍直万缗[137]，有的一所房舍“每月僦直一十八千”[138]。大约“月掠房钱十五贯已下是下等之家”[139]，他们与乡村庄田收入百斛的第四等户即自耕农民的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大致相同，在城镇坊郭主户中大概在七等上下。在州县靠掠房钱为生的，有相当贫苦的下户。如河东路辽州，“第四等一户开饼店为活，日掠房钱六文”。[140]苏舜钦在《谘目》中提到：“只于京师仕宦及有屋业者取之，岁入不啻百万”。[141]“日掠房钱六文” 与“岁入不啻百万”就是宋代庄宅行中户等之间的差距！
除房廊外，坊郭主户中定户等的物力当中，质库等也都是极为重要的物力。《宋史·食货志》上说：“役起于物力，物力升降不淆，则役法公。是以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详”，“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纽”[142]。邸铺、停塌、店铺以及质库与房廊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但有的是以自己的房廊经营邸店、停塌、质库和各类店铺的，也有的是将房廊转租出去，由别人经营邸店和各类店铺的，所以邸店、各类店铺的户等就不能单纯以房廊多少定户等了。这是一点。就邸店、停塌等的经济力量而论，其间差距也很大。宋徽宗末年的一位宰辅大臣何执中，“广殖资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伶官们在皇帝面前揭发这位首辅“日掠百二十贯房钱”[143]，算是经营邸店获利极为突出的一个。南宋临安的停塌，规模甚大：“市舶前有慈元殿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于水次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货并动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风烛，亦可免偷盗，极为利便。盖置塌房家月月取索假赁者管巡廊钱会，顾养人力，遇夜巡警，不致疏虞”[144]。那么，质库、邸店和各类店铺除房舍多少的标准外，还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户等呢？按营运钱多少区分户等。吕陶在元祐初年的一道奏章中说：“伏见成都府路、梓州路自来只于人户田产税钱上依等第差役，熙宁初施行役法，别定坊郭十等人户出营运钱以助免役之费”；但“州县望风承旨，不问虚实，及有无营运，但有居止屋宅在城市者，估其所直，一概定坊郭等第。”[145]根据元丰二年（1079年）诏令，“坊郭户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并免输役钱”。[146]免输役钱的坊郭户，他的资产既包括了房产和营运钱，也可能仅有营运钱，这样的户等相当乡村第五等户，在城市中居八九等之间。因而以营运钱确定坊郭户等是一项重要办法。事实上，营运钱的多少，是确定宋代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根据。
归纳以上两点，根据房廊、邸店、停塌、质库店铺的房产和营运钱的情况，城镇坊郭户区分为十等。就河东宁化军情况看，“本军人户全少，城郭主客十等，共三十四户，内五等以上只十五户，其余六等贫弱之家共有十九户”。[147]不过，各州县城镇之间经济情况差距甚大，因而户等划分也很不均平，特别是同汴京大城市相比，差距则更大。尹洙曾经指出：“陕西坊郭第一等人户中甚有富强数倍于众者，每至官中科率，只一例作一等均配（似当作“配”），其近下户等极有不易者，今臣欲乞逐州第一等户中推排上户家产比类次下，同等人户家产一倍以上者，定作富强户，三倍以上者定作高强户，五倍以上者定作极高强者。”[148]尹洙的这项主张，到熙宁年间变革役法、重定户等时大体上被采纳了。其中高于一等户的谓之出等户、高强户和无比高强户。兴仁府万延嗣有家业钱十二万贯，就列于无比高强户。城镇坊郭户中的高强户，大都是拥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大商人大高利贷者，他们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代表，对此问题将在后面再加叙述。除少数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外，绝大多数是中小商人和中小作坊主，他们营营苟苟，劳作奔走，唯求一饱而已。
随着商业、城市经济的发展，私有制、剥削制的毒菌也越来越毒害着社会。城镇居民除上述各阶级阶层外，还出现了一个流氓、无赖和游民等组成的寄生者阶层。在这批社会的渣滓中，有偷儿，例如成都府使用交子，交子“皆藏于腰间”，偷儿们“善以小刃取之于稠人之中如己物”[149]；也有形形色色的骗子[150]；也有无赖恶少开设堰坊赌局，用来坑害人们的[151]。此外，还有娼妓，更令人惊讶的是，还有男娼，汴京广州等地都有[152]。真是名副其实的花花世界！政府虽然下令禁止，但是，产生毒菌的私有制剥削制不最终地消灭，这些依附其上的寄生者也就无法根除！
