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农业：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路径的优化成果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农耕文化史。但自工业文明开始大规模由西方兴起之后，中国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开始衰落，纷纷向往、讴歌西方的工业文明。从上到下都责怪是农耕文明耽误了中国进入现代化、过好日子的进程。公民以市民为荣，以农民为耻进行等级划分，农民进城工作几十年了，还叫“农民工”。国家也以城市化率作为进步、发展的标志。将农业划分为第一产业，工业划分为第二产业，服务业划分为第三产业。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例作为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指标，好像第一产业比例越大，国家也越穷。最近，我觉得我好像被这样的划分欺骗了几十年，就像“文革”时期划成分一样，贫农划分成了地主。

在这里，我多年的感性经验告诉我，我们应当重新认识我们的农业。

最早关于农村的记忆，是我十岁那年。此前，我那深爱的祖母曾经一次一次地给我讲述我的老家：重庆江北县两路乡芭蕉湾村。田园牧歌一样的生活；一个池塘边的院坝，是我家老祖屋，门前华丽的牌坊下一个两厢三进的大宅子……

童话般的故事终于吸引我回到了我的老家。九岁那年过年，我跟随长辈终于回到了祖母向我无数次描绘过的老家。我沉迷在大院的每一个角落；从未回过老家的，出生在城里的王家后代第一次回到那个陌生又梦幻般的地方，吸引了多少个祖父辈、叔姨辈的宠爱；梦幻般的田间游戏、鸡鸭成群、乡间美食，让我几乎不愿再回到城里。我深深地爱着我仅仅回去过两次的老家——也早已不复存在的老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过后，老家没有了。

城市化和现代化文明吞噬了整个江北县，如今已成了重庆的渝北区，更是在2011年，成为两江新区的核心地带。那栋古老而漂亮的地主大宅院，和我那田园牧歌一样的回忆，如今已经成为江北两路机场那笔直繁忙的跑道。我只能在每次坐着飞机、往返重庆的起降之时才能深深地祈祷我的先辈。今天看来，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

当我们每天面对着交通拥堵、空气污浊、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等一切城市病状的时候，我们开始怀疑工业化、怀疑城市化、怀疑现代化，开始向往美丽而遥远的乡村，向往回到记忆中的大自然。

十一岁时，祖母辞世，我从重庆的市中心搬到了远郊区。同班同学里，有一半是农村同学。他们的肤色，他们的穿着让人一眼看去就知道他们来自农村。校园里，对他们有一种天生的歧视。城里人，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

中国的城乡差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没去研究过，但打记事起，这种差别就存在了。意识里，农村、农民就是偏远、贫穷、愚昧、肮脏、混乱的代名词。毛泽东年轻时期写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我从小建立了对中国农民的深刻印象。“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这句话，今天读起来特别有新意，也特别能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他老人家在这句话后面，专门解释了为什么要教育农民，是因为农民、农村经济是十分分散的经济，苏联用了很长时间和很细心的工作，才解决了农业社会化问题。到今天，中国农业分散了几千年了，要农业集约起来，肯定没那么容易。

中学时期，几乎每年都到当年的重庆巴县界石乡学农，每次半个月到二十天。年轻的好奇心和群居般的生活十分惬意，什么农活都抢着干。老师和同学们混杂在“乌托邦”一样的生活氛围里。割麦子、收蚕豆、挖红薯、掰玉米、栽水稻；手磨起泡了，腿上被蚂蟥吸出鲜血，手指被镰刀划破，汗水没洗掉就在床上酣睡了。农民的清苦、农业的艰辛、农村的贫瘠至今历历在目。

虽然没有在适龄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留下人生的遗憾，但在1987年到1990年，我却以扶贫的方式在中国较为贫穷落后的大巴山深处的农村，整整工作了三年。积淀了我对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深深情怀。(www.xing528.com)

离开重庆，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走向市场以来，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参与了和农民、农村、农业相关的更多的工作与项目。

2006年，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议，但是如何建设，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我于2006年和2007年，分别对沈阳郊区、大连金州、云南大理、北京大兴等地进行调研，并于2007年把调研结果和这些年积累的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想法整理了一个方案：我认为，中国农村千百年的问题始终都和土地有关，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我试图通过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生产关系的改变来推动农村发展。

这个变革方案的核心是：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改革农村现有土地使用管理制度。在不改变土地公有制，不改变土地性质，不改变承包责任制，在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创新性地利用土地信托流转这一金融技术，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形成农村土地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经营，通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再造业务，引入综合金融服务，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引进各种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帮助下游企业进入上游，着重培育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镇化建设，实现共同富裕。

这一方案设计几年来，终于在2009年，在中国中部地区湖南益阳获得成功试点。试点几年以来，益阳土地信托流转试点的“草尾模式”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通过不断地对农业企业的调研和投资、并购、重组的行为，我形成了更多大胆的总结，基本逻辑是：

第一，中国始于1978年的这场改革开放，主要进行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这次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这场改革发端于安徽的小岗村等中国一些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在没有改变土地所有制性质的情况下，将土地的使用权分配给农民，交由农民承包，也就是“包产到户”。这就使濒临崩溃边缘的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当年中国九亿多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二的农村人口，从饥饿中解救出来，吃上了饱饭，为接下来的一系列改革和发展，建立了稳定的社会基础。

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二十九年来，中国走了一条以城市为核心的，以工业化为方法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使中国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得到全面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但是，工业化、城市化让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环境恶化、生态破坏、资源紧张、交通拥堵、两极分化、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人际关系更加紧张而复杂，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分配不公、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农民、农村、农业在三十多年里以城市和工业化为磁场，农民纷纷涌向城市，农村与城市的比例从百分之八十比百分之二十，变成了将近百分之五十比百分之五十。近十四亿人口中，仍然有七亿农民。相对比例变化了，绝对人数却没变化。我们按欧洲、美国、日本工业化过程的指标进行分析，中国目前这种以城市为核心、以工业化为方法的发展观还可以持续十年，处理得好，还可能持续二十年。但如果简单地这样持续，未来将变为不可持续，变得十分危险。相反，过去被我们忽略了整整三十年的一个巨大空间，却正是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巨大机会。这个空间，就是毛主席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个机会，就是农业。当然，这里说的农业，一定不是现在这样将土地承包给农民那种“一包了之”的农业，不是一家一户守着几亩几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几千年农耕文明传承下来、亘古不变的“井田制”式的农业。

这个农业是现代农业，是以产业化为核心的农业，是用产业的理念、工业的方法、科技的投入、商业的模式、企业的管理，用产业链、价值链来构造的现代农业产业。

用现代农业产业的衡量方式，去看今天的中国农业，几乎是天壤之别。如果说还有什么是从天上掉下馅饼的行业，今天中国农业领域的这个机会，就是从地上到天上的机会。如果以2013年作为起点，到2049年，再用三十六年时间，在邓小平期望的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之时，中国制定一个以农业产业化为国家战略的目标，相信这一定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计划！

我认为：这是中国从现在到2049年，建国一百周年可持续发展的法宝，是中华民族实现真正伟大复兴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