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人参产业重组计划中的失败与普洱茶的复兴之路

1998年，我帮助吉林参业集团搞股份制改制，该集团已经拿到了中国证监会给吉林省的上市指标。我对于吉林能将如此稀缺的上市指标给予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在长白山林区做尽职调查，研究整个人参产业状况，结果在大山深处我遇到了让我心酸与落泪的一幕：在深山老林的参地里，碰到了一位正在起参的老农。老大爷一边起参、一边听我说在搞人参产业化，便气冲冲地告诉我：“有啥搞头？我今年七十岁了，十年前政府号召我种人参，说能发财，老少爷们儿一起上，全都来种。价格一年比一年低，产量一年比一年大。我从六十岁种到七十岁，不仅没赚一分钱，我头上还顶了信用社十万元贷款，我拿什么来还啊？命抵都没人要！”这样的事情，不止巫山，不止官阳，也不止长白山、吉林，更不止是独活、人参或者其他种养业。

经过全面、系统的调查，我认识了整个人参产业的规律。人参是生长在东北长白山林区的一种多年生名贵中药材，是著名的“东北三宝”之一。由于其富含人参皂甙、氨基酸、酶类、多肽、人参多糖等成分，使其具有很高的滋补和药用价值，而大的野山参更珍贵。但野山参生长周期长、极其稀少难采，从古到今都是达官贵人的上品。由于科技发达，有了人工栽培技术，同时还能大大缩短生长周期，产量大增而导致价格下降。再则，政府同样动用所有资源，不顾产业规律大力发展，最后惨淡经营，出现“人参卖出萝卜价钱”的现象。七十岁参农的命运就是这种不顾产业规律，掠夺经营、最终破产的缩影。即使是最优质的人参，当年中国产的品牌在国际市场与韩国的高丽参的价格相比，竟相差十五倍。

人参还有一个特性：在一片土地上种了人参之后，二十五年里不能再种人参。地力下降，生长不出来，只能以二十五年为周期进行轮作。当时在韩国境内土地资源接近枯竭，而韩国这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经营机制和我国完全不一样。它们采用专买方式来保护产业与资源，有效地保护了产业的价值。没有像中国这样无序经营。因而，韩国的资源保护好了，品质提升了，产量比中国低，价值却比中国高。相比之下，我们地力下降、农药残留、品质下降、产量增长，产值却无法与韩国相比。以至于到了后来，韩国人到中国长白山区，租用中国的土地资源种植、加工人参，用韩国的品牌、韩国的渠道卖到国际市场，同样可以搞出中国产人参十多倍的价格。

系统调研之后，我提出了用资本市场手段整合人参产业的方案。我在吉林省农业厅、省特产办、省参业集团的支持与配合下，由参业集团牵头，作为重组、整合主体，联合国有二参场、四参场、吉林皇封参集团和一家制药企业共同组建新的参业集团，在价值链上整合了上游的种植、加工，中间的生产、制药和下游的品牌、销售，形成中国最大的人参产业集团。通过重组上市后，利用上市资金，加强投资力度，使产业链完整地建立在资本的纽带上。增强产业链上每个节点的投资、经营管理能力，进而达到对整个吉林人参产业的重组。控制种植资源、提高加工水平、提升品牌价值、加大药品的研发创新，从而达到整体提升吉林人参产业水平的目的。方案形成，又和各家企业分别谈判，最后会集长春，共同签署各家重组协议，大家皆大欢喜。记得在庆祝重组成功的酒席上，吉林省农林特产办主任在给我敬酒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竟然流着眼泪对我说：“你的方案给我们解决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吉林的人民会感谢你的！”

