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墨、笔、砚，传统谓之文房四宝。这四者的生产是相互推动的，在宋代，随着造纸、印刷的发展，对墨、笔、砚的生产起着更加重要的促进作用。
先说墨的生产。
墨历来都是用松烟和胶做成的。原料大致一样，但做出来的墨大不一样。一位墨工曾谈到他自己的造墨经验是：“烟欲浮而轻，胶欲老而徵，均调揉治，不失其剂量，然后吾墨以成。”[58]只要把烟和胶的剂量调配得恰到好处，就能制做出好墨。而剂量配制得恰到好处，则只有优秀的墨工才能做到。北宋著名的书法家蔡襄曾评论南唐李廷珪所做的墨，“能削木，坠沟中经年不坏”[59]。墨除去这一特点外，黑当然是它的重要特点，宋人常斗茶斗墨，“茶以白为尚，墨以黑为胜”[60]。随着造墨原料松木砍伐得日益严重，人们担心墨的生产将要衰落了：“古松亦将尽，神奇渐衰息。”[61]
松木虽然少了，但总会有其他的东西代替松木的位置，使墨的生产能够持续下去。沈括就曾指出：“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但他则认为，石油可以代替松木作为制墨的原料：“予疑其烟可用，试埽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62]。俞正燮在《油烟墨》一文中不仅引用了沈括以鄜延石油煤作墨的事例，还指出“欧阳季默以油烟墨遗东坡，乃自埽油镫烟所造”，由此证明“石油煤墨已盛行”[63]。俞氏所论虽然不免过分，但用在战争中的石油，同时还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和制墨上，使制墨的原料增加扩大，则是一个无可置辩的事实。
由于制墨用烟用胶剂量的不同而形成墨的质量的差别，制墨业中也出现了不外传的秘方，由家庭操作，世代相传下去。易水李超在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卅之后，与其子李廷珪“亡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64]李廷珪墨从而成为宋代最知名的珍品。人杰地灵，徽墨也因李廷珪而名闻天下了。每块墨上都写（或刻）有墨工的姓名，加上墨工又多与士大夫们打交道，因而在文献上，诸如《文房四说》、《墨庄漫录》、《春渚记闻》等记载，便保留了有宋一代著名的墨工。大约在元祐以前，则有陈瞻及其婿董仲渊、张顺，潘谷、沈珪；崇观以后，如张孜、陈昱、关珪、梅鼎、张滋、田守元、郭遇明、张浩等都“皆有声称”，“不愧旧人”。其中张滋制墨超过了李廷珪，宋徽宗“命造墨入官库”，“岁加赐钱至三十二万”[65]。制墨既然利用家传秘方以抬高身价，因而也就不免弄虚作假。潘衡制墨本来就有名气，但为了百尺竿头更高一步，便追随被贬逐的大文豪苏轼至儋耳，后来说什么“尝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利用这个生意经，使“人争趋之”[66]。叶茂实是柯山著名的墨工，于是柯山姓叶的“货墨者多，皆茂实名而实非也”[67]。同时，墨既然是商品生产，就避免不了竞争，减价就是取得竞争胜利的一个手段，元祐年间“潘谷卖墨都下”，“每笏止取百钱”[68]。但在降低价格的同时，也降低了的墨的质量，这样在竞争过程中一些墨工又因此而衰落下来。南宋涪州乐温自蒲大韶死去之后，“族人犹卖墨，不复能大佳，亦以贱故也”[69]。如果墨价维持不变，“豪家有钱贮金珠，谁肯谈好如吾徒”[70]，一般贫穷的读书人花不起更多的钱来买，这是造成滞销的又一原因。更何况官府对墨工也加以勒索敲诈，象黎州这个西部边陲之地，仅有五户墨工，由于印造钱引，“每界所买墨不过二千七百斤，往往买发不足”，七十四界钱引则和买墨三千二百八十五斤，因而黎州知州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和买是墨工无法承担的[71]。
其次是笔的生产。
笔的生产，与墨大抵相似，也是世代相传、谨守家法、秘不外传的专业户生产。
笔头是毛笔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地是用兔毫制成的。宋人认为，兔毫笔锋较软弱，用羊毫做成的较为“劲健”[72]。但也有的认为，“造笔用兔毫最佳，好事者用栗鼠须或猩猩毛以为奇，然不若兔毫便于书。”[73]兔毫中加栗鼠须也是取其刚柔相济，便于书写。
在宋代，宣城笔最为有名。所谓“宣城彩笔真堪爱，蜀邑花笺更可夸”[74]，在宋初宣笔即受到士大夫们的夸奖。所谓“宣笔”，其中诸葛氏一家所制最负盛名。叶梦得说：“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以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它笔数枝。”[75]蔡絛说：诸葛氏“自右军以来世其业”[76]，已经有了五六百年的历史。著名的书法家蔡襄评论诸葛氏所造“鼠须散单及长心笔绝佳”[77]。诸葛氏之外，南方诸地有常州许氏、安陆成安道、弋阳李展等，亦或“世其家”，“驰名于时”[78]许氏所造不在诸葛氏之下。京东路也有不少制笔的名家，“东州笔工视他处为最盛，前辈如睢阳元道宁、曹南、屈士安，金乡韩振，营丘梁道，皆为士大夫所称。近时彭门出一彭富，与数人相先后，亦已亡矣。惟巨野秦颖、丘自然，工虽不同，各有妙处。比又得单父王玠制作精密，与时流并驰而独骎骎未已也！”[79]宋神宗哲宗年间，苏轼很推崇钱塘程奕，认为程奕所制，“北方无此笔”，“当致数百枚而去”[80]。建炎绍兴年间，屠希制笔“暴得名，自天子公卿朝士四方大夫皆贵希笔，一筒至千钱，下此不可得”；“入手则熟，作万字不失败，莫能及者”[81]。(www.xing528.com)
