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韩愈《师说》）。各种手工业生产部门，都是依靠师弟传承关系，把前一代的技术成就传给后一代，并且不断地提高这些技术的。因而匠师制度是手工业生产各部门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匠师制度，宋代各行业中也继承下来，连所谓“画工技之至贱者也”，也是靠“不耻相师”的制度把作画的技能流传下来[29]。前面提到，由于手工业生产是商品生产，不会没有竞争，因而行与行之间、同行之间，都在技术上进行非常严格的保密。国家各种武器的制作，“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诵其文而禁其传”[30]，是严格保密的。被抽调到官府作坊的工匠，“其人（当作“入”）役也，苟简钝拙，务閟其巧”[31]，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饭碗而不肯把技术全都施展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技术的传授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的。其一是，家世相传。这种相传，也有两不情况。有的是父女相传，如北宋著名的土木工程建筑师——都料匠喻（或作预）浩，他的《木经》是由其女儿完成的，前面已经说过。这是父女相承的例证。更多的情况是父子相承的，如匠者张艺多，“世为器用之工”，“自少时技能已出诸父上”[32]，即是如此。还有一些特殊的手工艺产品，如亳州又轻又薄类若烟雾的细纱；“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惧他人家得其法。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年矣”[33]。通过婚姻关系，两家把这种特殊的“亳纱”工艺继承下来。在纸、墨、笔的制造中，也有许多世代相传的专业匠户，经历二三百年而不衰。这类家世相承的手工业者，由于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生产经验，使产品的质量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成为名牌产品而世代传袭下来，对手工业生产特别是对特殊手工艺产品的传承和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作出了贡献的，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出自小商品生产者惧怕竞争的心理，对一些高超的技艺秘不示人，它本身就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行为，使技艺原封不动，结果经不起竞争的检验，许多名牌产品如宣城诸葛氏之笔终于在市场竞争中失败而消失了。至于许多高超技艺因保密而失传，使手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则更显得愚蠢了。这种保密，归根结柢，是私有制的产物；只有私有制消灭之后，才能使它失去容身之地。
另一种形式是师徒相传。不论官私手工业中，都普遍地存在学徒制度。在私家作坊中，作坊主招收徒弟，传授技能，在学徒期间承担各项沉重劳动而无任何报酬。学成之后，学徒即上升为工匠，可以单独经营，也可以在他人作坊中劳动。因而，学徒制是培养工匠的一项制度，对手工业技艺的传承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为使学徒真正学到本领，成为一个合格的工匠，各行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规定相应的年限。按照唐代官府规定，“凡教诸杂作计其功之众寡与其难易而均平之，功多而难者限四年、三年成，其次二年，最少四十日，作为等差均其劳逸焉”；诸如“金、银、铜、铁铸
凿镂错镞所谓工夫者，限四年成，以外限三年成，平慢者限二年成”；“诸杂作有一年半者，有一年者，有九月者，有三月者，有五十日，有四十日者”[34]。唐代有关学徒年限的规定，也为宋代所继承。如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湖南提刑司提出如下的一项规定：
钱监工役，朝暮鼓铸，最为劳苦。其招后投换犯罪刺配及刬刷厢军之人，既非素习，若令习学鼓铸，例收全工，免稽滞工限。欲乞相度，自到作者，给与请给，且令学习鼓铸，收功三分，及三十日与收半工，再经一年即收全功。[35]
这就是说，对于从来没有从事鼓铸的人，必须学习一年多以上的时间，才能按全功计算，因而这一年多即为鼓铸业中的学徒阶段。
对工匠，则有一套完整的考功制度。尤其是官府当中聚集了大批工匠，考功制度的制订极为详备。自唐到宋，手工业中所谓的“功”，是用来计算手工业者的劳动量的。各种不同的行业，用一个共同标准去衡量劳动量，就是按时间计算。宋承唐制，一年四季日照长短不同，“夏至日长，有至六十刻者，冬至日短，有止于四十刻者”。因此，功也就有所不同：“诸称功者，谓中功”；如中功“以十分为率，长功加一分，短工减一分”；“四、五、六、七月”为长功，二、三、八、九月为中功，十、十一、十二、正月为短功”[36]。严格说来，称劳动一天为一功，是不够精确的。这是一般的规定，但对一些具有特殊情况的手工业，如铸钱业，劳动强度太大，溽暑天气高温加上炉前高温，实在难以持续，因而在宋真宗景德四年下诏放宽钱监程限，“自今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功，本司每岁量支率分钱，以备医药”[37]。所谓收半功，即在这几个月内，缩短一半劳动时间。(www.xing528.com)
手工业各工种有所不同，因而在手工业内部计算“功”的办法也就有所差别。就建筑方面木工、石工来说，“功分三等，第为精粗之著”[38]。一般的做杂活的，还不算工匠，称之为杂工，不按正式规定要求。凡成为工匠的，都根据各自工种计功。例如对土方木石的计功情况是，土乾重六十斤谓之一担，石每方一尺重一百四十三斤七两五钱，木如黄松方尺重二十五斤，……根据这种标准定量来衡量工匠们所承担土方木石的重量而计功。如螭车载粗重一千斤以上，每五十斤即折为一功，等等[39]。这是考功的一个方面。考功的第二个方面是，各行业必须按照自己的“造作次序”亦即操作规程、工序进行生产。如石作的造作次序就有六道[40]。一个工匠必须按照这些规定并在规定的程限内，才算达到了要求。官府按这些规章考核所属工匠，师傅也根据这个行业的规定要求他的徒弟，以期产品符合规定。
自唐代开始，就在产品上题上制作工匠的名字，以考核工匠的优劣。例如，制造弓箭、长刀之类的武器，“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41]；“凡营造军器，皆镌题年月及工人姓名，辨其名物而阅其虚实”[42]。“辨其名物而阅其虚实”，使消费者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而评定其优劣，并根据镌题的名字而考核工匠的能力，这是使产品质量得到保证的一项好办法。宋代继承了这项做法，如前面曾引证《庆元条法事类》的记载，“诸买纳金、银、铜、铅、锡，皆铸为铤，各携斤重，专典姓名，监官押字，铜、铅、锡仍镌炉户姓名”[43]，即可证明。又如宋代刊书无不雕上刻工的姓名，以及刊印是书书肆的堂号；笔、墨等也刻制工匠的姓名和堂号，借以对是项产品负责。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产品的规格，而且也体现了生产者的高尚的职业道德。
官府工匠既有考功制度，就有升降制度，而且工匠的地位、待遇也就大不相同。私家作坊中工匠也是有所区别的。在官府作坊中，除刺配罪犯外，役兵、杂工是生产当中最低级的，只能做些粗活杂活。在役兵、杂匠以上，便是各级工匠。工匠能够逐级提升。南宋初御前军器所规定，每年提升一次，提升的办法是：“开具精巧之人，取众推伏，次第试验”[44]，然后经提举所审查通过，三等工匠可升第二等，第二等可升第一等。第一等工匠以上则为管理工匠的作头（或甲头）、作家、都作家。而在建筑部门，都料匠则是级别最高的。如果所制产品达不到规格要求，也可下降，甚至从三等工匠降至杂工。各级工匠到作头、作家、都作家，都按照自己的等级地位，按月分得“请给”。
所有上述考核制度、升降制度，对手工业起了促进、刺激的作用。不过，在官府应役的工匠，总希望早日离去，希望自己成为独立作坊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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