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国际化：千年难得商机

中国完成了由“中国加工”到“中国制造”这个阶段之后，我们和欧美发达国家还存在什么样的差距呢？我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差距。

一方面，“中国制造”还是相对初级的制造，在整个全球性制造业中，中国制造还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更多的技术、品牌、商业模式和管理水平还掌握在发达国家，掌握在全球性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中小型、技术型公司手上。

另一个方面，近几十年人类在新材料、生物技术、医疗、医药、现代服务、金融等领域里的新发现、新成果几乎还轮不上中国的座次。

中国要在这两个方面赶上发达国家还有许多路要走，如果光靠自力更生、自主研发，不仅成本巨大，而且周期也太漫长，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封锁。用什么方法能够加快中国缩短和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呢？这便是新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国际化。这个时候的国际化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际化与开放，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更多是引进来，现在是要走出去；当年主要是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现在主要是对外投资；当年主要是商品贸易，现在更多是资本交易。

我在2001年进入德隆后，看到了德隆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进行并购、重组的案例，更让我看到了让中国走向国际的开阔视野和方法，在欣赏唐万新的眼光与气魄的同时，也叹息中国没有更多的德隆、更多的唐万新有这样的勇气与智慧。新世纪又过去了十多年，德隆这个曾经伟大的探索者没倒在探索的路上，反而倒在了自己的国门内。今天想来，甚为可惜。

近几年来，尤其是2003年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以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下，“共和国有限公司”对国际业务的重组提出了走出去战略。这是国际业务由引进来为主向走出去为主的重要转折。以央企为主流的走出去动作十分频繁，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五矿、中粮集团、中化集团在中东、北美、非洲、澳洲、南美等地收购石油、天然气、各类矿产资源；成立中国投资公司扮演着国家主权基金的国家队角色；民营企业也不甘示弱，联想收购IBM笔记本电脑、TCL收购法国汤姆逊、海尔收购日本三洋家电、吉利收购沃尔沃，等等。大大小小的海外并购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我也从2006年开始，参与对美国一个最大的电力设备在线检测企业的收购、加拿大一家家居连锁企业的收购、吉尔吉斯斯坦一个石油企业的收购、日本一家地下掘进企业的收购、德国一家高科技企业及韩国企业的重组并购等，几年下来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对“共和国有限公司”的国际业务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建议。2011年，中国的海外并购也创造了历史最高位，成为全球海外并购最活跃的国家。但分析起来，我们的量上去了，质还有待提高。在这里，我把我对新世纪中国国际化机会理解为千年一遇的商机，并在此和读者分享。

第一，我为什么将其称之为千年商机？

自1276年南宋覆灭，相对系统的华夏文明进入一个长达近千年的衰退期。其后的蒙元文明侵入中原，东征西扩，开拓了最为广阔的疆域。虽然元朝打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疆域，蒙元铁蹄横跨亚欧大陆，但其强大，主要依仗军事力量，科技与经济没有进步，且远不如唐宋。明朝皇帝虽然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技文明和早期商业雏形，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也差一点就先于西方列国通向世界，但满清王朝的建立，最终错失了与世界列强同时代进入工业革命的机会，导致近现代沦为任人侵略、蹂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虽然中国从世界强国衰落至今还不到一千年，但历史上的世界强国与今朝的世界强国不是一个概念。过去是封闭的世界强国，今天是相融的世界强国。历史上的中国虽然从来没有真正走向过世界，都是被世界列强“走向中国”，但是，新千年的商机将帮助中国走向一个新的千年文明。

第二，千年商机不是历史重复，不是闭关锁国似的发展方式，当然也不是坚船利炮，血肉横飞。我所认识到的千年商机来自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机会。

全球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一定是一个国家的GDP总量和人均GDP及其增长速度。如果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公司”投资，其总量巨大，有很多投资机会，以GDP为参考系数也会有平均百分之十左右的投资回报。而此时在日本，平均投资回报为零；在美国，平均投资回报为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在欧洲，平均投资回报为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在“金砖四国”其他国家也有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又岂止如此简单？如果放任欧洲、美国、中东等巨大的金融资本投资于中国，又必然带来中国通胀和中国经济泡沫，让中国崩盘。那么机会在哪里呢？我可以将我的一些思考与经历与读者分享。

