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海外：探访马来西亚的商业机会与成功经验

我最早参与和国际有关的业务还是在1991年的海南。开放的海南成了大陆连接港、澳、台的窗口。顺风公司因为有出租汽车公司牌照，又有外商独资、中外合资执照，按海南的特区政策可以用正规渠道加打擦边球，经常从境外搞几辆日本的“蓝鸟”，韩国的“镭射”这些在内地都没听说过的小轿车当出租车用。偶尔，老范也会通过一些莫名其妙的渠道，搞来一些日本造的“汤浅”牌汽车蓄电池卖到内地挣点现金流。总体来讲，就是通过局部的国门洞开，来自港、澳、台为主的资金、产品、技术、商业模式、商业文化、服务、观念，全方位地、立体地、先进地、健康地、合法地、非法地、公开地、暗地地疯狂涌进这个岛上和这些人的大脑里，形成强大的冲击。同时，每个人又是机器，将这些东西尽快加工成为自己的技巧和经验，用到岛上，炫耀于内地。然后，自己还半生不熟，就开始走向国际。我先是和老范去了一趟香港，瞻仰了这个花花世界，又和他一起参观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一些企业，老范就想开始他的国际业务之旅。

1993年初，我们经人介绍，认识了马来西亚的一家著名企业在中国的代言人，当时的资讯不像现在那么通畅，那么清晰。我们只知道对方是一家很神秘的大企业，想在中国找一家可以长期合作的战略合作伙伴。至于对方是什么背景，从事什么样的业务，有多大的规模，我们一无所知。或许老范就是抱着好奇心，同意了对方的邀请。我和老范以及两位长春的同事一行在代理人的安排下，飞到了吉隆坡。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一下飞机就开始被发达与现代所包围。在中国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时，他们已经抢先一步，走在了大开国门，走向工业化、国际化的前沿。他们与我国台湾地区、新加坡、泰国一起抓住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型以及产业全球化分工的机会，依靠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家领导人对世界经济的前瞻性把握，在加工业、新兴产业、服务业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一跃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不管从城市建设还是现代化以及文明程度，都比1993年的中国强了很多。傍晚，站在酒店落地窗前，新奇地看着吉隆坡美丽的热带海滨风光，夕阳照射在漂亮的高楼大厦之间，被玻璃幕墙折射着闪着金光，在大楼间快速穿梭的车流，无不透出让人羡慕的现代化气息。同时，在整个访问安排上，一个公司的水平体现在行程安排的每一个细节。和我们相比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上，也由此总结出一种认识方法出来。经济总量，论宏观、论国际规模与影响力，中国都是大国不容置疑，但这点很容易让人产生大国心态，以为自己很强而瞧不起别人。但从平均水平、从微观管理、从软实力，中国落后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被虚幻的错误认识耽误太久。中国什么时候才会步入现代化行列？想到这里，一种使命感顷刻涌上心头。令人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已经起步，我们会迎头赶上，但什么时候达到这个水平，用什么方式达到这个水平，在当时也受限于知识与眼界，也不知道什么是更好、更快的方法。

第二天，才开始了我们的正式工作，我们被豪华奔驰车接到了一栋十分现代的办公大楼里，这间大楼顶上有一个像阿拉伯数字“2”的符号，后来知道，这栋楼就是这家公司的，这个符号就是这个集团的标识。而且，这家公司不仅仅只有这栋楼。公司一位董事介绍，这家公司成立三十年了，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最大的股东，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移动通讯公司，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直升机公司。除此外还有许多别的生意。听完介绍，我惊叹得有些不能自持，因为它不仅大，而且还是私营企业。随后，我们在对方安排下进行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参观。马航就不必说了，去时就坐了人家的飞机。详细参观了移动通讯公司总部和基站，接待方一再告诉我们，上级通知来访者是公司合作伙伴，要求向我们开放全部机密，让我们获得了特权。第二天，对方更是让我们坐上公司老板的私人飞机，去了槟城——马来西亚的旅游城市，参观他们的直升机公司和海上石油平台。回到吉隆坡后，参加了集团成立三十周年庆典，他们用了三十万美元举办这次庆典。庆典上我们被告知，我们是唯一被邀请的中国客人。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什么是大公司：豪华的办公楼，气质高雅、彬彬有礼的公司高管，有条不紊的公司管理制度，不经意就可以发现感悟的公司文化，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的自信与骄傲。

