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草尾模式：大规模土地流转和信托权证带来的农业改革成果

经过前面的若干案例分析，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总结。由此对重组中国的农业产生出一个庞大的“重组改革方案”：

第一，在全国范围内，以政府主导结合市场行为，开展新中国第三次土地改革，在公有制前提下，进行大规模土地流转，有条件的地方，应以土地信托流转为主，使实际已经大规模放弃耕种的农民，将土地流转的同时，获得信托权证，终身享受收益。

第二，专门成立各级土地信托机构，面向各种有能力的国内外经营者招商，在不变更土地性质的前提下，由经营者投资开展各种养殖业产业化经营；制定各种政策，鼓励支持国有、民营、海外资本到农村投资，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

第三，各地可以以省为单位建立土地信托权证交易所，使权证可以交易、抵押、形成巨大的土地金融资产。

第四，重新建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划分方式与产业统计口径。将从事种植养殖并往加工业以下衍生的产业均统计为农业。

第五，大力引导农业科技投入，包括土壤改良、品种培育、种植养殖技术研究、种养模式研究、仓储物流及信息化管理、农业综合系统教育与培训、农业产业化模式研究和培训等。

第六，重新规划与创新设计现代农村生活社区，全国各地都进行个性化设计，每个社区都符合每个地方的人文特色，历史传统。既区别于城市社区，又别于过去缺乏规划的乡村与小镇。

这样，整个中国农村的种植养殖水平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大大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也将大大提高。由于养殖业环节与加工生产被若干个经营主体以资本为纽带连接起来，养殖业环节的初级产品就不会被低价出售，而是通过产业化产生出下游产品的高附加值商品。

试想，若将经济发展重心转向农村，每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三十年后，中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可达到三万元人民币左右。以七亿农民人口计算，一年光农民收入就可达到二十一万亿元。这一收入所形成的购买力，将对房地产、汽车、消费电子、家用电器、快速消费品形成多大的消费拉动？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还有何怀疑的理由吗？

让中国农民真正变成“农”的传人，中国将更加强大。

中国发展农业的方法是什么呢？有许多人进行过调查研究分析，学士硕士博士论文一大堆。有的认为是只有靠城市化，人都进城，农业才能发展；有的认为是提高科技，多一些袁隆平，农业就发展了；有的认为是搞好农民的教育，建立农民职业培训学校，成立农民大学，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再不要让“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成为领袖的语录……我不认为这些观点有何不对，但是没抓住根本。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业最核心的是变革农业生产资料的管理制度，也就是实行土地改革，才能真正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真正焕发中国农村的生机。

这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的农村土地使用管理制度的变革。

2006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议》，2007年，国务院又批准重庆、成都两地作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城市。我认为，中央将下决心发展农业经济了。我在2006年，经过认证思考和创意，设计了《中国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改革的建议》，希望以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为起点和基础，来推动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由于我的巫山三年农村工作的深刻积累，由于二十多年投资银行生涯中多次参与农业产业化项目，也由于在德隆工作时亲眼见识过德隆如何收购新疆屯河之后，通过产业分析，大规模把原有资产置换到新疆天山水泥，对番茄酱产业进行战略投资，并购整合全疆番茄酱企业，最终成为全球规模第二的番茄酱企业；也看到德隆对中国乳业行业分析后，发现所有企业都在产品终端上进行白热化竞争，全国缺少乳源供应商，便迅速投入德隆畜牧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奶牛养殖企业；德隆还发现，农业生产资料统购统销价格放开后，种子领域没有产业化大型企业，德隆种子业应运而生，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种子企业；直到德隆危机爆发前，德隆还通过对全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环节的调查，设计了独创的农资超市商业模式，祭出打造农村沃尔玛的旗帜，不到一年，德农超市在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开到八百多家，成为中国最大农资超市。这一方面让我看到了德隆的不同凡响的战略眼光，又让我看到了蕴藏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无限的发展空间。

在德隆期间，我担任了金融控股平台产品总部的总经理，对全面金融服务的认识，以及对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的把握，把这些各领域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结合起来，系统性地设计了一个改革方案：《中国农村土地信托流转财产制度改革纲要》。

