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茶法：南宋东南地区茶利的集中搜刮和管理

南宋继续实行了政和茶法，而且还有所发展。现将四川诸路和东南诸路有关茶法的情况分别叙述如下。

宋室南渡之后，四川成为支援西北防线的基地。因此，整顿四川财政，供给西北防线十万军队的需要和川峡诸路地方开支，便成为一个突出的重要的课题。赵开便是把四川财政纳诸战时轨道、解决这一重大课题的第一人。北宋末，赵开任成都府路转运判官时，即针对一些弊政而有所变革。建炎二年（1128年）赵开提出榷茶买马有五害。他指出：“榷茶之初，预表茶户本钱，寻于预表数外更增和买，或遂抑预表充和买，且不给一钱，茶户坐是破产”；“而官买岁增，茶日益滥杂，自蜀至秦，沿路委积如山，半成朽壤，而有司犹指为现在官钱数！官茶既不堪食，私贩曷由禁止？”“承平蜀茶之入秦者十几八九已悉积压难售，今关陇悉遭焚荡，而买茶乃拘旧额，不知竟何所用茶？兵岁给衣粮，动计巨万，耀粮买衣，州县未免科配！”而要去此五害，就必须“尽罢榷茶”；即使不能尽罢，也必须“痛减额以苏茶户，轻立价以惠茶商”，采取薄息多销的做法，使“本钱既常在而息钱自足用”。赵开就是从这一认识开始变更熙宁以来茶马之法的。

赵开完全废除了熙宁七年以来在蜀川诸路的官榷法，参照政和二年都茶务所创立的规章制度，“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交易”，“改成都府旧买卖茶场为合同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201]；“茶百斤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202]，“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203]；“茶户十或十五共为一保，并籍定茶铺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所买茶引，每一斤春为七十、夏五十，旧所输市例头子等依旧，茶所过每一斤征一钱，住征一钱半，无得妄增”；“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称茶、封记、发放外，并无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旧制买马及三千匹者转一官，比但以买卖数推赏”，赵开改变为按马匹到京的实收数目推赏，因而至建炎四年冬所买马也超过了两万匹，为前此所不多见^[204]。

赵开对川茶法的变革是成功的。由于废除了官买官卖的旧茶法，便大大改变了损园户、优茶商、肥官吏、牙人等种种弊端，同时也由于撤除了官茶机构，从而节省了一部分行政开支。就茶息而论，每斤五十至七十文，不为不重，但茶息既定之后，买到茶引的茶商与园户进行交易，官府不再干预，这就有利于茶商园户两造之间的贸易，有利于商业的正常发展。为避免影带，赵开把园户、茶商、茶铺这三者关联起来，而以合同场为中心纽带，从生产到销售的总数量检查也是比较有效的，这就能使国家专利得到保证。赵开的变革来自政和茶法，而政和茶法则继承了嘉祐通商法，但与通商法不同的是管理制度严密得多了。而合同场就是政和茶法加强管理的一个重要设施。通过合同场可以了解到园户和茶商之间贸易的实际情况，有助于国家从商人手中取回部分茶利，这一点赵开在川峡诸路所做的特别见效。赵开之后，韩球于绍兴十七年继任四川都大提举茶马司，“尽取园户加饶之茶为额，茶司岁收二百万，而买马之数不加多”。到绍熙初，“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场，岁产茶二千一百万斤，通博马物帛岁收钱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余缗”^[205]，大致在二百万缗上下，茶利达到顶点了。

南宋东南地区的茶法，也是继续实行了政和茶法的。“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买，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今不易，公私便之。”^[206]这段记载，清楚地说明了政和茶法在南宋东南地区的继续推行。南宋茶盐法是在建炎二年由梁扬祖建立起来的，“建炎初于真州印钞给卖茶盐”^[207]。同时继承北宋制度，置榷货务管理各项专利。不过，南宋的榷货务则分别设立于行在临安、镇江府和建康府三处，每个榷货务都设有都茶场，专门管理茶引和茶息事宜。各产地设有合同场，有的旧来就有，有的新建。东南诸路如浙东西、江东西、两湖、淮南、福建、两广等路无不产茶，产茶号称六十六州二百四十二县，地区是极为广泛的。当然，各地茶产量极不一样，今列表于下，以资比较：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一七至一九。
④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二〇至二二。

