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手工业布局及其不平衡性受农业制约的影响

宋代官私手工业，诸如采掘冶炼以及与之相关的铸钱、军工工业，伐木、造船、建筑工业，以丝织为主的纺织手工业以及染色、衣帽缝制业，农产品加工工业，制瓷、雕漆以及金银细工等特殊手工艺，造纸以及刊刻印刷、墨笔砚制作等手工业，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一些手工业特别是采掘冶炼手工业等，规模扩大了，技术改进了，产量较诸前代成倍地或成若干倍地增长起来。各个手工业生产部门中都出现了富有创造性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对宋代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使宋代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下面将分别叙述手工业生产各部门的发展状况，以及生产各部门内部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由此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

前编指出，宋代的农业生产，如果以淮水划界，则北不如南，而以峡州为中轴，南至海南岛，北至秦岭商雒山区，划一南北线，则西不如东。宋代手工业生产，也同样地表现了这一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性，当然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因此，在这个引言中，打算叙述一下宋代手工业布局，从这个布局中说明上一问题。

就采掘冶炼手工业而论，它的发展不平衡性受到地质地理条件的制约。以煤炭为例，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曾盛赞中国疆域之大，物产之富，以及城市之繁华，其中许多资料足以弥补当时国内记载的不足。但是，他毕竟是走马观花，对许多事物的认识既不免肤浅：又有许多地方说得过头，如有关煤炭的记载就是一例。他说：“契丹全境之中，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而其价亦贱于木也。”^[1]文中称契丹全境都产煤炭，是不全面的，当时北中国也没有全部以煤为燃料。由于地质地理条件的限制，东南地区从古到今都是缺煤少煤的，因而宋代煤炭业几乎全部在北方诸路，南方无法与北方相比，从而造成南北的重大差别。

可是，从铜矿、冶铜手工业的情况看，南方诸路远远超过了北方诸路。南宋洪咨夔在举述宋代铜钱监之后写道：“万宝毕萃，莫东南之与匹”，接着又称宋代冶场诸如铅山、濛山、石堰、岑水等都座落在南方^[2]，而北方诸路仅河东路、河北路、陕西路略产一点，无法与南方相比。但在金、铁生产中，北方又超过了南方，而在银、铜等生产中，南方则又超过了北方。今以宋神宗元丰元年的矿产品税课列为下表，就可看出采冶手工业布局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3]：表中清楚地说明了南北地区采掘冶炼手工业布局的差别，煤炭、铁、金以北方诸路占优势，而银、铜、铅、锡（因不便统计，故未列）则南方诸路独胜一筹，各有千秋，互为轩轾的。

但，仍以宋神宗元丰元年的矿产品课税进行另一种统计，就会看出东方诸路与西方诸路的差别：

表中数字清楚地反映了，东方诸路在采掘冶炼手工业中远远超过了西方诸路，或者说是西不如东的。西方诸路采冶业虽然落后，但在荆湖南路以西以及广南西路则由于人口的增加、农业的发展，也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是值得注意的。前编提到，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总趋势是，越过湘江，向西南地区发展，农业是如此，采冶手工业也是如此。

其次，宋代手工业的布局，又受到交通运输、自然条件的制约，从而表现了它的多样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这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由于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同，某种手工业可以在这个地区发展，而不能在另一个地区发展。例如榨糖业，由于它的原料产地以及榨糖的季节性，只能在南方“江浙闽广蜀川”^[4]地区发展起来，北方诸路就发展不了榨糖业。

（二）由于交通运输的限制，某些手工业往往是在原材料产地附近或交通方便的地方建立起来，从而使手工业布局有所不同。如宋代铸钱业，铜钱铸造集中在江南东西路和广南东路，铁钱铸造集中在川蜀陕西河东路，就是由于上述地区分别生产铜、铅、锡和铁，钱监的分布在这些地区，而不在其他各路。军工工业也有类似的情况，在“产材州”、“敛数州之所作而聚以为一处，若今钱监之比”^[5]，而建立都作院——地方军工作坊。造船业也是如此，既要当地盛产木材，又要靠水，使船只造成之后下水以发挥它的作用。

（三）在这一地区，虽然缺乏某种手工业或某种物资，但是由于社会的迫切需要，则发展另一种手工业以代替之。突出的例证是，东南诸路和蜀川诸路在宋代缺乏煤炭采掘业，而各项冶炼又需要煤炭一类的能源，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于是传统的伐木烧炭业以及蜀川路的竹炭便发展起来，用以冶炼。“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烧巨竹为之，易然、无烟、耐久，……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6]手工业的布局及其发展，又是取决于社会需要程度的；凡是社会需要的，必然能够建立和发展起来。

由于上述几个因素的影响，宋代手工业的布局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地区的特点，即各个地区不一致，互有短长。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必要，如有的手工业如造纸业，在各路虽然很普遍，但由于它使用的原料藤、楮、桑、竹、麻等的不同，以及制作技术的差异，各地区的纸都有自己的特点以及名牌产品，从而表现了它的多样性。制瓷业也表现了这个特点。由此可见，充分利用本地区的特点和优势，发展这种或那种手工业，是符合手工业（工业也一样）发展的规律的。

