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的起源和发展有着自己的特殊道路。它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一开始就同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占有制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奴隶主统治广土众民的政治基地，因而与欧洲中世纪由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城市有所不同。不过，城邑既然成为奴隶主的统治基地，有官衙，有军队，也就必须有工匠为之制作修建，有商贾为之懋迁财货，因而同奴隶主一道居住在城邑中或城邑附近，“工商食官”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所以我国奴隶制时代兴起来的城市，并不是单纯的完全消费的城市，也具有一定的生产机能。这样，城市的规模和格局大体上确定下来了。
封建制代替奴隶占有制之后，城市的规模和格局大体上延续下来。以唐代长安而论，宫廷皇城在长安城内坐北朝南，皇城对面城南厢为百官市民居住的地区——坊，皇城左右两厢则为商贾百工聚居的贸易区——东西二市，这就是所谓的坊市制度。随着店铺繁盛、人口增加，这个制度便难以维持了。作为首善之区的汴京，到周显德年间，“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1]，坊市的格局已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为改善这种情况，宋真宗咸平五年，曾因“京师衢巷狭隘”，加以开广，使“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皆复长安旧制”[2]。虽然如此，也不能解决这些困难，维持原来的坊市格局。按照旧来的坊市制度，“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上，以警昏晓”，这种街巷专门为关闭坊门而设立的，可是到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金鼓之声”[3]。这就是说，坊市旧制已经随着“冬冬鼓” 的消失而成为了历史的遗迹。从孟元志《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街衢上到处可以开设店铺，打破了坊市的旧格局。而且由于店铺开设越来越多，有的店铺还要扩大营业面积，连通衢大道也要侵占一番，因而到宋徽宗时候，不得不征收“侵街房廊钱”了[4]。
在打破坊市格局的同时，还打破了城郭的限制。原来在城市的城门以外或城郭附近，建立了定期的贸易的场所——草市。随着时间的推移，草市上设立了不少的店铺，成为了新的固定的贸易场所。宋政府也同样地承认这一事实，而不加以任何的干预。这样一来，汴京以外的许多城市，都由于近郊草市的发展而成为重要的商业都市。如南宋前期的鄂州（武昌），因是江防重地，故城市建筑规模不大，但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在城外发展起了南市。这个南市，“沿江数万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5]“〔鄂州〕市区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6]因而，姜白石的一首诗称：“武昌十万家，落日紫烟低。”[7]这里打破城郭限制之后，城市商业发展所展现的一种新的气象。而这种现象不但出现在名城大邑中，在各地州县也有类似的表现，只不过是草市规模有所不同罢了。
城市格局和城郭限制的打破，深刻地揭示了宋代都市商业的发展。[8]人口不断涌入城市中，城市较前代集中了更多的人口，尤以大城市为甚。如北宋时的汴京，宋真宗天禧五年开封府新旧城八厢总计九万七千七百五十户[9]，而在开封府新城以外、大中祥符二年所建九厢十四坊的户口未统计在内。宋太宗曾提到，“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10]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户达二十万[11]。总之，人口在百万以上。南宋临安也因“江商海贾”的汇集而在百万以上。余如上述的武昌，以及建康、扬州、成都、长沙都是熙熙攘攘、人口密集的万户以上乃至十万户的都市。初步估计，宋代计三百五十一州军，如果其中一百五十州平均二千户[12]，计有三十万户，一百五十州为七百户、五十州为三百户，共为十二万户，州城人总计四十二万户；全国共一千多县（去州治所在县城），其中五百县平均千户，计五十万户，三百县为五百户、二百县为三百户，共二十一万户，县城总为七十一万户；全国计有一千八百个镇市，其中一千个为五百户、八百个为二百户，镇市户口总计六十六万户。加上汴京、临安等名都大邑的户口，当在二百万户以上，占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千六百万户的百分之十二以上。
