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香港金融中心的别样世界

去香港，在1997年前就等于是跨出国门，十分让人心动。回想起1984年，电大中文系的毕业实习，实际上是一次游山玩水。那次，我们一帮同学斗胆地从上海乘海轮到广州。进珠江口时天还没亮，我们盼着能够远望香港那个花花世界，早上四点多钟就不睡了，趴在船舷，远远眺望香港不夜城的灯火阑珊，而珠江口，却是黑灯瞎火一片。心里无比感慨，天地之间一样遥远。怎么也没想到，十年之后我也能登上当年心中的天堂了。

我在北京会上结识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吕镇冰先生派了他的助手来香港机场接了我们。在香港两三天，我和老范大开眼界。吕镇冰带我们见识了整个香港资本市场，将我几个月前在北京学的东西进一步深入化、感性化、实物化。我悉心地观察和体验着这个世界著名金融中心的一切。走在中环交易广场一带，满眼望去，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全部着深色西装的人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吕镇冰告诉我，这就是香港金融中心，几乎所有和金融相关的机构都在这里，几乎所有穿深色西装的人，都是金融从业者或与金融相关的人。这么大一个中国大陆，怎么就不如这么小的一个香港呢？中国大陆除了银行之外，怎么就没有那么多搞金融的人呢？中国大陆什么时候能够发展到香港这样的水平呀？这是我第一次对金融业产生了极高的兴趣。

当时在一家外资投资银行获多利投资公司，见到一位年轻的高级经理，毕业于英国剑桥的云南小伙子，人称王先先。几年后，他迅速成长，在后来的IT界成为风云人物。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全球科技泡沫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很快成为李嘉诚旗下的IT舰队TOM集团的CEO，当时由于IT热，全球很多投资银行家都扔掉投行光环，投身IT业，最后泡沫破灭，许多投资银行家牺牲在被太阳烤成焦土的沙漠上。泡沫是投资银行家们吹起来的，最后自己也成了牺牲品。当然，也有很多吹泡沫者躲过去了，也可能在后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死掉了。金融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有生有死，生生死死其实是常态。这一轮的英雄可能就是下一轮的炮灰。因为早年见过，也比较关注王先先的命运。出道于香港，红火于IT泡沫，当年他恨不得将全中国的广告公司全部收购干净。烟消云散之后，王先先去了TPG，美国著名的私募股权基金，当了一名GP（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作为云南人，他倒是很热爱云南，在云南做了不少项目。以他的年龄，正是好时机，但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还会成为风口浪尖的人物。

香港之行，印象深刻的是吕镇冰师傅的像走马灯一样的安排，参观考察香港联交所、参观律师楼、商人银行、走访安永各大合伙人，让我对资本、资本市场，尤其是国际资本市场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密密麻麻的高楼，里面挤着满满的人？而这些人和我所熟悉的中国大陆人比起来，更像是机器人、外星人。每个人表情木讷，没多少喜怒哀乐，十分神秘、守口如瓶，说什么事总有羁绊，晚上十点前几乎都不下班。一个从天津来的女孩，从世界名牌大学毕业后到了香港，供职于某金融机构，从事连接股票的衍生金融产品交易。她告诉我，工作两年了，几乎每天晚上十点后才会下班。

那几天几乎每天都去和记大厦。在大厦里，安永就占了两层。吕镇冰告诉我，安永在香港有二千多名员工，这里只是一部分。那个时候大陆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也不过几十人而已。

吕镇冰是香港安永的元老，他进安永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工作了二十多年。进安永时，香港安永不过二十来人，和他同时代的，只剩下几人了。他早已不参与项目的审计工作，主要是通过大型的资产重组、并购的对应安排来获得客户机会。实际上他早已是香港本土经验非常丰富的投资银行家了，只是扮演着会计师的角色。不能不说，吕镇冰丰富的经验，高水平的重组技巧，对我进入投资银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十多年之后，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重组并购之后，也有了上千人的团队。

