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投入难统计的原因及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利用现代市场的方法，引进科学技术，对农业产业化投资经营，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具有巨大的产业潜力。这是从我当年的一个小小的成功中得来的感受。在后来的二十年里，我也在全国各地看到若干这样的成功案例，我也一直都认为，中国的农村是承载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经久不衰的最重要的空间。但今天，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目前还处在躁动的城镇化、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中国还在以城市为重心，像摊大饼一样一圈又一圈盲目地扩大着城市面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已经严重超负荷。十年、二十年的城市狂飙突进阶段过去了，农业、农村、农民的真正价值，才可能彰显。

中共中央已经连续七年用七个一号文件来讲“三农”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些年来中国领导人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农业和涉农部门对农业到底有多少投入，已难以统计。全部惠农政策以及巨大的农业投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最多是在工业化发展现阶段出现的城乡差距扩大，贫富分化而已经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给予平衡与弥补，我以为这仅仅是权宜之计，也仅仅是对多年形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所给予一种缺乏科学机制的浪费性投资与安慰性补偿。

我们的问题在于，当年农村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我们经过二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以人民公社为中心的农业计划经济体制解体，当时以为，土地分给农民，农民有了生产资料，我们就可以一了百了。农民种什么、什么时候种、种出来卖给谁、什么价格、收入多少、怎么支配，政府都可以不管了。政府的工作重心全部转移到了城里。这在当时，整个国家从崩溃边沿拯救过来，需要休养生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温饱是绝对英明正确的决策。

这让我想起当年在海南，我的期货知识启蒙老师郭金华给我介绍期货的功能时，让我最心动的一个说法是：有了期货市场，农民可以按期货市场的价格决定种什么粮食作物、种多大的面积，先把期权卖出去再耕种。但实际上，这是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下面的美丽谎言。中国的期货市场二十多年了，有哪一个农民在按期货市场价格种粮食呢？一个没有。原因是中国没有一个大型的粮食种植企业。一个是土地都分田承包了，另一个是国有大型农场又几乎改制了。种个几亩地、几十亩地甚至几百、几千亩地也没有必要与期货市场挂得起来。要有这样的力量，只有规模化地集约土地，从种植、加工、物流都要达到巨大规模，才有可能让那个美丽的神话变成现实。

今天看来，1978年后的两个转移，即“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为中心上来，发展经济的重心转移到城市中心来”（1984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错。但是我们让农村的计划经济体制解体后，一直没有建立以产业化为核心的新的农村经济体系。以土地承包、分田单干、自由贸易、市场配置的状态，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是我国形成城乡差别、贫富分化的根源。这个结论，可以从我后面的许多关于农业与资本的故事里找到注解。

人民公社解体后，确实是农村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在所有权与使用权上的一次大革命。第一轮承包结束后，又签了第二轮承包合同，更让农民看到了这一政策的长期性。农民从人民公社“乌托邦”式的农村体制中解放出来，焕发了生产激情，整个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政策初期，确实让我们羡慕了好一阵子。尤其是城市附近的农民，他们一边可以从事农业生产、靠大田作物吃饱肚子，还可以种蔬菜卖到农贸市场。到农闲时，还能到工厂干点杂活。甚至出现了依托大中型企业，从提供劳务入手，到慢慢兴建加工厂，承接一些国有企业剥离出来的简单加工业务，逐渐上升到零部件、整机制造。这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史。最后，许多国企甚至被乡镇企业一步步蚕食，最终破产倒闭。城郊一带农民生活富裕起来，相反工厂变化不大，工资收入不高，福利保障不好。当年我在重庆起重机厂时，从农村当知青回城的大量青年工人到了结婚生孩子的年龄，工厂完全提供不了住房。而附近富起来的农民纷纷盖起了小楼，几乎所有青年职工都去租用农民的房子。工农之间，别谈差距，几乎形成倒挂，农民收入比城里人高。随后，又发展乡镇企业，诞生了以刘永好这一代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农业产业化走出来的第一代企业家。

改革开放前十年，农村几乎一片莺歌燕舞。也由此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想去做农业调查，一下子去了巫山与官阳结下三年之缘。

但是这一单纯的开放政策的制度优势，有一定的时限性与局限性。

这一简单生产、粗放经营的劣势很快显现出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以工业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像井喷一样的爆炸性增长，释放了中国大地的所有经济能量。持续二十多年的平均两位数的增长水平，震惊了世界。城乡差距终于拉大，而农村被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所掩盖。虽然我们可以每年用一个“中央一号文件”表明中央对农村的重视；虽然我们可以靠逐渐富起来的财政，每年大把大把将钱撒向农村；虽然我们可以不要农民承担税负、可以取消农业税以缩小我们官方在城乡收入上的数据差距。但从骨子里被忽略的农村问题，终于在日渐积累之后，爆发了出来，再也难以遮掩，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羁绊、成为日渐沸腾的民怨、成为日益增加的发展成本。试想，今天我们每日见诸各种媒体的关于上访，关于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假中药，靠各种非自然因素催生的蔬菜、水果、农经作物、猪肉牛肉，关于食品安全，关于农民工问题等等举不胜举的内容，没有一个事件不反映出深藏于这些事件背后的，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关系以及整个农村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如果说是故意忽略“三农”问题也不准确，形成今天的“二元”结构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www.xing528.com)