由于都市人口的集中，城市管理制度也发生变化。这就是从前此的坊市区分改变为厢坊制，即：在汴京新旧城共分十厢，新外城又划分九厢。每厢分辖若干坊，从一、二坊到二十坊、二十六坊不等。诸厢之上建立内外左右四厢公事所，由曾担任过通判、县令的官员主管其事[13]：“厢官之名，取廊庑间分职佐职之义。今之城南北厢（指临安）比通判资序，并比拟开封府左右四厢旧制也。”[14]各厢根据所辖坊数户口而置厢吏，“每五百户以上置所由四人、街学三人、行官四人、厢典一名；五百户以下置所由三人、衔学二人、行官四人、厢典一名；内都所由于军巡差虞候充，其余并招所由”[15]。临安继承汴京厢坊之制，“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16]，也都设厢官统治。诸州县城镇户口则按城镇户口编制管理：“熙宁七年四月甲申诏：诸城外草市及镇市内保甲毋得附入乡村都保，如不及一保者，令厢虞候、镇将兼管”[17]；“元丰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提笔河北保甲司言：诸县尉事外唯主捕县城及草市内贼盗，乡村并责巡检主管。”⑥把城外草市镇市的户口不编制在乡村中，而编制在城镇中，进一步说明了这些地区的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与乡村中的农业生产有所不同了。
宋代城市商业发展的再一重要表现是“行”的大量增加。在前编手工业中曾经指出，从隋唐时的一百十二行发展到南宋时的四百一十四行。对这些行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区分为：
（一）各种手工作坊。
其中包括官府作坊，在汴京、临安，这类官府作坊甚为集中，有“工匠、修内司、八作司、广固作、后苑作、书艺局、绫锦院、文绣院、内酒坊、法酒库”等等[18]、规模较大，工匠人数多，但很少是商品生产。虽然官府作坊中“铸
务”所产器物，“差人押赴商税院出卖”[19]，都曲院制做的法曲作为官府的专利而出卖，还具有商品的性质，但在官府作坊中占得比重太小了。
官府作坊之外，是私家作坊。这类作坊在第二编已经说过，有的是专门制造各种产品的，有的则在制作产品的同时，兼营买卖。这类亦商亦工的作坊，在城市作坊中占的比重较大，并在元明清诸代和近代一直保留下来。
（二）各类商业行铺。
各行铺中，生活消费品占有大宗。在汴京，“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20]。在临安，“菜市、花市、……鲜鱼行、布行、……花团、青果团……”，“已上团市皆四方物货所聚”[21]。大体上，同行商铺设在一条街道坊巷，顾客们则通过比较而买，诸行铺则在竞争中货卖。一般州县也是在市井繁盛之处张设各种行铺的。
在行铺当中，涌现了经济力量极其雄厚的大行铺，诸如交引铺、金银彩帛铺等等，成为商业资本的代表；而以典质起家的库户或钱民，则是高利贷资本的代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将另章叙述。
（三）服务性的行业。
这类行业在我国古代城市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有独特的重要的地位。其中饮食业所占比重甚大。以饮食业中的酒楼来说，东京有“正店”七十二家，其余的小酒馆谓之“脚店”，“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22]，从这里就可知道那些酒楼亦即所谓的正店的华奢。
饮食店之外，茶坊、浴堂也为数不少。有时茶坊与浴堂结合，前面是茶坊，后面是浴堂。茶坊、浴堂不仅在大城市中有，在一般城市中也有，浴堂也谓之香水行[23]。这一行业引起了外国观光者的啧啧称羡，认为中国人干净、卫生。