从上表看，乾道年间茶产量较绍兴年间为低。由于淮南茶产区遭到战争的破坏，如果同北宋相比，至少要减少一千万多斤，产量要稍低一些。但绍兴年间、乾道年间产量显然偏低了。《系年要录》和《朝野杂记》记载，建炎二年东南六十五州茶产量尚达一千九百五十余万斤，为什么绍兴、乾道年间反而降低了？更何况同川峡诸路来比，东南茶产量至少应超过川峡路一倍以上，达五、六千万斤；但实际上不仅没有超过，而且没有达到川茶产量，这是什么原因呢？看来，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虽然川峡诸路与东南诸路都继承了政和茶法，但川峡路似乎更加严密完备一些，因而茶产量控制得稍紧，茶产量显得高一些。反之，东南地区茶法不够严密，于是茶产量也就相应的低落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东南地区茶产量虽然不及川峡诸路，但东南地区的茶利却比川峡路为高。这就又表明东南地区在茶利的搜刮上又远远超过了川峡路。文献材料充分证明，南宋政府是想方设法，从各个方面在东南地区搜刮茶利的。

（一）福建腊茶是当时“品色最高”的一种，“客人兴贩利厚”，于是南宋政府为同客人分享厚利就提高引价：“如客人愿贩銙截片铤腊茶套过淮南京路近里州军等处货卖，銙截腊茶二十五贯套更贴纳钱一十五贯文，五十贯套更贴纳钱三十贯文：片铤腊茶二十二贯套，更贴纳钱一十五贯文”^[208]，这样，腊茶引价就增长了百分之六十至六十八。其他诸色茶引也很可能增价。

（二）增收茶税翻引税。本来茶引“于请纳外，随其所指，并不收税，近日客人贩茶过淮，遂开收税之例”。不但过淮收税，如翻转到其他地方也要增税。原来长引“水路不许过高邮，陆路不得过天长”，现在愿去楚州和盱眙军的，每引二十三贯或二十六贯各贴纳钱十贯五百谓之翻引钱；如到楚州盱眙军翻改去淮北，则再贴纳钱十贯五百^[209]。这就是说，通过翻引钱，到楚州盱眙军的引钱增加百分之四十点三至四十五点五；而到淮地一带就增至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三）在有的产茶区，如“邵武军管下四县，有产茶价钱岁纳之数通不下一千七百缗”，绍兴年间行经界法，“乡民植茶虽止一二株，尽籍定为茶园，敷纳价钱，无虑数千户，虽荒废无复存者，所科钱依旧输纳”^[210]。这是用扩大茶园面积的办法以增加茶利的。

（四）对园户增俵茶引。这是南宋川路和东南地区增加茶利广泛使用的一种极为苛酷的办法。绍兴十七年以后，四川茶利不断增加，“聚敛之臣，进献羡余，增立重额，每岁按额预俵茶引于合同场”^[211]；“张松为都大提举日，又计兴洋诸场一岁茶额，直将茶引俵于茶户，不问茶园兴衰，不计茶货有无，止计所俵引数，按月追取息钱，以至园户百姓愈更穷困”^[212]。东南地区也存在这种情况，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湖州是著名的顾渚茶产区，“比年官司又于额外抑配园户茶引、僧人茶钞，武康一县园户买茶引每亩出钞三百文足，僧人买茶钞每名出钱三百六十文足”^[213]。“瑞昌民负茶引钱新旧累积一十七万有奇，皆困不能偿，死则以责其子孙”，而这样的人家有千余户^[214]。