在第二编手工业生产中，曾经指出城镇中手工作坊大抵是同业聚居的，而各类商业店铺，诸如米行、鱼行、花市、綵帛铺、金银铺之类，也都是聚集在同一条坊市、街巷上的。同手工业形成行会一样，城镇诸商业行铺也形成了商业行会。商业行会每行也都有行志；也都有自己的特殊衣着以为本行标识，“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153]；“香铺人顶帔背子，质库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154]；各行也都有宗师，以及自己的社日等等，与手工业行会也是相同的。此外商业行会有以下几个重要职能，这就是：
其一，统一商品价格。在茶行当中，兼并之家“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宴，乞为定价，比十余户所买茶更不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155]“城内外诸铺户，每户全凭行头于米市作价，经发米到各铺出粜。”[156]所谓统一市场价格，实际上是经济力量强的行首对价格的垄断，由此取得高额利润。
其二，为限制竞争，不许他人进入市场贸易。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讲议司奏请，“其四方商旅村户时暂将物色入市货卖，许与买入从便交易，行户不得障固；如违，依强市法科罪”[157]。从这个奏请中，可以看到，不经过“行”的许可而“入市货买”是非常困难的，显然可见，城市中的交易是由“行”控制着的。这种做法，显然有利于“行”对贸易的独占，由此减少外来的力量同本行竞争。
其三，应付官府的科索。前编提到手工匠人要为官府服役，谓之“当行”，商业行铺也存在为官府应役的问题：“市肆谓之团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158]“市肆谓之团行，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大小，皆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159]这两项记载，都指明了，官府的科索是通过团行而实现的，因而它构成了商业行会的再一重要职能。
“团行”的内容是什么？对商业诸行说，就是应付宫廷、官府对各项商品的需要。这种供应往往是“给限供纳”的。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曾经规定，宫禁“取买物许于杂买务下行收买”，“各令行人等第给限供纳”[160]之后，宋仁宗皇祐四年三月又规定了，宫禁所需诸物，“先须勘会库务委阙者，方得下行”[161]，就是说根据宫禁所需下行取买。其次，供应的物品，都有一定的规格要求。例如宋高宗宫廷所要的木炭，必须是“胡桃纹、鹁鸽色”才要，否则退拣。总之，供应宫廷的物品必须是上等货才行。而对价格的支付，则根据所谓的“时估”付价。“时估”是每旬日一议价格，在这种“时估” 下，“贵价令作贱价，上等令作下等，所亏之直，不啻数倍”[162]；“今州县有所谓市令司者，又有所谓行户者，每官司敷视市直率减十之二三，或即不还，谓之白著”[163]。这一类的只买物品不偿价钱的“白著”，不但在州县之间存在，就是在天子脚下的内东门，为皇家购买物品的，“市行人物”，也“有累年未偿价钱者”[164]。在宫廷、官府勒索行人的同时，司录司、左右巡院等“八处公人”，一向无禄廪，或“禄廪素薄”，也趁火打劫，“系自来于行户及诸纳人处乞觅钱物”[165]“当行”的行铺又受到了这帮人的“啃勒”！除了上至宫廷、官府下到公人这批蠹虫们的“啃勒”之外，当行的行户还时时由于所谓的供应不良而被打板子，“熙宁六年夏四月庚辰，三司副使有以买靴皮不身，决行人二十”[166]，即是一例。更加严重的是，“米行有当旬头曹赟者，以须索糯米五百石不能供至自雉经死”[167]！
由于“当行”制度下的“供应百物”是如此其沉重，所以纠人入行也就视为畏途，行户们千方百计地设法规避逃免。规避的办法之一就是向有权势者投靠，得到权势者的“影占”亦即“庇护”，以逃免纠行。如宋神宗向后的父亲向经，就是以国丈老爷的身份“影占”行人的[168]。再一办法是，经济力量雄厚的行户，同官府勾结，把当行供应所需转嫁给贫下行户：“初京师供百物有行，官司所须皆并责办，下逮贫民浮费类有陪折”；“虽与外州军等，而官司上下须索，无虑十倍以上”[169]。由此也就造成了“稗贩贫民”“失职”破产，“每年行人为供官不给，辄走失数家，每纠一人入行，又辄词讼不已”[170]。于是行户与行户之间，特别是行户与官府之间的矛盾有增不已，日益尖锐了。