服务性的行业能够容纳更多的贫苦的坊郭户，使其找到一线生路。苏颂任馆职时，“雇得一婢，问其家何为？云：住曹（漕？）门外，惟鎚石莲。问一家几人，各为何？云：十口皆然，无他业。盖夏末梁山泊诸道载莲子百十车，皆投此巷鎚取莲肉，货于果子行。乃知京师浩瀚，何所不有，非外方耳目所及也。”[24]类似鎚取莲子的城市贫民，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服务性行业中干各种零杂活的。诸如“雇觅人力、干当人”，“若养马，则有两人日供切草，养犬则供汤糟……”，“及有使漆、打钗镮、荷大斧斫柴、换扇子柄、供香团子、炭团，夏月则有洗毡淘井者”[25]，等等，等等，显然也是属于服务性行业的。
从城市行业的结构来看，一类是生产性的各类手工业作坊，一类是非生产性的服务性的行业。这两类行业，显然是服务性的非生产性的行业大于生产性的行业，这是宋代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自我国古代城市出现以来，到宋以后的元明清诸代，所有城市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这是探讨我国古代城市的一个基本点。由于这一基本点又导致了消费的意义大于生产的意义、政治的意义大于经济的意义。对这两个特点将放在相应的地方再说。
直接与广大乡村有着密切联系的是镇市和墟市，这两者在宋代都有了较为广泛的发展。
先说镇市。
镇，开始建立的时候，是军事性质的，即在要冲之区，设险防守。北魏在北部边陲就建立了沃野等镇，用以防御北方牧骑的南下。既是军事据点，就需要各种供应，久之而成为市井繁华的所在。宋代，镇市大量增加，完全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宋代设镇的标准是，“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者，则为镇”[26]。镇有监镇，“宋制诸镇监官掌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兼征税榷酤，则掌其出纳会计”[27]。事实上，兼镇主要是管理税收，如“舒州乞罢许公、双港、石溪三镇监税官，将逐务召人买扑。”[28]由于设镇的标准是人口和税收，因而一些墟市村市在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达到标准，就可以上升为镇。如常熟的六个镇市，其中的梅李镇就是由梅李市升为镇的，庆安镇是由石闼市升为镇的[29]。在生产发达的地区，村市上升为镇的也就较多。北宋熙宁一代上升的镇有一百六个，其中经济较发达的京东、京西两路超过了四十个。
镇在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和商税征收中，都据有重要的地位。有的镇是由于它的经济发展而驰名。如景德镇盛产瓷器，各地前来定购瓷器而引起的交换发达，从而发展成为镇的。有的镇市，在交换发展中成为极为重要的商业贸易区。如紧靠长江，位于峡州（宜昌）、江陵之间的沙市镇，在南宋时，“大商辐凑，居民比栉”[30]，就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例证。而且在商品交换、商税征收中，一些镇市要比辖属它的州城重要得多。如蕲口镇商税额为二万六千五百四十贯，而辖属它的蕲州则收二万一千一百四十一贯；固镇为二万四千八百一十六贯，而风州则一万八百三十六贯；丁字河镇为一万八千一百一十九贯，而滨州则为八千八百七十七贯；池口镇为一万三千三百八十六贯，而池州则仅四千八百五贯；海仓镇为一万二千九百二十一贯，而莱州仅六千二百四十一贯；宁海镇为一万二千七十三贯，滨州为八千八百七十七贯；沙市为九千八百一贯，而江陵府仅八千四百六十八贯；固始镇为九千二百贯，而光州仅四千九百二十五贯；安邑镇八千七百五十七贯，而解州则为七千七百四贯；胥口镇八千五百五贯，而端州为七千九百一十四贯，等等，等等[31]。青龙镇为一万五千八百七十九贯，虽不比秀州高，但高于秀州各属县，也是极为突出的例证。由于镇市在经济发展中据有重要地位，所以有的镇则以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的重镇，密州板桥镇、秀州青龙镇之建市舶司就是最著名的事例。
镇市自北宋初年以来即不断发展，到元丰年间全国镇市发展到一千八百七十一个，它的分布情况如下[32]：
（续表）(www.xing528.com)
