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从天府之国走向世界

这种状况，最近几年愈演愈烈了。中国式土地一、二级开发，招拍挂、大搞房地产的运动已经从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向二、三线的城市蔓延了。一、二、三线城市可以做，县城也可以做，乡镇也可以效仿。土地财政成了各级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一旦往县、乡镇蔓延，基层的方式就没有那么规范、那么文明了。打着“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旗号，实则以土地级差地租为机会，以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为目的，强征、巧征农民土地，逼农民上楼，违法改变用地性质，生米煮成熟饭大搞“小产权”等等关于土地财政的五花八门形式就层出不穷地在中国遍地开花了。很难预测这样的上行下效会怎样收场，会发生什么结果。中国最容易出现的“因噎废食”情况，随之出现。土地上出现的所有问题，严重影响到了正常的、有序的土地流转。执行上出了问题，地方上出了问题，有人上访，有人举报，到了中央就变成了严重问题，中央政府几乎又要一刀切地阻止资本下乡、企业下乡，停止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

我们在犯的错误，远不止土地上的混乱。各个地方盖的房子也是让人哭笑不得。在这些年的城市建设运动中，中国的建筑风格已经全盘西化，中国成了全世界建筑师的擂台。全中国大大小小的新城几乎规划建设成了一个模样，东南西北的城市特征完全消失了。如果城市受限于土地资源的稀缺，都盖成了高楼大厦，还情有可原。关键的是，区县以下的乡镇以及新农村民居的建设，几乎没有了当代中国农村的文化内涵。除了边远山区和遥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看不到传统中国建筑文明的痕迹了。

中国农业的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上。要发展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必须培育强大的农业产业。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不仅强在工业、强在军事、强在科技、强在金融，它还强在农业。美国是世界上农业产业化水平最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什么是农业产业与农业产业化？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只有农业、工业、商业，称之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业比重为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十，是典型的农业大国，但是产出率、劳动生产率极低，因而，又是典型的农业弱国。农业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致使农产品价格也是长期维持在低价水平，一方面可以维持整个国民的低收入经济状态，另一方面又长期为食品生产、轻纺工业提供着廉价的原材料，保障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运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我们首先放开了工业领域的价格，市场化让工业企业在竞争中获得发展，长期的“剪刀差”现象让整个农业产业价值被低估。

几十年过去了，第二产业发展了，第三产业发达了，第一产业比例下降了，但第一产业绝对产值没有多大提高，“剪刀差”现象依然存在。

长期落后的农业让我们产生的巨大误区是只要城市发展了，工业发展了，商业发展了，国家就强大了，农业人口就可以通过城市化进入城市，分享城市的幸福生活，再来反哺农业，整个国家和整个人民就富足了。

如今的现实却是：工业发展了，商业贸易发展了，城市发展了，国家强大了，但农业落后了，人民也没有富足，尤其是农民。本来以为工商业发达了，城市发展了，减少、消化农村人口，农民进城，提高人均拥有的土地，可以让继续当农民的群体生产资料多一些，生产力可提高，农民收入可增加。但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却大量占有了土地，人均拥有的耕地反而越来越少，同时由于没有在土地上解决问题，一方面耕地的绝对面积年年减少，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进城后又使土地长期处于撂荒状态，农村的土地都由老、少、妇这样的体力不足、文化不高的劳动力在耕种，甚至大量耕地以零租金的代价被流转出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尽快走出误区，从土地改革着手，发展农业产业化。就是重新认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重新划分三个产业的边界，以土地改革为基础，用现代公司组织形式和产业理论及方法来投资、经营、管理农业产业，而不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以户为单位的“井田制”式的经营模式和产业模式。

美国的土地是私有制的，但一百多年前的私有制早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产业化整合，完成了以土地私有制前提下的重组、并购，达到了高度的集约。土地的高度集约是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土地的高度集中，才有可能大规模地投资于土地、投资于种植业、投资于养殖业，产业链才有可能在一个资本主题、一个经营主体的连接下，从上游向下游延伸，才可能通过规模化经营，产生大型的从事农业产业化的企业，才会提高农业的投入，配置农业的资本资源，提高科技的投入，提高人才的投入。农业产业化有效支撑了美国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才有了美国百分之二十的农民，养活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并牢牢掌握着全球许多农产品的定价权。