复次，宋代手工业的布局，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又是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的。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一是，越是在农业生产发达的精耕细作的地区，手工业就越是得到发展，手工业布局越显得紧密。如前编所述，诸如植桑养蚕、种植木棉、甘蔗、茶树等经济作物，都是在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发展起来，并成为新的农业分支。而这些作物，就为丝织、木棉、榨糖、制茶等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从而使这些手工业发展起来。榨糖业在蜀川闽广江浙诸路发展起来，前面已经提到。木棉则是在广南东西路福建路发展起来，特别是在福建莆田等地，“家家余岁计，吉贝与蒸纱”^[7]，木棉织作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蚕桑业是在成都府路、梓州路梓州等地、京东路、河北路、江东路、两浙路发展起来，因而这几个地区也就成为宋代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府路，“原野衍沃，氓庶丰夥”^[8]，“产殖缯锦枲紵荈茗刺绣镂刻髹治之物”^[9]。梓州是在宋代新发展起来的丝织中心，这一州就有“机织户数千家”^[10]。著名的锦缎及许多高档丝织品便是这个地区的名牌产品。京东河北等路是著名的传统的蚕桑区，“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11]，从而涌现大批专业户，推动了丝织业的高度发展。这个地区丝织品不仅产量多，如河北路有“衣被天下” 之誉^[12]，而且质量极好，所产“东绢”与“蜀锦”并列为天下第一^[13]，亳州轻纱、定州刻丝是当时著名的产品和工艺品，给后代以不小的影响。两浙江东等路是宋代再一个丝织业中心。这一地区，自然条件好，蚕一年八熟，蚕桑业尤为兴盛。有的地方，“重于粪桑，轻与壅田”^[14]，把蚕桑业放在首位，因而“以织作为生”的机户也就特别多。湖州、婺州、杭州、越州是两浙路丝织业最兴盛的地方，产品之多，居全国之最，而婺罗和寺绫（尼院中所织）也是名被遐迩的名牌货。两浙路既是宋代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又是宋代丝织等业最发达的地区，深刻说明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内在联系。

为什么在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内手工业布局紧密并得到发展？这是因为：第一，手工业生产的原料诸如蚕茧、甘蔗等，都是深耕细作、壅培灌溉之功甚勤的生产条件下的产物，只能在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发展起来，在粗放经营的地区是办不到的，更不必说刀耕火种地区了。第二，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大都是地少人多的地区，如两浙、福建、成都府路、江东路等都是这样的地区。因此，广大的劳动者不是无地便是占地很少。怎样解决这个人多地少的矛盾？例如福建路，“垦山种果菜，渔海造鲑鮯以自给”^[15]，充分利用了它的背山面海的自然条件，以充足的劳动力开展了植茶、植蔗、植棉等多种经营，从而使榨糖、棉织业发展起来。反过来看，在粗放经营和刀耕火种的地区，地多人少，没有充足的劳动力提供给手工业各部门，以至这些生产部门得不到发展。第三，在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能够提供更多的商品粮，这是手工业生产建立和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个问题放在下面来说，更为方便。

第二，宋代手工业主要是在城市镇市上建立和发展，它的布局毫无疑义地要受到城市镇市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决定城市镇市布局及其发展的仍然是农业生产。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绝大多数城镇居民，从事手工业的和从事商业的，都依赖商品粮的供给。商品粮的多少，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甚而也可以说是城镇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有多少商品粮，办多少手工业、工业，今天是如此，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更是如此。因此，在宋代峡州以西诸路，除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部分地区外，城镇分布很少，规模也很小，仅仅作为封建统治机构的所在而已，手工业是很不发展的，更远远落后于东方诸路。前面在采掘冶炼手工业布局及其发展方面，虽然从地质地理条件说明西不如东，但说到底，也同样是由农业生产的差别造成的。就南北地区而言，东南诸路农业生产是超过北方诸路的，南方提供的商品粮大大超过了北方，因而南方的手工业、城镇布局及其发展，同样优越于北方诸路。

从马克思到列宁，一直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手工业商业能否得到发展，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农业提供的商品粮的多少。从宋代手工业布局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就可看到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这一内在联系。在任何时候也不能忽视这一问题：要想发展手工业，就必须发展农业。当然，手工业、工业的发展，反转过来又影响农业的发展，甚至对农业起着极大的改造作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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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本）中册，第四〇七页。

[2]《平斋文集》卷一《大冶赋》。

[3]此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七至一六所载制成。

[4]《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三。

[5]《长编》卷二四五，熙宁六年八月戊戌记事。

[6]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7]刘弇：《龙云集》卷七《莆田杂诗二十首》之一。

[8]文同：《丹渊集》卷二三，《成都府运判厅宴思堂记》。

[9]《丹渊集》卷二三《梓州永泰县重建北桥记》。

[10]《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二三。

[11]庄季裕：《鸡肋编》卷上。

[12]《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

[13]太平老人：《袖中锦》。

[14]程泌：《洺水先生集》卷一九《壬申富阳劝农文》。

[15]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八八《福清县创大参陈公生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