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子公司的多重发展版本

对于“子公司”的重组、改革和发展，这些年国内有许多种版本。早期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似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随着“共和国有限公司”发展到不同阶段，“子公司”的设立、发展、又有许多新的模式。在这一节，将我的一些参与和观察记录下来，很值得思考。

浦东开发与开放是四个小特区加海南一个大特区之后的另一个亮点。区域从珠三角移到了长三角。方式类似四个小特区，都是在省级单位下设立一个副省级特别区域，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了浦东开发的高潮。几座大桥、几条隧道、一个机场，空间规划、产业布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金桥开发区等几个不同产业功能开发区以及大量基础设施、道路交通建设，二十年时间，浦东GDP从二十年前的一百六十四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六千亿元。二十年前“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观念早已被扭转。无疑，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功“重组”故事。如果，浦东没有“母公司”的特别支持，依然是上海市若干区里的普普通通一个区，依然归上海市直接管理，浦东的区域价值不可能被发掘出来。

再后来有西部大开发，思路由一个“子公司”扩展到一群“子公司”；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中部崛起与此相似。但一个又一个重复下去失去了特色，仿佛是要给各地找平衡。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有一个个案不得不提，那就是重庆。

最近三年的重庆可谓热闹非凡，成为全国最令人瞩目的地方。作为“共和国有限公司”最年轻的直属“子公司”，重庆于1997年才从当年中国最大的“子公司”四川省分拆出来，成为第四个中央直辖市。虽然很多人至今还很习惯于将重庆称之为“四川重庆”，但直辖十多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能不说这是继浦东开发之后，又一个通过“重组”而成功的经典案例。

重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不仅因为她是我的故乡。

不说太远，近现代的重庆最引人关注的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成了中国的战时首都，同时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中国共产党南方局所在地，这期间也奠定了重庆在中国西部的政治、经济、工业中心的地位。

解放后，重庆成为西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是当年中央西南局的首府。随着西南局撤销，重庆由中央直管划归四川省直管，四川省定省会于成都，重庆渐渐落伍。到1997年成为直辖市前，重庆总的投入与产出严重不足。产业也严重退化，综合性装备制造基地的优势也渐渐失去，城市建设严重滞后，住房拥挤、交通落后，被称之为中国最大的“县城”。

中央直管十五年来，重庆的GDP由直辖前的一千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一万零十一亿元人民币，增长了七倍多。重庆直辖后的变化，一方面来自中央政府的扶持，另一方面源于地方所增加的自主性、独立性。如果还归四川省管，四川省的财政支出被各地市一平均，四川对重庆的财政投入完全满足不了重庆发展的巨大需求。

十多年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主城及各区县交通状况，通过城乡统筹重组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关系，让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放弃他们已经闲置多年的土地，成为他们已拥有多年的城市空间的主人；盘活存量土地资源，重组国有资产打造大型国有企业；引进龙头企业打造全新产业链格局；大胆对外投资支持农业、企业到海外买地种庄稼；在全国率先提出缩小贫富差距的量化指标等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内在结构重组，充分发挥了一个“子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在大的理念与战略与“母公司”保持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将“子公司”的创新性、自主性、鲜明的个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打破了“母子公司”因循守旧的传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母子公司”模式，值得全国各地参考。

2010年5月7日，国务院批准重庆设立两江新区，成为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之后的第三个副省级开发区。“两江新区”在重组方案上又有一些新的探索，它不像浦东、滨海，整个行政区划归新区管委会，两江新区行政上是两张皮。新区为副省级归市政府直管，同样，新区辖内的渝北区、江北区、北碚区一部分在行政上依然归市政府管，两江新区更多功能是经济功能，组织城市的产业规划、招商引资、投资融资、产业集聚，带动形成重庆及周边地区的新的增长点。这种重组方案有其优点，首先是可以打破渝北、江北这两个同质化地区的相互重复性竞争，使资源能有效利用；可以突破区域性限制，进行产业链、供应链的有效布局，等等。

虽然重庆的“重组”结果还有待持续检验，而它本身的改革重组战略也还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持续，保持它的连续性。但完全可以看到中央对一个区域的重组妙计给一个地区经济、政治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