可是非常遗憾，参业集团领导们上市心切，整合还没完成，他们就去着急发行内部职工股，大大超出比例，超过百分之三十之多，并且迅速流到市场无法收回。对于这样的低级错误让我感到十分无奈。证监会再怎么支持，也不可能让他们违背上市规则呀！上市失败导致整合重组吉林人参产业的方案胎死腹中。我相信，直到今天，人参产业的状况依然没有任何改观。难道这样的状况，我们辽宁、吉林、黑龙江的领导不知道吗？我当然不信。看到最近网上又在组织对人参产业的讨论，内容和十多年前差不多，我实在是有些哭笑不得。连一个完全控制着资源，又拥有着市场，也没有什么高科技可言，人人都知道产品好处的这么一个产业都搞不好，这些地方官员们怎么对得起老天爷对这个地方的赐予和厚爱？你可以什么科学发展观都不用讲，用韩国人使用的最笨的办法，将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早就用过的方法捡回来不就解决了吗？那就是专买专卖。先把它“专买专卖”起来，再来讲科学发展观，再来研究育种、栽培、加工、深加工、市场推广、产业规划，不要多久，整个人参产业的主导权就会轻轻松松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这不仅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世纪到来了，这种历史依然持续着。最近从网上看到关于东北人参的讨论，十多年过去了，今天讨论的话题和当年一模一样，十多年前的产业生态一直持续至今。

“疯狂的普洱茶”，便是农业产业领域类似人参的触目惊心的故事。

普洱茶是中国的国宝。称之为国宝，一点都不夸张。很简单，世界上什么地方还有一千多年前栽种的植物？至今还在大规模食用的，这就是栽于唐代，一千多年后还在为后代享用的普洱茶。我怎么就没有搞懂，全世界都没有的这一奇特的植物现象、农业现象、人文现象，云南省怎么就没有将其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呢？

不仅我们没有将其当做国宝，甚至连最起码的发明时间不过一百年的原产地保护制度都没有。我仿佛看到了班章、易武、景迈等六大茶山的古茶树在哭泣，看到唐朝时南诏国的茶农们在哭泣。总面积八万多亩的古茶树奇观，不仅没有很好保护，不时还会有被砍伐当柴烧的现象。

在埋没了近百年之后，本世纪之初人们才重新发现了普洱茶的价值。

2002年春节在昆明，著名探险家金飞豹开了一家名叫驼峰的酒吧。当时，送给我一纸袋黑乎乎的、充满了霉味的普洱茶。同时给我讲了第一个普洱茶故事：金飞豹的一个同学去承包了一个茶场，清产核资的时候发现仓库里放了许多麻袋装的普洱茶存货，存了多久也搞不清了。这位同学便拉了几麻袋送给金飞豹，说：“这些茶又不值钱，你拿去酒吧里用吧。”金飞豹几乎当大碗茶一样泡了给客人免费喝。一天来了一个台湾人，喝了免费的老普洱激动不已。金飞豹见其喜欢，随便送了一袋子给台湾人。台湾人受宠若惊地走了。过了两个星期，台湾人送来一套高尔夫球杆给金飞豹，说回敬他上次送的普洱茶，以示感谢。这回轮到金飞豹受宠若惊了。

从此，关于普洱茶的故事一天比一天热烈。2007年，我在普洱热的催促下，经朋友介绍，由思茅市领导安排（即将设立普洱市）前往思茅，对普洱茶从历史渊源、栽培、生产加工和销售每个环节进行系统的考察。

当时的普洱茶，正是疯狂的顶峰。我仿佛像是来到了普洱茶“革命”的圣地“延安”。我被浓浓的普洱情绪所包围，整个思茅都飘荡着普洱茶的清香。漫山遍野都是新开辟出来的普洱茶山，一圈又一圈，从山脚绕向山顶。

市领导从自然、生态、地理、气候、人文多角度向我介绍了普洱茶的生物历史，某个纪的冰川没能到达这里，让这史前植物存活下来。在茶博物馆，我又上了活生生的一课、又去参观古茶园、看布朗族老奶奶上树采茶，在吊土陶罐里煮茶；参观台地茶园、科研机构、生产企业以及即将兴建的大型集生产、加工、贸易、普洱茶证券化为一体普洱茶园区的规划图。

两三天下来，我十分激动。埋没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终于可以发扬光大，产生其应有的价值了。