这决不仅仅是农业生态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十八亿亩土地红线问题，而是关系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的问题。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自1986年到巫山做调查，以及后来整整三年的扶贫工作，到今年将近三十年了，无数的亲眼所见与亲自参与积累了我的观点。

当年在官阳时，农民就告诉我，每年用尿素化肥使耕地板结厉害。官阳的农民，小春可以种点小麦，大春种土豆、玉米、红薯。高山气候寒冷，小春为辅，大春为主。土豆、玉米、红薯是三大主粮。除了供全家吃，余粮可卖一点冲销种植成本。半年可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亏。欠收年，有亏无盈。每年能养两头猪，卖一头、杀一头。不算劳动力成本，每年人均收入不到二百元人民币（1987年）。那么农作物产业的稳定与增长主要依靠化肥将出现越来越大的危害。第一，破坏土壤质量；第二，和吸毒一样，土壤对化肥产生依赖性与成瘾性，用于化肥的成本越来越高。虽然政府长期依靠补贴政策，稳定化肥价格，但这一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对土地的恶性的掠夺式经营已经持续三十多年了。如果三十多年前我们的土地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少女，经此三十年不给化妆、美容，不给修身、营养，不给保健，反而不讲“计划生育”不停地生儿育女。我相信，我们只能看到她风烛残年的、哭泣的面容。

官阳曾经大量种植一种中药材，叫“独活”。主产于四川、重庆、湖北等地。当年价格高的时候，可以到每斤二元至三元人民币。亩产量很高，一亩地可达二千元到三千元产值，早年都由供销社统购统销。后来体制放开，价格放开，随行就市。各地药贩层层出现，农民受制于药贩，没法获得准确的市场价格信息，完全无法知道市场供求关系。也没有安全、稳定、信用好的销售渠道。前一年价格不错，第二年加大投入，扩大种植面积，结果导致供求关系错乱，供大于求，价格一落千丈。从前一年每斤二元至三元钱降到一角至二角钱。最后干脆不卖了，晒干了当柴烧。国有农产品供销体系解体后给农产品销售带来的问题，从三十年前一直沿袭到今天。去年中国流行的几个网络词里“姜你军”“蒜你狠”“豆你玩”，反映了农产品价格的高涨，拉高了“CPI”的数字，成为通胀前兆。2011年小春，却又出现大量蔬菜卖不出去，而超市里的蔬菜价格还居高不下，生产到消费的中间路径，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农产品流通市场三十多年前和三十多年后是一样的问题。

土地承包之后，基层党组织和地方政府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更是难以说清。

我刚到官阳时，正好巫山县委也刚好换届，新任县委书记走马上任。我们在1986年做调查时，前任县委书记大抓魔芋，号召全县大规模种植魔芋，将魔芋产量发展到多少多少斤的产量、种植面积达到多少多少亩。到我去的时候，全县发展农业多种经济的战略有了变化。魔芋是前任书记抓的，新的书记上来，如果继续抓魔芋生产发展，出了成绩是前任的；干砸了，是这任的。所以，新县委书记提出，要利用农户房前屋后的空地，大搞庭院经济。种苹果、种核桃、养鸡养鸭，既美化乡村，还增加收入。至于魔芋，保持其产业惯性就行了。于是，各级政府的行政力量、农业技术力量、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扶贫办的扶贫资金，全部资源又用于庭院经济的发展。农民只需要出点劳力，政府就会把树苗种满你的房前屋后，每户农民的头上不知不觉又增加了不少贷款。这些贷款实在还不了，信用社自认倒霉。最后成为逐渐消化的不良贷款。一直累积到朱镕基当总理时期，才由资产管理公司买走或者核销。前任书记留下的发展魔芋而形成的资产，得不到后续技术、资金、供销渠道和惠农政策的支持，种植规模不得不年年下降，已经培育出来的有些优势的产业，又慢慢萎缩，造成巨大的产业资源的浪费。

我们的基层党组织一直延伸到村，我们的基层行政组织也建立到了村。但是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民后，农民在生产方式、供应、销售方式上完全自主之后，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几乎没什么关系了。工业化、城市化又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吸引到了城市，农村只留下老的、小的和女的，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也越来越恶化。尤其是近些年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各基层政府都在打土地的主意，导致因土地引发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