考察结束，让我大开眼界的同时，一个特殊的角色让我特别感兴趣。这是个华人，姓林，四十多岁，精瘦而干练，气质优雅。据介绍，他曾是国际著名投资银行的专家，目前在这个集团担任执行董事。作为专业人士，他是这个集团唯一掌管资本运营的人，只对董事长负责。和当时的顺丰比起来，这个集团与顺丰完全不在一个评价体系里，但这位林先生的角色成为我当时最为羡慕的角色定位。当然，当时最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样巨大的公司会如此高规格接待来自中国的区区小辈？这一定不是代理者欺骗了对方，我们清楚地向对方介绍了我们的实力和规模。后来想想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当时对方很难找到中国比较大的私营企业，他们确实要找这么一家企业来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第二，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他们是在给自己找未来。今天看来，他们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顺丰按当时的规模，正常地发展到今天，可以预见顺丰一定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民营企业，如果有这样的海外伙伴，顺丰也一定会给对方创造商机。同样，顺丰也许会更多地从这家企业里学到如何成长、如何管理大集团的经验。我也许会早早地拜那位林先生为师，如何扮演一个大集团执行董事的角色。可惜，因为老范得罪了那位热情的代理，不肯按国际惯例支付一点小小的中介费，而失去了进一步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我们与一次难得的国际合作失之交臂。不过这种偶然在一开始就出现比后来出现更好，以我们当时的总体规模、管理水平、经营意识，即使碰巧合作了，也走不了多远。我们完全不具备和对方合作的对等条件。

第一次走出国门就让我意识到了国际合作与国际化的重要性，也看到了中国企业别说与美国、德国，就连我们邻近的马来西亚，我们也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就是落后的公司组织与先进的公司组织的关系。即使是马来西亚，即使是一个不大的国家，全世界共同的文明现象到了美国、到了南美、到了日本、到了韩国都能够把公司这个组织体系的核心构造传承下来，保持着公司的本质性规律，而这些规律到了中国就很难传承下来，所有规则都会走样，反而让中国文化中不守规则、不尊重法制的习惯改变着公司规则。公司治理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同小异，而到了中国，公司就变成了仅仅拿来从事经营活动的载体和平台。

马来西亚之行结束后，我的国际视野与国际感悟很快又有了开阔与增强的机会。

1993年5月左右，我的香港师傅吕镇冰先生来海口拜访顺丰时，给我推荐了一个项目。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国际合作的机会。他有一个朋友叫黄代宇，是香港家族企业“珍宝海鲜舫”的第二代，在英国读书，选择在英国创业。在香港中国概念股火爆之时，黄先生也仿效香港人的做法，收购了一个伦敦上市的房地产公司，以为英国股票也会因为实际控制人变成中国人，成为“疯狂的红筹股”。谁知黄先生收购后，这个公司并不买账，微微涨了一下就没动静了。缺乏资本运营经验的黄先生求救于吕镇冰，看看这个财经高手有何办法。

吕镇冰告诉我，如果可能可以将顺丰的房地产部分注入到英国，和上市公司换股，通过反向收购，我们成为英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如果操作成功，顺丰就可以轻易控股一家英国上市公司，也会让这家公司股票大涨，成为第一个中国人控股的英国上市公司，也成为英国第一家中国概念股公司。黄先生的投资也可以赚钱退出。我把消息告诉老范，他竟然兴趣很浓厚，说要去看一看。但他却设计了一次既不像旅游、也不像公务的出国行程，我看更多原因是借机会满足一下他的国际好奇心。

中国的股市才刚刚起步，我们还是一个初学者，还没有深谙其规则，就要去闯荡国际资本市场，这在当时十分罕见。由于邓小平南巡而掀起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国资本市场不仅加大了建设速度，也加大了对外开放的速度。开放中国公司去香港、美国、欧洲上市途径，发行“H股”“B股”，让西方投资者对中国资产较低的资产估值与国家的高成长性充满兴趣，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红筹股”在西方成为最具投资价值的概念。

老范叫我和李静赶紧准备一下，办好护照签证，尽快成行，也想去看看究竟。

老范的不按常规出牌的特点，再次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反正是他作决定，我和李静就是服从与跟随。我们没有直接从北京或者上海飞往英国，我们是先去了东北，要从中、韩、朝、俄等几国相交之处，进入海参崴这一俄罗斯的远东城市。

我真不知道去海参崴干啥，而且我们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会俄语。我中学时学了一点儿俄语全是“文革”语言，俄罗斯人听了会好笑。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中俄珲春口岸。散在口岸大厅内外的人全是中俄双边做边贸的当地人。我们三个西装革履，拎着高档皮箱的内地人，在这个群体里显得不伦不类。

等了好久，人群中有人说，除了持俄罗斯护照的，今天谁也进不去。也就是说，今天俄国人只允许他的公民回去，不让别国公民进去。什么理由？没有任何理由。因为1993年的俄罗斯是穷困的、动荡的、刚刚从前苏联解体后尚处在休克阶段的俄罗斯。

环境越糟糕，老范越来劲。他的生命就是注定要与恶劣环境抗争的。所有的人，在叫嚣声中慢慢散去，等到明天再来过关。老范坚决不愿再回到珲春市内。送我们到珲春的车已经回长春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们。

