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帷幕：海南热的真正起点

近三十年来，海南经历了四次较大的折腾。

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广东、福建为代表的沿海省份，最早拉开了开放的帷幕。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四个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经济特区，赋予许多新政策，打开国门，探索对外开放的新路。这是封闭了多年的泱泱大国勇敢而谨慎的举动。全然不知，开放一些地方引进海外的产品、技术、资金会对刚刚大梦初醒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没有被列为经济特区的海南不甘等闲视之，同样冒出来大胆开放的念头。但是什么叫开放谁也不懂。有雷厉风行作风的，号称“雷大胆”的敢于吃开放螃蟹者，当时的广东省海南特别行政区区委书记雷宇，开创了海南开放的独特方式。他第一个发现，内地不可以干的事，可以在海南干，这就是“开放”。于是，利用外汇进口汽车超越指标限制，再倒手将汽车通过琼州海峡，卖向中国内地。在全国各地方还完全处于计划经济状态，还没弄清什么叫改革开放，还在澄清思想解放观念，与左倾保守思想斗争之时，雷宇就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这件事情毕竟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与认可，倒卖汽车实际上成了汽车合法走私行为。因倒汽车，让海南财政挣了第一桶金。后来，中央查了下来，将雷宇的工作，称之为“海南汽车事件”。给予处分了之。雷宇走了多时，海南人还在怀念他。甚至大家都认为，雷宇应该担任海南的第一任省长。

这次的事件发生较早，而且持续时间不长，而且主要集中于汽车这么一个耐用消费品身上，对海南造成的影响不算太大，很快就消失在人们对海南的记忆里。但这一次虽不算大的动静，却拉开了海南开发、几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地标的大幕，也从此重新奠定了海南的气场。她要向世人宣誓，海南再不是那个曾经的流放地，再不是那个带给官员霉运的地方，再不是那个曾经的海防前线，那个最高大楼只有三四层、几乎没有什么建设投资的地方。

这是地方政府以改革开放为借口向中央集权偷偷发起的一次挑战，三十年前的传统体制是很难触碰、也很难摇晃的。这场风波很快就结束了。海南也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

第二次海南热，可称之为海南热的真正起点。

1988年，中央决定成立海南省，并将海南作为经济特区来进行建设，给予经济特区的全部政策。

如果说1984年成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整个中国对中国经济改革到底能走多远，四个特区到底能建成什么样还不清楚的话，设立海南特区，让很多人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如果前四个特区还有什么局限的话，那么，当时的体制改革与设计者，就不希望将海南做成是前四个特区的重复、模仿，而希望是更大胆的开放与更大胆的制度创新。这像是一家巨大的集团公司先是在几个子公司旗下设立几个孙子公司，进行了一些创新业务试点之后，小型孙子公司已经不足以影响全局，集团公司已经不满足于小范围的业务试点，而是要把局部业务扩大到子公司层面。创造一个全新的子公司模式，从商业模式到团队组织，从公司治理到组织结构，从盈利模式到经营管理以及激励分配机制，都想在整个集团内部做个表率出来。如果成功，可以逐渐推广到其他子公司，整个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要是都进行了这样的重组、整合，集团整体也就可以在全新的子公司模式基础上，建立新的集团化管理模式，制定新的集团战略。如果这个子公司改制、重组没有成功，毕竟它在整个集团内部所占资产比例最小，公司人数也少、收入支出不大，也不会太多影响主营业务，不会动摇集团的根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当时的中央领导将海南以省为单位成立特区，应当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政策既出，所向披靡。海南建省，成立最大的经济特区，犹如一股巨大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所有的受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思潮影响的一代年青知识分子，无不群情激荡，都把海南当成了振兴中华、报效祖国、追求自由、实现理想的圣地。尤其是那些深感错过了闯荡深圳、珠海的人，也包括早前闯荡深圳、珠海等特区没有抓住机会的人。

