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神秘魔芋加工厂，收购价高达五元人民币！

我们在当时极为罕见的外商独资企业里，发现了一个重大商机。那就是当时的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在重庆江北区投资兴建的魔芋精粉加工厂。我和老赵显得十分兴奋，我们当时并不懂丸红株式会社是什么意思，也不懂魔芋精粉有些什么功能。我们发现这个日本独资企业异常神秘，企业是全封闭的，不允许任何人参观，产品生产是全自动化的，粗魔芋片进去，魔芋精粉自动生产出来。我们问一年多少产值，多少加工量，多少利润，他们全都保密。唯一知道的一个数字是日本人聘请的中国经理一年的工资是五十万元人民币。这在1987年中国人的收入里，可是天文数字了。我当副区长的工资及全部补贴加起来也就一百一十元人民币。这让我第一次近距离体会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惊讶归惊讶，我们还是获得了机会。那位厂长告诉我们，只要你们从官阳送来合格的魔芋片，看在重庆老乡和我们一片热情的基础上，他可以最高收购价收购，有多少收多少。每公斤收购价可以到四至五元人民币，而我们区农民直接卖给供销社的魔芋每公斤仅两元左右。我们盘算，如果能提高农民种植魔芋的水平，改善加工方式，提高魔芋的烘干质量，每公斤就可以帮农民多卖出近一倍的价格来，每年若产销魔芋一千万公斤，就可以产出魔芋干七百万公斤，每公斤多两元钱就可以多收入一千四百万元人民币，对仅仅三万人的官阳来说，人均增加四百多元人民币，岂不是很快就脱贫了吗？魔芋项目告诉我，传统农业里也是蕴含了大量商机的。

我和老赵也没多少心情与家人团聚，兴冲冲地赶回了巫山。没想到，这一切的努力换来的竟是啼笑皆非的结果，我和老赵满腔革命热情，遭到沉重打击。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回想起来，不仅记忆犹新，而且成了永远珍藏的笑话。

起重机厂全厂上下动员捐出来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完整的，没有一件是有补丁的，仅仅是因为大小不合身，甚至确实被我和老赵的精神所感动，也源自当年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责任感，他们把许多自己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也捐了出来，厂里还让劳工科调了一批全新的工作服给我们。整整两车的衣服，送到官阳区时，我和老赵还没回到区里。等我们回去后，才知道两车衣服被区里领导堆放在库房里无人问津。据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我们回去听到的都是这样的风凉话：“我们再没有穿的，也不能穿别人剩下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施舍，有本事从省里搞点钱来，拿这些破衣服管什么用。”

我们极为痛心，一方面我们在调查中看到一个个衣衫褴褛的企盼目光，另一方面，又面对着一群貌似自强，不能面对现实，毫不真实的尖刻面孔。于是，我们分别动员各乡的民政干部，来区里悄悄拉走了这些衣服。

我组织动员各乡以名额有限为由，要各乡严格把关，把去重庆做工的机会一定要留给贫困、素质较高的农民青年。我以为这样的一百来个名额会打破了头。全区的人别说去重庆，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没去过县城。谁知，全区动员了好久才勉强动员出几十个富余劳力出来，大量的人宁肯受穷、挨饿、无所事事，并对重庆之行有无数个疑问，即使去的几十人，到重庆工作不到三个月，几乎全部因为太苦、太累，生活不习惯，被城里人看不起，觉得低人一等的原因，回到了官阳。更为可怕的是，我予以特殊照顾的一个上过初中的小伙子郑先国不仅没有领我的情，却给我惹了不少荒唐的麻烦。

今天城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洗衣店，在当年，没有洗衣店，而只有洗染店。洗衣少，染衣多。衣服旧了，到店里一染，又成了新的一样。整个巫山县都没有一个洗染店。我告诉郑先国，因为他是带领我和老赵进官阳的第一人，我们真诚地拿他们全家当朋友对待，只要肚子里没有油水了，想吃肉了，我和老赵经常步行十二华里到安宜乡他家里做客，去解馋。