（五）增加脚税。夔州路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错居的地区，原来不榷茶的。虽然不行榷法，但官府则从脚税等方面打主意。如“达州东乡县出产散茶并饼团茶，自来客人止贩饼团茶，每团二十五斤，茶价每斤一百二十文，计三贯文，至渠州沿路脚税三贯五十文，及买关引钱二贯五百文，共八贯五百文”，脚税超过了茶的原价；而且，到渠州“约度中价止卖得六贯五百文”^[215]，由于脚税和关引这样沉重，到渠州要赔上两贯文，谁还肯做这种买卖呢？

南宋政府就是通过上述种种手段攫占了大量茶利的。为了更好地说明宋代茶利的不断增加，以及茶利在宋代财政中的地位，下面制作有关的两个表，一个是自熙宁以后川路官榷下茶利不断增长的情况，一个是两宋历年茶利增长的情况。先看第一表^[216]。

上表清楚地说明了，蜀茶自征榷之后，国家的茶利是日益增加的。到赵开大改茶法，茶利大幅度地增长，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赵开以后继续榨挤茶利，虽增三十万贯，但是已经怨声载道、不可终日了。

东南茶利在两宋三百年间变化比较复杂曲折，今制表如下，以资考察：

①　以上三项数字据《包拯集》卷八《论茶法》。
②　以上两项据《梦溪笔谈》卷一二有关茶法诸条。
③　汪应辰：《文定集》卷二，《应诏陈言兵食事宜》。
④　表中宋徽宗大观三年以下诸栏数字，系据《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两朝圣政》卷三、《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一一。

上表清楚地说明了，宋代茶利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即从国初到嘉祐通商茶利自高而低，自政和改茶法国家茶利又自低而高这一过程。国家茶利自高而低，显然是行禁榷法的一个结果，而自蔡京改茶引法，又促使茶利向高处发展。如果从国家同豪商巨贾的关系来看，在禁榷法下，茶利无疑地为豪商巨贾所吞噬；而在茶引法亦即改革了的通商法之下，优势则从豪商巨贾一方向封建国家方面转化，使国家获得更多的茶利，而且到南宋更超过了北宋初年。由于茶利猛增，成为国家财政中的一项重要收入。周必大曾经指出：“国家利源，茗居半。”^[217]盐、茶在国家财政结构中占百分之五十，比重是如此之大。盐利当然占首位，而茶利则在国家专利中占第二位。在第一编中，曾经提到宋代财政收入，宋高宗末年财政总收入为五千九百四十余万贯，宋孝宗时为六千五百三十余万贯。而这两代的茶利，分别占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六和七·二，其在财政结构中所占比重就可以明白了。

在国家茶利激增之下，一般小茶园主茶农因茶引摊派而贫困不堪、难乎为继；而一些不种植茶的贫下户也要受到茶引或茶摊派之苦。如荆门军一带，即“以人户为率，计口均敷，如家有一丁，则岁受茶三斤”，“至有一家买十三斤者”，“行之将及十年，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其弊不一”，这是官吏用摊派方式代豪商推销茶货。其次，荆门军两县主户才三千，坊郭户不满百家，“递年趁茶四百六十引，客人就官入纳每茶一斤为钱一百八十一文足，就旁近土产买下等粗茶，杂以木叶，……令民户还五百三十文足。会计本军岁额，客人入纳钱一万七百贯有奇，而民间偿客乃费三万一千七百贯”，这样，许多民户吃坏茶贵茶，而豪商却坐享厚利。第三，“凡客人责引到县，指定所欲卖茶乡分，乞留元引，只以县帖下乡，称某客贩到若干引，令耆保差大小保长，门到户至，应主客户并给口均敷。或猾吏暗增引数，或豪强均茶已足，计讬牙驵，妄称人丁逃徙，差互发卖未足，乞改别乡，……致客往来影带私贩”^[218]。洪适所揭露的荆门军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有，不过不如这里更加典型罢了。在荆门军，如上所述，客户均敷卖茶，而在峡州，“茶租均之客户”^[219]，白纳租钱而一无所得，在这一点上峡州客户所受的压榨就更加严重了。