那时，我已经偏安一隅，在大巴山扶贫，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恰逢过年回重庆，才有机会和当年的同学聚到一起，当时他们全都摩拳擦掌，热血沸腾，人人都在畅想着什么时候去海南、去了以后干什么。最早去的是作家王永贵，他到海南找到在《海南特区报》报社的工作后，因身体不适回到重庆治病，等病好后立即赴职。他回来传递的一句话十分有想象力。他说：“赶快去吧，那里的机会比人还多。”对于死气沉沉的重庆或者整个内地来说，就像是当年革命青年向往延安一样。

被理想和激情“忽悠”到海南后，才发现再多的机会，也没法面对更多的人。何况许多的机会还在编织之中、想象之中。

炎热的海口给突然涌来的十万人才最大的好处是昼夜温差不大，而且氧气极为充足，负氧离子很高。晚上随便在海边沙滩上一靠，不花一分钱一夜就过去了。十万人成天在混乱不堪的大街上逛来逛去，在每一幢可能有公司办公的楼里游荡。能找到工作的是极少数人。后来很多人又涌向海口附近，到琼海、兴隆等地，见什么活都去干。守鱼塘、养鸭子、打临活。只要能吃饱饭、有事干，不用再自己花钱就留下来，等待着机会。一个重庆老乡，娶了一个海南媳妇，当了上门女婿。说一口流利海南话，造了几条船，专门到中深海捕鱼。成天和渔民混在一起，连重庆话也说不利索，彻底被海南化了。

蹉跎了大半年之后，人才们开始分化了。有很少的人找到了工作，也有极为聪明的人在这期间开始了创业生涯。大量的人还每天到各专栏墙、在海南各报纸上看招聘信息，又拿着简历奔波在大街小巷找工作，一次又一次被拒。

同时，每天还在被各种媒体积极地影响着，增加着激情。当看见报纸宣布日本熊谷组要来投资洋浦、建设洋浦开发区时，许多人又不约而同地涌向洋浦。看到满布的仙人掌和无人荒滩之后，又失望而归。

熬不下去之后，大量的人又纷纷落魄地返回内地，更多的人选择了坚持。但是一年之后，“六四”风波彻底断送了十万人才的梦想，绝望至极。1989年之后，海南一片凋零。一部分人失去了对中国的信心和希望，去了国外漂泊；大量的人无助地返回内地，深埋了他们的失落感；也有很少的人选择留了下来，继续坚持着，觉得吃回头草实在没面子，继续等待幸福来敲门。

也许回去的人还没有忘却海口、三亚沙滩徘徊的脚印，闯海南者曾经的海南梦还在脑海里没有散去，又一场热浪又悄然袭来。这就是海南的第三次热浪。

第三次热浪虽然是全国性的，不局限于海南，也不仅仅是海南。但全国各地从来没有大规模改革开放的基础，热也是处于慢热状态。而曾经经历过热浪的海南热却是全国的焦点。由于“六四”风波，整个中国出现了是否要继续改革，改革的方向往哪里走的质疑。在中国改革的十字路口，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一路南行，发动了又一轮改革。

仅仅两年过去，邓小平南巡又将海南已经奄奄一息的船帆鼓了起来，掀起了海南发展的第三次浪潮。这一次比前两次来得更加迅速、更加突然、也更加猛烈，而且比前两次来得更加实在。

两年前那一次是雷声大、雨点小。看热闹的多，投资的少。像李嘉诚那样的大富豪，仅仅是在三亚的亚龙湾扔下了五万港币的定金就不见了踪影。而这一次，由于整个内地的经济环境没有海南这种地方活跃，对邓小平南巡讲话也没那么敏感，同时，前一次热浪还没聚集就消失的那股劲还憋在那里。于是，不知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钱，海南的房地产市场首先就被南巡讲话发动起来，顷刻就沸腾了。买地的、买楼的、买在建工程的、买楼花的、买图纸的、买批文的应有尽有。全国各地的资金都涌来了，国家级投资机构、省级机构、各行各业。连我曾经工作过的巫山县那么贫困的地方，都派人来海南设立公司，要来承包土地搞种植业。这一次的感觉是钱比人多。而且这次不仅是房地产，还出来个股份制，全国都不让搞，就让海南、广东先搞。股票和房地产这两个随时都可以吸引巨大投资，随时都可能形成巨大经济泡沫的东西，往往有着此消彼长的历史规律，股票涨时，资金进入股市，房子就会被卖掉，房价会跌；股市下跌，资金会流入房市，助推房价上涨。当时的全国，股市、房市都没发动起来，所以全国的钱都流到海南来买原始股。不管是国家股、法人股还是内部职工个人股，只要是经过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批准的，都被抢购一空。海南早前发行的几只股票又在这期间上市。新能源、珠江、港澳几个疯狂的股票让原始股投资人都赚了几十倍，更是火上浇油。男女老少，不管过去是干什么的，每个人都在按自己的憧憬做着发财梦。