免行钱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熙宁四年十月一日，免役法在全国范围内公布实施，取得了广大居民的支持。这一改革的影响所及，使城镇诸行具有应役性质的“纠行”制度也不得不加以变革。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肉行除中正等行户主动地提出“乞出免行役钱，更不以肉供逐处”的要求，乃诏命提举在京市易务及开封府司录司审定这一问题[171]。同年五月，详定行产利害条贯所提出，“官司下行买物，如时估所无，不得创立行户”，即停止创立新的纠行，这是对旧来纠行制度的一个限制。同时对愿出免行役钱的行户，酌定所出钱数的多少。最后，根据“诸行利入厚薄，纳免行钱以禄吏，与免行户祇应”的办法[172]。大体上将行户分为上中下三等纳免役钱，如对肉行徐中正等二十六户，下等行户“每年出六百贯文赴官，更不供逐处肉”，其中“中户一十三户，共出钱四百贯文，一年十二月分，乞逐月送纳，每户二贯七十文；下户一十三户，共出钱二百贯文，乞逐月送纳，每户纳钱一贯二百九十文”[173]。此后宫廷的需要，“买卖并下杂买场、杂买务”，“仍置市司，估市价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则取办焉”[174]。自从肉行徐中正等出免行钱而不再供应官府需要的条贯确立之后，立即引起其他行业的重视，它们也纷纷提出纳钱免役。于是六千四百多的各个行户“共出缗钱四万三千三百有奇”[175]，从前此“当行”的桎梏下解脱出来了。纠行，是封建国家强迫行户承担各项供应，具有人身支配的劳役制性质。因而免行役钱的实施，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时代意义。如果说，在农业生产中，以募役代差役，缩小了农业生产中国家劳役制的范围；手工业生产中召募制代替了应役制，缩小了手工业生产中国家劳役制的范围；那末，在商业中以免行役钱代替了当行，显然是在商业范围中缩小了国家劳役制的范围。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来考察，熙宁一代对生产各部门中的国家劳役制都进行了变革，因而这些变革就具有了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在实行免行役钱之前的一年，即熙宁五年（1072年），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还实施了市易法，给当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以重要影响。
市易法是在魏继宗的建议下建立的[176]。他指出，由于富商大贾对市场的垄断，汴京城物价波动得比较剧烈，正常贸易交换活动受到了阻碍，以至“外之商旅，无所牟利，而不愿行于途，内之小民，日愈朘削而不聊生”，要求设立常平市易司，选用守法行户，以平抑物价，“贱则少增价取之，令不至伤商；贵则少损价出之，令不至害民”，把“开阖敛散之权”自富商大贾手中夺归封建国家，并在平抑物价的过程中，获取一部分商业利润，从而有助于国家财政的改善。变法派采纳了魏继宗的建议，于熙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在汴京成立了市易务，由三司判官吕嘉问主持其事，魏继宗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宋神宗从内藏库拨出一百万贯钱，作为市易务的本钱。经过同反变法派的反复较量，市易不仅稳定下来，而且从汴京推广到各地重要城市，汴京市易务改为都市易司，镇洮军、通远军、杭州、成都、楚州、秦州、永兴军、凤翔府、润州、越州、真州、大名府、安肃军、瀛州、定州、真定府、黔州、郓州、邢州、扬州和广州二十一州军也成立了市易务。
市易法共有十二个条目，它的主要内容和措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市易务组织机构。这个机构是由监官二员、提举官、勾当公事官各一员组成的。个别的监官和勾当公事官则由大商人担任。招纳京师中的行人牙人，充作市易务的行人牙人。在政府指派的提举官的监督、约束之下，“平价”收购一些滞销的商品。行人牙人则直接进行各项交换贸易的活动。
（二）关于契书金银抵押和结保赊请诸条目。担任监官、勾当公事官的既是大商人，能够从市易务借到大批的钱进行贸易，因而这些人必须“以地产为抵”，同时对借得的官钱要年付百分之二〇的利息。投充市易务的行人，也要申报自己的产业，也可从别人手中借到金银作为抵押，五人以上结成一保。一般行贩也可结保向官府借贷。其所以以地产、金银抵押和结保赊请，是因为作为偿还官钱的保证，以避免官府损失。市易务根据行铺抵押的产业多少，将收购的商品“均分赊请”给市易务所属行铺，由其自由货卖。在半年到一年内，行铺将赊购的货价偿还给市易务，除原价外，半年内还加百分之十的利息，一年则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过期不偿则每月增加百分之二的罚钱。
（三）有关贸迁货物等条目。外地来汴京的商人如愿将无法脱手的货物卖给官府，准许到市易务投卖，由市易务所属行人牙人与客商商定价钱。根据行人的需要，市易务出钱收购。如果客商愿同官府所有的物品进行折换，也可以答应。其中有的货物，虽非行人目前所需，但能够蓄存变卖，也由市易务收购，并按时价售出，不准取利过多。三司诸库所需物品，如果比从外地采购节省官私费用，也都由市易务收购备用。
