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纺织业：丝织业的大幅发展与质量提升

宋代纺织手工业有进一步的发展。传统的纺织手工业是丝、麻两种，宋代以棉花为原料的纺织业，如第一编第四章已经说过的，不仅自海南黎族地区跨海而发展到两广路、福建路，而且自岭峤而向江南西路、两浙路发展。约在南宋晚期或更早一些时候，棉纺织品已成为江东西、两浙路的一项著名的土产。元初正是在南宋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到江南诸路以及北方诸路的。因而棉织业的发展，为宋代纺织业增加了新的内容。

其次，麻织业在宋代也有了扩大。也是在第一编第四章说过，宋初麻织业在广南西路发展起来，特别是在陈尧叟任转运使期间，采取了较好的收购政策，提高苧布的收购价格，“每匹准钱百五十至二百，仍免其算税”^[1]，“劝民广殖麻苧，以钱盐折变收之”^[2]，从而刺激、推动了麻织业生产的发展，使广南西路成为麻布生产的又一基地。与此同时，成都府路的成都府、邛、蜀、彭、汉诸州和永康军的麻织业，也蒸蒸日上，薛奎在宋仁宗天圣年间知成都府时，以“和买”预购的方式，“春给以钱，而秋令纳布”^[3]，同样推动了苧布的生产。这是宋代纺织业发展的又一内容。

但，在宋代纺织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依然是丝织业生产。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列举了宋政府赋税的征收共有四大类，其中布帛之征共有十种：“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绵，四曰纱，五曰丝，六曰，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锦，十曰布葛。”^[4]十种当中至少有八种是丝、绵和丝织品。这就充分说明了丝织业的重要性。

宋代丝织业生产主要地集中于以下几个地区。

（一）河北路　经过北宋一百多年的生养休息，河北一扫安史之乱以来所造成的残破局面，丝织有了显著的发展。河北东路“民富蚕桑”，丝织品产量甚多，因而被契丹称之为“绫绢州”^[5]。河北西路的定州，是一个著名的丝织业中心；定州以南，河朔一带，农桑都很发达，所谓“南北东西本一家，从来河朔富桑麻”^[6]；所谓“河北衣被天下”^[7]，都说明了河北丝产品数量之多。而且，河北“缣绮之美，不下齐鲁”^[8]，质量也是居于上乘的。为供应官府和军队的需要，宋政府在各地采用“科折”或收购的办法以取得大批丝织品，而在河北路的大名府、贝、沧、德、博、棣等州收购小绫^[9]。有的官僚士大夫，如陈季常，因“河北有田”，不征收粮食，而以绢帛为租，“岁得帛千匹”^[10]。这些也都说明了河北绢帛之多之好。

（二）京东路　从单、亳、济、郓、濮、齐诸州直到山东半岛的淄、青、潍、密、登、莱诸州，是这个地区丝织业生产集中的地区。这个地区从来就富有种桑养蚕的传统，在前章经济作物商业性农业发展中，指出许多人家靠种桑养蚕为生，“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形成新的农业分支。因此地方上对桑树的保护就特别注意，如单州成武县严禁冬天砍伐桑枝为薪，于是“一邑桑柘，春阴蔽野”^[11]。青州一带，包括多山的临朐诸县，丝织业都极为发展。列为全国第一等产品的“东绢”，就产于京东路。这里也是宋政府收购大批丝绢产品的重要地区。

（三）成都府路和梓州一带　两汉以来，蜀锦一直是名驰中外的产品，宋代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在产量上质量上以及染色上都有所进步。所谓“蜀中富饶，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12]，“土宜桑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13]，蜀之丝织品依然处于优越、领先的地位。特别值得提出的，经过唐代的发展，梓州已是宋代一个著名的丝织业中心。这里也涌现了与农业脱离的丝织业匠户，产品质量也跃居前列，所“织八丈阔幅绢献宫禁，前世织工所未能为也”^[14]。与梓州邻近的绵州，所产“巴西纱子”，“一匹重二两，妇人制衣服，甚轻妙”^[15]，也是名牌产品。

（四）两浙、江东西诸路　东南诸路都盛产丝、绫、罗、绢，婺罗尤其是这一带著名的产品。其中两浙路由于重视植桑业，如前所说，这一行业已与种植业分离，茧桑专业户特别多，因而两浙路丝产品在全国丝织业中占极为重要的地位，就产量而论，大约跃居全国第一位。但在丝织技术上，还没有达到北方的水平。庄季裕评论说：“婺州红边贡罗、东阳花罗，皆不减东北；但丝缕中细，不可与无极、临棣比也。”^[16]寺院中生产的“寺绫”，则是名震京师的产品。到南宋，北方在女真贵族统治之下，生产下降，元代蒙古贵族的统治也没有改变这个趋势，加上木棉又取代了桑麻的地位，北方丝织业便日益衰落下来。而以两浙路为首的东南诸路的丝织业，不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跃居首位。宋元之交，棉织业在这里虽然最先发展起来，但丝织业仍然蒸蒸日上，继续发展，与北方有所不同。