但是，认真思考之后，我又发现了隐藏在这场即将掀起的热浪背后的忧患。

这就是普遍存在于中国农业领域的产业共生相。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产业优势，产业优势又不能形成企业优势。在这一方面，云南尤其突出。(www.xing528.com)

第一，普洱茶的共性淹没了其千差万别的个性。普洱茶原以普洱得名，但其并不仅仅生长在普洱。临沧地区、西双版纳州、大理州都有普洱茶，原产地保护就是难题。

第二，普洱茶由于“越陈越香”的缘故，老茶比新茶更值钱，有几十年历史的陈茶更值钱。但是，消费者在购买时，如何分辨普洱茶的年龄，花该花的钱、买到物有所值的茶，是一个无法标准化的难题。等价交换难以实施，就极大地伤害了消费者，也伤害了应该值那么多钱的普洱茶。

第三，普洱茶又有古树茶与新的台地茶之分，古茶树又生长在不同的茶山，对六大茶山还有不同的定义。每个茶山都夸自己山上的茶是最好的茶。同样在消费者那里分不清哪款茶是古树茶、哪款茶是台地茶，更无法分清是不是六大茶山的茶。

第四，由于土地的分散经营，面积达八万多亩的古树茶和数万亩台地茶园都分别承包给了各地区的茶农。普洱茶从品种繁育到种植、生产加工、经营销售每一个环节之间都存在脱节现象。品种优化、品质保障、品牌提升、食品卫生都难以把关。

第五，进入门槛低。用很少的资金，注册一个公司，申请一个商标就可以从事普洱茶的经营。不需要关心种植、关心生产加工、关心是否古树茶或台地茶，只要能卖出去、有渠道，就可以随便找个加工厂、设计一个包装方案，一片片包装精美、打着各种优良旗号的普洱茶就可以大行其道了。

于是，五花八门的弄虚作假就见怪不惊了。新茶充古茶、台地茶冒充古树茶、一般茶冒充六大茶山茶、十年的普洱冒充“文革茶砖”。更可恶的，是将泡过的茶搜集起来重新压饼……

当我彻底调研完成，向普洱市领导汇报的时候，我犯难了。普洱市成立的前夜，正是普洱茶热浪升温之时。他们肯定希望听到我这个资本运营专家如何运用资本的力量，给他们锦上添花，放大普洱茶的资本价值与金融价值。结果，我以客观的真实态度说了我的真心话：“我认为，按现在头脑发热的方法发展普洱茶，将是一个变宝物为废物的案例，按现在这样的发展方式，不是一个产业的健康发展方式，现在不是大干快上的时候，而是按产业规律进行规范的时候。”——我直接就得罪了他们。本来答应邀请我来参加普洱市成立庆典的邀请，自然也化为乌有。

我的朋友张红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普洱茶经营者，我一直长期地观察着她经营的广缘号品牌，研究、思考着普洱茶经营的规律。从观察中得知，普洱茶与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秘诀只有一个字：“信”，而核心又是经营者。普洱茶很神奇，神奇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对于它的神奇，过去我更多地认为是经营者的溢美之词。去年年底，张红在昆明的经理不经意地取出了他们十一年前制作的一款茶，这款茶制作好后，分别存于广东中山、广州和昆明三地。他们分别将这三地的茶放到一起来品，让你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存在中山的，感觉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老茶，存在广州的，像是九十年代的茶，存在昆明的像是十年前的茶。同样的产地、同样的制作工艺、同样的配方、同一时间制作，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消费者怎么可能知道呢？即使经营者老老实实告诉消费者，消费者怎么会相信呢？这只有靠张红多年制茶的诚信，而张红的诚信只有靠她多年来秉承一贯的对普洱茶规律的尊重、诚实、兢兢业业、不浮不躁。她以佛教信徒的至诚制作茶，并以此对待茶的消费者。多年以来以一颗平常之心，悉心地经营着她的品牌，自己经常不会讨价还价，经常以茶赠友，经常多退找给消费者的钱。十多年下来，她以这样的坚持，好卖的时候坚决不涨价，萧条的时候坚决不降价，别人坚持不下去了，嘲笑她为何坚持，她付之一笑。多少商家改行了，破产了，张红的广缘号却越来越红火。这样的经营境界与当今大量的普洱茶经营者的经营理念和方法都背道而驰，但这才是最符合普洱茶规律的方法。

