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山的人生感受,探寻大巴山的神秘故事

要研究现代农业，必须搞清楚什么是传统农业。我曾经对中国传统农业有着深刻的体验。

1990年7月，当我刚刚结束在当时属于四川省、如今归重庆管辖的巫山县官阳区三年刻骨铭心的人生旅程回到重庆之时，当年的《中国机械报》在头版头条以《情洒巴山》的题目，登载了我在巫山三年扶贫工作的长篇通讯文字，这也算是对我1987年至1990年三年历史画了一个句号。

大巴山起于陕西与四川交界处一直往东延伸，像一面高墙横亘在川、陕、渝、鄂之间，最后在重庆东部被长江切割了一条缝，形成长江三峡。再往南，连接云贵高原，形成对川渝的包围之势，也是四川盆地的主要地缘。

1986年冬，我和大巴山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钟情于那片神秘而贫瘠的土地，勤劳而贫穷的人们。

从年龄上来讲，我即将进入而立之年，激情澎湃，立志要奋斗一番。从学识上，系统地学完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又大量阅读了古今中外的著述，好像是满腹经纶，要志存高远，实践抱负；大量阅读有关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思考近在眼前的日本，在这么艰难的自然条件下依靠什么成为世界强国；比较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看看中国和美国到底差在哪里。在理念上，刚刚挣脱“文革”不久的头脑，大量涌进了因思想解放而带来的全新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希望担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同时，改革开放已经过了八年，虽然在我所在的工厂感受不是太强烈，但从大量的报告、宣传中知道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主之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首先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系列因素作用下，我和在重庆起重机厂教育科担任语文教师的、比我年长十岁依然血气方刚的赵治平老师相约，利用寒假，到巫山小三峡旅游，同时，对巫山农村作一番社会调查，看看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巫山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地名，是一个古老、雄伟、留下无数灿烂文明的、令人神往的地方。无论是长江三峡中最美丽、最长的巫峡，还是充满神话传说的巫山十二峰，以及清澈湛蓝的大宁河水，那些至今在云里山间荡漾的浩瀚的诗词曲赋，都会让人终身敬仰。秦汉至三国，这里既是古战场、兵家必争之险境，又是唐宋时期骚人墨客抒发胸臆、倾诉理想、诗文满溢的地方。屈原、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仙、诗圣都无不为此留下千年绝词。直到今天，这里的老百姓都可以奢侈到用汉砖来盖猪圈。

在前后十来天的舟车劳顿、跋山涉水中，我们没有沉迷于大三峡的雄浑、小三峡的灵秀，满山红叶撩人的诱惑，我们反而被这秀美山川、人杰地灵遮掩下的极度贫困、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以及遭到严重破坏的自然生态震撼了。美丽光环下的残酷现实让我刚刚激荡起的人生憧憬遭到了灭顶之灾一样的打击。眼前的农业、农村、农民状况让我已经没有了在大城市里心安理得而生存的理由，也深刻感受到空有一腔热血，对现实无知无力的苍白生命。强烈的反差，让我唯一能够平息下的，只有另一个愿望：我要到这里来和他们一起奋斗！

回到重庆，我迫不及待地向当时的四川省省长蒋明宽写了一封信，我强烈要求省领导支持、批准我到巫山去工作。我在信里写道：“以我个人的力量，我没有能力能够改天换地，改变这个千百年来形成的现实，我只想把自己当成一颗手榴弹，扔进这一摊苦难的水里，炸起一片涟漪，为贫瘠的山区尽一点绵薄之力的同时，唤起正在全面发展的中国，为贫困地区投入更多的关注、支持和力量。”

1987年6月，自考察半年之后，我和赵治平两位成人教师经省长批示、四川省委组织部对我和赵治平政审并批准，到了巫山县，被县政府分别任命为全县最偏远、最贫困的官阳区副区长。(www.xing528.com)

在媒体报道、厂领导表态、欢送，县里隆重迎接、介绍县情、区情之后，一辆老式北京军用吉普车将我们送到一百二十公里外的官阳之后，一阵巨大的空空荡荡的恐惧感和寂寞感扑面而来。我此刻才感到，不知是激情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了激情？入夜，一片黑暗让我陷入恐怖之中，我最多在中小学当过班长、排长，我凭什么可以当区长？我懂农民吗？懂农村吗？懂农业吗？我更像一个在深山老林里被无情抛弃的婴儿，随时等着野狗、虎狼的撕咬。在光秃秃的大山上，由于劳累、由于寂寞带来的巨大压力，我的支气管在无人知晓中破裂，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喉咙里喷涌而出，染红了泥土……