在上表所列镇市中，以梓州路为最多，达三百五十一，占全国一千八百七十一的百分之一九。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值得研究。镇市之所以重要，乃是由于它处于州县和乡村之间，形成为一个中间环节，既能够直接同乡村进行交换，又能够同州县贸易。而且同乡村中的墟市比较，它是一个固定的交换场所，比有时间性的墟市要优越得多。镇市本身又有各类作坊和行铺，又是定期的墟市所在之处，因而成为地方市场中贸易交换的重要组成部分。
墟市也叫草市，是进行交换活动的最为古老的形式。草市之名初见于东晋南朝[33]。墟市草市都是在乡村设立的，岭南称墟，偏北称草市，都是按干支排列的定期集市。吴处厚称，“蜀有痎市，而间日一集，如痎疟之发，则其俗又以冷热发歇为市喻”[34]，这种解释，早就受到非议，以为不如以亥日作为定期集市之日为合理。“岭南村墟聚落，间日会集稗贩”[35]，也是间日一集的。但也可以三数日一集，“乡落有号为虚市者，止是三数日一次市会”[36]。集市间隔时间的长短，反映了这个地区贸易、交换能力的强弱。草市当中靠近城市的，如上所述，逐步变成城市的外厢，成为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乡村中的草市，也有两种情况，一类是趁虚之后，星散无人烟；一类是在交易的地点逐步出现小酒店、茶肆之类的店铺。宋神宗熙宁十年曾经诏令戎泸州沿边州县太远、买卖农具不到的地方，“无可取买食用盐茶农具，人户愿于本地分兴置草市，招集人户住坐作业者”[37]，可见有的墟市草市上是有“人户住坐作业”的小商铺的。所以，在草市上，能够买到酒，“草市寒沽酒”[38]，也能够吃到饭，“离东林，饭太平宫前草市”[39]。这类草市发展到相当繁盛的时候，便能够上升为镇市了。墟落村市也很重要，它是广大农民和乡村手工业者进行交换的最直接的场所。有的村市也很发达。加藤繁在《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中曾经指出，宋政府最基层的税收机构——场务往往设置在这类村市，如开封府界共四十一个商税税务，二十一务置于县，十七务置于镇，三个务则置于村市。通过村市，农民们以其所有的粮米、柴草、布帛之类，换回盐、茶、农具之类，对解决生产生活上的某些需要是不无助益的。不过，草市不能随意开设，它必须经过转运司的许可才行。
除镇市草市定期集市外，汴京各地方还有各种形式的集市。其中有：（1）在都市固定的地区有定期市。如汴京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条线之类”[40]。（2）专门性的商品的定期市。这类集市在大城市中也有，如成都府有药市[41]；也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因是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草药什物”[42]，这类定期集市往往形成为传统，持续数十百年不变，届时四面八方的商旅都前来买卖，交易至为兴盛。（3）还有一种所谓的庙会，例如在南岳衡山的岳市，“环皆市区，江浙川广种货之所聚，生人所须无不为”[43]，一些专门性商品交易的庙会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
在以城市为中心，由城市、镇市和墟市而构成的多层次、网络状的地方市场日益发展之下，宋代的区域性市场也形成起来了。所谓区域性市场，较地方市场更加广阔，是由若干个地方市场形成的。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该地区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的制约，因而它与其他的区域市场也就有所不同，从而表现了这一地区的特点。在宋代，这种区域性市场有以下几个：
（一）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
经过唐中叶五代以来的兵连祸结，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衰敝不堪。由于这个地区农业手工业生产基础较好，因而到北宋初年逐步恢复起来，市场也渐活跃。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汴京，有百万以上的居民，府畿又屯驻了数十万大军，因而需要大量的粮食、燃料和种种物品的供应，加上北部西北部边防所需，各项供应为之倍增。在统一南方诸国之前，汴京主要靠黄河、广济河等几条河道，将京东西各地物资运送到汴京，及至统一南方诸国后，就仰仗汴水吸收东南诸路物资财富，以供应汴京的需要。而这个地区的名贵的丝织品、瓷器、雕板印书以及铁制器物等，也流入东南市场。到北宋晚期，密州板桥镇置市舶司，发展了同海外诸国贸易，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市场的重要地位。