中国的农村土地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走了一条土地公有制下向使用权私有化的过渡。公有制的所有权与私有制的使用权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中国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制度的问题。

2007年，国务院批准成都、重庆两地进行城乡统筹的综合体制改革。中央批准试验但没有操作方案，由试点城市自己结合自己的特点制定方案。

城乡统筹的核心是希望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用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工业经济去反哺农业，带领农村共同富裕。几年来，两个城市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创新，各有各的方法。

成都自然条件好于重庆，周边农村依附于成都这一大都市。而农村本身又是天府之国的腹地，改革相对容易，也相对温和。其实成都的城乡差距本来就不大。一开始也在土地制度创新上做文章，很快将农业土地承包权进入市场，“地票”这样的金融化倾向开始出现。但很快就被上面叫停。在成都的改革中，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提法：农民称谓将消亡，未来的“农民”只是一种职业，不是一种身份。

重庆的动作明显更有力度也更有深度。该大胆的改革方案在重庆被称之为“用三件衣服换五件衣服”。有条件的农民可以自愿放弃农村户口、宅基地、承包地，而换取城市户口、子女上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机会。虽然有学者批评说这是在打土地的主意。但我认为，重庆的改革方案方向是正确的。以目前全国的状况而论，大量农民已经进城，已经在分享城市的空气、土壤和整个城市的公共空间。但他们同时又虚拟性占有着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农村人口在农业中的就业率已经大大降低，使农村人口数已经成为一个“伪数字”。这肯定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对中国这个人均土地十分紧张的国度来说，我们挥霍不了那么多土地空间。

但是，成都、重庆方案的核心还是以城市发展、工业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方案，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方案，统筹城乡不是统筹为“乡”，而是统筹为“城”。重庆方案里重庆市政府只是精确地计算着消化这些进城农民的操作成本和一千万农民进城可能形成的发展机会和需求，自然没有去着重研究这些人离开农村、离土离乡之后，这些土地、这些乡村怎么办，怎么发展？当然他们算过宅基地的账，即使农民拿到城镇户口，放弃宅基地有三年的过渡期，但三年满了之后，一千万农民至少会给重庆各级政府留下来上百万亩的宅基地。这些宅基地经过统一整理、规划，逐渐变成城镇建设、工业用地后，就算每亩一万元的价格，也可以把重庆户口改革支付的一千亿元打平。更何况怎么可能才一万元呢？这还没算上农用地、林地。所以，重庆市政府的账是算得很精明的。如果城乡统筹力度统筹不到农业用地上，没有在农业产业化这个层面上解决农业土地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农村的土地再怎么种，“房子”最终可能像当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一样，别墅里养猪、养鸭，最后拆了“退房还耕”。

中国的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没有解决好农业产业化问题，也一定不是将十三亿人口中的城市人口扩展到十亿就能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必须重新调整这一战略安排，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将重心移至农村。统筹城乡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统筹还是以农村为中心的统筹，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回答与解决这个问题，在操作上看，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统筹，统筹的结果还是工业化、城市化，提高城市化比重，依然不是以农业产业化为核心，去建设和谐、均衡、结构合理的中国。我们应该走一条让农民在农村富裕的道路，而不是走一条让农民进城、在城里富裕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巨大空间，也就是农业产业化空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没有一个代表中国水平的农业企业。中粮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企业，也声称打造全产业链、打着“产业链、好产品”的旗帜。但真正拉长了产业链的业务并不多见，只是在横向上的多元化和往下延伸进入到零售服务领域，也并没有进入到土地、品种、种植环节。中国的农用地优势、农业优势、产业优势并没有转化成企业优势。