老范当即问，离珲春最近的口岸在哪里？回答是，黑龙江的东宁。老范再问，怎么去东宁？人家不正面回答，老老实实待着吧，明天从这里进去。这哪是老范的性格？不一会儿，老范带着我们找了一辆微型小货车，司机愿意挣钱，同意把我们从珲春拉到东宁。司机说天不亮就到了。我们竟然比边贸的商人还能吃苦，还能折腾。只有我们仨人没有选择等待。

微型小货车刚开出城去，天就黑了。黑龙江的初春，到了晚上还是很冷的，我们把身上的厚衣服都穿上了，还是冷得让人缩成一团。开始还能看见月光，后来，道路伸进了森林，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风刮着大树发出的沙沙声响。道路很窄，小货车也不时擦着树枝。道路崎岖而不平坦，幸好是夜里，所有的狼狈也无人知晓。当初堂而皇之地出国，去伦敦并购，却不知怎么流落到东北边境的纵深来了，逃难似的。

果然，快到东宁时，天还没亮，大约早上四点多钟。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也开了十来个小时了。快到东宁口岸时，车陷到泥坑里出不来了，我们仨人下去推车，猛然一使劲，车倒是推上来了，但车轮空转时飞溅起来的泥浆被车轮甩出来，溅到我们仨人身上，西装全部变成了“泥装”，仨人果真成了难民。

到了口岸，我们先到卫生间将衣服换了。折腾了半天，终于进入了出境程序。出来很顺利，中国的边防武警都知道去俄罗斯就是赚钱，就是可以收关税。俄罗斯一方则不然，他们总认为中国人都是用价廉质劣的日用品倾销给他们，然后再把他们国家的森林砍了，树木运走，地下挖开，矿产运走。据说当时俄罗斯有一幅影响力很大的讽刺中国商人的漫画：两只穿着中国生产的鞋的脚，前脚跨出国境，后脚的鞋底就掉了。

入境口排的队并不长，但是很慢，而且不时有人会被莫名其妙地拒绝。无论你怎么申辩，都没有用。而且由于政局不稳，每天通关的时间很短，全无规则可言。我们真怕遇到珲春的情景，不禁有些紧张。还好，当我们把护照签证递进去后，只听见窗口里满脸都是肉的俄国士兵叽里咕噜地自言自语说了几声就盖了章把我们依次都放了进去。

刚刚如释重负，马上绷紧了神经。进入俄罗斯境内，全是荷枪实弹又自由散漫的俄国士兵。他们用十分冷漠的眼神，打量着每个进去的中国人。他们会毫无目标地突然叫上某个中国人，让你把箱子打开，随意在里面翻来翻去，整个气氛没有友好、没有尊重、充满敌意。

东宁口岸，在我方还是城市，在俄方，却是不毛之地。除了口岸一栋小楼之外，四周竟是荒野。一条窄窄的土路连接着口岸检查站，另一头，伸向空旷的远方。有几辆破破烂烂的前苏联时代的拉达车和伏尔加牌小汽车等候在路边。一些中国人连价都不问，径直往里步行走去。看来他们常来常往，因价格太高，不敢坐。我们可不管这么多了，赶紧上去，价都不讲，就让他们的车将我们拉到市区去。

啥也没弄明白，天就黑了。我们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这里就没有单间。木楼板很不隔音，房间很破旧，即便很困也一直睡不着。到了夜里，一会儿有人上下楼，一会儿有人大声嚷嚷，一会儿有人喝得大醉在发酒疯，混乱不堪，很担心会不会突然有人来敲我们的门，闯进来抢我们的钱。

恐惧感一直持续到后半夜才因为楼下的声音渐渐消失而终于被困乏赶走。凌晨四点多钟，阳光就从窗户照了进来，这才想起，这是世界最东方，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

我们起来急匆匆地收拾之后，像逃离灾难似的，住进了海参崴最豪华的酒店——阿穆尔宾馆。尽管这里和国内的同级酒店相比服务极差，但至少连续几天的逃难日子终于结束了，心情平静下来。

对俄罗斯第一天的印象差极了。这就是那个曾经的彼得大帝缔造的俄罗斯帝国吗？这就是曾经给我们传播了十月革命火种，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吗？这就是我们曾经顶礼膜拜的苏联老大哥吗？

带着好奇，我们到海参崴市区观光。海参崴是汉语或中国人的叫法，在俄罗斯叫弗拉迪沃斯托克，俄语的意思是“控制东方”。在1860年以前，这里曾是中国的领土。懦弱的清朝政府，未能守住疆土，这么美丽的地方，竟成了别人的地盘。游荡在空旷、开阔的大街上，十分不是滋味儿。

