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冶铁业：在世界领先的高度发展

崛兴于春秋时期的冶铁手工业，经过战国秦汉六七百年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尔后又经过唐宋，特别是经过王安石变法，它又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宋代冶铁业的发展，不仅在当时世界上，甚至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居于最前列的。

宋代冶铁业的高度发展，首先反映在采掘冶炼地区的扩大上。据《宋史·食货志》记载，铁产地“徐、兖、相三州有四监，河南、凤翔、同、虢、仪、蕲、黄、袁、英九州、兴国军有十二冶，晋、磁、凤、澧、道、渠、合、梅、陕、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务，信、鄂、连、建、南剑五州、邵武军有二十五场。”^[28]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到宋英宗治平年间，产铁计有登、莱等二十四州、兴国、邵武二军共七十七冶^[29]。其中登、莱、邢、泉等州则是宋初产铁地未曾统计的。到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铁产地计有登、莱等三十六州军，其中邓州、威胜军、广州、端州、南恩州是新统计的产铁地^[30]。从文献上看，此前的一些州军虽然产铁，但并未统计进去，如福建路福州产铁量不仅可观，所产铁器浮海而去两浙诸州，远销于温州^[31]，就没有统计。熙丰以后，铁产地仍在继续扩大，如两浙路台州即是其一^[32]。从铁产地的分布来看，当然以北方诸路和东南诸路为多，这是历史传统形成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广南西路如梧州、雷州等地，也生产了铁，而且铁器制造得也很精致，这就表明了，随着铁产地向广南西路地区扩大，这个地区的生产便能够焕然一新，改变过去的落后面貌。

就铁冶分布情况看，北方几个大的铁产区即设置矿监的地区，在规模上、技术上和产量上都是领先的，从而形成为铁产中心。如：

（一）兖州莱芜监。秦汉以来，这个地区就是铁官所在地，以产铁著称。宋初莱芜监共辖十八冶，即鲁北、铜务、杏山、阜阳、万家、安仙、汶阳、道士、何家、汶北、鲁西、石门、新兴、鲁东、冶城、太叔、宜城和汶南冶^[33]。此外还有三个铁坑。由于多种原因，莱芜冶冶数不断减少，但到元丰元年承担的铁课仍达二十四.二万斤。

（二）河北东路邢、磁、相诸州铁冶和河东路诸冶。邢、磁、相诸州战国以来即是著名的铁产区，它的先进的冶铁技术在秦统一后由“山东迁虏”卓氏、程氏传到我国西南地区，邛州铁冶自此以后发展起来，直到宋朝依然未衰。在宋代，这些地区的冶铁业发挥了更为巨大的作用，磁州武安固镇冶务铁课高达一百九十七万斤以上，邢州茶村冶则达二百一十七·三万斤以上^[34]，是全国铁课最多的两冶。“锦上添花”，这里又是盛产煤炭的地方，煤铁结合，磁州冶铁便声被全国了。

（三）徐州利国监。这个监是在北宋一代兴发起来的。此前这里仅是一个冶务，叫做邱冶务^[35]。因铁产量不断增加，上升为利国监，成为北方又一个铁产中心。大约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利国监曾在技术上进行了一番改造。张方平记载道^[36]：“利国监总八冶，岁赋铁三十万。冶大善崩，崩则罢鼓，官课不供，徐之高貲率以冶败，民告无聊。公（李宗咏）往视之，得所以然，因以新意，为作小冶，功省而利倍，徐人于今便之。”文中提到利国监是经过改作小冶才解决了“冶大善崩”的问题的。所谓“冶大善崩”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矿井过大而易于崩坍，一是冶炉过大而易于崩坏，此两种解释究竟指的是什么则无其他材料可资说明。就作者个人意见来看，则倾向于前者，姑志于此。经过这番技术上的改造，三十年间，从原来的八冶发展成为三十六冶，加上元丰元年当地白土镇又发现了煤炭，利国监冶铁业更加蒸蒸日上，成为京东路又一闻名的产铁地。苏轼对这个产铁中心称赞道：“〔徐〕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地既产精铁，而民善锻。”^[37]