我像对待我的家人一样，把郑先国安排到我朋友开的一家洗染店学习，期望他学习个一年半载的，回到县里可以在县城开一间洗染店。以今天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各种洗衣店来看，这已经成了中国特许经营领域的一大产业，如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就能学习开店，然后发展，完全可以成就一番的。可是这个小伙子却做了另外的选择。他觉得他每天干了很多活，都是累活，只有很少的收入，而店老板啥也不干，钱都被他赚去了。他终于悟出了中学课本中那些阶级斗争理论，这不就是剥削吗？我的剩余价值不是就这样被资本家榨取了吗？他像发现了人间真理，悄悄写了一封信给《重庆日报》，控诉了他遭到剥削压迫的经历，以此证明他是一个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不明就里的《重庆日报》还派记者调查，把我的朋友弄得哭笑不得。

一系列的努力几乎全都失败，我们的激情遭到了重大打击，区里其他领导全都或明或暗地嘲笑我们。当聪明被愚昧包围的时候，聪明竟可以轻易被愚昧所嘲笑。

印象很深的是我们那位年轻、自负、实干能力很强的区委书记。他为了证明他比我们这些大城市里来的“书生”们聪明，经常要表现他的才华。区里刚通电时，妇女主任史文凤买来了全区第一台洗衣机，不论怎么搞也转不起来，要我帮她看一下。书记哪里容得了让我们在他面前逞能的机会，抢在我之前在妇女主任面前表现起来，但折腾了半天，仍然无法让洗衣机转动，以房屋里光线太黑为由，要拔掉电源，将洗衣机搬到屋外来看。抬到屋外后，发现断了电的洗衣机还在发出有节奏的“嗒嗒……”的声响。史主任当然就心慌了，电都没有了怎么还在响。书记不以为然，自鸣得意地说了句让我足以笑一生的话：“刚刚才断电源，电还没走完嘛。”

这位经常在大会上叫喊“要想富，先修路，后砍树”的书记，居然还要在我们面前大讲砍树的科学道理。在闹了许多笑话之后，仅仅和我们打了半年交道，就调回县城了，当了县丝绸公司经理。临走之前，以他不讲科学、不尊重科学的方式，花了几万元钱，强行建了大型的魔芋烘干炉，集中收购了魔芋进行烘干，结果比农民自己用柴火烤出来的魔芋干质量还要差，于是赔了钱一走了之。

但不管怎样，我们全身心地无私投入到官阳的山山水水，尽管半年过去，干得没达到我们的要求，但我们的努力还是受到了县委领导的好评。我在回重庆过年路过县城时，去看望了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书记赞扬了我们这半年的工作，鼓励不要灰心，要沉下来，多想想。同时，他告诉我，县委研究同意让我担任代理区长。先回家好好过年，初十回到县城来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

被领导认可，十分激动，回家过年也没心思，一直想着怎么回去当区长，自我感觉身体有了问题都会全然不顾，到医院照了B超，连结果还没出来我就激动得乘船起航，去上任当区长了。

回到巫山县城，发觉见到认识我的人的表情都很异样。原来才知道，书记调走留下的空缺，由老区长顶上来了，另一位副区长原本以为区长是他的，听说县委要任命我当区长，他急急忙忙备了些腊肉、香菇等山货，跑到县城，“换”来了官位。看来“跑官”“买官”早就有了。

这件事是中国官场一个小小的缩影，也给我上了一课，这一课让我至今都对当中国的“官”及“官方”没有多大兴趣。

半年多的工作、调研、学习、思考让我对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原理上来讲，像巫山、官阳这样的贫困地区是有很多方法来摆脱贫困的，不管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如果用经济模型去分析、指导经营哪怕一个产业，就足以让一个区告别贫困。但是，在那个年代，人文基础、社会进步、行政、经济体制都不能尊重科学、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因而，也不可能在当时找到脱贫的基本方法。例如，在今天的甘肃定西地区，其贫困的极端程度可能远胜于当年的巫山，而今天的定西，就可以靠一个土豆，这一当年贫困地区代表贫困主题词一样的农产品就走出了一片天地。(www.xing528.com)