我不仅痛心不久后“疯狂的普洱茶”泡沫的破灭，那些在高位接盘连跌停板都没有的投资者、收藏者承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更痛心的是那八万多亩数百年、上千年的由我们的大自然和我们的先辈们共同创造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竟被我们这些不屑的后代，折腾得心灰意冷。

2011年11月27日，一个印象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中，在昆明东部的新亚洲体育中心商业小区的一个商铺门口写着：普洱茶清仓甩卖，一片品相不错但没有品牌的七子饼茶，仅卖十五元；一片中国茶叶公司生产的生饼，仅卖五十元。“疯狂之时”这些茶都应当是几百元一片的呀！从几百元跌到几十元，十几元，在股市里就是巨大的股灾。这其中虚拟的泡沫到哪去了，谁赚了？谁赔了？这很难去细究，但到头来最大的损失，一定是茶农和产地的地方政府以及收藏者。

当年在官阳，我曾吃惊地发现一个现象：官阳区的芹菜村，老百姓称为芹菜坝。坝子是大巴山区极为稀缺的由多年雨水冲积而成的山间盆地，芹菜村就在这个坝子上。人均耕地只有零点三二亩。在官阳这样的大山沟里，土地质量本来就不高，贫瘠的土壤产量很低。人均零点三二亩就更反映了芹菜村土地的稀缺程度。而零点三二亩的农地几乎是这个村唯一的生活来源，也让这个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但是有个现象极其可笑，全村所有的农民都住在坝子上。本可以作为生产用地、可以多腾出一些的土地，却成了他们的生活用地、居住用地，实际上是消费用地。随着人口增加以及偷偷摸摸地违规占用，生产用地越占越少，贫困状况更加恶化。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可以改变这一状态。那就是将全村人全部搬到坝子四周的荒地上，既可以整体规划全村的居住环境、改善居住条件，同时又能腾挪出最有价值的坝子耕地，创造一个“退居还耕”的模式，这个村的生存状态就可极大地改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其实尊重一下科学、尊重一下规律，好好规划，为农民着想，即使在大巴山区偏僻的村子也是有所作为的。

相似的状况，发生在中国很多地方，在不同的地方演化成了不同的方式，导致了许多不同的结果。

在云南的大理，洱海湖东面有个双廊乡，据传，这里是千年的渔村。古名栓廊，双廊镇上有一个小岛叫玉玑岛，古称天生营。清咸丰年杜文秀起义军在岛上建水兵营而得名，也因而渐渐形成了今天的村落与白族小镇。多少年来，这个普普通通的渔村一直过着自然、安详的日子。近十多年，一个从北京回来的艺术家赵青竟然在不经意间打破了这个渔村的沉寂。他先是在一个荒岛上盖了一个无人打扰的世外桃源般的家，和他美丽的太太过着浪漫的神仙日子。荒岛被征用，投资数千万，变成了南诏风情岛。赵青夫妇被赶到旁边的玉玑岛上，为自己、也为舞蹈家杨丽萍造了几处房子。这里，因艺术家与艺术建筑，渐渐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原先只用几万元就可以买到的民宅，身价涨了几十倍，现在低于一百万元也不会卖了。白族渔民的民居居住用途向度假、观光、休闲用途转变后，价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不规则的、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村落如果以目前杂乱无章的存在方式搞旅游、观光产业，最多就只能搞成几个“农家乐”“渔家乐”什么的，仍然是用最低的使用价值在经营着本应该最为昂贵与奢侈的土地。毕竟在滇池被全面、深度地污染之后，中国最具世界级景观价值与度假、休闲、人文价值融为一体的湖岸资源，再找不到第二个超过洱海的了。几年前征求渔民们（其实主营业务也早已不是靠捕鱼为生了）的意见，如果重新找一块地方，将全玉玑岛的人搬迁集中居住，仍然尊重白族人的习俗进行统一的规划，然后将玉玑岛腾出来重新规划，找人投资建设，岛民们还可以过来打工、就业，还能分享投资后的收益，大家不会反对。我几乎没有遇到反对者，渔民或岛民们对湖岸资源的认识价值与投资者、与高消费群体的价值认知相差仍然很远。这就是价值规律、经济规律。玉玑岛因一个艺术家而兴起的繁荣还在持续着，但是一种混乱的持续，一种逐渐破坏的持续。一旦到了不可持续、不可收拾的局面，玉玑岛将成为破坏洱海生态和渔村生态的毒瘤。如今，官员们还没彻底从这些规律中找到他们该干的事情，发现他们该发现的价值，防止他们该防止的隐患。依然热衷于在下关附近打造他们的大理新城。甚至不惜牺牲宝贵的湿地，在洱海边盖起严重影响湖滨天际线的高楼大厦，所谓“洱海国际生态城”。