市易法与免行役钱是互为表里的，对中下行户是有利的。免行役钱减少了官府公吏对中下行户的勒索和敲诈，市易法则使中下行户以同样的价格买到大商人能够买到的外地商品，而且也可以得到市易司的贷款，因而经营的路子较过去宽阔了。如市易务曾立果子行法，使一些贫穷的摊贩在御街东廊买卖瓜果，“逐日差官就彼监卖，分取牙利”[177]，这事虽然引起反变法派的不满，但实行的结果是：“贩者比旧皆得见钱，行人比旧十减八九，官中又得美实。”[178]对大商贾来说，市易法则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过去大商贾如茶商在收买外来茶货的价格上，比一般行人是占便宜不小的，而在实行市易法之后，他们也不得不“与下户买卖均下”[179]，买贱卖贵的活动受到限制，高额商业利润的来源为之减少。熙宁八年，即市易务建立了三年之后，王安石曾对宋神宗说：“近京师大姓多止开质库，市易摧兼并之效似可见，方当更修法制，驱之使就平理。”[180]由于中下行户能够从市易务借贷，资金得到周转，高利贷资本的活动也因而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苏轼在元祐元年知扬州时的一道奏章中指出：“今大姓富家，昔日号为无比户者，皆为市易所破，十无一二。”[181]事情虽然不会象苏轼所说的那样严重，但在受到市易务打击而破产的不会没有。而且，因借贷市易务官钱而归还不上、家产被没收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如苏辙的一项统计说，欠市易务钱的，“其间大姓三十五、酒户七十二，共欠钱二百二十七万余贯”[182]，为数不能算小。显而易见，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已不复象从前那样活跃和猖獗了。自熙宁五年至六年市易务建立的两年当中，宋政府获得的市易息钱为一百四万三千三十贯，市例钱（市利钱）亦近九万八千贯；到熙宁七年市易息钱增至一百四十三万三百五十一贯，市例钱九万七千九百九十二贯[183]。宋政府从大商人手中攫取了一部分商业利润，也是灼然明白的。
宋哲宗元祐元年以后，市易法、免行役钱全部被反变法派废除。绍圣年间又相继恢复。宋徽宗一蔡京集团当权之时，杭州市户吴禧等要求恢复免行役钱，由于“贪暴之利（当作“吏”），冒法倚势，非理搔扰，诸州公使库尤甚，至有少欠行人物价数千缗，隔岁月不曾支还；如金银匹帛等行，往往停闭店肆，逃窜改业”[184]，继汴京之后，杭州也恢复了免行役钱，“诸路州县依此”。当然，蔡京集团出于对商业利润的攫夺，在茶盐专利中，依赖一部分交引铺等大商贾，打击了一大批大商贾；免行役钱的恢复并没有能够满足这一欲望。到南宋，既要行户们缴纳免行钱，又要行户们供应官府所需，双管齐下地“啃勒”商人。建炎二年，胡直孺奏称，“朝廷所须，郡县率取之等第及行户，而无钱以偿”，这算是南宋对行户“白著”的开始[185]。对免行钱，绍兴元年曾堂而皇之地加以废罢，可是到绍兴九年又下令恢复[186]，并对行户继续“啃勒”，而且变本加厉：“既兼收于贫弱下户，复连及于乡村下店，富者有贿赂以悦胥吏，故输钱甚轻，贫者无货财以行请嘱了，故输钱反重”，“故有店铺而废业者，有携家而他徙者”[187]！绍兴二十五年再度废免行钱，但中小行户一直受到迫害，试看下面的材料：
〔临安府自绍兴二十八年以来〕排办国信，多缘阙乏钱物，临期于行铺收买物色，过期则不支价钱，致使行户失业，……未还铺户国信等买物钱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余贯。[188]
嘉定二年正月十四日臣僚言：辇毂之下，铺户不知其几，近来买到物件，其间小户无力结托，虽有收附，无从得钱。又有不系行铺之物，客到即拘送官，且有使用，方使纳中，而终年守待，不得分文，穷饿号泣，无所赴诉！[189]
南宋以来，临安等城市中的行铺所受到的欺压和“啃勒”，比熙宁行免行、市易诸法之前更加严重。显而易见，宋代城市政策的逆转，使前后情况有显著的差别。从这一对比中，可以看到熙宁时期变法派的城市政策是优胜一筹的。当然，这一时期国家进一步干预了商业交换活动，官府同部分商人结合，使封建势力、商人高利贷者、地主这三位一体的发展也迈出了一步！
【注释】
[1]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六。
[2]《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二月戊辰纪事。
[3]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
[4]《通考·征榷考六·杂征敛》。
[5]范成大：《吴船录》卷下。
[6]陆游：《入蜀记》卷四。
[7]姜夔：《白石道人诗集》《春日书怀》，南宋六十家集本。
[8]坊市制度的打破，首先由加藤繁氏提出，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可参考《宋代都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
[9]《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三至四。
[10]《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六月乙酉记事。
[11]《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12]按《新安志》记载歙州在乾道年间州“城内外户一千九百三十一”，这个山区中的州尚且如此，一般州治所平均达二千户，当是最低估计。
[13]《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七之九。