由于官府的不断提高引价，茶的价格自然是日增的。这样一来，贩私茶的利润也日益增长。特别是把茶贩到金统治下的北中国，更能够获得厚利：“鼎、澧、归、峡产茶，民私贩入此境，利数倍”^[220]。向北境贩运茶的，不限于鼎、澧、归、峡一带；而且也不限向北境贩运，南宋各地也到处贩私茶。为制止私贩，南宋官府设巡卒巡防，而巡卒们又于所在作威作福，严于追捕。前面提到，捕获了私商，就追求其所贩私茶的来历。可是被追捕到的私商，“素与交易者，多不通吐，以为后日贩鬻之计；所牵引者，类皆畏谨粗有生计之人”；而且在根究之下，“是致狱户填满，严冬盛夏死损者常有之。”^[221]这样，一方面导致了人们对官府巡卒的痛恨，这在诗人们的笔触也都有所反映：“自从巡尉罢搜茶，便觉山中气象佳。卖得钱来供饱饭，尚余醉酒插山花。”^[222]另一方面进一步激起人们的反抗，以武装进行贩卖私茶。这种情况在产茶区到处都是，极为普遍，如在江南西路，“盗贩私茶者，多辄千余，少亦百数，负者一夫，而卫者两夫，横州揭斧，叫呼踊跃，以自震其威。”^[223]江西转运使，为维护茶利，在关津渡口严行捕捉，结果“聚众私贩”的群众，“相与角敌”，“已而杀伤太甚，自知抵宪与私贩等死”，乃“鼓众横行”^[224]，从武装走私进一步走上了反抗道路。因此，从南宋初年以来，私茶贩即同封建国家处于对抗状态。如“贩私茶客商，杀鼎州武陵县巡检，转入潭州安仁县巡检，却入湖北烧辰州溆浦县”^[225]，就是一例。这已经不是私茶商贩了，而是武装暴动者了。到宋孝宗时候，转战于荆湖、江西的所谓“茶寇”赖文政，就是武装暴动者中间一支著名的劲旅。而在这支武装力量活动的时候，南宋茶利达到顶峰，难道说这之间没有任何的内在联系？

【注释】

[1]此据《三国志·吴书》卷二〇《韦曜传》，曜当作昭，陈寿避晋讳，故改昭为曜。

[2]陆羽：《茶经》，百川学海本。

[3]《东溪试茶录》，百川学海本。

[4]《文献通考·征榷考五》《榷茶》。

[5]《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总论东南茶》。

[6]《四时纂要》卷三。

[7]苏辙：《栾城集》卷三九，《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

[8]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

[9]此据《东溪试茶录》；刘弇《龙云集》卷二八《策问中·茶》作郝源。

[10]蔡襄：《茶录·色》。

[11]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卷二《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12]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又陈鹄《西塘耆旧续闻》卷八所载与欧录全同，当系抄自欧录者。