如果让整个洱海之滨，全部成为现代城市包围下的湖岸线的时候，未来的洱海怎么可能还有生态可言？仅以双廊乡为例，自1997年之后，我几乎每年都来到这个小岛上过年或者度假。当年只有一两家客栈，也很少有游客来双廊游玩。当年双廊水岸的水，清澈透明，至少是二级水质。十多年后，这里除了逢年过节、旅游旺季游人如织，几十个客栈人满为患之外，小岛已经成了旅游胜地，在申报星级景点了。但是，没有规划、没有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排污处理系统的双廊，到处在盖房子，到处在建客栈，野蛮的现代化迅猛而来。破坏带来的耗损，远比治理、恢复所需要的时间快得多，价值要小得多。如果照这样的方式无序发展下去，不出十年，双廊就会变成“死廊”，曾经疯狂与无知的白族大叔大妈们到头来才会发现，原来双廊竟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因为城里人来这里是体验古朴和原生态以及古老文明的，把这里建得和城里一样，城里人还来干什么？就像大理的洋人街一样，早期的大理古城保留了大理的原始与古朴，残留着大理国、南诏国的遗风，加上宜人的气候，引来许多外国人来此度假、居住。慢慢成为远近闻名的洋人街。后来政府为了招徕更多游客，在此竖起了洋人街的牌子，结果引来大批国人蜂拥而至，叫了洋人街后，洋人反而不见了。

同样，在东北沈阳，过去并不值钱的沈阳市区北部的棋盘山开发区，因为新规划，因为举办了一届“世界园艺博览会”，政府的统一开发、统一规划，这一片地区的土地价值也是成倍增长。政府成为整个土地链投资开发的最大受益者。但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却留下巨大的隐患，这些隐患不知将来什么时候会集中爆发？政府进行土地集中开发时，往往都是通过政府设立的城市投资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或发行城市建设债券，用负债融资进行土地一级开发。由政府统一负责向农民支付土地征用补偿金。棋盘山区的农民也可以拿到这样的补偿金。东北地区一般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都在二亩至三亩，比南方要高，每家每户可以拿到二十万到三十万左右补偿金。对于“人无远虑，只有近忧”的农民来说，一下子见到一生中从未见到的这么多钱，当然是欢天喜地的，但是绝大多数农民是没有管理、处置这些财富经验的。要么用于提高消费水平、大吃大喝，要么用于娱乐、打牌赌博。就连政府官员也担心，失去土地的农民将这些钱花光了会是什么结果？除了拥有住房外，既无固定收益来源，又没有土地可以耕种，也没有社会保险，同样没有城市化后的就业技能。几乎失去了一切生存基础的农民，他们将走向何方？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棋盘山，而且全辽宁、全东北、全中国都是这样的，这是全国统一领导下的一种土地投资开发机制，处于这个机制最上端的农民在全国都处于这样的生态。没有人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吗？人人都知道的，包括农民本人也知道，农民最朴实的想法就是：“我的地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被政府拿走了，我没有生活来源了政府会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