近一百多年来，这里的人们都是从遥远的俄罗斯西部跨越西伯利亚移民来的，而且很多是当年从苏联被流放来的俄罗斯贵族、政治犯。优秀的人种移民到此，海参崴这么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天长日久就更显得人杰地灵。大街上看着这些俄罗斯人，虽然贫穷，但无处不表现出身上的贵族气息和高傲的气质。在海参崴火车站前广场，这是世界上最长铁路的终点站。两位气质高雅、美丽绝伦的俄罗斯少女一下吸引了我们仨人的目光。我们仨人完全被美丽所震撼了。我们目送这两位少女进了广场边的邮局，然后才从几乎被窒息的气氛里回过神来，谁也没有一丝羞怯。三个人都相互对视着，不停地重复着“太漂亮”“太美了”的惊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两个美女从邮局出来，在广场遇到一位男性熟人，索性悠然地聊起来，好像要故意展览给我们看似的。此时，我们仨人没有任何语言，靠在广场边的铁栏杆上，装着无意的样子，三双眼睛紧紧聚焦在两位美女身上。

维纳斯一样的脸型，一米八左右的身高，白得像羊脂玉一样有些厚重感的温润皮肤。一双眼睛好像就是直接灌满了海参崴岸边蓝色而深邃的海水……

轻盈柔和的海风吹来，阳光下轻松而淡定的笑容，漫漫的交谈。这时只能怪自己不能用熟练的语言去和她们交流，我们竟然就傻傻地在广场边上，欣赏了将近半个小时，眼看着美女慢慢消失在广场的尽头，我们才意犹未尽地悻悻离去。

我们仨人慢慢地回过神来，才发现刚才的举动都超越了我们平时的行为规范，相视而笑起来。只有老范闪着那双诡异的眼睛说：“这地方好，有时间还得来。”我想来想去，好久都想不清楚我们仨人为什么会在两个美女的面前驻足这么久，我想除了漂亮本身之外，一定有一个潜意识的东西，那就是在漂泊的人生旅途中的人，对内心深处所渴望的、追求的美丽、安详生活状态的无比向往。同样，也包含着对俄罗斯这样的伟大帝国已经失去的、过往的历史辉煌的一种无比的眷念。

第二天，我们离开海参崴，飞越白雪茫茫的西伯利亚，又到了莫斯科。1993年的俄罗斯还处于十分混乱的贫困的状态。叶利钦领导的政府和议会在大街上对峙，叶利钦站在大街被人群围困的坦克上，宣传着他的民主思想，但俄罗斯政治上的混乱并没有给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不便。

虽然一边是群情激愤，军警拿着盾牌，剑拔弩张，但是其他地方却若无其事。在繁华的莫斯科地下通道里，一群无所事事的市民围成一团，拉着手风琴，边跳边唱；商场虽然商品匮乏，但依然开着；商业中心依然人头攒动，秩序井然。这和中国完全是不一样的社会形态和不一样的社会心理。政治、经济、社会各自分割，好像互不干扰。在大一统的中国，怎么也不可能如此淡定。

结束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分裂之后的苏联已经见不到共产党的影子，但被西方式的民主重组后的俄罗斯好像并没有激发出伟大的民主主义热情，美式的民主也没迅速让俄罗斯走向民主、富裕、强大。共产主义集权没有了，但西式的民主主义也让俄罗斯像一盘散沙一样。街头到处是酒气熏天的醉鬼，一不小心，你身边的行李可能就被小偷拿走了。老范好不容易找朋友介绍来一个翻译，干了没多久，就发现是骗子加小偷。晚上去赌场，老范凭着他的职业聪明，让我和李静帮他记着轮盘赌桌每一次圆球进入号码孔左右的数字，他频频下注，很快赢了上万美金，惊得赌场荷官直冒冷汗、不停换人。老范见好就收，故意将钱输出去，保了本要走人。却眼见一个戴黑镜、穿黑衣、抽雪茄、坐轮椅的现实版的老大，竟在众目之下，把一个不知惹了什么事的年轻人拖进一间屋子里，打得声声惨叫。我们走在回酒店的路上，一位非常漂亮、气质高雅的中年妇女，迎面向我们走来，开心而肆无忌惮地伸展双臂要拥抱我们。她发现李静英语流利，缠着李静不愿离去。我和老范赶紧加快速度，把艳遇留给李静。半小时后，李静和我们讲述了他的艳遇。李静说，她是个表演艺术家，政局动荡，没有收入来源，年龄大，又不可能去妓院。专门在大街上找国外来的、有钱、有风度、年龄较大的男人。如果海参崴还有些贫困中的宁静和安详的话，莫斯科便是暴躁不安中的动荡、喧嚣而没有安全感。一个曾经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向往的共产主义明灯，短短一两年的时间，混乱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实在让人心凉。到底是社会主义出了问题还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出了问题，或者俄罗斯这个国家既不适合社会主义，也不适合资本主义？俄罗斯有没有一条符合俄罗斯国情的什么主义道路呢？

幸好，中国没出现这样的制度大变革，没有丢掉社会主义，也没搞成资本主义，也没走西式的民主道路。如果中国也搞成了这样的民主，我宁肯要贫穷的海参崴，也不要昼夜不分的莫斯科。

中国重组，无论如何也不能重组成这个样子。

躺在红场对面的豪华五星级酒店的房间里，我轻轻地哼着：“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的眼里，禁不住流出两行热泪。