丝织业遍布全国各个地区，丝产品的数量当然是非常可观的。唐代前期调绢在政府财政结构中占重要位置，唐中宗时年入不过二百万匹，唐玄宗年间最高达七百四十余万匹^[17]。宋代皇祐年间（1050年左右）政府绢帛收入为八百七十四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匹，元祐初年（1086年）绢收入达二千四百四十五万匹，为唐代最高数额收入还三倍有余。两浙一路的上供绢在两宋之交即达一百一十七万匹，和买绢尚不在此数之内^[18]。以上几个数字，多少说明了宋代丝织品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以及丝织业发展的某些情况。

宋代丝织业的发展还表现在质量的提高上。在宋代，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名牌产品。蜀锦向来就是全国第一流的产品，与蜀锦并列为全国第一的还有“东绢”^[19]。所谓东绢生产在京东路，其中最好的大概就是蔡绦《铁围山丛谈》中所说的“精绢”。由于河朔、青齐一带的绢好，宋初的陶谷曾记有全国有“九福”，九福之中有所谓的“燕赵衣裳福”^[20]，绢好、衣裳做得也好。据洪迈《容斋三笔》的记载，宋绢长阔和匹重都是按照后周显德三年（956年）敕令规定的，阔为二尺五分，长四十二尺，“所纳官绢每匹须及一十二两”；“其丝只要夹密停匀，不定斤量”。明代书画家收藏家如文震亨、张应文等人对唐、宋、元三朝的绢作了比较，曾经指出：“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元绢与宋绢相似而稍不匀净”^[21]。细、密、轻薄，从文献材料看，宋代丝织品确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从而表现了它的突出的特点的。(www.xing528.com)

宋代各地区的丝织品都具有细、密、轻薄这几个特点。前面提到的绵州“巴西纱子”就是这样。江西临川上饶的丝织品，据陶谷的记载：“临川上饶之民，以新智创作醒骨纱，用纯丝蕉骨相兼捻线，夏月衣之，轻凉适体”^[22]。至于抚州、会稽寺院中的莲花纱和寺绫，也都具有这一特点而为士大夫所乐道，放在后面再谈。质量最好亦最为出名的是京东一带的产品，如单州成武县所织纱，“修广合于官度，而重才百铢，望之若雾”，经过浣洗，“亦不纰疏”^[23]。尤其是亳州的产品，声价尤高。宋初张咏在一首诗中描述这种轻纱：“维扬软縠如轻云，亳郡轻纱若蝉翼”^[24]，亳纱和扬縠都以轻而薄作为突出的特点。南宋大诗人陆游也提到亳州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但这种纱在一州之内只有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25]这种行会精神、家传秘方对技术的传播当然有所影响，但亳纱的特色依然由南宋继承下来，如浙东“奉化丝密而轻如蝉翼”^[26]，就是这一特色的继续。

在宋代丝织品之形成自己的突出特点的同时，也表现了它的继承性、多样性，以及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促进。首先，细密、轻、薄这一特点就是宋代对唐代的继承。唐代“纱之至轻者”，有所谓的“轻容”，宋代就继承了这一织法，越州岁贡就有这类轻纱五匹；还有所谓的方空纱，也叫方目纱，王安石诗谓“春衫犹未著方空”，也为宋代继承下来^[27]。粗而厚的唐绢，宋代也照样织成，南宋杭州机坊就“多织唐绢，幅狭（按唐绢以二尺为阔）而机密，画家多用之”^[28]。湖州安吉用粗丝织成的“屑绢”，也大约是唐代织绢的遗存^[29]。其次，同样称之为绫、罗、绢，但各地织法不尽一样，因此也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如福州路建宁府也能够织绿锦，谓之濯锦。宋徽宗大观年间织造宫殿柱衣，“欲织锦作升龙附于柱”，所织“文辄不合”，于是将殿柱尺寸付给蜀工，结果也织不成功。最后交给了建宁，终于织造成功^[30]。这说明了建宁的锦也有自己的特色而不同于蜀锦的。自然，各地技术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如两浙绍兴府、台州等地的罗，历来就有“越罗”的称号^[31]，而四川遂宁府的罗也叫做越罗，“似会稽尼罗而过之”^[32]，显然这种罗在织法上有类似之处，遂宁“越罗”当是受到了绍兴越罗的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刺绣和刻丝（克丝）。刺绣是传统的手工艺，而刻丝则是宋代创造出来的新工艺。刻丝分花、素两种^[33]，各地又由于织法不同而有种种不同。例如定州的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鸟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若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34]这种新工艺在各地都得到发展；为了专门供应皇家的需要，宫廷的后苑作设有刻丝作和绣作^[35]。

宋代的刺绣和刻丝工艺水平之高，为后人赞叹不已！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张应文《清秘藏》等书都曾有所评论。《清秘藏》中说：

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绒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夺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盍至此乎？！……元人用绒稍粗，略针不密，间用墨描眉目，不复宋之精工矣！

宋人刻丝，不论山水人物花鸟，每痕剜断，所以生意浑成，不为机经掣制，如妇人一衣终岁方成，亦如宋绣有极工巧者，元刻迥不如宋也。^[36]

宋代刺绣和刻丝在我国丝织手工艺发展史上之占有突出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

如上所述，宋代丝织业生产既然有这样的进步和发展，那末，它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生产的呢？下面几部分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简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