有这样一个案例，在2006年左右，海外资本家认为，沉寂多年的日本经济应该反弹了，日本市场也为这些分析家们的报告所兴奋，日本政府也推出“金融大爆炸”计划以刺激日本经济，可以自由兑换的日本货币市场让海外金融资本大进大出。各大基金全面进入，将长期低迷的上市公司实行私有化收购，将其退市，然后经过重组等待时机再上市。没想到2007年开始酝酿，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得不让这些对日投资回撤，日本市场没炒起来，回撤资本也陷进泥潭。整个日本股市超过三分之二的公司股票价格低于净资产价格。买股票还不如买资产。

我到日本考察了这么一个价值被严重低估的公司，被一家欧洲基金收购而私有化，公司的业务中有一个地下掘进业务，有几十项专利，存续了几十年，它的施工无需在地面上明挖而打了二千多公里的大小隧道。此项业务和技术在中国这么一个高速城市化阶段的国家还是一片空白。我们还不得不采用今天挖开，埋上管子填上土，明天再挖开再填上土这样的又扰民，又影响交通，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这就是高端制造与高端装备领域，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全中国找不到一家这样的公司来制造这种设备，同时开发出管理系统来为市场提供服务。中国企业完全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从外资基金手上收购，大规模地在中国开展业务，再将其公司在中国上市。这样的跨境并购至少有这样几个好处：

一是用很低的价格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以填补中国空白的高科技，提高了中国高端装备业的水平。

二是完成收购在中国开展业务，可以为投资者大大获得地下掘进市场份额。

三是用人民币进行对外低价格投资本来就创造了投资升值机会，收购后与国内企业进行整合，其价值又将获得第二次增值机会，运行两三年后在中国资本市场进行高溢价退出，其价值可以获得第三次提升机会。

四是虽然大股东成为中国企业，但仍然会大量聘用日本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人才，企业法人还在日本，对日本经济同样会作出贡献。日本这家公司几十年研究开发的技术成果，不会因为日本市场不再大规模需要而导致这么好的技术成果失去服务社会的机会。(www.xing528.com)

五是有利于文明施工，改善环境质量，不会制造交通拥堵。

六是完成一项对外投资，有利于消化巨大的外汇存款，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这样的业务对中国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第三，为什么这个机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机会会持续多久呢？

机会的出现主要在于中国的工业经济发展与全球工业经济所处的阶段关系。从“中国加工”到“中国制造”，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用了十五年，达到鼎盛。现在处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发展的瓶颈。中国工业化水平也顶到了天花板了，难以跨越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造”阶段。过去用市场换技术的方法不太灵验，市场让出去了，技术没拿回来，我们老是在产业链低端被盘剥。用自主研发的方式去突破，时间周期都很长。花高价进行技术转让，只能买使用权，买不来所有权，还得一年一年交专利费。服装行业、家具行业这些低技术含量的企业的方法是，派出几个设计师就在巴黎、米兰、威尼斯几个地方蹲着，看人家出来什么最新设计，马上就抄袭回来，以最快时间在国内上市，还不付研发成本。“中国创造”不会，会的是“中国抄袭”。