我设计的方案基本要点是：

第一，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历经三十多年后，这一制度优势已经失效，农村土地应当从分散的、承包式土地经营转向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高水平方向发展。

第二，集约的方式受到土地公有制的制约，现阶段不采用土地私有化的方式来集约，否则，土地将迅速向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形成严重的财富分化。

第三，既不用私有化，又解决土地集约化的方式已在全国各地无序地试点、探索、实施，但缺乏科学性、组织性、统一性、系统性。

第四，借鉴源于西方的信托财产制度，将信托这一金融工具对财产权利进行分割的功能，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管理权、收益权、经营权、处置权等按不同的主体进行分置，使农村土地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不改变承包经营合同的前提下、农民自愿和依法的基础上有序地流转。

这一方案可以将信托财产制度这一美丽的人类智慧用于今天的中国改革。既可以解决土地的集约，又能保障农民的长期收益，还能将土地的集约化与专业化、规模化、公司化经营结合起来，同时，通过土地流转，积极鼓励、支持、引导中国以及世界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来与土地信托流转机制结合，促进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升。还可以设计更多的基于土地权益的投资、证券、基金、融资等金融产品，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以县、市、省、全国的分层次设立方式，解决地区不平衡，解决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这一方案将有可能超越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曾经使用的基于土地私有化基础上的土地信托制度，成为全球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信托财产制度创举。

这样的方案是没有输家的多赢方案。土地制度的基础没有动摇，公有制、社会主义没受影响，国家将从大量的土地增值、土地经营税收中获益；土地经营水平提高，将大幅降低农产品经营成本，形成农产品价格优势，改变中国农产品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中的被动局面；农民的身份将发生革命性变化，他们成为土地信托权益的受益者，政府可以将部分收益权直接划给农村社保基金，作为农民社保来源；另外，农民将长期获得财产性收益。同时，中国将真正掀起一股资本下乡的热潮，农村金融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将结束数千年沿袭的原始农耕模式。农业机械化、农业产业化，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农业的标志性主题词。

土地集约后，从事各种种植业和养殖业下游的企业，包括粮油企业、蔬菜种植企业、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中药种植企业、中药生产企业、纺织企业、生物技术企业、各种经济作物生产加工企业一定会纷纷抢滩产业链上游，产业重心上移。大量资本、技术、人才将纷纷移师农村。由此将带来如下结果：

第一，农村的基础设施、交通设施将迎来一次大投入的机会。

第二，农业人口将不会纷纷涌向大中型城市，城市化更多表现为城镇化，无数个小城镇、中小城市将星罗棋布。大城市、超大城市的综合压力得以缓解。

第三，房地产业、汽车产业大量进入农村，带动各大相关产业纷纷下乡，使整个工业化向更广袤的土地延伸。

第四，土地质量改善，世界先进的农业技术全面进入中国，农业产业价值得到提升。

第五，逐渐成长出各类大型、超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全面提升这些企业的生产能力、技术能力、劳动生产率。中国将通过这些大型农业产业化企业，集约化生产主要农产品，中国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也才有机会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牢牢地控制在中国人的手里，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才不成为一句空话。

第六，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破解，城乡差距缩小。

方案出来后，我想去做一些尝试。首先给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所长并请他指导，这位当年“五道口”的金融高材生，当过人民银行金管司司长，搞过信托整顿，深谙金融业；又当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最后去了中国制定宏观金融政策的最高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这样的全能型金融家，对这个方案有不错的评价。在大连他当场推荐给当时任大连市长的另一位金融家夏德仁市长。其次，在某个国家级新农村办公室组织下，去了河南商丘虞城县，给县里主要领导人演讲，但从未接触过信托概念的县领导们难以理解。后来，又专门针对重庆被国务院确定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实验区”试点城市之一制订了一个针对性方案，送到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手上。杨庆育主任遗憾地告诉我：“可惜你的方案来晚了，前市委书记汪洋曾专门征集重庆城乡统筹方案，可是汪洋书记调走了……。”后来，因为我们一群合伙人要搭建一个专门从事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投资交易的创新合作平台。我真没有时间去研究与尝试，方案就这样耽搁下来了。在这里，将这一宏伟构想奉献给读者，更寄望有宏伟大志的读者、德高权重的读者，能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不过，中国永远不缺具有魄力的领导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方案终于遇到了伯乐。