（二）以东南六路为主、苏杭为中心的东南市场。
这是宋代最重要的区域性市场。自然在这个地区上，商品交换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其中两浙、江东是宋代农业高度发展、手工业产品最为丰盛的地区，因而这一地区的商品流通和交换尤为兴盛。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里形成了多层次、网络状的交换场所。以杭州而论，就有十一个镇市、二十五个市[44]；建康府有十五个镇市、二十五个市[45]；常州有十三个市[46]；秀州有七个镇市、十一个市[47]；就是常熟一县，也有六镇八市[48]。而且，这些城市、镇市和墟市草市自然地组合、联结起来，确实形成了交叉重叠，上下贯穿，左右逢源的蛛网式的交换市场。它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的交换，而且对社会各阶层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同社会最底层也发生了相应的联系。材料反映，在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地区，广大农民与城市几乎是隔绝的，无任何联系的。张方平在一道奏章中指出：“穷乡荒野，下户细民，冬至节腊，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钱，买葱茹盐醯，老稚以为甘美，平日何尝识一钱？”[49]有的农民甚至“投老、终身不入城郭”[50]，在狭小的村壤中度过一生。而在上述两浙路建成蛛网式的商业交换市场的地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宋末元初的方回，目击秀州一带，“吴侬之野”时说：“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货，归售水乡佃户如此。”[51]这样一个区域性市场，把佃户也卷入到商品交换之中了。而且，佃户们出售的不仅是余粮，而且也有鸡豚等副业产品，所谓“带得鸡豚趁晓虚”[52]，以及布帛、柴炭之类。举凡城市百需，来自墟市草市和镇市上的占有大宗。当然，如上所述，城、镇市中的手工业产品也通过这些初级的市场，到了农民手中。因之，在这样的区域性市场中，对商品的流通和交换，起了积极的作用。而这样的市场越是发达，越是能够把社会最底层卷入商品交换之中，就越能够削弱自然经济而发展商品货币经济，就越能够推动农民向小商品生产方向发展，从而就越能够削弱封建经济制度而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生和成长。然而，就宋代东南市场来说，也因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只有在两浙、江东诸路才达到这一步，而在此以西，江南西路和荆湖南北路，则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相对下降，商业市场的网络也就稀疏不密了，而在湘江以西，情况就更加不同了。
其次，交通条件特别是水路交通条件特别好，也有利于商品交换和城市的发展。东南市场一方面有长江作为贯通全区的东西大动脉，另一方面又有汴水和江南运河，把全区精华所在，同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联结起来。与此同时，这个市场又因地处东南沿海，同海南诸国有了密切的贸易来往。因此，可以看到，宋代重要的城市集中在这个地区的为数甚多，诸如沿汴水和江南运河的名城大邑有杭州、苏州、真州、扬州等地，沿长江而上则有镇江府。建康府、鄂州、江陵、潭州等城市，芜湖、沙市虽不是州府，但也是沿江著名的市井之区；而在沿海一带，则有明州、温州、福州、泉州和广州等城市，同国内外进行海上贸易。顺便在这里一提的是，镇江和潭州都是在南宋兴起来的城市，镇江是南宋三榷务之一的所在地（另两个在建康府和临安府），茶、盐钞和香药等都在这里兑换交易，从而成为闹区。潭州和江南西路的吉州，在北宋晚期即因人口的激增而著称于世，而在南宋年间，“乙卯饥荒后，长沙富庶全。纪年四十载，米斗二三钱（原注：自绍兴五年一早后，丰稔三十八年）。县县人物密，村村景物妍。朱蹄骄柳陌，金镫丽花钿（长沙自唐号小长安）。……兼并勤告谕，商旅渐喧阗。