综上所述，兖、邢、磁、徐诸州冶铁中心在宋代冶铁手工业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据宋神宗元丰元年铁课总额为五百五十万一千九十七斤，南方铁课为二十万二千一百八斤，占总额的百分之三点七，而北方铁课则为五百二十九万八千九百八十九斤，占总额的百分之九十六.三。而以上四州铁冶课铁为三百六十九万四千二十一斤，占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七·一五^[38]。由此可见，上述产铁中心在宋代冶铁业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对产铁中心进行技术改造，发挥产铁中心这类大矿区的作用，既是宋代冶铁业高度发展的一个表现，也是宋代冶铁业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水涨船高”。宋代铁产量日益增长，宋封建国家的铁课也随而增长。试看下表：

表中所举述的数字，原材料书上都称之为产额。近几十年国内外学者则一致认为是铁课而不是铁产量，因而表中就径直地列为铁课量了。北宋一代的铁课量，是逐年增长的，元丰元年铁课在实际上并没有下降，而是移作别用。例如河东路晋州铁课原额为五十六万九千七百七十六斤，而元丰元年仅收三万九十八斤，原因是晋州铁课移作铸造铁钱之用，而铁课并没有下降。拿宋代铁课与唐代相比，唐宪宗元和初年为二百七万斤，宋为唐的三、四倍，即以元丰铁课而论，也为唐代的二·六倍。由此可见，宋代冶铁业远远超过了唐代，这是宋代冶铁业高度发展的又一表现。

铁冶是基础工业之一。冶铁的发展，从中又分化出来许多专门化的手工业，铁的消耗量也显著地增加起来：

（一）官府经营的军事工业（详细情况下面再讲）。其中有专门制刀的斩马刀局，汴京八作司和各地作院专门制做弓箭刀枪，需要铁的数量是很大的。民间作坊也有专门制作各类钢刀的。信州葛溪铁在唐代就出名，《霍小玉传》上说，会当用信州葛溪铁，斩尔不义头。信州制造的刀，直到宋代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声誉，为王安石称赞有加：“信州等处铁极好，匠极工，向见所作器极精，而问得雇直至贱，何不下信置造也。”^[39]

（二）农具、工具的制造。主要是由各地冶户所经营的作坊制造的。这类作坊，有的规模还很大，吕正臣所开设的作坊即是一例。这个作坊设在兖州，“募工徒，斩木锻铁，制器利用，视他工尤精密”，“凡东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40]从日用锅釜到各类农具和工具，年需铁量是极大的。宋神宗元丰初主客户为一千六百万户，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达一千四百万户。如果每户用铁每年平均十斤，全国农户所需即达一千四百万斤，即七万吨了。加上非农户用铁，显然超过了七万吨。

（三）单一产品发展成为专门化的制造业，而这类制造业又由于具有地方特点而负盛名。如“雷州铁工甚巧，制茶碾、汤瓯、汤匮之属，皆若铸就。余以比之建宁所出，不能相上下也。”^[41]广南西路这样一个较为落后的地区，冶铁业发展起来了，有的产品能够同先进地区的相比，实在是不简单的。

（四）剪刀。这是一项专门制做的产品，从唐代始太原的剪刀即很有名，杜甫诗有：“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即是对它的赞赏。此外，南方毗陵的剪刀也制做得很好，为“他处所不及”^[42]。(www.xing528.com)

（五）篦刀子也是专业化的一项产品。《梦粱录》上载有临安府的作坊中就有“篦刀作”。在宋代，“河间善造篦刀子，以水晶美玉为靶，钑镂如丝发。陈起宗为詹度机宜，罢官至数百副”^[43]。

（六）“针之为物，至微者也”，在宋代也成为专业化的一项产品，耒阳“匠氏谙熟粗好，四方所推金头黄钢小品，医工用以砭刺者，大三分以制衣，小三分以作绣”^[44]，既有专门用作针灸之用的针，也有用作缝衣刺绣的针，针的品类也有所区别。只有在专业化条件下，才能分得这样细密。而且，在杭州也有专门卖针的“针铺彭家”^[45]。

（七）钉也是专业化下的一种产品，杭州的“钉铰作”大约专门是经营这类产品。不要看不起钉子，说什么好铁不打钉，在日常生活中则离不开它。造船就需要钉，而且需要量相当大。“曾处善为某路转使，偶见破舰一阁摊上，乃遣人拽上以焚之，人亦不测其意。既焚，得钉二百斤，于是始知用钉之实。朝廷于是立例，凡造七百料船，给钉二百斤自处善始。”^[46]宋每年造漕船三千艘，单是造船用钉也要六十万斤铁。加上其他方面，钉铁消耗亦极为可观。