还是用几个故事来讲述当年的海南是多么疯狂吧！

我刚到海南不久，曾在海南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过半年。如果说我在顺丰经历的是一个小公司怎么从小到大、直到疯狂的故事，那么农产品批发市场，又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疯狂故事。

我大约是1992年10月下旬第一次离开顺风，到批发市场去的。当时，我的心里一直在打鼓，心想去这里干什么呢？

还是先经朱江约见了一个十分瘦小、精神抖擞的浙江人。他叫郭金华，是西南财大的博士。他说他正在推动建立海南农产品交易所，这是一个农产品期货市场。什么叫期货市场，我是一片空白。

郭金华用他那听起来十分吃力的浙江普通话，向我娓娓道来。

他说：“期货市场是相对于现货市场而言的。现货市场是按现在的价格，现在进行交易、支付、交割。期货市场是远期的价格、远期交割、但是是现在交易。就是用今天的合同、约定商品的未来价格，进行远期合同交易。”

我越听越觉得抽象，越听越觉得糊涂。于是他举了个现实例子，让我一下子有了兴趣。他说：“期货市场对现实产业最大的好处是规避风险。农民每年春耕的时候，种什么品种、种多大面积，会有一个成本测算，根据产量和价格来预测利润。但农产品价格波动很大，去年的价格往往不能成为今年种地的计算依据。种多了，价格跌下来，谷贱伤农。种少了，价格上涨，又吃了亏。农民是没有能力去把握的。有了期货市场，你在种地的时候，可以看看明年要种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是多少，如果合算，可以多种；如果不合算，你可以种别的产品。种的时候，可以先把你明年可能收获的粮食用期货合约卖出去，先卖后种、收获时交割，农民就不会吃亏了。农民每年就可以根据期货价格来决定种什么，种多少粮食了。”

这世界还有这么聪明的市场？这么美妙的市场制度？我真没听说过。听到这里，让我不得不由衷地佩服起资本主义来，人家居然在十九世纪就创造了这么伟大的交易制度。这和政府制定价格、控制价格没有什么关系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那么神奇吗？我在大巴山时，农民不管种什么，永远都跟不上市场的节奏，不论是种粮食作物还是经济作物。而且过去都是政府主导、供销社管生产资料和统购统销，资金上还有信用社，但是，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当时我想，如果中国有了这样的市场，对中国农业该有多大的帮助呀！

郭金华告诉我，西方的农产品期货市场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1848年美国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期货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中国也在几年前提出要建设中国的期货市场，国务院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中国也已经于1990年成立了第一个农产品交易所：郑州农产品交易所。

听了郭金华的系统介绍后，我眼界大开，感到又一个机会来临，我又将涉足一个全新的、极具挑战性又极有发展前途的领域。

郭金华给了我一本外国人写的期货专著，送了一份他自己写的《设立海南农产品交易所可行性报告》。

回到宿舍，我日以继夜地把报告和那本很难读懂的书狂读了一遍，掌握了整个期货市场的轮廓，于是就去报到了。股票和股份制才刚刚预热，我还没来得及实际操作一回，自己还懵懵懂懂，就不得不暂时放弃，转而进入又一个完全不懂的领域——期货市场。