[13]刘弇：《龙云集》卷二八《策问中·茶》。

[14]范镇：《东斋记事》卷五。

[15]〔元〕鲁善明：《农桑衣食撮要》卷上。

[16]《东溪试茶录·采茶》。

[17]《宋史》《食货志·茶法》。

[18]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〇，《议茶法》。

[19]《龙云集》卷二八，《策问中·茶》。

[20]王祯：《农书》卷一〇《茶》。

[21]强至：《强祠部集》卷一。

[22]《长编》卷六一，景德二年十月癸巳记事。

[23]熊禾：《熊勿轩集》卷三，《北苑茶焙记》。

[24]《东溪试茶录》《总叙焙名》。

[25]《东溪试茶录》《总叙茶焙》。

[26]赵汝励：《北苑别录》。

[27]《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三五。

[28]《说郛》本《北苑别录》则作二百二十五人。

[2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二。

[30]《北苑别录》。

[31]蔡襄：《茶录》。

[32]宋徽宗：《大观茶录》。

[33]苏籀：《双溪集》卷一五，《故中奉敷文阁王公墓志铭》。

[34]熊勿轩：《熊勿轩集》卷五，《北苑茶焙记》。

[35]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

[36]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

[37]蔡絛：《铁园山丛谈》卷六。

[38]晁冲之：《晁具茨先生诗集》卷六，《简江子之求茶》。

[39]姚宽：《西溪丛语》卷上。

[40]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进茶》。

[41]释永颐：《云泉诗稿补遗》《吕晋叔著作遗新茶》。

[42]邹浩：《道乡全集》卷一〇，《修仁茶》。

[43]杨亿：《武夷新集》卷四，《建溪十咏·北苑焙》。

[44]邹浩：《道乡全集》卷三，《再酬仲孺》。

[45]吕陶：《净德集》卷一《奏县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46]《宋史》卷四七九，《西蜀孟氏附母守素传》。

[47]冯山：《冯安岳集》卷九。

[48]周辉：《清波杂志》卷四。

[49]释重显：《祖英集》卷下。

[50]《夷坚三志》己集卷二。

[51]《夷坚甲志》卷六。

[52]《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二之三至四。

[53]陈巖：《九华诗集》。

[54]《临川先生文集》卷七〇。

[55]《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三。

[56]《系年要录》卷一三。

[57]《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五。

[58]吕陶：《净德集》卷一，《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等状》。

[59]《夷坚支志》景集卷一。

[60]《净德集》卷一，《奏其置场买茶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61]《净德集》卷一，《奏其置场买茶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62]《净德集》卷一《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

[63]《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二之一二。

[64]《文献通考·征榷考》五《榷茶》。

[65]《唐会要》卷八四。

[66]陈均：《皇朝编年备要》卷一。

[67]《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八月辛酉记事。

[68]《宋史》《食货志下五》《茶上》。

[69]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二。

[70]《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下五》《茶上》。

[71]按十三场《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三二所载没有光山场而有黄梅场，《梦溪笔谈》卷一二所载则有光山场而没有黄梅场，按黄梅场废于宋真宗景德二年，故沈括所载必然为是年以后情况。又与《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六核对相同。

[72]《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一。

[73]《文献通考·征榷考五》《榷茶》。

[74]《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八至一四。

[75]《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一。

[76]《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一。

[77]《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三。

[78]此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二，《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茶上》；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二谓在“淳化二年令商贾就园户买茶”。

[7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二。

[80]林駉：《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四。

[81]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二。

[82]《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二。

[83]沈括认为这种“三说法”，是“三分法”；而真正的“三说法”是适应边防需要的三种籴买粮食的办法，载《笔谈》卷一一。

[84]《梦溪笔谈》卷一一。

[85]《梦溪笔谈》卷一二。

[86]《长编》卷六〇，景德二年五月辛亥记事。

[87]《长编》卷六〇，又参阅《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八。

[88]《长编》卷六〇，景德二年五月辛亥记事。

[89]此处《宋史·食货志》亦作“绵”；《梦溪笔谈》卷一二作“钱”，甚是；《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五以下所记亦作“钱”，故《长编》此处以作“钱”为是。

[90]茶法第（6）、（7）两条据《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茶上》增补。

[9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三至四。

[92]《长编》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戊申记事。

[93]《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三。

[94]《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七。

[95]《梦溪笔谈》卷一二。

[96]《长编》卷一〇〇，天圣元年春正月丙寅记事。

[97]虚钱指的是入中粮草中的加抬、虚估。

[98]《长编》卷一〇〇，《文献通考·征榷考五》《榷茶》。

[99]《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茶上》。

[100]《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三。

[10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五，参阅《长编》卷一〇〇，《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茶上》。

