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使用和采掘煤炭的历史已经十分久远了。宋代对煤炭的采掘，从技术到规模，都有了极其显著的进步和发展。
六十年代初，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河南鹤壁市一座宋代煤矿遗址进行了考察[1]。报告指出：这座煤矿使用和建造的是竖井，矿井直径2.5米，深达46米；井下到采煤面有巷道可通，四条较长的巷道总长达五百多米。开采的煤田分割成为若干小区，并“运用‘跳格式’的先内后外方法”逐步分区将煤开采出来。与此同时，还利用井上的辘轳把井下的积水提上来，提不净的水则引导到采过煤的低洼地方贮存起来。遗址之中还发见了辘轳、条筐、扁担、盛油用的瓷坛、照明用的小瓷盘，以及生活用的瓷碗、瓶、罐等。根据遗址的情况，河南文物工作队的同志估计它是一个能容纳数百人的煤矿。一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能够建成这样一个布局井然、规模可观的煤矿，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我国古代什么时候开采地下煤的？顾炎武认为：“今人谓石炭为墨”，“《史记·外戚世家》窦少君（按即窦广国，汉文帝窦后弟）为其主入山作炭，《后汉书·党锢传》夏馥入林虑山中亲突烟炭，皆此物也。”[2]他认为是从两汉即开始采掘地下煤的。大家知道，人们使用煤炭，最先使用露在地面上的所谓“露头煤”，等到从地表转入到地下，开始采掘地下的煤矿，这是人们通过多年实践而在认识上完成的一个大飞跃。这是因为，人们不仅从实践中积累下来了有关煤炭储存和煤炭“矿脉”走向等地质构造方面的许多经验和认识，而且还要把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和认识转变为现实，这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才能找到从地下采掘煤炭的一系列的做法和措施。这就是说，既在实践上又在认识上要有一个过程。上述河南文物工作队的调查报告说明，宋代煤矿建造的规模是这样可观，技术又是这样进步，因而在它的建立之前也必然经历了一个认识上的和实践上的过程，不然是办不到的。这样来看，顾炎武认为两汉时“入山作炭”、“亲突烟炭”的炭即指煤炭，以及由此引申在两汉即已采掘地下煤炭，这一论断是可取的，更何况顾炎武还引用《水经注》记载的“冰井台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在两汉到宋又有这样一个中间环节呢？！
宋代的文献记载，也能够与考古调查相印证。一个较早的记载是，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府州州东焦山有所谓石炭穴[3]。所谓石炭穴，或窟或坑，都是指煤矿矿井或其他矿产的矿井而言的。这种矿井往往深入几十丈，而杨时的记载还要惊人，“取矿皆穴地入，有深及五、七里处”[4]。杨时所谈的坑冶，主要地是指金银铜铁锡等矿的，不限于煤炭的采掘。杨时的这一记载是可信的，试看下面各矿的情况：
（一）银矿。以建宁松溪县瑞应场为例，这个场在深山中，“日正中，方见日光”，其海拔之高可知，“虽盛夏亦袷衣”，“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深至数十丈，烛火自照”[5]。这个银矿的深度达数十丈，比鹤壁市宋代煤矿的深度还要深一些。
（二）铜矿。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更加多些。欧阳修到河东路访查，提到绛州、稷山、垣曲等地有铜矿，早在唐代即在这里采铜铸钱，绛州翼城县唐代的废铜窟在宋代还保留下来[6]。韶州岑水场在宋仁宗时候铜矿大为兴发，四方之人纷纷前来，“扇橐大野烘，凿圹重崖断”[7]，余靖这首诗反映了铜矿采掘之深，以至重崖为之断裂。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到宋哲宗元祐年间，达到了这一地步：“往岁铜发，掘地二十余丈即见铜；今铜益少，掘地益甚，至七八十丈”[8]。蜀川有的铜矿，“窟之深者数十百丈”[9]。信州是宋代产铜基地之一，那里的貌平山“特铅山场一小山尔”，经过多年反复采掘，“穿凿极甚，积土成山，循环复用，岁月寖久，兼地势峻倒，不可容众”[10]，已是到了无法继续开采的地步了。
（三）金矿。登、莱州金矿兴发之后，“多聚民以凿山谷”，一位官员对此大发议论，他以为采金得利不大，而害非小，要求禁止，“以宁地道”[11]。看来金矿的开采也是向地下延伸了的。
（四）铁矿。也不例外，如兴州济众监，由于炉户们“累年采矿颇多，土窟深恶。”[12]