这就更可笑了，概念是创新的，除郭金华有些书本知识外，还没一个人懂什么叫期货市场，也不知道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究竟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期货市场的建设是不是合适的时机；房子是新的，趁着上面拨钱，政府扶持，马上买下了一幢大厦，稍作装修，起名六合大厦就准备开业；人是新的，不仅员工全部是新来的，连干部都是新来的。总裁涂小平来自江西，是前南昌宾馆总经理。她的跨度也很大，从政府宾馆负责人来海南，连一段商品市场和贸易市场都没干过，突然要来搞这么大的农产品市场，更要搞期货市场。

其实当年大家都是为了讲一个故事，搭建一个平台。有了平台，事情干成什么样再说。没有期货市场的概念，农产品批发市场就没有高度，没有题材；而没有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又缺乏现货市场作为基础无法落地生根。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在海南搞改革、搞创新、搞实验的方向。二十年过后，回想当初，只有一个东北人的词儿可以解读，那就是“忽悠”。期货市场二十多年了，农产品期货、石油期货、金融期货都搞起来了，和农民有关系吗？没有任何关系。农产品期货是农产品经营者的事、加工者的事、投机者的事、贸易者的事，和农民没有任何关系。

谁都不去想别的，所有人热情都很高。郭金华给了我一个头衔：农产品交易所经纪部筹备负责人。“经纪”两个字在当年也是陌生的。我也只能从书上去找关于“经纪”在期货交易所的作用与功能。筹备期间，有“中国期货之父”之称的常清来过六合大厦，当他知道我是经纪部负责人时，他告诉我，这是核心部门。我这才知道“经纪部”的重要性。

1991年12月1日，海南农产品批发市场正式成立，同时举办首届农产品交易会。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从事农产品流通的官员、企业代表团前来参加，甚是热闹。刚刚加盟不到半个月，我却担负了一个重要使命，要给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专家介绍海南农产品交易所。上万人来看农产品现货批发，展示没啥看头，吸引人的是交易所这个看不见的新东西。所以很多代表团到交易所办公室、大厅来参观。当时说实在的，整个交易所的人员才到岗不到半个月，而且全是外行，关于交易所的组织、章程、交易系统、交易产品、交易规则都是零。我们仅仅是有一个期货市场的概念。但来考察的人，连概念都没有，听我们讲出这些概念来也把我们当专家看，对我们钦佩不已。信心泡沫在身上油然膨胀。(www.xing528.com)

热闹过去了，麻烦出来了。批发市场内部必然矛盾重重。涂小平是整个批发市场总裁，而郭金华是交易所所长。没有概念，就没有批发市场，而交易所从零开始，要到真正产生交易，还要有个过程。郭金华又是典型的孤傲书生，脾气很大，很快就和大家吵得不可开交。

我向批发市场提出一个建议，交易所能够成功主要看有没有交易，交易不是由买卖双方直接进行的，需要有经纪人组织，必须成立经纪人组织，建立经纪人会员网络才可以组织交易。他们同意我的想法，由我负责筹备海南经纪人事务所，在海南这个地方，不怕你不懂，只怕你没想法，你只要有想法，就可能把谁都没干过的事情做成。

我循着这个原理，起草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经纪人事务所”的报告，获得批发市场同意后，就去找海南省工商局，工商局市场处处长看了说：“你这个建议很好，但是我们没听说有这样的组织，我不敢批你，要么找省领导批一下，要么你看中国哪里有这个东西，如果有，我们就批。”

我经多方打听，听说广州有，我就再去找到市场处处长。处长往广州打了个电话，知道确实有，但要去考察、学习一下。他建议我买上两条晒干的咸鱼拎着，我们去了广州。

广州有好多家经纪人事务所，都是由退休、离休人员自发组织起来，相互之间提供商品信息，起着商品中介的作用。这和我想组建的从事期货交易代理的经纪人完全是两码事。但对我来说，内容我不管，我只管要名称。市场处处长看了也觉得不虚此行，满心欢喜地说：“好，只要别人有，我们就可以批。”同样一个瓶子，里面装什么酒没多少人管，更多的人只管瓶子不管酒。