2009年底，中共湖南益阳市委书记马勇来到北京，经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先生介绍与我相识；马书记欢迎我去益阳考察，寻找合作机会。

2010年初，我利用去湖南出差的机会到益阳进行了仅二十四小时的调研。看了一天的企业之后，我建议马书记不要片面地在益阳这样的鱼米之乡去追求城市化、工业化，培育远离益阳优势的支柱产业。益阳应当以农业为主，培育农业产业化企业可能更有实际效果。我以参观过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为例，建议重点扶持这样的企业，以现有规模为基础，依托洞庭湖的淡水养殖资源，让这样的养殖企业大发展、让更多的水产品进入欧美。同时，建立国内冷链物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同时，以普洱茶大起大落的操作方式为教训，建议益阳研究安化黑茶发展的创新商业模式，不要走普洱茶过度开发的老路。

临走时，我对这位充满工作激情、一心想做事的农学专业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告诉他，我有一个农村土地改革方案，可贡献给益阳，看看是否有兴趣。

回到北京，我就将我的土地信托流转方案发给了马勇书记。

几天之后，卢德之先生告诉我，马书记对我的方案很感兴趣，但不太熟悉信托。两会期间，马勇书记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做了一个提案，内容就是土地信托流转。同时，他又让市委研究土地信托流转课题组的主要成员，来北京和我讨论操作细节，希望能设计一个操作方案，能够在益阳试点落地。

对马书记的决心，我异常感动，表示坚决支持。随后，和他们的小组开了讨论会。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信托公司是由国家银监会审核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市里无权设立信托公司，怎么处理？我告诉他们说，我的方案是站在全国的角度，由中央制定政策、由上往下贯彻实施的方案。要在一个市里来试点，必须根据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操作设计。我们用信托的机制而不用其名，成立的公司只要具备信托的功能就行。对于信托公司，课题组问信托公司可不可以是民营的，是否允许民间资本参与？我告诉他们，这个公司有其特殊性，现阶段不以盈利为目的，要保护信托的公开、公平、公正，至少在小规模的试点阶段，不允许民营化和民间资本投资。

回到益阳，马书记雷厉风行地开始了试点。他们选择了土地流转比较活跃的沅江市草尾镇进行试点，设计了全套的操作文件。几个月后，试点工作全面推开、进展顺利。2010年7月，我受益阳市委之邀，再次专程前往益阳，参加中共益阳市委、市政府组织的土地信托流转推进会，参观了土地流转现场。

至2011年3月，一年时间，益阳全市采用土地信托流转的方式已有近十万亩农村土地流转，全市广泛试点，成绩初显。很快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2011年初，我再次去了益阳，这次是进行第二阶段尝试。我带着国内牛业龙头企业科尔沁集团进入益阳，希望利用益阳已经开展的土地信托流转的有利条件，在洞庭湖畔的大通湖区尝试从种草到引进水奶牛产业的产业化布局，力求使土地信托流转与农业产业化深层次地结合起来。

2011年端午节假期，我再次带着一个专业团队，考察安化黑茶，针对安化黑茶特点和产业规律，我们又设计了《安化黑茶产业整合与重组方案》，希望用土地信托流转推动黑茶产业的规模化发展。(www.xing528.com)

在益阳的实践中，土地信托流转不仅初见成效，还发现了我在方案设计中没有想到的重要现象。由于地方党委、政府在土地信托流转中，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代表农民的根本利益去与土地经营者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中介关系和信用关系，拉近了基层党组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重塑了党和政府在农民中的信誉和威望，夯实了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我认为这是这个方案更大的创新，是马书记他们在实践过程中的再创造。

2010年底，马书记将整个益阳的试点，向前中共中央某位高层领导、中央理论界的权威，进行了详细汇报。这位老领导边听、边询问、边讨论，最后欣喜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你们在益阳搞的这个符合毛主席的，也符合邓小平的、陈云的、李先念的，也符合江泽民的、胡锦涛的……”

