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投资银行：华尔街大佬们的风采与成长之路

从香港回来，我开始想到要将这个行业作为我的一个事业来干，也希望将顺丰做成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业务的控股公司。当时受到的启发有三：一是当时的中华股份制咨询公司和刘继鹏创办的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这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可以靠这个东西来挣钱。当时在北京活跃着三个著名的股份制方面的咨询机构，一个是中华股份制咨询公司，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时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的刘鸿儒推动办的，注册资本二千万元人民币，由南方、国泰、华夏等几个证券公司和一些大型国有机构投资。董事长兼总经理是前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孙效良。他们主要是帮助一批大型国有企业提供股份制改革咨询，使大型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制后，符合公司法、符合上市条件，并申请上市；一个是北京海问投资咨询公司，这个公司主要是由一批有海外资本市场经验，尤其擅长国际资本市场和法律事务的专家组成，主要推动者也是后来中国证券市场的重量级人物，中国投资公司总经理高西庆；还有一个就是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总经理是刘纪鹏。本来，来自中信国际研究所的刘纪鹏是与孙效良一起筹备中华股份制咨询公司的，后来他自立门户。这三个公司在当时有一个市场分工，中华公司主要为大国企改制上市服务，每个项目能收五十万元到一百万元的顾问费；刘继鹏更像是法人股专业户，几乎在STAQ上市的所有法人股上市公司的改制及申报文件都是刘纪鹏一家公司做的，平均每个公司收五十万元人民币；而海问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H股和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改制工作。由于顺丰选择了标准公司，于是我就成了刘纪鹏的客户，他的办公室就在保利大厦南边的亚洲大酒店旁边一个楼里，经常到他办公室去坐一坐，与他公司的笪新亚、周晓明、刘同友都成了朋友。而我代表甲方全程主持了顺丰在STAQ市场上市的改制、文件制作、申报工作，加上一年多来将顺丰由私营小公司发起设立成为股份公司以及我们在湖南、湖北、四川、吉林等地各处投资设立股份公司的全过程，我完全熟练掌握了整个公司改制、上市的所有工作。我已经隐约意识到我喜欢做这样的工作，我十分崇敬刘纪鹏、孙效良这些当时资本市场的领袖人物，当然也包括高西庆、王波明、章知方。我亲眼目睹他们怎样帮助一些对资本市场一无所知，尤其是长期生存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国有企业，经他们的手，成功发行股票，走向资本市场的。通过进入资本市场，迅速使企业发展壮大。让我看到了重组的魅力、制度的魅力、资本的魅力和从事资本市场的人的魅力。当年的广西玉林柴油机厂，就是在联办王波明领导的团队帮助下，于1992年完成股份制改革，1993年被联办参与管理的海外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成为中外合资企业；1994年由王波明帮助在美国上市。不到四年时间，玉柴从国内排名第一百七十三位，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内燃机制造企业，其“玉柴机器，王牌动力”的广告语，响彻全国。

第二个启发是认识吕镇冰和第一次香港之行，见识了香港资本市场。中环大街和写字楼里一群群西装革履、神采飞扬的香港投资银行家们让我十分羡慕。再就是在这期间的伦敦之行。1993年的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浪潮，让我在若干会上，见识到了来自华尔街的风采，见到了JP摩根，摩根斯坦利、高盛、美林等全球著名的投资银行。更让我看到了浩瀚的资本市场、看到了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尚未被开垦的资本处女地所处的市场地位与吸引力，以至于我经常会激动地离开会场，走到外面操起电话就给老范讲述半天，当场就将我学到的一些华尔街的名词向老范炫耀。什么“存托凭证”啦、什么“144A法”啦、什么“拉格斯—斯蒂格尔法案”啦，仿佛我已经置身于无比宽广的资本市场大海之中，我看到了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巨大潜力，看到了属于中国走向资本之旅的光辉前程，我看到了走向全球资本市场后的中国，阳光灿烂、雄伟壮观。

我决意要从事这个职业。我要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从旧的体制走向新的体制；帮助中国企业走向资本市场获得迅速发展的机会。只有将中国的一个又一个企业进行改制、进行重组，中国的经济躯体就会完成细胞的再造，中国的经济躯体才会有新的血液、新的营养，才会更加强大。企业强大了，市场才会有活力、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会进步。反过来理解，也发现中国应当有更多的中华、海问、标准这样的公司，也应该有更多的王波明、章知方、刘纪鹏、高西庆、孙效良这样一批先驱。那时候，虽然也见过管金生、阚治东等国内证券公司负责人，感觉当时证券公司刚成立，业务也比较单一，离真正的投资银行还有很远的距离，尤其是当时看了高盛、美林等全球投资银行巨头的一些文案、报告之后，觉得我们的差距太大了，有些遥不可及。企业改制、公司上市还仅仅是投资银行的部分业务，能从事这些业务的专业人士也十分稀少，这个领域太需要人了。而高级投资银行家的成长、诞生除了知识、聪明、智慧还需要多年的积累。一个投资银行家阶层和一个投资银行家文化的形成即使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也还没有真正形成。记得我组建的顺丰北京办事处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办事员，仅仅因为是英语专业毕业的，和我一起参加过几次国际证券论坛，竟被JP摩根挖去了，没有任何投资银行专业背景和技术训练的员工，摇身一变成了国际大投行的一员，工资比我高很多倍，出门必坐头等舱，住五星级宾馆，实在有些羡煞人。也看出来当年国际投行进入中国最大的困难同样是缺乏既懂语言又懂投行还懂中国的特殊人才。