同墨的生产一样，笔的生产在当时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是很微小的。可是，只要是商品生产，就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笔的生产虽然比重很小，由于它是商品生产，因而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非常明显地存在着。传世数百年之久的诸葛氏之笔，政和之后“于是顿息”[82]，衰落了下来！为什么诸葛氏衰落下来了呢？叶梦得曾经指出：“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熙宁之后所用毛笔变化的具体情况已不甚清楚，而“其风一变”则是事实。在这一变化的面前，是顺乎时代变革的潮流而加快自己的步伐前进呢，还是墨守成规、裹足不前呢？诸葛氏“力守家法不易，于是寖不见贵”[83]，家世便由此衰落下来了！这是在竞争中失败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前面提到屠希所制毛笔一筒千文，很受到社会上的重视，可是到了他的孙子屠觉，价仅百钱，“入手亦熟可喜，然二百字败矣！”用降低质量、降低价格的办法去应付竞争，也必然要在竞争中失败。陆游对这件事情评论说：“或谓觉利于易败而速售，是不然。价既日削矣，易败，则人竞趋它工，觉固不为书者计，独不自为计乎？”[84]笔工的衰落、失败，同前面墨工的衰落和失败有类似之处，都是在商品竞争下失败的。至于出售那种只有笔杆而无笔头的毛笔，妄图以欺骗的手段得到好处，就只能毁坏自己，任何好处都是得不到的。
最后再看看砚的生产。
砚石以端州所产最有名，太平老人《袖中锦》列为天下第一。就端砚而论，也有上中下之分。由于多年开采，“英德府之山石，其南取掘已尽，其北隶洽江县，……近山之民，驱而取石……于半山之间，穴山洗石”；“肇庆府之砚石，岁凿不已，致江水渗入，今则候冬月岩水稍浅，命农夫车水，砚匠伐石人有新坑南坑，搜挟殆遍。”[85]车水凿石，早在北宋年间即已如此。陈师道在一首诗中提到：“没人投深索千丈，探颔适遭龙伯睡。辘轳挽出万人负，千岁之藏一朝致。”[86]王庭珪的一首诗也提到：“端溪之水深莫测，千夫挽绠下取石”[87]，采石是极不容易的。端砚既成为名牌产品，肇庆府的官员们往往逼使工匠采石，如南宋绍熙元年知府林次龄就“辄差虞兵，监勒石匠，深入岩水打砚，致伤损身故”[88]。很明显，在端石的开采中也存在劳役性质。端石采出之后，再由砚匠根据砚石的大小制成各种式样的端砚。
端州之外，歙州也是重要的砚石产地。明人陆深认为，“歙石制砚，识者以为在端溪之上。”[89]所谓文房四宝，实际上三宝出自歙州，这个山多地少的山区，因开展了多种经营而得到了发展。歙州早在南唐时，即置砚务，专门为官府制作[90]。据《歙州砚谱》的记载，歙州砚匠在宋英宗治平年间计有：县城三姓四家十一人、灵属里戴姓三家六人、大容里济口三姓四人，总共二十一人。这可见歙砚的产量也是极为有限的。歙砚产地在罗纹坑，原来的地主已经绝户，因而为八家砚户共请开采，“岁输山税三十金”。也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开采，“自山下至取石处计七十五丈，阔十八丈，深十五丈三尺，石藏土中，今土深三丈乃至石也。见石处谓之寨头也”[91]。歙砚的开采同样是一项沉重的劳动。何薳曾记载了如下一则故事：歙县大姓汪氏，遇“涨水暴至，迁寓庄户之庐”，而他的这个庄户是个砚工[92]。这个砚工同时又是大姓汪氏的庄户，很可能还没有脱离农业生产，从而具有二重身份，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广泛存在的，它指明了在手工业从农业分离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过渡形式。
歙砚之外，京东路之石砚亦蒸蒸日上。“唐彦猷作红丝石砚，自为天下第一，黜端岩而下之”；“东州可谓多奇石，红丝、黑角、黄王、褐色凡四种，皆可作砚，黑角尤精”[93]。
除石制之外，还有以陶制成的陶砚。武昌万道人制作的陶砚为世人所称。一般的陶砚，“最佳者不能十年辄败”，万道人制做的陶砚用了三十多年，“受墨如初，虽高要歙溪之佳石不过也”。陶砚也是世守其业的家庭专业[94]。
在各类砚台中，端砚是官僚士大夫心目中的珍品。“琢为时样供翰墨，十袭包藏百金贵。”[95]一个贪婪的官员，“闻富民蓄一砚甚佳”，“破其家得之”[96]。由于高手砚工的精心制作，不少砚石成为美好的艺术品。但也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类的珍品由于过分渲染而具有某种神化性质了。有人向孙之翰出售一砚，要价为三十千，称：“砚以石润为贵，此石呵之则水流。”孙之翰回答得好：“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三钱，买此何用？”[97]也有的笔记记载，认为是王安石的故事。不管故事出自于谁，这个回答对于破除人们在这方面的迷信还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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