[102]《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茶上》作“以防私害”，当作“售”。

[103]《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五至六。(www.xing528.com)

[104]《长编》卷一〇〇。

[105]《长编》卷一〇〇。

[106]《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六至七。

[107]《长编》卷一〇〇，并参阅《文献通考·征榷考五》、《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

[108]《长编》卷一〇二，天圣二年秋七月壬辰记事。

[109]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九。

[110]《梦溪笔谈》卷一二。

[11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八。

[112]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九。

[113]《长编》卷一〇三，天圣三年十一月己卯记事。

[114]《长编》卷一〇三，天圣三年十一月己卯记事。

[115]《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春正月戊子记事。

[116]《长编》卷一一八。

[117]《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九，《长编》卷一二〇。

[118]《长编》卷一六五，庆历八年十二月丙子记事。

[119]此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二九，其中“在京支见钱二十千”，当据《长编》卷一六五所载，改作“三十千”，此外会要所载则可校正《长编》所载，如“在外支钱十贯”，当作“在外支盐十五千”。

[120]《长编》卷一七〇。

[121]韩琦：《安阳集·韩琦家传》卷一三。

[122]《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二九至三〇。

[123]《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九月辛未记事。

[124]《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三月丙午记事。

[125]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一》。

[126]《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九月辛未记事。

[127]《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九月辛未记事。

[128]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〇《茶商十二说》。

[129]《长编》卷一八八。

[130]《包拯集》卷八，《论茶法》。

[131]《长编》卷一八八。

[132]《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二月丁卯记事。本段曾据李璧《王荆公诗集笺注》卷六《奉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茶法利害见寄》一诗注引文以及《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五·茶上》校正。

[133]《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二月戊辰记事。

[134]此条以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一六所载补充。

[135]《文献通考·征榷考五》《榷茶》。

[136]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〇，《议茶法》。

[137]《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三月丁巳记事。

[13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二，《论茶法状》。

[139]《长编》卷一九一，嘉祐五年三月丁巳记事；《通考·征榷考五》、《宋史·食货志下六》全同，并以之校正。

[140]林駉：《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四，《榷茶》。

[14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一一。

[142]陈瓘：《四明尊尧集》卷五，引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

[143]吕陶：《净德集》卷三，《奏乞罢榷名山等三处茶以广德泽亦不缺边备之费状》。

[144]《长编》卷二八九，元丰元年五月乙未记事。

[145]《长编》卷二八九，元丰元年五月乙未记事。

[146]《宋史》卷一八四，《食货下六·茶下》。

[147]《净德集》卷三，《奏为缴连见知彭州日三次论奏榷买川茶不便并述今来利害事状》。

[148]《长编》卷二九二，元丰元年九月壬戊记事。

[149]《净德集》卷一，《奏为官场买茶场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

[150]《净德集》卷一《奏为园户暗折三分价钱令客旅纳官充息乞检会前奏早赐更改状》。

[151]《净德集》卷一，《奏为官场买茶场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

[152]《净德集》卷一，《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153]《净德集》卷一，《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