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希望将顺丰打造为一个纯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高盛一样的投资银行，感觉老范会同意，会完全支持我。让顺丰以摩根、美林、高盛为目标，这也符合老范喜欢玩资本的性格与优势。玩过了资本市场的人回过头再让老范去搞出租车、搞房地产、搞更多纯粹的实业，是不太可能的。但怎样纯粹致力于资本市场其实我也不懂，老范也不懂。因而，老范对我的这些想法根本就不接招。现在才明白，老范还是属于资本市场中的交易型高手，而我更倾向于投资加服务。所以他对我要组建的服务型投资银行毫无兴趣，而我天生就不是交易型人才。

我找了南方证券，他们同意和顺丰合作，共同成立一家投资咨询公司，与南方证券共同开发客户资源，由咨询公司进行改制，改制完成后由南方证券将其作为客户，申请股票上市。由于我们和南方证券有合作基础，南方证券作为刚刚成立的中国三大证券公司之一，业务刚刚起步，也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

谁知刚刚开始筹备，南方证券突然将其海南公司负责人王巍从海南调到北京，担任副总裁，我和王巍并不熟悉，而王巍听说这件事后把这一合作机会揽了过去，让他的沈阳朋友合作成立了北京联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积极性，继续寻找合适的机会。

1993年下半年，我经过一些准备，第一次正式向范日旭提出创办一个投资银行公司的报告。写这类报告是我的专长，洋洋洒洒的报告以可行性方案的形式提出来。我的想法是：中国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发展资本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处在初创阶段，必定有一个高速度、大规模发展的机会出现；顺丰公司经过最近两年的实践，尝到了资本市场给公司发展带来的甜头，也积累了参与资本市场的经验和汇聚了相关的人才；从国际资本市场发展几百年的经验来看，资本市场的主要主体由企业、产业、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资本市场、金融人才等构成，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一定会培育一批参与资本市场的机构出来，顺丰完全有机会成为最早的、最成功的参与者之一。以顺丰为主，成立一个以咨询公司为名义的投资咨询机构，可以利用顺丰的经验和资金优势，在全球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前，获得发展的机会。总之，我是非常激动地写完这个方案，同时，我也向他表明，我愿意将所有精力用于这个公司，投身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事业。

老范看完后，他当然也很高兴，也表示会坚决支持。但他内心是怎么想，我肯定不知道，但我清楚的是，他一定不会像我这么激动，当然他也不会投多少资金。他会一个阶段用一个阶段的人，过去对他很重要的人只是过去，他不愿意纠缠历史负担。因为一旦用过去的人，他不可能解决历史利益，一旦用历史上贡献大的人，利益上解决不了。用新人，既能让新人非常卖力，而且会和他一起去排斥老人；用新人还不知道他的过去和隐秘，让你始终对老板有一种神秘感，下属对老板的底细知道得越少越好，知道得太多危险也太大。没准哪一天冒出来一个“愤青”式的下属，拿着一叠平时精心准备的“黑材料”到老板的面前说：“你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把这些东西交给公安机关。”这种“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整人逻辑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早期频频发生，弄得老板们哭笑不得。这种事情对老范来说，他是更加小心的。在当年的经济环境中，政策变数，法律变数非常大，尤其在海南，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不可以干总是说不清楚。而范日旭从来就是喜欢不按常理出牌，有无穷多的想法，有无穷多的创意，用正常的眼光来看，老范的秘密实在太多了，要想为难老范，知情的人、每天跟着老范的人别说每天都可以去举报，至少每个月去举报一次范日旭也不会嫌多。(www.xing528.com)

我的筹备是高起点的。首先是找股东，顺丰是投资者，但不能仅仅是顺丰自己一个股东去投资，我也不希望只有一个股东，我希望找强势股东参与，使这家公司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要让老范的随意性来影响到公司的正常经营。同时，独立的业务单元也不希望成为顺丰名义上的独立公司，如果这样，还不如不干。所以，要想有独立性，必须有强势的外部股东和外部力量参与。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孙梅。孙梅是我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认识的一位北京美女。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可以表达她的全部。典型的直爽型北京女孩，认识很多大人物，帮了我很多忙，从不要任何回报。