[14]赵昇：《朝野类要》卷三。
[15]《宋会要辑稿·兵》三之三至四。
[16]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九。
[17]《长编》卷二五二。
[18]《东京梦华录》卷四。
[19]《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一九。
[20]《东京梦华录》卷一。
[21]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九。
[22]《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五。
[23]《都城纪胜》、《梦粱录》等。
[24]苏象先：《丞相魏公谈训》卷一〇。
[25]《东京梦华录》卷三。
[26]高承：《事物纪原》卷一。
[27]《通考，职官考一七》。
[28]《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二之一九。
[29]卢镇：《至元琴川志》卷一。
[30]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文集》卷六五《高夔神道碑》。
[31]以上据杨德泉同志《关于北宋商税的统计》所载列出。
[32]此表系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室研究生杨倩描同志统计。
[33]对草市问题的研究，以加藤繁、曾我部静雄氏等为最早，加藤有《关于唐宋的草市》、《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等文，曾我部静雄氏有《唐宋以前的草市》。
[34]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
[35]《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三。
[36]《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八。
[37]《长编》卷二八一，熙宁十年四月乙巳记事。
[38]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八《村居》。
[39]范成大：《吴船录》卷上。
[40]《东京梦华录》卷三。
[41]《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二月癸卯记事。
[42]《茅亭客话》卷九。
[43]范成大：《骖鸾录》。
[44]《咸淳临安志》卷二〇。
[45]《景定建康志》卷一六。
[46]《毗陵志》卷三。
[47]《至元嘉禾志》卷三。
[48]《至元琴川志》卷三。
[49]《乐全集》卷二五，《论免役钱札子》。
[50]吴渊：《退菴先生遗集》卷上，《江东道院赋》。
[51]方回：《续古今考》卷一八《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
[52]朱继芳：《静佳龙寻稿》南宋六十家集本。
[53]王阮：《义丰集》卷一《代胡仓进圣德惠民诗》。
[54]此据《通考·征榷考一》统计。
[55]文同：《丹渊集》卷二三《成都府运判厅宴思堂记》。
[56]《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九之一九。
[57]《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之一五。
[58]《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记事。
[59]《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八月庚申记事。
[60]罗浚：《宝庆四明志》卷三。
[61]《宋史》卷三〇七《凌策传》。
[62]《长编》卷二三〇，熙宁五年二月壬戌记事。
[63]《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二四至二五。
[64]《宋史》卷一七二《职官志十二·给券》。
[65]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百川学海本。
[66]《通考·国用考·漕运》载，周显德年间即派步军都指挥袁彦浚五丈河，可知自后周即很重视北方漕运。
[67]王曾：《王文正公笔录》。
[68]《宋史》卷九十四《河渠志四·金水河》。
[69]《王文正公笔录》。
[70]《宋史》卷一九四《河渠志四·蔡河》。
[71]《宋史》卷一九四《河渠志四·白河》。
[72]张洎奏疏，《宋史》卷一九四《河渠志·汴河》所载较详，《长编》卷三八系节录，两者文字亦有不同，此据《宋史》。
[73]《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六月乙酉记事。
[74]《宋史》卷三四三《蒋之奇传》。
[75]可参阅黎沛虹、纪万松《北宋时期的汴河建设》，载1982年《史学月刊》第一期。
[76]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三《许元墓志铭》。