（八）邠州火筋、原州铁衔镫之类，也是有名的地方产品，不再多说。

（九）另外，宋代在非生产性方面耗铁量也很大。宋政府严禁寺院用铜铁铸造佛像、钟等，但铁铸亦然很多。如太原晋祠保留下来的铁人，共有四座，耗铁不下数万斤。至于铁铸各种类型的佛像、钟罄之类，保留下来的亦很多。从这里可以知道铁在这方面的消耗量了。

由冶铁业分化出来的手工业之日趋细密，以及各种铁制产品数量如此之多，不仅反映了宋代冶铁业的高度发展，而且从这里也可看出来宋代铁产量之巨大。

六十年代，美国郝若贝教授（Professor Robert Hartwall）以宋代武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农具使用等方面的消耗为据，估计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宋代铁产量为七万五千吨至十五万吨之间。而这一产量则为1640年英国产业革命时的二倍半到五倍，同时还可与十八世纪欧洲（包括俄国欧洲部分）诸国十四万吨到十八万吨相比^[47]。这个估计是很有见地的；可惜不足的是，对农业上的需铁量估计得还不够充分。如果根据上面的叙述，农业上需铁量为七万吨；那么，把宋代铁产量提到十五万吨上下，或许更能够接近实际情况。即使不然，宋代铁产量之高也是无容置疑的。

最后，从冶钢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来看看宋代冶铁业的高度发展。

《淳熙三山志》的作者曾对铁的品类作出了三种区分，这些区分是：“初炼去矿，用以铸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又以作（？）者，为镭铁，亦谓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作刀剑锋刃者为刚铁。”^[48]我国春秋以来的冶铁史也说明了这个区分大致是正确的。生铁从来是铸造锅釜之器物的，宋代也是这样，就不打算多说了，下面主要叙述一下炼钢技术的进步，以及这种技术应用到农具方面的情况。

（一）灌钢。这是一种“杂炼生铁”成钢的冶钢法，创始于魏晋而推广于宋代。沈括对这种冶钢法记述如下：“所谓钢铁者，用柔铁曲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49]范成大所记述的潭州醴陵县所产的方响铁，“其法以岁久铛铁为胜，常以善价买之，甚破碎者亦入用”^[50]，也可能是使用“杂炼生铁”的灌钢法。

（二）百炼钢。沈括认为，灌钢是“伪钢”，只有磁州锻坊中冶炼的钢才是真钢。“但取精铁锻之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量不减，则纯钢也”。而这种纯钢，“色清明，磨莹之，则黯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51]。百炼钢也是创始于魏晋六朝，于宋代推广的，主要用于制造武器。

（三）淋铜钢。这是广南西路梧州铁工的创造，“梧州生铁最良，藤州有黄岗铁最易融，州人以梧铁淋铜，以黄岗铁夹盘锻之，遂成松文刷丝工饰”；“梧州生铁在熔则如流水，然以之铸器，则薄几类纸，无穿破，凡器既轻且耐久。诸郡铁工锻铜，得梧铁杂淋之，则为至刚，信天下之美材也。”^[52]梧州冶铁炼钢技术取得这样一个进步和发展，不仅标志我国西南地区在宋代的发展，而且也如上所说它深刻反映了宋代冶铁的高度发展。淋铜炼钢冶铁对器物的防锈有着良好的作用，更是冶金史上值得注意的。

（四）钢刃农具的广泛应用。战国秦汉时期的农具诸如犁锄之类，都是由生铁铸成的，对垦辟荒地，深耕细作，有一定的限制。随着唐宋特别是宋代冶钢技术的进步，农具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革，这就是创造于唐而广泛应用于宋的钢刃农具^[53]。宋代武器的锋刃，都是“生柔相杂合”而炼成的钢铁制造的，农具诸如銐刀、铡刀之类，甚至生产发展地区的犁镵，也都是钢铁制成的，从而对荒地的垦辟和田土的深耕细作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宋代冶钢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推动了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