沿海经济特区、浦东开发、重庆直辖的重组特色是将过去纵向集中的管理模式，改革为“子公司”增加的扁平化管理模式。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说一下关于中国的行政区划。现在的行政区划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之后增加了一些不触动行政管理范围的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地区、经济开发区等按经济规律来组织的区域资源重组行为。将过去纵向的管理层次由中央、省、（市）直辖、地区、县区、乡镇也进行了重组。有的地方形成省直管县，有的地方还是市管县。既有三级财政也有四级财政。虽不能简单等同于公司，但行政区划的合理性在市场经济搞了三十多年后，学习借鉴全球跨国公司集团化组织结构，进行一些改革与重组还是很有意义的。跨国集团公司的战略一般来说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业务战略；二是区域战略。业务是战略目标，区域是实现的方式。作为“共和国有限公司”，业务战略目标是GDP，由农业、工业、服务业构成。如何以资源特点、产业特点打破传统的自然地理特点、民族特点、历史惯性对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一些重组，类似于剥离海南、剥离重庆形成一些扁平化的组织平台，同时建立区域总部代表中央进行直管，不要让所有行政资源集中于北京，造成自然条件难以承载、交通无法组织、环境难以改善、人才大量闲置、竞争十分激烈的状况，实在难以将首都称之为可持续发展城市。(www.xing528.com)

不进行这样的重组，中国会有更多的“子公司”想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化金融中心”等等不切实际的梦想。

重庆直辖的成功，和当年的经济特区不同。当年是自上而下给了很多特权与政策。重庆既是当年的计划单列城市，又早在十年前成为中央直辖市，而这次并不是来自自上而下的特殊要求，而是来自于自身的内在发力，一跃成为令全国瞩目的发展高地，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且不仅仅是经济，在整个社会领域都进行了大范围的深度重组，完全可以为海南这样的有条件的“子公司”提供全面的经验。

海南靠什么？首先还是有胆识、懂经济、有魄力、有理想的领导。以海南的条件，我们也大可不必再去搞“小政府大社会”；也不必再去营造“封岛”，制造过时的概念，也不需要政府再给什么优惠政策，只需要一个团结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以及大规模地吸引海内外在旅游、农业、生物等方面的优秀人才去居住、去创业；真正改变海南各级地方干部的知识专业人才结构，不要让这些人都被浪费，搞好海南这样的“子公司”应当是比较容易的。当然，对于“母公司”来说，制定一个符合海南的发展战略和与之相符的考核体系比什么都重要。

“母子公司”管理体系可以成为中国建立中央和地方关系非常重要的借鉴。中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基本格局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后有许多变革与调整，但总体来说，如何按高效的市场经济要求来重组中央和地方关系，力度还远远不够，甚至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因为关系不顺而产生的问题。虽不能简单地将中央和地方关系理解为“母子公司”关系，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远比“母子公司”关系要复杂得多，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人事关系，还有社会、军事、政治、文化、外交等太多因素。但是，既然经济建设是一个国家的中心，既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的许多规律，不被一个国家的管理体制接受和融合，这个国家就会离市场经济很远，也很难驾驭这个国家的经济。应当说国内各地区已经有不少创意，“子公司”之间，“子公司”内部之间都有了不少突破过去的分割体制。如成都和重庆之间的成渝经济区，湖南省的长、株、潭一体化，辽宁省的“五点一线”等，但很显然，这种创意还是太少。例如，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北方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但这一地区涉及山东、河北、天津、辽宁，这些省市如何利用环渤海的条件，真正打造出一个由几个“子公司”共同合作建立的内在的“环渤海经济圈”避免重复建设，产业合理分工，资源相互共享，应该不是难事。以北京、天津为例，京津地区一直有“瑜亮”情节，而两地之间在高速铁路连接下，时空距离已缩短至半小时了，但京津关系在我这个重庆人眼里，远不如成渝关系来得那么自如。