下乡调查遇到的第一件啼笑皆非的事让我们无所适从。我们首先到了在我们半年多前来调查，同时我们又带了好多旧衣服送给农民朋友们的村子。在这么偏僻的大山里，从来就没有过大城市的陌生人来关心他们的收入、支出、生活状况。即使县里有领导来视察，也会有区、乡领导陪着。于是，他们以“十年文革”期间形成的高昂的警惕性和阶级觉悟把我们的一片赤诚当成了国民党特务的间谍行为。在我们离开后，他们立即报告给乡政府，又随同乡政府领导沿着我们的行踪，追踪到了另一个乡，打听我们在哪些家里住过，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凡是被他们找到的人，都无不惊恐万分，寝食难安。见了“国民党特务”，有的还和“国民党特务”拍了几张照片，闯了大祸，惹了大麻烦。不知道哪天就会有麻烦降临到他们头上。那位姓郑的青年农民是我们的告发者，而突然发现我们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先是一惊，以为“特务”又找上门来了，随后见我们有乡领导陪着，然后又听介绍我们成了他的副区长时，他又有了新的担心，因为他曾“诬陷”我们是特务，现在等于是诬陷了副区长，我们要报复怎么办？封闭、愚昧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一难题。

一个月下来，我们用双脚跑遍了全区除庙堂乡外的六个乡，因为庙堂乡实在太远了，还不通公路，只有山路。按当地农民的行走水平，从庙堂乡到区里，需要步行整整两天时间。这是十分艰难的一个月，官阳的民谣是这样形容这里的地形的：上要到青天，下要到河涧，对面喊得应，一走要半天。

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我们详细弄清了全区的贫困状况、造成贫困的原因，思考了摆脱贫困的方法。

全区除少数区、乡干部家庭，有成员在区、乡行政部门工作的以外，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贫困率。年粮食缺口平均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温饱不能自足。有一些居住条件、劳动力条件更糟的极端贫困户，还处于住山洞，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家里几乎没有一件值钱东西的状态。对于贫困，我们本应正视现实，没有什么丢人的，但当地领导干部们，竟然并不同意他们处于贫困状态的说法。他们认为，千百年都这样过来了，再过千百年也会这样继续下去，繁衍子孙后代，天也不会塌下来。你们操什么心，你们在大城市好好的，跑这里来干什么？你能把这里变成重庆吗？有本事就找钱来。我们在为农民们的贫穷而震惊的同时，更为地方干部们的麻木而震惊。

考察完成之后，我和老赵决定返回重庆，寻求获得支持。我们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帮助摆脱贫困的几条思路。第一条，大规模输出劳务，将官阳大量富余、闲散的青壮年带到重庆去务工，既可以挣钱养家，还可以接受城市的文化理念，学习生存技能，提高综合素质。即使将来回来，整个生活态度都会发生变化。在1987年，农民到城里打工还非常稀少，只有近郊农民在城里找些活，官阳这样的地方，几乎没有人能走出去；第二条，我们设计了几条旅游线路和方式，把小三峡延伸至官阳区的平河乡，开展漂流旅游等项目，这可以通过引入全国各地的旅游人群，给这里带来收益的同时，建立贫困山区与现代都市的更多联系；第三条，我们发现官阳农业唯一可以走出产业化特色道路来的东西只有中药材种植业与魔芋种植加工业，我们带着这两个产品方面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接，争取找到突破口。

回到重庆后，我和老赵分头行动，一天也没在家里好好待着。我们发动起重机厂职工为官阳捐冬衣，全厂很快就行动起来，装了整整两大卡车衣服、棉被之类物品，我上电大的重庆电器厂同学也在全厂动员捐了很多衣物。汽车穿越崎岖、蜿蜒的山路，经过艰难跋涉才送到千里之外的官阳；我通过亲戚、同学、朋友联系了上百个劳务输出名额，分别到工厂、商铺、建筑公司做工，这种举动对今天已经形成庞大的、数百万的农民工规模来说已不足为奇，可在那个时候，别说偏远山区到大城市，就连近郊的农民到工厂去做工的都十分罕见。几年之后，才逐渐形成当时的一个词“盲流”，意指从农村盲目流到城里打工的人流。我们想建立官阳中药材在重庆的直销窗口，跑遍了重庆的中药材市场，但当时这个体系主要是供销合作社这一渠道，官阳也没有中药材生产、经销大户。

那个时候，我们几乎是凭着一种性情和直觉在为大巴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