回到海南，很快就批了。虽然后来成立、挂牌时我已不在交易所，但后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作了报道：中国第一个省级经纪人事务所，海南省经纪人事务所日前在海口挂牌成立。现在听起来实在有些荒唐，你要是真按照期货经纪的名义成立期货经纪机构，是不可能批准的。打着一般商品经纪的旗号批下来，去干期货经纪的内容竟可以鱼目混珠，瞒天过海，非常容易。

在农产品批发市场，不管是批发市场还是农产品交易所，这群来自四面八方、利用各自的渠道找来的人和利用各种关系挤进来的人几乎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各唱各的调。王洪昌是当时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灵魂人物。农产品批发市场隶属于当时的海南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王洪昌是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管委会主任，正厅级序列。开发区管委会旗下有钱有权，在“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模式下实行“公司+农户”的改革体制，这在当时是中国现代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次大胆的尝试。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经常在全国各地看到这样的机制。但关键是“公司+农户”中，公司和农户到底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个极其复杂的微观机制上，成功者寥寥无几。所谓的“公司＋农户”，实际上是从事种植业或养殖业加工、生产的企业，以农产品作为原材料，自己不直接去种养，采用与农户建立契约方式，保障原材料的供应。但在实际操作中，公司和农户之间存在天然的买卖关系，价格成为合作的核心。除价格外，涉及种子、农业技术、生产资料、自然灾害、气候状况、市场变化、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等等一系列复杂内容。一纸契约，很难涵盖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全部。农管会到底是将自己的公司去和农户相加呢，还是指导体系内企业相加，其实他们都没想清楚，最后只能沦为空谈。

农管会拥有大量的可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土地，自己设立工商局可以批准设立公司，可以直接投资创办企业，中央将连续五年，每年通过财政拨款五千万元人民币，连续五年，启动综合开发区建设。这在当年来说，是一个绝顶的机会。如果真为农民、农业着想，海南农业综合开发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懂得真正的方法。王洪昌是一个敢想敢干，有激情、有理想、有理论的领导干部，他组织设计策划了整个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的方案。但整个方案最根本的一点是不能创造处于农业最源头的农民和土地的有效机制，不能解决理论上的数百万亩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问题。农民的土地、生产资料、销售渠道、农业技术服务等内容，如果没有和农业综合开发实验区结合起来，整个改革就没办法推动。现在回想起来，中央给了他们多好的机会。又是土地、又是政策、又是资金、又给机制和平台。可惜，这群乌合之众根本不懂农业，也没有真正站在农民和农业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都是拿着这样的概念，想着怎样欺上瞒下、吃喝玩乐。后来一些人因贪污而入狱，有的因矛盾而离开，有的郁郁不得志而消磨时光，有的独占一部分资源、独自耕耘，实在可惜。十多年过去，估计这块牌子都不存在了。

王洪昌的大旗撑不起来，但他手下的最大实体，农产品批发市场却干得很热闹。总经理涂小平是一位风风火火的女企业家，在江西曾经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她整天就在当时的省委书记邓鸿勋领导下，鼓捣着怎么样把海南反季节瓜果运出岛，帮农民解决销售难的问题。怎样把海南的反季节瓜果、蔬菜用最快速、最新鲜的方式运出海南，到全国都没有的市场去卖个好价钱，给海南农民、农产品找到一条好的出路，这在当时的海南是省委书记、省长的一号工程，涂小平也因此成为海南的风云人物。

郭金华要搞期货市场、虚拟市场的激情澎湃使他从骨子里根本就看不上涂小平这帮实干家，互相不配合。郭金华也不闲着，竟然将海南西瓜设计为期货产品，交易所组织远期西瓜合约，设计的交易票据为“西瓜期票”，也在投机之风盛行的海南，风风火火炒过一阵子。

我当时想，西瓜这么不具备作为期货交易的大宗产品，还不如椰奶呢，当时海口罐头厂生产的“椰树”牌椰奶在全国热销而供不应求，来自全国各地的拉椰奶的汽车总是排着长队，等好多天才能提货。我根据椰奶的产品生产与供销特点，设计了“椰奶”交易合约，将椰奶作为期货产品的方案。