……北来因鼎粟，南至出渠船（分路招籴广米，自灵渠出）。……江步时时到，村墟日日穿……”[53]这首诗把长沙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给以描述出来了。据宋神宗熙宁十年以前商税征收情况统计，全国岁收一万贯商税的城市计二百四座，而在东南地区就有六十四座，占总数的百分之三一·八[54]。川峡诸州商税则征收铁钱，如果按照铜铁钱一比十折算，川峡诸州商税要减去十分之九，因而一万贯以上城市的比数要大大降低，而东南地区的比数则将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左右。依靠本地区的茶、盐、绢、罗、瓷器、铜制器物等优势，这个区域性市场不仅有力地支援了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和西北市场，而且同海南诸国进行了广泛的贸易。
广南东西路所组成的两广市场，由于这个地区属于峡州以西的地区，地多人少，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都较落后。经过北宋一代的发展，到南宋有了一些改变，商品交换也因而有所发展。不过，它基本上从属于东南市场，它的商品粮一部分自灵渠运到荆湖南路，大部分则自西江运至广州甚至更为遥远的海南岛和福建等地。余如一些手工业产品也运到其他各地。这个市场，是围绕广州这个对外贸易的中心，逐步地发展起来。
（三）以成都府、梓州和兴元府为中心的蜀川诸路区域性市场。
川峡诸路是以多山著称的古梁州之地，同东方诸路的交通极为困难，断金牛，塞剑门，扼三峡，便可形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因而，在商品交换中，所表现的区域性就特别突出，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封闭的贸易区。在这个区域性市场上，也因农业手工业发展不平衡而表现了它的不平衡性。川峡诸路的镇为数不少，成都府为一百六十三个，梓州路三百五十一个，利州路一百二十个，连夔州路也有七十九个。这些镇集中于河谷一带的“坝子”上，大体上茶产的贸易中心以及盐井较多的地方形成为镇。因而一般地说，镇仍然是集中在生产较发达的地区。其次，在夔峡一带，镇市也就是草市墟市所在，因而至东南和北方市场上形成的地方性的两种初级市场，在这里合而为一了。所以镇虽多，但它的交换并不象东南、北方诸路一样形成四通八达的商业网，而在戎、泸州边缘地区，因无草市，连寻觅购买茶盐农具的场所都很困难。即使是在夔州路以及利州路、梓州路的一些山区，也因为交换场所“镇”或“坝”相距甚遥，而使交换不够发达，在这样的地区便谈不上蛛网式商业市场了。
但在成都府、梓州、利州的河谷地区如遂宁、汉中等地，商业交换是很发达的。尤其是成都府路，不愧为“天府之国”，它不但以其丰富的产品同夔峡诸地贸易，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汴京特别是西北市场：
……惟剑南西川，原野演沃，氓庶丰夥，金缯紵絮，天洒地发，装馈日报，舟浮辇走，以给中府，以赡诸塞，号居大农所调之半，县官倚之，因以为宝薮珍藏云。[55]
因此，这个区域性市场也是宋代一个重要的市场，对促进宋代经济的发展和集权统治的强化是起了作用的。
（四）以永兴军、太原和秦州为支点的西北市场。
这个地区包括陕西路和河东路，除了解盐、木材、煤炭、铁和少量的铜之外，其他产品都不丰盛，因而这个地区早已失去“陆海”的光辉，而远不能同北方地区和东南地区相比。但是，由于这个地区处于西北边防，一方面它同西北诸族进行贸易，特别是茶马贸易为重要的一宗，而另一方面，为抗击西夏贵族在秦凤、环庆、泾原、鄜延和河东路屯驻了四十万以上的大军，需要大批物资转输过来，于是这个地区成为一个重要的交换场所，从而形成了西北市场，表现了它自己的特点。
与西北诸族的茶马贸易，主要由宋政府掌握。用以易马的茶、锦等物资，是自蜀川、利州路运来。西北边防上的各项物资，除政府的两税之外和官家运输之外，依赖商人入中粮草，根据入中数量到汴京或其他各地清算茶盐香药等物品。所以，这个地区的交换主要出自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它的特殊性就从这里表现出来。实际上，不仅在西北市场上，在宋代城市中，包括汴京、临安这些百万人以上的都市中，都聚居了大批封建统治者、寄生者、食利者和剥削者，以及维护封建统治的军队，他们消费了大批的现成的东西。因而在城市中虽然也有一些手工业生产，但是同消费相比，生产赶不上消费，或者说消费的意义大于生产的意义。这一特点在沿边城市特别是西北市场上的城市中突出地显现出来。