[77]《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一二。
[78]《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二一。
[79]《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三，《许元墓志铭》。
[80]《宋史》卷二九九《李溥传》。
[81]李廌：《济南师友谈记》。
[82]王巩：《清虚杂著补阙》。(www.xing528.com)
[83]《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
[84]袁文：《甕牖闲评》卷七。
[85]《通考·国用考三·漕运》。
[86]王安石：《王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二，《看详杂议》。
[87]《通考·国用考三·漕运》。
[88]《通考·国用考三·漕运》。
[89]袁文：《甕牖闲评》卷七。
[90]《通考·国用考三·漕运》。
[91]胡宏：《五峰集》卷三《向子諲行状》。
[92]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四《朱彦美墓志铭》。
[93]《通考·国用考三·漕运》。
[94]《系年要录》卷九五，绍兴五年十一月乙未记事。
[95]《系年要录》卷一一〇。
[96]据《通考·国用考三·漕运》制成。
[97]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三。
[98]《长编》卷六三。
[99]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祖宗兵制名框廷备检》。
[100]《通考·兵八·郡国兵》。
[101]《通考·兵八·郡国兵》。
[102]《通考·兵八·郡国兵》。
[103]苏辙：《栾城集》卷三六，《论蜀茶五害状》。
[104]《长编》卷二三〇，熙宁五年二月壬戌。
[105]《长编》卷一一二，明道二年秋七月甲申载范仲淹奏言。
[106]《栾城集》卷三六《论蜀茶五害状》。
[107]《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春二月记事。
[108]《宋史》卷二五六《张齐贤传》。
[109]《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八月庚申记事。
[110]《宋史》卷二九三《张咏传》。
[111]《长编》卷四五。
[112]《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戊午记事。
[113]《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夏四月庚午记事。
[114]包拯：《包拯集》卷三《请罢巡驿内官》。
[115]《包拯集》卷七《请免接送北使三番》。
[116]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客舟》。
[117]王得臣：《麈史》卷下。
[118]《梦溪笔谈》卷一一。
[119]《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七。
[120]陆游：《入蜀记》卷四。
[121]《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之四至五。
[122]《宋会要辑稿·食货》五〇之一三。
[123]戴埴：《鼠璞》。
[124]《入蜀记》卷五。
[125]《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二九。
[126]《宋会要辑稿·兵》二三之三四。
[127]陆游《入蜀记》卷五有云：“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应募为船之招头，……既而船至赵清改用所善程小八为招头，百一失职怏怏，……遂发狂赴水。”
[128]《系年要录》卷一一二，绍兴七年六月壬申记事。
[129]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三四《吴中舟行口号》。
[130]《长编》卷三四，元丰七年五月辛酉记事。
[131]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一四。
[132]《长编》卷一八八。
[133]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六《李氏园亭记》。
[134]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
[135]《清异录》卷一。
[136]《长编》卷二四。
[137]《宋史》卷四六五《韦渊》载，韦渊依仗韦太后，得赐田二十顷，“房缗钱日二十千”，僦房钱尤为可观。
[138]刘安世：《尽言集》卷三《论胡宗愈除右丞不当》。
[139]《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一〇。