这种胡闹随着1993年后的宏观调控烟消云散。名为海南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六合大厦不仅期货市场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现货批发市场的影子也没有；海南农业综合开发区也慢慢名存实亡，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也四处离散，以农业综合开发为幌子的一场闹剧，在留下一堆烂账后被中银集团接手而就此终止。

这就是“海大”，没有老师、没有教授、没有专家、没有权威的大学，老师就是你自己。

当疯狂的海南准备在1993年庆祝建省五周年时，还想借中央领导前来之势更加疯狂一把，将海南的第三次浪潮推向高峰，没想到等来的却是最为严厉的宏观调控。让整个海南省整体硬着陆。“哐啷”一声，再次摔碎了海南的梦想。

这一次可没有前一次那么容易。人走了了事。这一次是人走了、钱没走了。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资金都积淀在土地上、烂尾楼里、空荡荡的豪华写字楼空间，以及各种交易合同之中。就像是一场手术，外科医生刚刚用手术刀打开盆腔动了几刀、还没来得及缝合，医生失踪了。

血淋淋的伤口惨不忍睹。从秀英望海口，白天看上去高楼林立、掩映在夕阳里，俨然一座现代化滨海城市拔地而起，可到了夜里却是黑灯瞎火一大片。

几乎用了整整十年，海南的烂尾楼才在拆的拆、盖的盖、炸的炸之后，渐渐消化，还原了平静。

1987年创办特区时，曾被寄希望于建设成为最有特点的经济特区。此前的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最成功、最有代表性的应当是深圳。直到今天，深圳也是中国这一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在一个区域最成功、最经典的浓缩。其他三个地方，却没有超越深圳。而海南则有可能成为一个另类。

第一，其他几个特区，行政上都隶属于一个省，而海南特区本身就是一个省。

第二，其他特区创办时，没有先例，争议很多。对特区究竟要建成什么样，谁心里都没底，只能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而海南已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第三，其他特区早期都面积较小，而海南面积很大，中国第二大岛，三点四万平方公里，已有七百多万人。

第四，其他几个特区的设计模式大同小异，更多集中于经济体制上的创新与重组。而海南完全可以不重复走其他几个特区的老路，完全走出一条全新的路来。

邓小平南巡后，海南又像重新被注了水的罗布泊，感觉像是沸腾的水，热浪滔天，热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这种热曾让当时顺丰时期的李静激动得告诉我和老范：“你们俩哪里都不要折腾了，就在海南炒地就行了。”那段时间顺丰旗下的顺兴房地产公司热闹非凡，买地、卖地好似菜市场买萝卜和白菜，差不了多少。旗下集聚了一大帮炒房高手。为什么呢？因为顺丰牌子大、有钱，凡是各种炒房炒地的项目都会找到顺丰来，并且会在所有大公司轮着转。每一个大项目，所有人都知道，每一次交易背后都有个人利益。这些人也千奇百怪，一手地的来源大多有大机构、政府大官员的背景，此后就不知道会倒多少手，项目在报批、在报建、在设计、在挖坑、在施工，楼层在节节拔高、也在放封顶的鞭炮、也在入伙、搬家。精彩的在于项目、土地、在建工程、现房，任何时候都在进行着交易。在交易链条上的人就太丰富了。不论资历、不论男女、不论老少、不分背景、勿论贫富贵贱，在酒店、办公室、车上、电话里、洗手间的马桶上、桑拿浴的汤池、夜总会的KTV包房，无不进行着买卖。整个海南岛都弥漫在房地产和股票的空气里。顺丰的每一笔房地产交易不论是上一手还是下一手，一定有内部的人在链条上疯狂赚钱。我甚至可以从房地产公司的那几个高管的眼睛里，看得出他们轻蔑我这样的创始人之一的眼光。仿佛听得到他们嘴里说出的话语：“哈哈，看看你们弄来那么多钱，你们拥有的都是概念、光环和空头支票，我们挣的才是现钱。”从美国、欧洲等世界各地学来的所有房地产创意和创新模式都可以在海南找到影子。还有一个笑话至今已无法考证：一个地产中介带着一个拎着钱刚从内地来买地的人，去海边看了一块地，觉得非常不错，当场就签了协议付了订金。第二天再到那块地去看时，地不见了。原来头一天是退潮时看的，第二天涨潮就被淹了。