重组之后，变革之后的中国，你将走向何方？

刚刚度过2011年12月25日，是前苏联解体二十周年的日子。

二十年来，苏联的解体让这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党专制国家走到了尽头，解体后最强大的俄罗斯选择了西方式的民主，差点儿让一个曾经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走向崩溃。依靠强人政治，才渐渐找回了一些俄国人的自信，终于在熬过寒冬之后，与印度、巴西、中国一起，成为这个世界新的发展力量，成为“金砖四国”之一。西式的民主与强权之争，让强权占了上风。成为这个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同时，又由铁腕执政的少见的国家。(www.xing528.com)

我非常欣赏新当选的普京总统对前苏联的评价：苏联的解体是二十世纪人类地缘政治最大的灾难。而整个俄罗斯对苏联都熟知的一句话是：谁不惋惜苏联解体，谁就是没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是没头脑。尽管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二人戏剧性地演出着“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有限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二人转”，但我相信，再有十年执政机会的普京，一定会还他的人民一个更加强大的俄罗斯，可这样的结果一定只有西式民主才能实现吗？

1993年秋天在莫斯科看到的这刻骨铭心的一幕，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公司”与之有着共同血缘关系国家的最近、也是最痛苦的教训。“共和国有限公司”不管要重组、变革成什么样子，业务本身要怎么布局，组织结构要怎么调整，最重要的莫过于其自身的体制与治理结构的稳定。这个基础稳定了，一切重组与变革都有机会。

心情沉重地告别莫斯科，飞到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伦敦。

伦敦是现代资本主义、现代金融、资本市场的发祥地。伦敦的金融城一直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虽名气不如华尔街，但历史却比华尔街更古老、更悠久。只是因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受制于英国的体制，伦敦这个资本市场总是保守的代表、稳健的象征。历史上所有的金融危机与金融风暴几乎都不是由它发起，都是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的。金融的自由性，总在这里受到约束，才会有华尔街的崛起，华尔街的创造性和疯狂。

伦敦一行的安排是我师傅吕镇冰所为，他安排了黄代宇和英国的投资银行家米歇尔来与我们对接。

一到酒店就闹了个大笑话。他们知道我们一行仨人，就给我们在伦敦的一家假日酒店里预约了三个房间。当我们拿出护照登记时，老范告诉李静：“我们仨人不要三间，两间就行了。”老范和我出差经常都是我和他两人一个房间。总台的服务生听说我们三个人住两个房间，顿时表情严肃起来。我们看到他的疑虑也不知怎么回事，以为是预约了三间，现在只要两间，另一间不能退，要收我们的钱。对方说不是这么回事，但仍然疑惑。随后，服务生分别指着我们三个问，是这个和这个一间房还是这个和这个一间房？老范明白后，说了一句：“随便。”对方更是一惊，不知所措。看那样子，他十分为难。还是李静从旁边在偷偷作乐的服务员的表情里，恍然大悟。李静哭笑不得地告诉我和老范，在西方，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没有两个男人住一个房间的，要么是同性恋。他们知道中国是个很封闭的国家，共产党领导下，怎么可能有同性恋呢？所以吃惊，而又听说我们仨人可以随便组合，人家觉得中国人更开放，同性恋伙伴还可以随便换。我们只好一边大笑，一边给人家解释。中国的同性住一个房间很正常，过去很穷，出差都几个人住一间，不是同性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同性恋少之又少。

因为要安排我们，米歇尔当天住在伦敦。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很久没在伦敦住了。

米歇尔将近四十岁，是曾经在安永工作过的投资银行家。在我们来伦敦之前，因为合作，吕镇冰带他去过海南，我们很盛情地接待过他。尤其是茅台酒，喝了整整一瓶也没醉。米歇尔是美国人，二百年前，家族从英国去美国淘金，和我们从大陆到海南闯荡差不多。他带着他的一家，离开美国，到伦敦工作，回归英国，住在离伦敦四百公里以外莎士比亚出生的小镇不远处。

第二天，我们去考察伦敦那家被黄代宇收购控股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先到了该公司的办公室，是伦敦郊区的小平房，公司也没多少人。我们简单问了问情况，就去看他们的项目。先看了一个新的类似于中国的花园洋房性质的项目，容积率很低，整个项目可能也不超过两万平方米。据介绍，这个项目是给伦敦的穷人盖的，相当于我国后来的经济适用房。但在中国，这样的标准一定是豪宅之列。接着又去看了一个旧房改造项目，将一个老房子拆了，再盖一个新的，还是再造工程，不到一万平方米。公司还有一个土地储备项目，在城乡结合部，一个大广场里，有一个大型的购物超市，类似于百安居。家庭的生活用品和大小家具，应有尽有。当时中国还没有这种业态，北京的物美廉价超市也都是1995年才有的。