北京是一个最特别的“子公司”，它既是“共和国有限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同时又是一个独立的“子公司”，它既得益于“总部基地”带来的巨大资源，又在“总部首长”眼皮子底下小心翼翼地谨慎从事，缺乏北京以外“子公司”的自主性与灵活性。我们一方面在打造上海这样一个传统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类似美国的纽约与华盛顿，同时由于“母公司”的高度控制力，让绝大多数中国字头的金融机构总部又落户北京，设立北京金融街，导致大量金融资源富集北京，而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有些名不副实。为什么不可以把包括人民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监管机构、所有中央及金融总部放到上海呢？我相信如果这样的话，不仅带来金融业更高的效率，降低成本，还可以给北京减轻很大的压力。这样的关系在中国还有好多类似的地区，例如沈阳和大连的关系、济南和青岛的关系、广州和深圳的关系、厦门和福州的关系，都可以研究怎样重组、怎样重新配置中央和省市经济政治资源，来最有效地发展区域经济。

北京的发展与管理越来越引起人民的不满。鉴于北京的特殊定位与几百年的都市格局，早已形成了以我为尊的规划建设城市格局，北京几乎就只能以天安门为中心，沿东南西北像天津小吃“煎饼果子”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摊。城市交通只能一环又一环地往外延伸。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资源集于一地，而中国又是一个世界大国，首都的整个城市负担成为全世界之最。空气污染、航班延误、交通拥堵、供水紧张、环境治理、垃圾处理等等一系列的城市病，使这个曾经有着无数个溢美之词的城市，逐渐失去了魅力。而就在距北京一百多公里的天津滨海新区，同样作为国务院的试验区，近万亿的基础投资已经完成，但到处却空空荡荡，买来的土地不敢盖，盖好的房子不好卖。试想一下，如果国务院来一个重大重组，老话重提，实施京津一体化，沿北京至滨海新区建设一条创新城市走廊，将国家部委等大量行政机构沿京津走廊布局，不仅可以大大缓解北京的城市压力，还北京一个晴朗的天空、畅通的城市、宜居的环境，而且可以带动整个滨海新区的发展，提升城市价值，天津也将会得到整体发展。仅这一项，至少可以带动上万亿的投资并创造上万亿的土地价值。北京、天津两地的有效资源配置与整合，也将大大提高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丰富两地产业，创造出全球最大的城市综合效应。

我在2011年的年底考察了宁夏的宁东能源基地，这个“共和国有限公司”人口最少的“子公司”，发现了巨大的煤炭资源，与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构成西北煤炭金三角。宁东已投入二千多亿建设能源基地，同时还将利用水资源的相对优势，建设煤化工和精细化工基地。这么浩大与复杂的产业规划与投入，仅由一个自身面积这么小，自我消化吸收能力完全不够，既缺乏精细化工下游产业又缺乏精细化工人才技术的“子公司”能完成吗？即使完成基本建设，又能达到规划的产业组织水平吗？显然，需要组织中央资源，需要协调远在东部的若干“子公司”，需要组织许许多多精细化工生产加工企业。但实际上全部工作完全是宁东能源基地自己在组织全部资源在执行，这就是行政体制造成的尴尬。

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被称之为呼、包、鄂走廊。西部大开发以及中国制造对资源的需求使内蒙古这样一个过去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成为中国重要的资源富集区。煤炭、钢铁、稀土的大规模开发生产使这些地区快速发展起来。尤其是鄂尔多斯，更是成为草原上的明珠，号称“人均GDP超越香港”，令人羡慕。但是这种缺乏整体产业、城市、行政规划的爆发式增长埋下了许多祸患。按道理，呼和浩特作为自治区首府，是自治区政治、文化、行政中心，定位清晰。包头作为当年“走西口”重要的商贸集散地、水旱码头，黄河自西而东流经，又有丰富的水资源，是我国北方重要综合工业城市，已经有百年的历史。而往西的鄂尔多斯，除了丰富的煤炭资源外，并不具备建设一座大型现代化城市的综合条件，煤炭不能就地消化，产品不具备往产业链下游进行深度加工的条件，产品附加值难以就地提升，难以在当地形成综合性配套产业。在这样的条件下，鄂尔多斯的城市定位就不应建成一座综合城市与包头同属地级市，应当建成归包头市管辖的一个能源经济区，其城市的功能应该与仅仅几十公里外的包头融为一体。如果这样，缺煤的包头可以充分利用鄂尔多斯的煤炭资源，其综合工业能力与丰富的水资源可以让鄂尔多斯的煤炭资源在包头获得深加工，形成庞大的煤化工基地，大大提升煤炭的综合开发利用率。在鄂尔多斯从事能源产业的人群可以在包头主城西部往西延伸城市功能，使资源的开采、加工与城市建设发展，现代产业分工进行合理的功能划分。这样，就可以避免今天鄂尔多斯产业单一现象，避免康巴什现象的发生。不至于像今天一样，将整个鄂尔多斯地下珍贵的化石能源，挖掘出来变成地上干巴巴的水泥森林。