我到北京找到了孙梅，把我想要创办一个投资银行类型的公司的想法告诉了她。她表示非常赞同，她告诉我：“你这样长期待在顺丰是浪费。老范就是一个商人，你在顺丰长期下去没前途，你要创办这样的公司我一定帮你。”我说：“创办这样的公司除了专业能力是不够的，需要好的股东背景、需要社会资源。”我希望和她一起创办这个公司。那个时候我只知道孙梅的先生在中南海给领导当秘书，她既是好女儿、好太太、好妈妈、好媳妇，还是非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她在哪儿工作我并不知情，但好像什么人她都认识。她帮我推荐了两个重要股东。一个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研究会，会长是高尚全。大名鼎鼎的高尚全是著名经济学家，在老一代官员兼学者的主流经济学家里，他是一个积极的改革派。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支持迟福林创办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并出任院长。他是后来中共“十五大”报告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写了进去，提出将要素作为财产参与投资与分配。随后推进了中国新一轮大规模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企业公司化改制。

有这样的机构和这么有分量的领导来做股东，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自然，他们不会出资了，他们的名声和资源，对一个小型投资银行来讲，比钱更重要。此外，孙梅又帮我找了另一个很有分量的股东，那就是中国工商企业咨询服务中心。这个机构是国家工商总局的直属事业单位，进行企业化管理，帮助别人办公司，收咨询费。这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现象，后来这些由部委办的公司、事业法人在朱镕基任总理的时代，逐渐全部与部委脱钩或者改制或者撤销了。代表工商企业咨询服务中心出任董事的是张大辉，他们真金白银地出了二十万元人民币，占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但当时为了虚荣，表明这个公司有实力，注册资金二千万元人民币。由于有特殊的股东背景，公司注册于国家工商总局，并且起了一个不容易批准的公司名字：现代国际企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宫成喜。相信今天金融界已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了。他曾经是国家财政部的一位司长，后来组建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出任总经理。认识他的时候，他刚从总经理职务上退下来，这位老人非常平易近人，十分愿意帮助年轻人，我到他家里拜访，请他当董事长，他毫不犹豫，满口答应。本来，我要邀请出任董事长的第一人选是萧灼基。这也许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当时我征求老范对人事的意见，老范还是很认真地给我说：“总经理就你当了，董事长一定要找个有分量的人。”我心目中的人选有高尚全，刚退下来的人民银行副行长白文庆，还有就是宫成喜和萧灼基。高尚全对商业没兴趣，他愿意帮助、支持我们，但不希望担任什么职务，但我从心里把他当董事长，什么大事我都听他的意见，或通过孙梅转达。

我去萧灼基家里去拜访，萧老师欣然答允。在股份制改革和发展资本市场方面，萧教授和厉以宁教授在中国是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我代表顺丰工作时和萧教授有不少交往，每次他去海南，我都请他去顺丰，他也答应担任顺丰的顾问，非常热心。听说我们要在北京找项目，他忙前忙后地帮我们联系，忙不过来，还让他老伴儿帮我们跑。萧灼基老师答应出任我的董事长，结果让我有些失望的是高尚全不同意。至于什么原因，高主任也没说，我当然也不好问。

这么小的公司，竟然可以请那么大的人物做董事长，也说明投资银行在当时是新生事物。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投资银行业务，但咨询业，也是新兴的产业、时髦的产业。尤其是当时我在刘纪鹏办公室的茶几上，看到他贴出了一张纸条，上写：在此办公室提供咨询，每小时二百元人民币。这么牛的职业，多令人敬仰。

今天来看，当年我们把这类公司称之为咨询公司的，在证券市场刚起步时，起了不小的作用。主要工作就是利用所掌握的股份制、相关法律、财务会计、企业改制、公司上市的相关知识，为国内国有、民营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慢慢发展到提供私募、并购，有的提供证券市场股票投资咨询，再后来增加管理咨询业务内容。总体来看，五花八门，其实都是早期投资银行雏形。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审批制、准入制形成了特殊的门槛，这类机构几乎没有成长为高盛、摩根这样的投资银行，依然是一支分散的但专业水平并不低的力量。他们的机会有赖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刻变革，光靠资本规模，控制证券公司准入门槛的管理体制，难以诞生真正的走向国际的投资银行。和香港、华尔街比起来，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巨大缺陷，中国的证券公司首先是要有很大的资本额，但即使有投资能力，证监会也不会批准，近来特许批准设立的几家证券公司都是国有控股。民营控股的证券公司只有那么几家。从业务上看，中国证券公司二十多年来还是主要靠天吃饭，靠特许权吃饭。在一个主要依靠经验丰富的投资银行家的行业里，中国依然是国有控股，资本为大是不可能诞生中国的高盛、中国的美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