一个建成项目、一个再建项目、一个土地储备，这就构成了一个英国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全部资产和业务。这和我想象的差距太大了。在1993年的中国，这种规模的房地产公司没有上万家也有几千家。由此也明白，伦敦早就过了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这一产业的朝阳阶段。该盖的房子早盖了，没有需求，房子卖给谁呢？更何况，偌大的伦敦，只有贫民和一般工薪阶层才住在伦敦，有钱人全住在郊外。我们去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整个伦敦就是一座空城。到了晚上，人流、车流才从各个地方赶回伦敦城里。不像今天的北京，城市规划和交通组织与城市人流的分布没有联系，城里什么人都住，郊区也是什么人都住，交通流向全无规律可循，交通组织完全无序，导致人口、交通达到一定规模时，就成为“堵城”，不得不依赖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采取治标不治本的治堵措施。这一届政府的治堵任务还没完成，负担又延续到下一届政府。

也就是说，工业化给英国带来了城市化，工业的高度发达必然带来城市的高度繁荣。后工业化时代，城市文明的繁荣不可能持续，城市文明由早期的城市拓荒者让位于城市白领和蓝领，成为中产阶级和底层百姓的聚集地。

这家上市公司正好可以和中国的房地产公司进行重组，中国股东可以通过资产注入，反向收购这家上市公司，成为伦敦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同时，中国公司的红筹股概念可以让伦敦这家公司创造出一个市场想象力，股票价格肯定上去。同时，还可以从伦敦融到资金，投资于国内正缺资金的项目，一举多得。而伦敦这个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所在的伦敦市场是一个极其饱和的市场，房地产开发无疑在这里是夕阳行业，而整个伦敦的不动产早已股权化、证券化、金融化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而香港人黄代宇当了大股东，他也不可能把伦敦的房地产市场搞好，他也愿意放弃大股东的地位。这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可惜的是，由于整个海南房地产行业已经彻底崩盘，所有项目都是官司缠身，顺丰不可能拿出一个产权清晰、没有任何法律瑕疵的项目注入到伦敦的上市公司。

除了海南、深圳之外，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市场化的房地产公司，要找一家房地产公司注入进来实在很难，国有的更不可能。

范日旭永远都保持着他的行事风格。他对英国公司既不说干，也不说不干，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

范日旭也是第一次来英国，他也当然希望来英国发现新的商业机会，他也希望米歇尔给我们多介绍一些可以合作的伙伴。

米歇尔非常热情，给我们在伦敦市区安排了一套公寓，让我们从酒店里搬出来，然后给我们安排一些可能的合作机会。有一个大企业的老板，和我们讨论了一个合作项目，他旗下有一个轮船公司，主营业务是从法国往返英国的轮渡，而英吉列海峡的隧道很快就要打通了，一旦打通，这些船就没有了商业价值，可以用很低的价格卖到中国去。这位老板用直升机很气派地将我们接到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的码头，参观他的轮船。

我看他的那些船比我们琼州海峡的船好得多，但老范自然是以好奇心去研究这些机会。真正让老范有兴趣的机会还是城乡结合部的大型廉价超市。这种商业模式当年在中国还是零的时候，范日旭就认为，这是中国未来会大规模引进的商业模式。今天，这种购物中心已经遍布中国大、中、小城市了。在我后来离开顺丰之后，范日旭曾经是国内最早和沃尔玛探讨合作的商人之一。

另外就是伦敦的出租汽车。范日旭对出租汽车经营再熟悉不过了。第一次坐伦敦的出租车时老范还在车上说：“伦敦这种出租汽车别看很老气、很土气，但这是世界上最适合做出租车的。中国这么大，未来中国会有多少万辆出租车的市场需求量啊？汽车厂商可以学习伦敦，专门设计出一款适合中国的出租车出来，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伦敦这种出租车的生产厂家，看看是否可以合作。”对老范这些创意，我已习以为常了，不知道哪件事是他真想干的。他后来也不再给我布置这一任务，不了了之了。其实，老范的这些商业直觉是不无道理的。快过去二十多年了，全中国满大街跑的出租汽车，除了北京能偶尔看到一辆仿伦敦出租车外，至今没有一款是专门为出租而设计的汽车，不知何故。看来中国的汽车制造还没进入到在细分市场深度竞争的时候，目前的产品竞争更多还停留在仿制、概念和车内配置上做文章。

工作几天后，又到了周末，米歇尔一定要请我们去他家里做客。我们也欣然答应，看看到真正的英国人家庭里会是什么感受。周末下午，我们坐上了伦敦地铁。开出去没多久，地铁开到地面上，速度很快，时速可到二百公里，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动车组。列车一驶出城市，美丽的英国乡村风光让我们的列车仿佛成了旅游观光车。

起伏的低矮丘陵，遍地是绿色。但感觉全是绿草、花园。没看到庄稼。很少看到房子，即便有，也没有一栋高楼，离开伦敦就再没见到过一栋高楼。有这么富饶、美丽的乡村风光，怎么可能会选择住在伦敦城里呢？

