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供应皇室、政府等的种种需要，除征收税绢、征购各类丝织品之外，宋在汴京和各个丝产地设立了各种作坊。西京洛阳、真定府、青州、益州和梓州，都置有场院，主要织造锦绮等高级产品。江宁府、润州、常州和潭州都置有织务，润州岁额为万匹，大名府织绉縠[60]。潭州绫锦务、常州罗务先后于淳化四年、咸平二年废去。湖州织绫务早废于太平兴国八年，其中五十八个女工放归，“工二十人送京师”[61]。杭州织室是在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设立的，“岁市诸郡丝给其用”[62]，后来也废去了。
官府丝织作坊以汴京的绫锦院规模最大。这个大型作坊是在平蜀之后乾德五年（967年）冬十月建立的[63]。据曾巩的记载，绫锦院是由蜀工六百人组成的[64]，织机发展到四百余张[65]。宋神宗熙宁六年裁减绫锦院，以织匠四百人为额[66]。织匠是来自各地的高手工匠，初建时是来自四川的锦工，济州机户也曾送到“阙下”[67]，湖州织绫务废除时也送来了二十名工匠。绫锦院主要产品是锦、罗、绉、縠、绫、絁等高级产品，其中锦绣是大宗。由于锦绣最费工费料，每“端可织绢数匹”[68]，宋真宗时曾一度停织锦绮，改织绢匹。绫锦院直属于少府监，“掌织絍锦绣”，专门供给皇家乘舆服饰之用[69]，因而其规模之大，其产品之精，便可以理解了。
最初绫锦院的管理方式是采用“户头”制的。即：一个“户头”，管理三、四个女工，亦即管理三、四张织机。每个户头“逐人料钱七百文，粮三石五斗，口食米豆六斗”；每个女工，“月粮二石；米豆又六斗”。因而有的一个户头和所管女工共请粮十六石五斗，少的也有十三石五斗。户头雇直不少，管事不多，责任不大，如布帛质量“低弱”，也仅“科校匠人”，而户头反与此无关。因此，开宝四年（971年）监院梁周翰奏请改革。首先，废去了“户头”制，“令工匠自管供机，各与女工一分请受”，用直接提高生产者待遇的办法改进生产。其次，官府惟“恐散失物料”，创立了一种登记制度，即每个工匠所织锦绫多少和所领工料，都登记在本子上，谓之“上历”。后来各种制作机构普遍采用这种方法来监督工匠，很可能是自绫锦院这次变革中确立的。第三，规定逐项产品完成的日期，大约罗一匹须十二天，有的官员如王子舆砍减为十一天，“岁终不如数，至被笞箠”[70]。这项规定也是普遍实行的。第四，检查产品，“看验大小”，是否合乎规格要求。如看颜色深浅，“每匹中锦破深红线九两三分，花（指染色用的红花）八斤”，监院令“匠人当面入染，每匹减下花一斤，比旧颜色鲜好”。经过这次检查，“逐料更有余剩花，计至年终”，省工料很多；并要求“所收出剩”，“逐季具数申奏”[71]。官府对作坊的管理显然是加强了。
与绫锦院同隶属于少府监的还有染院，专门染色，裁造院“裁制服饰”。后来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又设置了文绣院，绣工有三百多人，“纂绣以供乘舆服御及宾客祭祀之用”[72]。这几个作坊与绫锦院都是为供应皇室需要而设立的。此外，还有后苑作，在皇城以北，“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一建立就有七十四作，其中有刻丝作、绣作、织罗作和绦作，之后又增加了金线作。在这些作中也聚集了为数不等的高手工匠，为皇家制作[73]。
汴京绫锦院之外，成都机院是地方官府建造的最重要的作坊。蜀锦历来被认为天下第一的，其中产自成都九壁村的尤为精美[74]。这种锦为成都府上供之用，向来由机户织造。元丰六年（1083年）知成都府吕大防改变由机户织造、官府收买的办法，创置上供机院，“令军匠八十人织，比旧费省而工善”[75]，所“织大料细法锦透背鹿胎共七百三十余匹”[76]。由于“机法精好，兼省工直”，得到了诏令的许可，从而扩大起来。这所锦院设于府治以东，差监官一员，招军匠三百人在院织造。名义上工匠是召募的，实际上是把成都府的机户“拘刷”而来，并“涅籍之”（刺字），给雇直，“人费三十千”；“大率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百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岁费丝权以两者一十二万五千，红蓝紫茢之类（用来染色）以斤者二十一万一千”；为屋一百二十七间，并“兴阁于前以为积藏待发之府”，谓之“锦官”；“凡岁贡之在官民者，悉典领之”；所织造的锦为土贡锦、官告锦（任命品官用的告身）、臣僚袄子锦和广西锦四色[77]。(www.xing528.com)
宋室南渡之后，由于马匹需要量大，四川都大茶马司于建炎三年（1129年）在应天、北禅、鹿苑三寺置场织造锦绫，专门作为黎州和市马折支之用[78]。乾道四年（1168年），又因“三场散漫”，又创置了锦院，“尽拘机织户就院居止，专一织造，不许在外私织”。这时，朝廷需要的礼物锦也由茶马司揽归锦院织造。据宋徽宗崇宁三年黎州市马价格是：四岁至十三岁的四尺四寸的大马，每匹要名山茶三百五十斤、银六两、绢六匹、絮六张和青布一匹[79]。市马的代价是不小的，成都锦院承担这项任务也是不轻的。此外，蜀州也有以军匠织绫的官府作坊。
在唐代，工匠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还表现为相当严重的人身隶属关系，有的地方如荆州的贡绫户在实际上还处于农奴的地位。这种关系在宋代依然持续下来，不仅是说，工匠必须向政府负役，而且从官府对机户的拘刷和“涅籍之”来看，也具有经济外的强制意义。这种情况，有时极为露骨，如南宋绍兴年间四川“制造锦绣
幕，以充岁贡”，连“十岁女子皆拘在官刺绣”[80]；在海南岛，这种劳役制形态更加严重，“琼人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皆妇人，役之有至期年者，弃稚委老，民尤苦之”[81]。这种劳役制对手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官府作坊的原料，也往往以低价向民户强购，如南宋初，“〔蜀〕州产绫，先是守以军匠置机，买丝亏直”[82]，这对手工业生产也是不利的。
官府丝织作坊如绫锦院或锦院规模是大的，但是它的产品主要地供应皇室的需要，因而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南宋锦院的产品作为市马之用，与藏族人民、苗族人民交换，这种交换对加强民族之间的联系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它主要由封建国家所垄断，因而具有了封建性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