在这里我分析一下产业经济。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是由各种产业构成的，不同的国家根据不同的资源、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国家战略的需求以及产业规律构造着一个国家的产业形态。一个产业分为原材料生产、开采、加工阶段，产品生产制造阶段，产品销售阶段，产品深度加工和消费阶段。一些产品的终端产品又是另一个产业的原材料，进入另一个产业循环。我们往往把产业按产业循环链条分为产业链的上游、中游、下游，根据产业链在上、中、下不同阶段的分工、投入，价值集聚与价值创造过程又可以被理解为产业的价值链。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又按区域、产业规律进行着不同的分工。产业又可以按照技术含量、规模大小、价值高低划分为传统产业、朝阳产业或新兴产业，等等。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只能承接产业链最上游的原材料开采加工与产业链最下游的产品加工领域。在整个产业的价值链条上，我们提供了原材料、低价劳动力、巨大市场，并以牺牲环境的代价，只获得了价值链上最少的收益。而技术、品牌、渠道方面的利益都被发达国家分享。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对经济的规划、经济战略的制定必须遵循产业规律，因而，对产业经济的研究，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中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历程里，利用巨大的市场、低廉而丰富的劳动力承接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被发达国家淘汰、分工出来的产业机会，取得了持续的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从传统产业底端起步，渐渐向上突破，接近产业链的高端。在产业链的高端，也就是在渠道、技术、品牌方面的突破中国遭遇了巨大的障碍，同时，中国产业升级的需求与消费升级的需求又必须要突破瓶颈。品牌，需要多年的诚信积累；技术，需要多年的、大投入的研发工作，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发展时间，中国有什么方式可以突破呢？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跨境并购。走出去，收购股权，通过控股企业达到控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收购之后回到中国与中国的同行企业进行整合，企业竞争力平地拔高，实现收获巨大利益前提下的“中国创造”的时代跨越。这个机会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全面衰退，投资、增长乏力，资产价值大幅贬值，资本价值大幅缩水。中国有低价买到这些资产以及大量的外汇储备的机会。

这一机会将持续多久呢？我认为有十五年到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一方面发达国家走出衰退的时间还漫长，另一方面即使走出，也需要中国放慢速度和发达国家加快速度出现交叉点。

第四，面对这样的千年商机，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当年日本经济出现这种机会时的购买狂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跨境并购增长很快，但绝大多数都不是以提升“中国创造”水平为核心的并购，主要是买资源。这种方式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难道是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千年商机吗？不是。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没做好这方方面面的准备。

以并购主体而论，我们有并购实力的主体，几乎都是国有企业，在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里，国企有多大的驱动力去做跨境并购呢？何况，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最不欢迎的就是国有企业去并购，一些国家对国有企业并购不仅严格审核，严格把关，甚至从法律上进行限制。并购沃尔沃为什么不是中国一汽、东风汽车、上海汽车而是草根吉利？当年的上汽、南汽并购英国老牌汽车企业罗浮，为什么只买了一家资产和一个品牌，专利不在之列。一个公司两个品牌，一个是“MG”，一个是“ROVEV”，竟然被两个中国国有企业分别拥有，而两个中国汽车国企，莫名其妙地到英国的法庭上去对簿公堂。同为国企，为什么连一点协同性都没有？

中国的民营企业早有雄心壮志，十多年前的德隆系就以弱小之躯，在北美、欧洲纵横驰骋大显英雄本色，却悲壮地倒在了自己的土地上。后德隆时代，民营企业除了吉利并购沃尔沃、联想并购IBM笔记本电脑、TCL身陷汤姆逊、腾中重工并购悍马、海尔并购三洋白色家电之外，几乎整体失声。

有炮不响，有枪无弹，正是中国跨境并购主体缺失的真实写照。

除了主体缺失之外，中国还缺乏从事跨境并购的投资银行。以证券公司面孔出现的投资银行和中国足球差不多，一向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会将球往自家门里踢不会往外国的球门里踢。一位大型国有控股券商总经理告诉我说，他领导的公司将主要为海外并购提供投行业务，而他本人过去几乎没搞过一天正儿八经的投资银行业务，怎么可能有海外并购能力？中国几年时间设立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私募股权基金，为什么没有几家海外并购基金？

近年来，欧洲、北美的多家传统制造业企业纷纷倒闭，但我们鲜有看到中国企业去低价格收购这些破产公司。这些公司大多都是一些老牌家族企业，在市场有渠道、有品牌，而这些企业的产品几乎全部来自于中国制造，行业上都是服装、手工艺品、日用消费品、低端制造。由于经济不景气和产业的周期性规律而纷纷破产。处在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制造商经常成为债权人，最多获得一点清算后的变现财产。中国的这些企业总是充当受伤者。我们完全用另一种思路，可以创办一种重组或再生基金，专门用来收购欧美、日本等国的破产清算企业，然后与中国生产加工企业进行重整，完全可以帮助中国外向型中小企业改善生存状况。我们各级政府都在说帮助中小企业排忧解难，但就是不懂得方法，如果政府引导，建立这样的基金，才可能真正帮到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