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铅、锡的采掘冶炼,与铜铁有了同样增长,也是在王安石变法的熙丰时期达到高峰的。
先说金的采冶。
宋初金产地在商、饶、歙、抚四州和南安军,产量不高。宋太宗以后,登、莱州发见了金矿,“至皇祐中始大发”,于是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淘金热,“四方游民废农桑来掘地采之,有重二十余两为块者,取之不竭,县官榷买,岁课三千两”[91],成为最重要的金产地。广南西路邕州也继登、莱之后,金矿兴发,成为南方一个重要金产地。据毕仲衍于元丰三年撰成的《中书备对》,金产地有如下各州,金课并列于下表[92]:
宋元丰三年以前的金课总计诸路共为五千三百三十一两,北方诸路为四千二百九十四两,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居于压倒的优势。
金矿采冶,大都由民户承担,也是一项沉重的劳动。在金矿苗“发泄”的地方,采冶者则“先碎矿石,方淘净金”[93]。而在出产沙金的地方,“各是山涧河道及连畔地土闲处有沙石泉水,方可淘取得碎小片金”,沙里澄金,是极其不易的。采冶得金矿之后,即到当地商税务所置收买金银的地方——“场”去卖。按照宋仁宗天圣四年的规定,金的收购价格是上等每两五千文,次等四千五百[94]。按照这个价格,上等黄金每两相当于白银五两到七两。
银产地,宋初在凤州、建州、桂阳军有三监,饶、信、虔、越、衢、处、道、福、汀、漳、南剑、韶、广、英、连、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军,共五十一场[95]。到宋英宗治平年间,银产地发展到登、虢等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和桂阳监,共八十四冶[96]。到元丰元年更发展到西京、登州等六十五州军和桂阳监,连广南西路海南岛若干州军也成为银产地而被记录下来[97]。其中重要的银产地为:
(一)秦州太平监。这是北宋初年的一个重要的产银地,原有银冶八务,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升为太平监,发展到十九务,分别由大贾务、临金务和小泉务统辖,每年课利“收钱银共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八贯两”[98]。以后逐渐衰落,到宋神宗元丰元年所收银课仅为一百四十九两。
(二)凤州七房冶。在凤州两当县山中,建于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因而俗名有开宝监之称,总管凤州各县银产的事务[99]。这个银务也日益衰落,元丰元年银课为一百八十四两。
(三)桂阳监。在荆湖南路平阳县境,“所出银至精好,俗谓之偶子银,别处莫及”[100],早在唐代即很著名。宋代这里有九座银坑,即:大凑山、大板源、龙图、毛寿、九鼎、小百竹、水头、石笋和大当。大凑山在平阳县城西,“当其盛时,炉烟蓊然,上接云汉,烹丁纷错,商旅往来辐凑,因以为名”[101]。在熙宁年间实行二八抽分制之前,桂阳监的银课为二万七百三十二两,是当时银课收入较高的银产地。
(四)建州龙焙监。在建州建安县,太平兴国三年升为龙焙监,管有永兴、永乐、黄沙、褶纸、大挺、东平和杉溪七场[102]。熙宁五年课额为一万二百七十七两,元丰元年收八千八百一十二两。整个福建路为产银最重要的一路,除上述建州外,南剑州达五万一千二百二十七两,福州玉林场为二千八百二十一两[103],熙宁年间一路上供银值二十万贯,是全国上供银最多的一路。(www.xing528.com)
冶金花费劳动很大,冶银也是一项沉重的劳动。据赵彦卫记载,银的采冶经过如下几个步骤:(1)采矿,“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深数十丈,烛火自照”;(2)碎矿,“所取银矿,皆碎石,用臼捣碎,再上磨,以绢罗细”;(3)洗矿亦即选矿,“然后用水洗,黄者即石,黑者乃银”;(4)炼矿,“用面糊团入铅,以火锻为大片,即入官库”;“碎银每五十三两为一包”,“它日又炼,每五十两为一锭,三两作火耗”。以上几个步骤,铜、铅、锡、铁等的采冶大抵类似,仅在炼矿中,没有用“面糊团入铅”这一步骤,因而又有所不同。银从采掘到炼成,“大抵六次过手,坑户谓之过池,曰过水池、铅池、灰池之类是也”;而“坑户为油烛所熏,不类人形”[104]。坑户们以这样艰辛的劳动从事采冶,有时又冒着这样或那样的危险,但在分配中,他们所得的份额则很小,大部分被封建国家攫占!
铅和锡的采掘和冶炼,大都与银、铜类似,而且铅锡多与银、铜伴生,也以南方诸路产量为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把上述金银铜铁的情况也综合在内,列各类矿产品产地、课税以及南北诸路矿产量比较三表,借以说明宋代采冶的一般状况。
(一)各类矿产品产地表[105]:
各类矿产品产地
(续表)
(二) 各类矿产品税课表[106] :
(三)宋代南北诸路矿产品税课统计表(以元丰元年税课为据):
以上三表十分清楚地反映了宋代矿冶发展的情况,南北地区在矿冶生产中所处的地位,这里就不多加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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