在中国，市场经济几十年来最失败的城市建设与发展典型案例当属昆明。这几乎是一个非常极端，甚至让人极度心痛的城市。

想到昆明，就想到一个词，东方的日内瓦。曾经的昆明，每一个主题词都是唯美的，让人神往的。四季如春、文化名城、西山龙门、滇池山色、睡美人、鲜花常开、大观楼长联、过桥米线，等等。如今，一想到昆明，就和污染的滇池、堵车的道路、无序的建筑、混乱的秩序、拥挤的城中村、永远没建完的工地联想到一起。1976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让我羡慕不已，流连忘返；1990年，我又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一年，让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这二十多年来，除了1999年昆明世博会外，昆明这座最有可能建成世界级旅游、度假、观光、休闲圣地的城市，被建成了中国最差的省会城市之一。如果说，直辖前的重庆像一座“大县城”的话，这十多年，重庆把这顶帽子扔给了最不该戴这帽子的昆明。产业定位、空间定位、经济定位、功能定位、文化定位在昆明几乎都找不到了。它仅仅是我们每次进出云南，转机到腾冲、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地的口岸而已，而几乎所有游客都会抱怨，为什么不从北京、上海、广州直通这些地方？更让人不得其解的是坐飞机去大理，一定会在昆明住一晚，就是不能当天到达。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对昆明进行估值的话，近二十年，对昆明的投资，不仅没有升值，反而被减值。如果进行了正确的、科学的城市规划，把昆明建成瑞士日内瓦那样的国际化度假、休闲、观光的城市，昆明不仅不会花出去那么多钱，而且，其城市价值会至少比现在多出来一万亿以上。

城市化进程不仅仅在进，有时候在大踏步倒退。与其迎来的是这样的退，还不如不要当初的进。对于国家体制，我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中国行政体制在纵向上用什么模式，我只是从感性的角度进行一些初级的思考。当年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后来的独立国家联合体都没最终走下去，成了各自独立的国家；美国几十个州，统一为“合众国”，主权独立的情况下，各州有统有分是不是也值得中国借鉴？中国也到了对这个层面进行改革、重组的时候了。过去十年，局限于各个省市范围内的一些局部性“重组”，范围不够大，程度也不够深。下一个十年，不仅国家、中央层面要进一步推进大部制改革，突出中央宏观经济掌控能力的同时减少对经济的微观干预与参与，加大社会监督管理力度，维护好社会稳定与经济秩序，而且更要对“子公司”加大重组力度。不仅是子公司内部“资产”“业务”重组要继续推进，而且更要加强符合市场规律的重组行为，更要加大“母公司”与“子公司”的重组整合力度，更要加大“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甚至是多个“子公司”之间的重组整合力度。宁夏是不是可以和甘肃合并？京津是否可以探讨一体化？所有中国字头的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是否都应当搬去浦东？西南、西北、东北、珠三角、长三角、中部各省是不是都应当有一个区域性统筹协调机制，形成区域性经济与资源配置中心，以综合利用资源、减少浪费、减少重复建设？

到底是哪一种行政体制最优越，最符合中国的国情，最符合人民的选择与愿望？我相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将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出全世界最精彩的国家模式出来，将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进行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