[140]《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六《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
[141]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一〇。
[142]《通考·职役考二》此段记载相同。
[143]董弅：《闲燕常谈》。
[144]吴自牧：《梦粱录》。
[145]《长编》卷三七六，元祐元年四月载此疏。
[146]《长编》卷二九九，元丰二年七月甲戌记事。
[147]《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五《乞减配卖银五万两状》。
[148]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三，《奏论户等状》。
[149]《二程文集》卷三《彭思永行状》。
[150]《随隐漫录》《钱塘琐记》等等。
[151]《长编》卷三三。
[152]《清异录》卷一。
[153]《东京梦华录》卷五。
[154]《梦梁录》卷一八。
[155]《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记事。
[156]《梦粱录》卷一六《米铺》。
[157]《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二四至二五。
[158]耐得翁：《都城纪胜》。
[159]《梦粱录》卷一三《团行》。
[160]《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四一。
[161]《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四二。
[162]《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六六。
[163]真德秀：《西山政训》。
[164]《长编》卷一一七，至和元年十一月癸亥记事；《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四二。
[165]《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辛酉记事。
[166]《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夏四月庚辰记事。
[167]《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辛酉记事。
[168]《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戊午记事。
[16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
[170]《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六；《长编》卷二四四。
[171]《长编》卷二四四；《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
[172]《长编》卷二四六，熙宁六年八月丙申记事。
[173]《长编》卷二四五，熙宁六年五月戊辰记事。
[174]《长编》卷二四六。
[175]《长编》卷二五九，元丰八年九月乙未记事。
[176]以下本段主要参考了《王安石变法》第157—162页。
[177]文彦博：《潞公集》卷二〇《言市易》。
[178]《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一六。
[179]《长编》卷二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记事。
[180]《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甲申记事。
[181]苏轼：《东坡七集·奏议》卷一一。
[182]苏辙：《栾城集》卷三八，《乞放市易欠钱》。
[183]《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六。
[184]《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二四至二五。
[185]《系年要录》卷一三，建炎二年二月辛酉记事。
[186]此据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绍兴九年四月记事。
[187]《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六六。
[188]《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五三。
[18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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