一个多小时，我们到了莎士比亚出生的小镇。米歇尔让我们坐上了他每天早上上班开的而停在车站的小汽车。不知是什么牌子，很旧，客货两用。

小汽车行驶在全是花园的整洁、汽车很少的道路上。二十来分钟到了米歇尔的家。

这个家太大了，占地面积足有十个足球场那么大。他家是一座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古堡，总共两层楼，但弄不清有多少间房子。这是政府要求保护的文物建筑，不能出售。你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长期居住，但你必须要很好地保护此房子，不允许调整建筑结构。

见到了米歇尔的太太和他的三个孩子，他特别用心，让孩子们穿上我们在海南送给他的印有顺丰公司标志的T恤，长长的，从脖子拖到地上，十分好笑。

米歇尔给我们作了很好的安排。第一天，他们要搞社区活动，社区的中年妇女要表演服装秀。米歇尔家是主场，很多家庭都会倾巢出动到古堡庄园来，会很热闹。他担心我们不接受他们的社区活动，找了一个年长的牧师，要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和中国有关的私人博物馆。下午回来后，要和他们的邻居搞一个派对。

第二天上午，我们先参观了一个非常古老而华丽的教堂，然后再看了博物馆。这基本上是一个中国文物的博物馆。牧师给我们介绍说，这是一个家族收藏的文物，后来家族的后代把这些文物全部捐赠了出来，设立了这样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的东西几乎都是十九世纪八国联军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和坚船利炮，到中国这个没落的封建国度烧杀抢掠弄来的东征战利品。各种精美的明清瓷器、字画、丝绸制品、绣品、木制家具，可谓琳琅满目。有几件是典型的南方瓷器，文字介绍说是当年这个文物的主人驾着他们的商船开到广州时，看到广州失火了，他们冲上岸去，帮助中国老百姓灭火，老百姓为了感谢他们而赠送给他们的礼物。后来听了很久才明白，这位牧师一直在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介绍，是因为上帝而让这些人、这些故事、这些传说显得善良、显得美好的。但我确实不知道，烧毁圆明园时，冲进紫禁城烧杀掠夺时，逼迫中国签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时，上帝在中国还是英国？

看着这些文物我五味杂陈。显然，这些文物摆在这里是不合逻辑的。但如果此刻不在这里，兴许在此后一轮又一轮的浩劫中，它们也很难躲过不被粉身碎骨的命运。

下午回到庄园时，古堡里已经来了很多客人。这些都是米歇尔的邻居，因为每个家都太大，所谓的邻居都是从数公里以外来的，最远的有三十多公里。来了一百多人，都是听说来了三个中国商人感到好奇而来的。在他们的记忆里，除了去莎士比亚故居参观外，从没有中国商人来过。而且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商人，在他们的脑海里，中国还是封闭而落后的国家，是社会主义，怎么会有商人呢？中国的商人长什么样子呢？因为米歇尔在去海南顺丰之前也没去过中国，在海南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中国公司那么有钱，他不知道；中国公司的办公室那么气派，他不知道；中国人那么热情好客，那么出手大方，他更不知道。所以他回来就四处宣传他的惊人发现，也把我们到他家的事当成了隆重的礼遇，他也为此筹备了十分隆重的派对。

老式的英国派对过去只有在书上、电影里看过。这次身临其境之后，让我过了二十多年还后怕。见了那么多英国人，一一介绍后，我和老范就基本没事干了。只有李静会讲英语，李静忙不过来了，我和老范无法和任何人交流。所有在场的英国人里也没有一个会讲中文，我只能用笑容，用会意和他们进行表情交流。除此外，我们只能端着一个葡萄酒杯，偶尔喝一口，又偶尔从侍者的托盘里，取上一点西式点心。刚开始还好一些，但过了一会儿想找个地方坐一下才发现，没有一个椅子可以坐。而且所有的人都站着，没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我怎么可以找地方坐呢？腰断了也得撑着，英国人的礼我可丢不起。我们只好硬着头皮站着，全场只有三个中国人，里面全是有头有面的英国富翁，我们仨人都在人家的眼皮底下，也不可以偷偷跑回房间去待一会儿。

时间越长，腰也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觉得酸痛。表情上还不可以露出一点痛苦来，至少得装着一脸轻松，满脸堆笑。环视厅内，所有英国人都围成一个一个小圈子在很有风度、优雅地细声交谈着。我只有在内心悄悄数着一分一秒，盼望着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整整几小时后，这些邻居才一一告别，开心散去。当把全部客人送走之后，我的腰几乎彻底僵硬了。如果再过一会儿，可能我就直直倒在地上了。我直着腰，迅速冲上二楼我住的房间，硬邦邦地扑向那张又厚又软的床，趴在床上一动不动。古老的英国绅士礼仪，让我永远生畏。