（五）除上述采矿之外，苏州一带对白垩土的采掘，也是“凿山开井，深数十丈，复转为隧道以取之。”[13](www.xing528.com)
上面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列举了有关文献材料，旨在说明，在近代资本主义大型采掘业发展之前，宋代煤炭以及各种矿藏的开采，在技术上和规模上达到这样高的水平，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当时生产条件下获得这样突出的成就，无疑是劳动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史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信州铅山县开放坑港，兵卒死伤甚众”[14]。所谓“开放坑港”，指的是：在开凿信州铅山场矿井中巷道（即坑港）中，或由于“冒顶”，或由于塌方，造成兵卒死伤甚众的后果。又如建宁松溪县瑞应银场，在南宋乾道年间，“入穴凿山，忽山合，夹死五十余人，血自石缝中流出”[15]。至于在矿井下，在采掘过程中，不时发生的各种瓦斯，或者是爆炸燃烧、或是窒息呼吸，给井下生产者带来严重的危害。广大生产者又在同这些灾害进行斗争中取得丰富经验的：
地中变怪至多，有冷烟气，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长竹筒端置火先试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烟气也，急避之，忽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数百丈，能燎人。役夫亟以面合地令火自背而过乃免。[16]自宋以来煤炭采掘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它对我国近代大规模采掘事业的开展产生了极为良好的作用。
宋代煤炭采掘主要地在北方诸路。《马可波罗行记》上说：“契丹全境之中，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而其价亦贱于木。”[17]这些话主要是指北方地区而言的。直到今天我国煤炭分布依然在北方而东南地区甚少。朱弁提到石炭时说，“今西北处处有之”[18]。朱翌则指出，“石炭自本朝河北山东陕西方出，遂及京师”[19]。京东路徐州有煤炭，始自宋神宗元丰初年，苏轼《石炭》一诗中说：“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20]。煤炭产量最多的地区，则在上述鹤壁市宋代煤矿遗址这一带及以北的河北路，以及以西的河东路，尤以河东路最多。所谓“〔河东〕地寒民贫，仰石炭为生”[21]；“河东民烧石炭，家有囊橐之具”[22]，即可说明这种情况。东南诸路则产煤甚少，除江南西路萍乡之外，淮南路似乎也有。《异闻总录》上记载，南宋宝祐年间，安庆九曲岭有一茅屋，“二士烧石炭，对坐观书”[23]，透露了这一情况。
由于煤炭开采之多，大批的转化为商品，在“地寒民贫”河东路转化为商品的煤炭尤多。出卖煤炭是要征收商税的，为照顾河东路，陈尧佐奏请免除石炭税。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并州民鬻石炭者每驮抽十斤，己酉诏除之”[24]。这大概是陈尧佐奏请的结果。石炭税除之后，煤炭外运更多，北方对煤炭的使用进一步广泛起来了。
北方对煤炭的使用，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代替其他烧柴，作为家庭燃料使用。除煤产地河东路外，汴京家家户户使用煤炭：“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25]。宋政府在汴京储存了不少煤炭，宋哲宗年间京师大寒，乃以六十文一秤（十五斤）的价钱卖给居民。总之，家庭用煤较过去广泛了。
其二是煤炭使用于各种手工业方面。河东路铸造铁钱，就使用煤炭。宋仁宗时，李昭遘知潭州，“阳城冶铸铁钱，民冒山险输矿炭。”[26]即是一例。冶铁业也大量地使用煤炭。据文献记载，早在魏晋六朝时即已利用煤炭冶铁，宋代对北方的磁州诸冶更加广泛地加以利用。苏轼曾经指出，徐州白土镇采掘出煤炭之后，“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27]。显而易见，煤炭在宋代北方地区已经逐步地代替木炭而作为一项重要的能源了。
对煤炭的采掘者，遗憾的是，还没有见到有关他们的材料，因而也就不能将他们的艰苦的劳动给以应有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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