我终于在急躁、冲突、矛盾之后沉静下来。老赵身体状况不好，第二年就调到山下那富饶美丽的古城大昌区了。我留下在官阳区继续我的副区长工作。没当区长是对的，不然我就会陷入重重麻烦之中，那位靠“腊肉”行贿“抢”走了区长位置的人自觉亏欠，反而很支持我，比我们半年前的环境好多了。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搜集了大量能找到的关于魔芋的资料。今天有互联网，搜一下，什么都有了。但在当年，要找资料可难了。我开始到处寻师问道。到西南农大，拜中国著名的魔芋教授刘佩英为师，到万源县，同样的贫困县找到了该县的政协主席魔芋大王赵仕贤。经过几个月的学习、研究，我几乎成了魔芋专家。才明白日本丸红株式会社是日本的一个大型企业，日本人吃的魔芋经过现代干法生产工艺生产的魔芋精粉，中国当时连这样简单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都没有。只能将魔芋干以最廉价的方式，争先恐后地卖到日本，日本企业一加工，就可以若干倍地提高魔芋的附加值。利润被他们赚去了，他们还吃着最优等的魔芋精粉以及由魔芋精粉进一步开发的衍生品。

回到官阳，我把我几个月的工作向区里报告，建议再贷款几万元，改造区委书记留下废弃的大型烘干炉，引进万源县的先进技术，集约化加工魔芋干，提高魔芋干的质量等级，增加农民收入，在此基础上，创办魔芋加工厂，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开发系列魔芋产品，以一个产品在产品链上下功夫，进行示范，带动其他农产品经营，就可以给农民增加许多收入。

方案得到了区长的全力支持，也给我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我完全陷入了魔芋的“魔力”之中。写方案，搞贷款，引进技术，改造废弃炉，组织收购、清洗、加工。完成了人生历程中第一个全程组织、领导、实施的一项系统工程。虽然只有几万元的投入，当连续几个通宵熬下来，一直守在炉前盼望第一炉轨道式、半自动化、温控烘干炉产出的魔芋干，在天刚放亮出炉时，双手捧着滚烫的、白花花的魔芋干，我几乎泪流满面。

在这样的一个贫瘠大山里，在这样的环境，能够用这样的不为人知的方式，生产出这样的产品，让我有史诗一般的激荡之情。我不顾蓬头垢面，不顾困盹疲惫，不顾饥肠辘辘，激动地冲回宿舍，拿起军用挎包，捧了几捧魔芋干，塞了进去，叫了一辆“爬爬车”（手扶拖拉机），直奔山下而去。通常从区里赶到县里都会到下午一两点钟，那天不到十一点就到了。县委书记正在主持常委会，他破例叫我进去，知道我的来意，接过我的挎包，往大会议桌上一撒，雪白的魔芋片铺了一桌子。他也激动地说：“大家看，这是王区长搞出来的新产品。”县委书记的超常举动也是给常委们看的，他也是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们，他对我的支持没有看走眼，也让那些收了人家腊肉出卖了权柄的常委们自责。农民增加多少收入呀！我当即给县供销社签了销售合同，然后一个电话打回官阳，叫他们赶快组织向各乡收购，组织加工生产。回到山上，我终于用事实证明了我的价值，证明了科学，也让区里那部分一直等着看笑话的人无话可说了。

对魔芋的开发与加工，让我第一次对农业产业化、农产品产业链有了粗浅的认识。在中国，有广阔的适合魔芋生长的土地，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海拔一千米到二千米的贫困山区，都是魔芋的生产区。中国种植食用魔芋有上千年的历史。但长期以来，我们停留在产业化水平很低的状态上。魔芋的最终端产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只有又黑，味道又重，仅为几分钱一斤的魔芋豆腐。由于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通过科研，发现魔芋对人体的保健价值、医药价值、工业价值后，大规模从中国进口魔芋，魔芋得到高度重视。甚至将魔芋的食用与日本人均寿命世界第一的结果联系了起来。魔芋的科研与深度开发掀起高潮。而日本国土资源有限，种植量不能满足需求，中国就成了日本最大的进口国。但是，由于工业化程度、科研水平、消费习惯等因素，中国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初级加工能力。但深加工与消费市场，全在日本。整个产品链上，在中国的产品链最长，生产周期也长，但在价值链上，中国只占到了整个价值链的不到百分之二十。这就是贫穷落后与富裕先进在产业链上的经典样板。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也多年没有关心魔芋这个产业在中国二十年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状态。曾经的“魔芋热”，至今是感受不到其温度的。偶尔在餐厅里点上与魔芋相关的菜品，吃到的早已不是“黑魔芋”豆腐了，都是魔芋精粉做的。中国的那些贫困山区，有没有因为魔芋的产业化而改变贫困面貌的，我也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到的是，曾经让我不得其解的日本，至今也依然是一个魔芋消费大国。近几年经常去日本，可以在不经过任何专业调研的情况下，处处感受到魔芋的存在。随便问一个日本人，他可能不知道魔芋产在哪里，也不一定知道魔芋长得什么样，但几乎谁都知道魔芋是什么，而魔芋产品和延伸产品从吃的到用的比比皆是。相反，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魔芋产出国，依然停留在吃魔芋豆腐阶段。