第三天是星期天，他们又有社区活动。这一次是由各社区的人穿上古装，拿上古兵器，去模仿古代的一场战争，再现几百年前的战争场景。不是拍电影，而是人人参与。我们仨人则由米歇尔太太陪着，去参观英国最大的一家陶瓷企业，一家上市公司。

这家公司已经将企业做成了一个旅游景点。陶瓷是中国的国粹，这家公司创始人也是多年前在中国学了制陶技术，回到英国创办了这个企业，做出来的陶器非常精美，出口全世界。整个工厂就在花园里，在这里你完全看不到中国陶瓷企业到处是泥土，到处是烟尘，员工都是灰头土脸的样子。车间内也是干干净净的，工人可以边操作，边听随身听，摇头晃脑之间，就把工作干了。车间各处都摆着自动售货柜，你可以随时投币，买一罐饮料解解渴。

工厂参观要收钱，而且还要排队。参观完后，人人都会买上一些精致的纪念品带回去，好不热闹。在中国这个陶瓷的始祖国家，至今也是世界陶瓷的生产大国，我们却找不出一个这么具有陶瓷文化内涵的企业来。

英国之行的最后一天，贝克汉姆领衔的英国足球队在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中败北，失去了进军1994年世界杯的资格，英国球迷发生骚动，撒切尔夫人下令，禁止足球流氓出国看球。

我在从伦敦到香港的飞机上，思考着英国之行带给我的感受，让我得出一个结论：英国的现象已经证明，从十八世纪开始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所制造的坚船利炮，打出了一个大英帝国。殖民统治加东印度公司，聚敛了来自全世界的财富。历经二百多年，他们早已完成了工业化，早已完成了积累，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水平达到了一定阶段后，社会平均福利的增长使许许多多传统产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上升，不得不向低制造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经济增长就顶到了天花板，难有增长的空间了。没看到资本主义腐朽的、寄生的、残酷剥削的景象；也没看到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知道富人在哪里，但不知穷人在哪里。社会福利太好、平均收入太高；分享的人太多、休闲的人太多、游荡的人太多、无所事事的人太多；勤奋的人太少、干事的人太少、创造的人太少、贡献的人太少。即使从事科研，也是在风景如画的公园一般的环境里，优哉游哉几十年如一日地醉心于他们的研究行为。于是会有那么多时间去玩；去做足球流氓；去一家人一家人的到周末倾巢出动；去看英超所支持的球队比赛；去演绎古战场的往昔；去做中老年服装秀；每天可以从几百公里外赶到伦敦办点事又回到了乡下，轻松、从容地生活与工作；成群结队的“背包族”可以成年累月漂泊在异国他乡而无忧无虑；经济适用房可以盖得像豪华花园洋房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伦敦将修建了十五年以上的高层现代楼房全部炸掉而政府却花钱补贴，保护着百年前的建筑。英国、发达的欧洲，再不可能回过头来走发展中国家的轨迹。几百年的积累，工业化的积累，投资于全球的金融资产带来的财产性收益和普世化人本主义价值观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他们的全部支撑。这就是欧洲，一个高产出、高科技同样也是高成本的欧洲。不论东欧、西欧，不论单干还是欧盟，都不可能回过头来干劳动密集、高耗能、高污染、高资源消耗、低利润水平的产业。注定轮到中国发展了，谁也挡不住。只要中国不搞内乱、不瞎折腾，只要中国社会安定、制度公平，就一样可以走过工业化，让许许多多的人走上发财、致富和幸福的道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证明了我的观察和体验。二十多年来，依靠宽松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依靠巨大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利用这种时间差，完成了现代工业体系与工业化过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抓住机会赶了上来。

应当说，自1992年开始后的中国，几乎就用了这么一个相对简单的方式。没想那么多、没有想明白了才来做。

一发不可收，干了二十多年了。在工业化这个强大的驱动力带动下，中国走过了梦幻般的经济高增长的二十多年。不知不觉间，成了总量上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二十多年前在英国看到的一切，开始在中国出现。有些，比在英国看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经济高速发展中所掩盖的很多东西，也伴随着这二十多年慢慢积累起来。那就是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隐藏在经济背后的许多经济的、非经济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在抵消和蚕食我们的经济成果，在深深地阻碍着我们后十年及后二十年的发展。不管是环境问题、贪腐问题、贫富差距、社会民生还是精神层面，我们都不能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不环顾四野。对旧体制的重组变革也产生了新的机会，也必然会带来新的重组需求。

属于中国的世纪来了。

在国外转了这么大一圈没有任何商业成效，但最重要的是让我认识到了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发展机遇。这种机遇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没有这种积累，即使机会来了，你也没有强大而有力的可以承接的双手；与二十多年前相比，欧洲经济不仅没有机会获得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带来生机，反而危机重重。如果未来十年中国能够解决好国内的问题，国际化、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决不仅仅是前三十多年简单的高速增长，而是提高增长的质量以及文明的进步。亚欧之行让我的感悟既是经验，也是信念，支持着我后来的工作激情。没有这次旅行，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与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