[154]《长编》卷二八二。

[155]《净德集》卷一，《奏为园户暗折三分价钱令客旅纳官充息乞检会前奏早赐更改状》。

[156]《净德集》卷三，《奏乞罢榷名山等三处茶以广德泽》。

[157]《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二。

[158]《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一五；《长编》卷二八九。

[15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一二载熙宁七年四月十九日茶场司奏言。

[160]冯时行：《缙云文集》卷四，《扬隐文墓表》：“名山自元丰定例，入茶四万驼马与子钱五十万”。

[161]苏辙：《栾城集》卷三六，《论蜀茶五害状》；《长编》卷三六六系此状于元祐元年二月癸未。

[162]《净德集》卷三《奏乞罢榷名山等三处茶以广德泽亦不阙边费之备状》。

[163]《净德集》卷三《奏为缴连先知彭州日三次论奏榷买川茶不便并条述今来利害事状》。

[164]《栾城集》卷三六，《论蜀茶五害状》。

[165]《长编》卷二七四，熙宁九年四月丁未记事。

[166]《长编》卷二九二元丰元年九月壬申、《长编》卷三四〇元丰六年冬十月癸巳记事。

[167]《净德集》卷三《奏为缴连先知彭州日三次论奏榷买川茶不便并条述今来利害事状》。

[168]《栾城集》卷三六，《论蜀茶五害状》。

[16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一六。

[170]《长编》卷三四四，元丰六年三月戊申记事。

[171]刘挚：《忠肃集》卷五，《论川蜀茶法疏》。

[172]吕陶则谓系名山、油麻坝和洋州三处，见《净德集》卷三。

[173]《长编》卷三八一，元祐元年六月甲寅记事。

[174]《净德集》卷三；《奏乞罢榷名山等三处茶以广德泽亦不阙边费之备状》。

[175]汴京水磨茶，《文献通考》、《宋史》均作《元丰中》，无确实年月，《长编》诸卷对此有考证，因据之。

[176]《长编》卷三三八，元丰六年八月乙酉记事。

[177]《长编》卷三四三，元丰七年二月甲戌记事。

[178]《长编》卷三四六，元丰七年六月乙巳及原注。

[179]杨仲良：《长编本末》卷一七三，《水磨茶》。

[180]《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三二；《文献通考·征榷考五·榷茶》，《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茶下》。

[18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三一至三二。

[182]《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三二。

[183]《文献通考·征榷考五·榷茶》。

[184]《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三二。

[185]此条据《文献通考·征榷考五·茶》、《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茶下》补。

[186]第（6）（7）（8）三条均据《文献通考》、《宋史》补充者。

[187]《文献通考·征榷考五·榷茶》、《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茶下》。

[188]《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三六。

[18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三六至三七。

[190]《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四〇至四四。

[19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〇之四〇。

[192]《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二之二。

[193]《文献通考·征榷考五·榷茶》。

[194]《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茶下》。

[195]《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总论东南茶法》。

[196]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三《高李蠲征录跋》。

[197]《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茶下》。

[198]李纲：《梁谿全集》卷六三《乞减上供数留州养兵加耗以宽民力札子》。

[199]杨时：《杨龟山先生集》卷四，《论时事》。

[200]《梁谿全集》卷六三《乞修盐茶之法以三分之与州县札子》。

[201]李焘：《赵待制开墓志铭》，载《琬琰集删存》卷二。

[202]《文献通考·征榷考五·榷茶》；《宋史》卷一八四《食货志下六·茶下》。

[203]《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蜀茶》。

[204]李焘：《赵待制开墓志铭》。

[205]《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蜀茶》。

[206]《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一六。

[207]《系年要录》卷一七，《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二。

[208]《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六至七。

[209]《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一五至一六。

[210]《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一四。

[21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二六。

[212]《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五，淳熙四年十二月记事。

[213]《系年要录》卷一六三，载林大鼐奏言。

[214]《宋史》卷三九二，《赵崇宪传》。

[215]《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一三。

[216]此表据《长编》、《系年要录》、《朝野杂记》等书制成，前面多已引用，不再一一注明。

[217]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三四，《陈从古墓志铭》。

[218]洪适：《盘洲文集》卷四九，《荆门军便民五事状》。

[219]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一八，《蒋行简墓志铭》。

[220]汪应辰.《文定集》卷二三《王师心墓志铭》。

[221]《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一二。

[222]王志道：《江湖后集》《田园杂兴》。

[223]王质：《雪山集》卷三，《论镇盗疏》。

[224]舒璘.《舒文靖公类稿》卷三，《论茶盐》。

[225]王之望：《汉滨集》卷五，《论潭衡郴州桂阳军贼盗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