中国在2011年的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一个热点，从农村出来的产品给社会带来了惊慌和恐惧，蔬菜、水果、鸡、鸭、鹅、猪、牛、中药材，无一幸免。从种植、养殖环节到加工生产、仓储运输环节，安全问题出现在每一环节上。这些问题，我们除了道德问题、良心问题、监管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还存在产业化和产业规律的问题？

2011年甘肃陇西爆出了硫磺熏蒸中药的事件。正好，我因为要投资、服务于陇西的中药企业，对陇西的中药产业进行过调查。

陇西是中国著名的中药材种植基地与集散地。党参、当归、黄芪等几个品种占全国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除此外，这里气候干燥、温度适宜，储藏中药材不易霉变和虫咬。因而这里形成了完整的中药饮片产业链。但由于中药材种植受制于土地的分散化经营，因而陇西中药材的种植规模分散、集约化不高，在中药材野生驯化、品种选育、科学种植方面，就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投入；药农种植出来，自己不能直接面对城里的药房、制药厂，就只能卖给小药贩。小药贩又将收来的药材卖到陇西的几个中药材批发市场，这里的批发市场又可能会供应给安国、亳州、成都荷花池等国内几个大的中药材市场，从那里才进入中药房、中药制药企业。中间环节太多，下游企业不进入上游，价格错乱不说，品种环节的品种退化，种植环节的快速生长、缩短周期，加工环节的硫磺熏蒸等各种以次充好的行为，甚至假冒伪劣就难以避免了。长期作为日本汉方药原料基地的陇西地区，也引发了日本企业对原材料的担忧。前不久日方专家考察后认为，气候变化对药材的生长环境影响很大，对药材成分的影响也很大；种植模式也构成了中药成分的影响；中药检测、加工方法也是影响的因素。往下传递，就会影响汉方质量，影响中药处方的疗效，中成药的疗效以及对中药师看病开方子的信用都会受影响。进而，威胁到整个中华民族的中医中药文化遗产。(www.xing528.com)

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吗？非也！同样在陇西，甘肃中天制药就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样板。

陈耀祥，这位当过政府公务员、下海南闯荡过、扎根过陇西这一国家级贫困地区的企业家，就给我们创造了经典榜样。他经历多年的商业生涯，偏偏选择在陇西这样的国家级贫困地区从事农业产业化投资。他依托中国农科院、甘肃省农科大学科研力量的技术支持，选择陇西这样的适宜中药材生长储存的环境，以产业链作为投资布局。从中药材的品种选育、规模化种植上着手，来保障药材的品质，他投资中药饮片GMP工厂，进行高标准检测和加工，保证中药饮片的质量；他投资建设数万平米仓库，保障充足的药材库存和科学的管理。他们直接开发终端产品和保健品配方，面对终端客户减少中间环节。按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做下来，中天药业提高了中药材的品种质量，保护了中药材的种子资源；进行规模化种植、给农民传授科学种植技术，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他们直接生产终端产品或直接给药房、医院、制药企业提供原料，避开了中间环节，怎么会轻易出现硫磺熏蒸呢？中天药业这样做的结果，还使该企业经营业绩年年增长。假设中天要弄虚作假，中天的造假成本就太高了。就像双汇集团一样，一个瘦肉精给公司带来的有形价值损失超过一百亿元，无形损失更难以评估。

原因就在于，分散的种植模式投资小、门槛低、造假容易。即使被工商局查处、罚没，它也没多大损失，过两天照干不误。一年造十次假，查到五次，没查到的五次足以弥补被罚的损失。于是，假冒、伪劣在中药材市场十分猖獗，甚至真的药材还没假的卖得贵。

可同样是药材种植，青海藏医学院创始人艾措千，几十年如一日，将产、学、研结合在一起，长期研究藏医藏药，以抢救、发掘、产业化为宗旨，不仅抢救了大量的藏药终端产品，市场化、产业化搞得风风火火，这不同样是成功案例吗？