谁也没想到，疯狂的背后就是绝望。巨大的疯狂背后，就是巨大的绝望。这种绝望竟然会由一个高潮来宣示。

1993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终于来到海南特区五周年的庆典上。来之前，疯狂到达了极点，房地产价格每天都在涨，一天一个价，好像房价就会这样不知疲倦地涨下去，每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们都赚得盆满钵满、喜笑颜开。全海南的地几乎都被卖光了。而且据说江总书记会带来更大的馅饼，马上就要封岛，建设世界级特区。在一个小型论坛上，一位海外华人规划大师也在世界地图上以各种专业语言得出结论：海南是未来世界的中心，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将倾覆在这个仅三点四万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那一刻，我的血管都要炸裂了。

五周年庆典，我们除了听到一些官样的“明天更美好”之类的语言之外，什么具体的东西都没有。反而是没过多久，盼来了新上任不久的时任副总理朱镕基。

小道消息说：朱总理下飞机时，省委书记和省长去机场迎接。总理板着脸孔告诉他们：“你们先把那个非法交易所关了再来见我。”

海南当年曾和国内的天津、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竞争设立第三个证券交易所，其他地方只是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呼吁或申请。海南港澳国际集团却不管别人怎么做，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创办了海南证券交易中心，先斩后奏，完全按照公开证券交易所的模式设立了证券交易市场。大张旗鼓地交易起来，生米煮成熟饭。不仅于此，海南还开设赌场、开建跑马场、开建跑狗场，这些行为也悄然兴起。给人的印象就是：只要不反党，只要干成功就会被中央默许。

海南的证券交易中心的交易场所设在龙昆北路的东边，海南国投大厦里。虽然只有几只股票在那里交易，但每天都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当时还流传一个江湖轶趣：一个乞丐在证券交易大厅门口睡了一晚上，天刚亮乞丐就被吵醒。乞丐后面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一个人往睡眼惺忪的乞丐手里塞了三百元钱，把乞丐推开，自己站了进去。乞丐哪里知道，证券大厅一开门就要发行股票认购证，一个位置可以买五百股，弄不好能赚到几千元。乞丐也不管那么多，拿着天上掉下来的三百元钱兴高采烈地填饱肚子去了。

没想到，海南证券交易中心刚刚交易仅十五天时间，因为朱镕基的到来，而且是副总理专程来海南，指名道姓要关掉。这个可能是世界上生存时间最短的证券交易所，悲壮地关闭了。在交易的最后一天，交易结束后，当负责人讲完最后的话，宣布仅仅存活了十五天的海南证券交易所关闭之时，全体员工唱起了国际歌，见证了他们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

二十年来，已经十分庞大的中国证券市场可以铭记很多辉煌的过去，但我们却再没有看见在任何一个空间对这样一个特殊的证券市场事件的描述。任何存在，都有它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我们不应忘记。同样，当年参与过海南房地产泡沫的人几乎都尝到过真正意义的房价泡沫破灭的滋味。欲望被熊熊烈火燃烧之后，化为一片灰烬。

如果说海南的第二次浪潮是还没有将“重组”方案完整地设计出来，还没按“重组”方案实施就熄灭了，那么，这第三次浪潮实际上是没有设计一套完整的“重组”方案，稀里糊涂地将全国各地的钱引到海南狂轰滥炸一气，在完全不具备大搞金融的地方，创建了上百个梦想上市的股份公司，募集了上百亿元的资金；在完全不具备大搞房地产的地方，投资了大量的房地产项目。各种千奇百怪的人，各种千奇百怪的项目、方案、把戏全部汇聚到这个岛上。把这个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不知炼什么的熔炉，一个不知学什么和教什么的学校。人人都是学生，人人也都是老师。

这真是丧失理智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