这里不妨先以熙宁十年的酒课征收来考察一下上一问题。河北沿边诸州如莫州，酒课为二万五千九百九贯，雄州二万二千三百一十八贯，霸州一万八千九百一十九贯，保州三万三千二百六十贯，而陕西路的延州则为九万三千六百三贯，耀州六万九千五百五十九贯，邠州七万二千九百七贯，鄜州四万六千二百七十七贯，熙州二万六千四百八贯；河东路的岚州二万四千一百二十四贯，石州三万二千六百二十九贯，威胜军二万三千二百七十贯，苛岚军一万六千八百一十贯[56]。这些州军的生产大都落后，户口也较少，可是它们的酒课则显得偏高。商税也同样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现在再以熙宁十年延州及其所属各县城寨的商税征收情况列举于下：延州在城一万四千一十八贯，临县五百八贯，延长县二百一十九贯，甘泉县六百六十一贯，敷政县四百一十六贯，门山县一百四十二贯，绥德县七百一十二贯，青化镇一百五十三贯，延水镇六百二十一贯，丰林镇四百九贯，青涧城二千三百五十贯，承宁关六百六十四贯，万安寨二百八十二贯，永平寨六百一十八贯，顺安寨二百一十贯，金明寨八十三贯，招安寨二百一十九贯，新安寨二百四十九贯，怀宁寨七百二十七贯，绥平寨四百九十八贯，百草寨二百九十七贯，安定堡四百四十一贯，安寨堡四百五贯，黑水堡一百五十五贯，总计二万五千五十七贯[57]。延州商税税收与内地生产发达的州军相比，也是偏高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按延州是陕西沿边四路统帅之一的鄜延经略司的所在地，为宋代西北边防重镇，在其所辖属诸县城寨屯驻十万左右的军队。除延州州城屯兵外，青涧城是宋仁宗庆历年间种世衡修筑的防御西夏的一座城堡，余如金明寨、安塞堡等都列于前沿阵地，而驻兵防守。这些城池堡塞，无任何生产可言，纯粹是由政治军事需要而形成的消费城市。既然要消费，就要组织物资供应、运输，于是商人本能地跟踪而至，更何况宋政府依赖、鼓励商人们去沿边入中粮草。这就是为什么沿边州军酒课偏高、而一些前沿堡寨亦能征商的原因所在。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我国古代城市发展中第二个特点即消费大于生产，或者说消费的意义大于生产的意义。
上述我国古代城市发展中服务性行业大于生产性行业、消费的意义大于生产的意义这两个特点的结合，又表现了我国古代城市的第三特点，即政治的意义大于经济的意义。由于我国古代城市不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政治军事需要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越是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发展就越是迅速和特别茂盛。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所以它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一旦政治军事发生了变化，或者政治军事中心转移，这些城市便随即表现出它的盛衰。即使是帝都所在，也是如此。汴京临安之成为全国最大都市，就在于它们是两宋京城。可是等到北宋灭亡，汴京也随之而萧然一空；南宋灭亡之后，临安也失去了往昔的光彩和繁华。东京梦华录，也可写作临安梦华录，事实上历代王都都是梦华录。根本原因是这些都城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它的繁盛荣华便瞬息即逝了。宋代西北边防上的许多城市堡寨，也由于边防线的变动，不再屯驻军队了，从而陡然冷落下来，不复吸引那么多的商旅了。政治的意义大于经济的意义，这是我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欧洲城市发展截然不同的地方，值得注意。
那么，包括汴京以及西北边防线上的城市堡寨，消费的意义大于生产的意义，是否西北市场以及这些城市都无任何积极作用了？当然不是。正是由于包括汴京在内的城市发挥了它的政治军事上的作用，才使战争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使内地广大地区和城市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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