弹丸之地的香港，能够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虽然在回归后得益于中国大陆巨大的经济总量支撑，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一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符合金融逻辑的现代金融服务系统，这个金融服务系统的核心，一方面是长期的低税策略吸引了大量的交易机会，通过交易机会形成了密集的资本，各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在这个自由市场里应运而生，从而又培养出一大批现代金融服务人才；另一方面，在当年的大英帝国帮助下，为香港设计了一套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环境，给香港金融业发展创造了良机。香港之行让我对金融有了全新的深刻的认识。在国内，金融几乎就是银行的代名词，而在香港，银行仿佛不是金融的一部分，香港两个字就是金融的全部。香港金融的核心是香港联交所，来自香港本地与全亚洲甚至全球的股票在这里成为主要交易品种，从公司IPO到上市后的持续融资、合并收购都在联交所进行。此外，与股票相关的货币、债券、基金、衍生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工具与金融产品以及相关的律师、会计师、商人银行（投资银行）、机构投资者、共同投资基金等机构与个人构成了连接全球的巨大金融生态。即使到今天，我们虽然建立了深圳、上海两个证券市场，也建设了上海这样一个中国金融中心，形成了巨大的金融资产，但以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水平来衡量，大陆与香港还差得很远。

工作之外，一到晚上，老范依然精力旺盛，拉着我在每一条被霓虹灯箱照得通红的喧嚣的大街小巷里转来转去。老范也把我隆重地武装了起来。我们一起定制了高级衬衣、西服，他又为我买了投资银行家人手一只的高级密码皮箱。更搞笑的是，老范到皮具定制铺，一位态度十分和蔼的老皮匠师傅接待了我们。老范提出：“师傅，我身材不高，想定制一双高跟皮鞋。但男的吧，穿高跟鞋会惹人嘲笑，不男不女的。为了让别人觉得我长高了，能不能把高跟做在里面，又不让人看出我穿了高跟鞋呢？”

老范太有创意了。老师傅有些愕然，操着不太流利的国语说：“我搞了几十年的皮鞋了，没听说有这样做的，不过你一定要这样做呢，我愿意帮你做一双。做得不好你不要怪我，顾客是老板嘛。”没多久，皮鞋从香港寄到了海口，做得非常好，公司的同事突然发现老范长高了。我们在服装定制铺定制西装，第一次领会了什么叫量身定做，裁缝师傅做好后还要试穿，我们没时间到店里来试穿，师傅可以如约到酒店来为我们服务，最后做好还委托他们将全部服装寄至海口。这就是服务，无微不至的服务。香港的繁荣核心就是服务。这也是香港金融业繁荣的奥秘。(www.xing528.com)

除了香港，后来又去了澳门。到澳门不去赌等于没到过澳门。葡京酒店是澳门地标、澳门的象征。赌场的一切，过去还只是在文艺作品中的感受，这次身临其境。第一次进到这个熙熙攘攘的环境，当然十分紧张，气都不敢多出。如果不是跟着老范，我一个人真不敢进来。不是因为钱多钱少，而是觉得赌场里每一个人不一样的表情和神色。仿佛这个世界的所有秘密都写在赌场里每个赌客的脸上。气场太强，巨大的压迫感让我感到自己只是一粒灰尘而已。整整一个星期时间，把香港、澳门该看的都看了，该玩儿的都玩儿了，街也逛了，更重要的是，系统地参观学习了香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方方面面。

和老范也免不了有许多讨论。来香港本来没什么目的，顺丰也不可能来香港上市，主要是因为有吕镇冰的用心安排，我们是来学习的。以老范之能，他自然明白了香港的奥妙，也看到了我对香港这块肥沃的金融土地的敬畏与崇拜之心。老范说：“我们一定要找机会进入香港，你过一段时间来学习半年，积累经验。”老范说的，永远不要当真，回去就忘了。其实我很清楚，他的天地不在这里，在这里他找不到落脚之地。中国大陆才是他游龙戏凤之地，才是他冲锋陷阵的战场。那里的每一寸土壤，他都能嗅出味道来。