我的行动其实仅仅是为了证实一个逻辑关系：中国可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地区的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要让自然状况下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脱贫致富是不现实的，但如果因地制宜，以土地使用制度为基础进行改革，让不能移动的土地通过信托、证券化的形式流动起来，可以重新改变这种配置关系。类似于像巫山县官阳区（现已撤销县辖区）这样的地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彻底退耕，还原本有的自然生态。我曾为此孤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气候性封山的状态下，于1988年10月底从官阳区平和乡出发，翻山越岭，在没有任何专业准备的情况下，独闯和官阳为邻的神农架林区。通过考察、探索、思考脱贫之路，在神秘的神农架原始森林，我真切感觉到大自然的美丽、壮观。在神农架最高海拔的神农顶附近，地下有苔藓似的地衣，地面有金灿灿的箭竹，地上有挺拔巍峨的冷杉，从山下到山上，不同高度不同的植被，层次分明、色彩斑斓。难怪这里至今也有不少人常年待在森林里，以发现野人为由，在大山深处转悠、生存。如果没有我当年的经历，你是体会不到神农架的神奇魅力的。三千多平方公里，仅七万多人居住。官阳的老人曾告诉我，几十年前，官阳和神农架一样，都是原始森林，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一个一个的运动，使整个官阳除靠近神农架附近还有少量森林外，早已被砍得光秃秃一片了。每当我经常在区里吃了晚饭，沿着八树坪公路往外散步走到垭口时，看到山下一个个像灰色的石馒头一样的山包，我时常会淌下悲凉的泪水。

记得当年《中国机械报》记者来采访我时，他们问我，你通过三年的扶贫，你认为让官阳摆脱贫困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没有一丝犹豫地说：“就是把人迁走，恢复原始生态。”而在当时，为了修三峡大坝，我们制定的移民政策却是原地后靠，采用开发式移民的方法。

以我在三峡库区三年的感受而言，三峡库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都是坡地，高于二十五度。不适宜耕种的土地在重庆涪陵以东，也应该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峡水位上升到一百七十五米的高度，三峡库区中因为几百年冲积而成的山间盆地，也就是仅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平坝耕地，几乎全部被淹没。我们的移民政策怎么可以制定为原地后靠呢？光秃秃的、山高坡陡的土地能够依靠吗？

当我微小的身躯和雄壮的三峡大坝放到一起的时候，就和一滴水一样，太微不足道了，我的思索和三峡大坝能冲突吗？

二十多年过去了，2010年是我离开巫山、离开官阳整整二十年的日子，她让我最真切地感受着我的肉体，我的生命，我的理想，我的爱，我的追求。她让我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中国，认识世界，她让我经历生与死，让我希望过，成就过，浪漫过，绝望过。她是我的身体，我的骨骸，我的血液，我的神经。但整整二十年，我都没有再踏上过一分钟。我已全然不知二十年后的官阳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巫山老县城淹没了，大昌古城淹没了，我曾经闭着眼睛躺在“砰砰”响着的机动船上都能知道我到了小三峡的哪一段，如今因为水位抬高，不知是什么感觉。

当年在官阳有人曾告诉我，台湾开放大陆老兵回大陆省亲时，离开大陆三十多年的老兵回到山上，发现和三十多年前没什么变化。我当时想，未来的官阳，一定不会再出现台湾老兵的感觉，官阳一定会发展好的，也会有现代化的交通，现代化的建筑，现代化的一切……我真不知道官阳是否现代化了，是否小康了。我心里矛盾着、困惑着。如果官阳现代化了，小康了，我为农民们，为我当年的同事们、朋友们、乡亲们而高兴。但是我却更希望她更原始了、更原生了、更回归自然了。我期待着一个令我信服的答案。

虽然官阳过去了那么久远，但官阳留给我对中国农村的深刻认识与经验，却成为我设计创新所有关于农业与农业产业化项目永恒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