如果全中国多培育一些能够从下游走向上游进行全产业链投资开发的企业，中药材的很多问题能解决，中药方疗效的问题能解决，中药现代化的问题也能解决。这样，就不至于出现欧盟的植物药目录中，中国产品零纪录这样的荒唐结果。我们看看，那些著名的中药制药企业，一个单品销售额达十来亿元、几个亿元的中药企业，你敢保证你的原料纯洁性吗？你们有谁直接进入了品种保护、选育、种植领域？

去年底，去日本洽谈并购业务，顺带去了北海道，告诉日本朋友说我想考察日本的和牛。

这位日本朋友把我带到了北海道札幌机场不远的一个叫白老牛的餐馆。一顿饭的工夫，我就大体知道了整个日本和牛的来龙去脉。

餐馆墙上贴了一幅图画，清晰地告诉了白老牛的历史、品质、种群、养殖模式、白老牛的定义、产地；生产、加工、销售的模式、品牌、销售商店；2011年将有哪些牛会出栏、每头牛叫什么名字、这头牛的血统怎样、你今天品尝的牛肉是哪头牛、什么部位等等。整个日本和牛可以使日本牛肉等级全部达到A3以上，而中国人民所食用的牛肉几乎都在A3以下。偶尔吃到不知是什么渠道来的和牛牛肉即使卖到几百元一斤，我们也愿花钱去买、去吃。看到这，我无不为整个中国的养牛行业感到羞愧。

后来，我请日本朋友去打听，有没有可能到北海道收购日本牧场。朋友去打听后坚决回答我：“不可能。”和牛是日本的国宝，是经过几十年多个品种精心培育出来的，是日本的国家战略。研究发现和牛最早的源头还在中国，也就是鲁西黄牛。中国也有动物国宝，那就是搞了几十年的国宝熊猫的保护。几十年来我们投入到熊猫保护上的人力、财力、物力和科技力量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如果把这种保护的力量、资源和方法用在牛的身上，没准培育出“华牛”来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方法，中国人民可能会觉得吃到优质的牛肉更觉得幸福。我在这里没有半点不赞成保护熊猫的意思，而是认为熊猫要保护，“华牛”更应该培育。“西门塔尔”“安格斯”这些“洋牛”照我们这样的养法，不要多久也会退化为“土牛”。

中国的牛业也有二千多亿元的产值了，但全行业的龙头企业仅有几个亿元的销售额。唯一的牛业上市公司，去年还处于亏损状态；大型的牛业企业，没有一家去研究牛的品种繁育、研究养殖，顶多也就是把山东、内蒙古、河北、吉林等地的散养架子牛收来后再屠宰。而繁育技术又在研究机构手上，牛犊养殖普遍采取分散的家养模式，一些地方推广养殖合作社，规模化养殖十分少见。所谓的牛业龙头企业，最多不过是放大了的杀牛匠而已。而且由于养殖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牛犊散养、养牛合作社快到崩溃边缘了。养牛成本太高，导致肉牛的存栏量逐年下降。全中国老百姓能吃上的牛，最多就是杂交的西门塔尔牛或安格斯牛，谁还敢奢望吃上A3级以上的高级牛肉？分散养殖必然成本奇高，农民越来越会算账，除了养牛的直接饲料成本外，今天的农民都会测算劳动力成本，养上一头牛两年多下来卖掉的钱算上劳力就是亏本生意，还不如打工挣得多。规模化养殖又面临天然草场资源的缺乏和牧场包干承包的困境。一些大型屠宰企业不得不考虑，去新西兰、去澳大利亚收购天然牧场，将犊牛散养到架子牛后，拉回来育肥再屠宰。不考虑这个计划，有可能中国的牛业会成为第二个钢铁产业，中国的牛有可能大规模地从这两个国家进口。