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英国人近百年的苦心经营，浓缩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内容。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的特殊性使香港更增添了神秘色彩。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制度和文化，来自全世界的各种人群汇聚在这么小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别样的奇观。这是“共和国有限公司”体系中最复杂的“非控股”子公司。我后来总结过一句话：大陆和香港的地理距离仅隔一个罗湖桥，但其间的制度距离却相差千山万水。虽然国内的金融宏观调控风声很紧，朱总理掀起的让各银行必须将超贷的资金收回来，达不到指标行长就地免职的风暴让人胆战心惊，据说当年多个行长因此下课。但在国际上，却出现了中国投资热。

在我参加香港联交所和中国国家体改委举办的中国大陆公司到香港上市研讨会后，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很快显现出来，中国开创了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先河。青岛啤酒、北京人民印刷厂、重庆庆铃汽车、广州造船厂、马鞍山钢铁公司等九家企业登陆香港，在香港发行股票，称之为“H股”。随后，又有一批企业走得更远，竟到了美国华尔街发行股票。一股中国概念热从此掀起。尤其是在香港，不仅H股受到热捧，凡是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一旦宣布有公司业务涉及中国大陆市场，这只股票必涨无疑。红色中国的股票以及涉及红色中国的股票在香港，后来在华尔街，在伦敦都掀起了一股红色波浪。于是，香港媒体发明了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词，叫“红筹股”。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到底如何看待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证券市场，我没有对他们的主流价值观研究过、思考过。早期，他们以为：中国搞股份制，建资本市场，是中国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西式宪政民主的信号。但多年后，又发现中国借了资本主义的“皮”，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本质上长出了很另类的“毛”。他们当然不可理解了，也当然不会用他们的颜色观来看中国的资本市场了。所以，“红筹股”这个概念，既可以表达红色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搞的资本市场，本质上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想搞颜色革命是没有机会的，也表达了西方世界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冷讽与无可奈何。

二十多年过去了，“红筹股”依然红着，看来没有变“蓝”的意思，甚至在全球一片惨蓝之时，这里依然独“红”。更有甚者，上海将要设立“国际板”，想将人家的“蓝”拿到我们这里来染“红”。今天的“红筹”概念和1993年的“红筹股”已经不一样了，今天的“红筹”，专指中国境内的实际控制人，通过设立于BVI的公司，将国内的资产注入进去，成为外资控股的资产结构，称之为“红筹结构”。1996年，以梁伯韬为首的香港本地投资银行百富勤，第一次将上海设立于香港的窗口公司作为壳公司，将上海的一些国有资产注入窗口公司，成立上海实业，突破了“H”股的局限，使设立于BVI的公司成功地将内地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创新了内地企业在海外上市的新模式，非常有利于融资与股票交易，也有利于监管。随后，百富勤如法炮制了“北京控股”“天津发展”等上市企业，创造了百富勤神话，也让梁伯韬成为“红筹股”之父。随着时间的过去，加之在北京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慢慢地也有一些专业书籍开始出版，我对证券市场的认识、理解更深入了，也学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渐渐明白了庞大的资本市场是由庞大的投资银行家队伍来推动的，这些几乎控制着地球周转速度的神秘面孔让人好奇、让人憧憬。我相信会出现中国的华尔街、中国的金融城、中国的投资银行群体。

我一下子觉得大彻大悟，即将全面开放的中国资本市场竟然是全世界最大的、也几乎是最后的资本市场处女地，我竟然在有生之年稀里糊涂地被命运卷到这一历史性机会里来了，我倍感幸运、激动万分。

总的来说，发端于股份制改革的中国资本市场在1992年到1994年的两年时间里发展非常迅速，为后来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殊性，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资本市场进入中国时，中国并没有完全吸收资本市场的完整制度，用中国最常用的说法是，没有照搬照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但其间，发展二十多年来也没有去更多地触动一些敏感的、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不从深层次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证券市场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核心问题：第一，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与监管的独立性；第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市场化问题；第三，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将在后面的内容中进一步予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