其实，在益阳的试点，仅仅是这个方案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初级阶段里，还主要由农民、地方政府、土地经营者构成，能够产生的效益和价值也不会太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还很有限。经过成功的初级阶段试点后，应当提升到第二阶段或者是中级阶段，也可以称之为农业产业化阶段。例如，我们能不能在全国、全球范围去寻找适宜在益阳进行大规模投资开发的农业企业，对数十万亩益阳的农业土地进行以农业产业化为核心的产业规划？例如，在几十万亩的农业土地上，根据益阳的土壤条件、气候条件、市场条件、管理条件，整体进行科学的农业产业规划。大春作物的产品结构、小春作物的产品结构，用什么样的品种、怎样保护品质、如何建立种子繁育体系、怎样科学管理、怎样重新建设水利灌溉系统、是否采用有机农业方式、如何搞好循环经济、如何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农产品出来如何分级、如何进行加工与深加工、如何打造品牌产品、如何健全产业链、如何提升产品附加值，等等。如果按这样的规划，中国将诞生出若干个超级大型的农业产业化企业，类似于泰国的正大集团。一个泰国可以诞生出正大集团这样的世界五百强农业企业，中国诞生出十个也不为多。恰逢2011年的端午节日，我再次带着一系列想法来到益阳市的安化县，完成我心中的一个夙愿。考察安化黑茶，看看是否可以将土地信托流转与安化黑茶产业化结合起来。

2010年初，在益阳考察时，马勇书记专程带我到益阳市内的黑茶市场参观，知道了黑茶的基本特点。与普洱茶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当时以韩国的人参为例，给马书记留了一个课题：为了避免黑茶重蹈普洱茶的覆辙，能不能采用专买专卖的产业模式来发展黑茶产业？我讲了很多理由，不要认为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时期的专买专卖制度就不可以操作了。韩国不也是市场经济国家吗？人家为什么就可以根据一个产品、一个产业的特殊规律，成功地采用专买专卖制度而大获成功呢？

没想到马书记非常用心，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他竟专程到了韩国专访正官庄，这一韩国高丽参的唯一企业。

安化是益阳最大的县，人口超过一百万人。安化也是益阳的贫困县。

大巴山官阳的扶贫生活，让我对贫困地区情有独钟。

2011年6月2日，我们一行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了安化。一整天的时间里，冒着久旱之后的第一场喜雨，参观了种苗繁育基地、黑茶种植基地、白沙溪茶厂、黑茶博物馆。我同样被枝江两岸云遮雾罩的茶叶生长环境而倾倒，仿佛一样能听到遥远的茶马古道悠扬的铃声。

考察结束之后，让我庆幸的是：近几年安化黑茶也像一位锁深闺中的美女（应当称桃花江的美女更恰当），终于为人所识。种植规模，产销规模年年增长，但与此同时，安化黑茶至今还没被疯狂炒作，发展有序、井井有条。但是，市场的快速增长，各地商人的敏感嗅觉已经把市场中的惯用恶习，悄悄带入安化黑茶，如果不及时遏制，黑茶的健康发展将会受到影响。在我头脑里，一个系统地保护、投资、开发安化黑茶产业的思路油然而生。

——引入原产地保护机制，固化安化黑茶的地理标识；

——利用土地信托流转，将现有的十五万亩茶园集约起来；

——整合现有五十多家企业，培育若干黑茶龙头企业，注入私募股权基金，提高终端产品的集中度；

——设计专业性黑茶产业基金，从产业链的上、中、下游进行培育；

——提高黑茶产业投资经营门槛，保护产业的整体价值，避免恶性竞争，维护产业秩序。

若此潜心经营，数年之内安化黑茶一定会成为中国数千年茶文化中的一朵艳丽的黑牡丹，高贵而令人景仰。安化县也将会因为黑茶产业价值的提升而声名远扬，同时，黑茶产业将给安化带来滚滚财源，让安化一举扔掉贫困县的帽子。

如果实现这样的产业化水平，将会出现以下几个结果：

第一，农民的收入会成倍增加；可以有效防止非产地茶源流入，保障产地农民利益。

第二，大量的农民从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位于农业机械化与自动化。

第三，从土地上离开的农民，通过学习、培训，可以被企业安排到加工领域、生产领域、流通领域、服务领域、物流领域或者深加工领域。

第四，形成一大批不以土地经营为生的农民后，农民不会再选择在靠近农田的宅基地盖房子，但又要在附近工作，因而不会大规模选择南下、北上到处打工，一个一个小型城镇在新的规划中拔地而起，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任务。