牛业如此，乳业同样如此。乳业的产值略小于牛业，但乳业却有蒙牛、伊利、光明等这样一些行业龙头企业。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养肉牛要两年多时间，周期长，实现收入前，牛是资产，是产品；销售后，资产变成了销售收入，收入增加、资产减少。养奶牛不一样，到了产奶的时候，企业销售的是挤出来的奶，而不是奶牛，销售实现了，收入增加、资产没减少，提取了折旧，牛是生产资料，所以适合产业化，容易做成大企业。但同样急功近利的是：蒙牛、伊利、三元等乳业企业都不养牛，都是乳制品加工企业。奶源的品质、渠道难以保障。如果三鹿乳业有自己的奶源，怎么会发生三聚氰胺事件呢？当他们发现奶源这个市场之后，蒙牛的前高管们发现了另外的商机，他们迅速创办了现代牧业、引进了投资机构KKR，没几年，中国最大的养牛企业就在香港上市了。养牛环节一做大，又发现牧草不够，需要大量进口，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牧草有三分之二需要进口。如果中国再规模化发展乳业、牛业，中国的牧草业的投资机会将更加巨大，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种草。但是，地在哪呢？

在农业产业价值链的完整性打造方面，令我十分尊敬和怀念的一个中国企业家就是已日渐被人们忘记的褚时健。他在担任红塔集团董事长时，曾经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是：农田是红塔集团的第一车间。

如果按褚时健的理解与经营，他可能会在烟草品种的培育、种植、干燥、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进行投入。从上游往下游看，虽然红塔集团的最终产品是香烟，但谁说它又不是一个农业产业化的企业呢？以此类推，种水稻生产出来大米，我们把农田环节称之为农业，把大米加工统计为工业，买大米就成了服务业了；用大米加工生产白酒又成了工业。最经典的就是种玉米，整个玉米产业可以称之为玉米化工。玉米经过浸泡产生的浸泡水就是一种化工产品；玉米经过破碎，分离出来玉米胚芽，玉米胚芽又榨出玉米油，玉米油又是工业原料又是食品；榨油后的渣又可以做饲料；剩下的玉米淀粉又成为化工原料可用于食品、医药、化工、生物等领域。但是我们的统计口径和产业划分都将此与农业无关了。这是经济学意义上对农业的莫大歧视。养殖业莫不如是，谁都知道猪的一身都是宝，猪皮、猪毛、猪骨、猪肉、猪肠、猪血都可以进入食品、医药、化工、生物、保健等领域，但是没有人把雨润、双汇这样的企业当成是农业企业。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重农抑商”或“重农轻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几十年的市场经济过后，农业被边缘化了。农业只是和粮食相关、和蔬菜相关，只要把城里人的米口袋和菜篮子问题解决了，农业的问题就解决了。

由于科学技术、工业化的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化与过去的农业产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传统的农业领域，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终端产品产业链很短，价值很低，利润很薄。以玉米为例，玉米丰收后，玉米直接成为消费品进了餐桌，一部分作为精饲料，玉米秸秆作饲料、肥料或燃料。而现代工业化下面的玉米，玉米粒成为玉米深加工的原料，通过综合加工，可生产出玉米淀粉、玉米油、玉米蛋白、玉米浸泡液；玉米淀粉又可进一步生产葡萄糖、变性淀粉、高果糖、酒精等……产业链还可进一步往下延伸。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科技可以使传统产业的产业附加值提高几十倍，上百倍。因而，科学技术与现代工业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与农业产业的观点。由现代工业、现代科技推动的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概念，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早已成为全球巨大的产业。

现实的困惑与不解，就是长远的机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十分充足的理由：未来三十年如果中国经济的重心放到农业、农民、农村上，中国还将创造高速增长的奇迹。同样以那个将农田当第一车间的褚时健为例，从监狱保外就医后，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用了八年时间再次证明了他的真理。闲不住的老人拒绝了许许多多高薪的邀请，再没有从事烟草行业，而是一头扎向老家，租来二千四百亩荒地，精心种植优良品种甜橙，起名“禇橙”，仅几年时间，“褚橙”成为著名品牌，供不应求。老人除了身体得到锻炼，精神上获得愉悦的同时，再次成为成功的高龄创业者，成为农业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