第五，农业的产量提高了，流通环节减少了，农产品附加值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必然降低，中国的农业产业才会有国际竞争力。

第六，农业产业化集中度大大提高，农产品的初级产品、深加工产品的造价成本提高，假冒伪劣的生产资料将大规模减少，食品安全的问题也将减轻压力。

当第二阶段取得成功之后，土地信托流转的更高级形式必然出现。这也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第三阶段：农村土地金融化。

一旦成片的农业土地产生良好的效果，一个又一个信托流转的土地权益产生出持续的、稳定的、健康成长的巨大权益收入的时候，广泛存在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形式（REITs）就会在中国以农村土地信托流转基金的形式出现。全中国将出现一个又一个农村土地信托流转基金，这些基金将通过公开的证券市场进行发行、转让、交易；农村土地信托流转基金将作为中国独创的金融产品，建立中国农村土地信托流转基金市场，很快会超过美国的大约三千亿美金的REITs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土地基金市场。

这个改革方案与重庆现行改革方案正好是一个上下游结合的方案，如果将这个方案和重庆方案结合起来，将十分完美。

如果达到这个阶段，中国的农村又将会出现以下几个变化：

第一，由于农业产业化水平提升，许多农民的收益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来自于土地信托收益成为百分之五十以下的收入来源时，相信很多农民会将自己的信托权证出售（固定收益权证），由此形成土地信托权证交易市场。

第二， 一旦农村土地信托流转基金市场出现，许多农民会参与基金的投资，获得新的财产性收益。

第三，大量的城市、国内、境外资金将进入农村土地信托流转基金市场，给中国农业产业注入巨大的资本。

第四，由于大量资本的进入，中国农业的科技投入、管理投入、人才投入会空前活跃，整个农业产业链的重心将彻底改变着现在的头轻脚重的畸形状态，双汇、雨润、中粮、新希望等等著名的企业必然往产业的上游延伸，更多的丁磊会涌向农村去养猪、养鸭、养鱼、种草、种菜、种粮。

同样，由于大量的资本从土地环节投入，土地资本与直接投资形成的权益才有能力从上游走向下游，大量的农业产业化大型企业就会在上游发展起来，上游资本向下游传递，下游产业的重心又往上提升，使整个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融会贯通起来。到那时，中国的农业产业化才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涵盖了工业、商业、科技、金融、流通的大农业产业概念将拔地而起。

第五，中国金融资产将更加庞大，结构更加合理，配置更加安全。

以“草尾模式”为核心的益阳土地信托流转在经过2010年、2011年试点后，一方面取得初步成绩，另一方面也发现许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农村土地承包权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农民将其手中的权利自发地转来转去已经形成了十分混乱的权属关系，导致流转到一定阶段后，流转规模停滞不前。马书记他们又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顺藤摸瓜，一步步理顺了权属关系，化解了可能导致矛盾与纠纷的权属之争。

草尾镇的土地信托流转达到一定规模后，自然地会出现对全镇各类土地的重新规划的需求，一个新的农民集中居住的小镇会拔地而起，再也看不到传统农耕时代人畜混居、人粮混存的农民住房的痕迹。兴许几年后，草尾镇全部规划实施完成，草尾镇的价值和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小岗村、草尾镇会成为中国农业发展历史上两个同样经典的案例。小岗村是中国农村由统而分的起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草尾镇则是中国农村由分而合的代表，但这个“合”与先前那个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的“统”有本质区别。这将是中国现代农业与农业产业化的起点。如果以草尾镇为起点在全益阳、全湖南、全中国进行推广，那么三十年后，中国将会成为“农的传人”的理想王国。

现在，草尾镇发展了、益阳市推广了、全湖南已经在学习了。时任省委书记周强也为此予以批示。全国各地许多专家、领导纷至沓来到益阳观摩、考察，一些地方已经开展起来。

如果用后三十年达到这样的状态，到中国建国一百周年时，中国一定是世界上真正的第一强国。

中国将通过“农的传人”成为真正的“龙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