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日旭与邱忠宝：少数股东权益者的警示

我没有机会去探视范日旭。

此刻，我全然不知已年至花甲的范日旭在狱中的一切。可以想象高墙的铁丝网，可以想象威严的武警士兵与监狱长，还有因各种行为而犯罪的其他的那些狱友的生存状态。但我无法想象范日旭怎样在冷峻的铁窗里，思考他走过的一生，思考他这一生所经历的一切最终带给他最真切的感受是什么。我有一种想要和他进行灵魂对话的强烈愿望。

对于在短短时间里缔造了庞大的“顺丰系”的老范，我们应当有许多的总结和思考。想到那个活灵活现，有无穷的商业智慧，生活十分简朴、十分随意的从极端贫穷的长春贫民窟走出来的范日旭，此刻还不知他在度过酷日寒冬的哪个监狱里苦熬着，心里十分酸楚。六十岁的人了，这时的范日旭本应在哪个豪宅里舒舒服服地过着他幸福的晚年。以他永远坐不住、永远停息不下来的性格，若此刻自由着的老范也许还在不停地折腾着。他身上继承了他母亲的许多基因。

我第一次见到他母亲是在长春。看似平平常常的一个老大妈，顺丰股份公司设立后，整个顺丰安顿在海景湾大厦的时候，他把他妈妈从长春接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也像她儿子一样叫她大妈。

老人家当年七十多岁了，本以为是来享儿子的福安度晚年，没想到老人家经商的天性和永不疲倦的精力，让所有顺丰人自叹不如。七十多岁的老人硬是在海南学会了开摩托车、开汽车。白天炒股票、晚上玩麻将，周末还能玩通宵。除此之外，老人还义务当上了公司的“汽车队队长”，为了帮着看楼下的停车场，她可以把床搬到阳台边。她住二楼，有车响动她一起身就可以看个究竟。在海口那个花花世界，公司的车经常过了半夜才回来。不管有多晚，车一进来就会发现二楼阳台玻璃窗后面像不倒翁一样弹起来的身影。谁什么时候回来、谁和谁一起回来，老人家清清楚楚。第二天还免不了被她批评几句。看着不知疲倦的大妈，也让人想起范日旭多次给我们描述大妈往日的故事：改革开放之初，拥挤不堪的火车站，范大妈泼辣地从人群里挤了上去，将大大的编织袋往列车座位底下一铺，哧溜一下就熟练地钻了下去，躺在座位底下从长春到广州一睡就是几十个小时，去进她做西服的布料。大妈没向任何人学过怎么做衣服，居然可以凭着灵巧的双手，靠缝制出非常合身的西装来养活全家。

范日旭被判刑后，媒体对范日旭的所有报道，几乎千篇一律。似乎与我笔下的范日旭不是一个人。我无权去评论媒体记者的评述，但我坚持写我和范日旭在一起几年共事的真实故事和我对他的真情实感。如实的记录小小顺风怎样利用股份制改革，利用资本运营手段，在全中国对资本市场还十分生疏的环境下，迅速构建起庞大的“顺丰系”的故事。

至于他的罪名、他的刑期，与我和他共事时的经历也毫不相干。所以我也无法对他的罪名、对他的刑期作出评论。他的结局，是中国生于五十年代那一代企业家们几种比较典型的、共同的结局之一。只是觉得，这种重重判罚，在十多年、二十多年前见惯不惊，曾经的中国首富牟其中被判无期徒刑至今还在武汉洪山监狱；甚至像沈太福这样所谓的非法集资被枪毙的都有。时至今天，民营企业家因经济罪名判无期徒刑的，有些令人心寒。只能仰望长天，一声叹息！

我也生于五十年代，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个十年的人。共和国六十年过去了，回头看去，曾经认为是最幸福的、生在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天空下的新一代人，却是最不幸的一代人。

这一代人落生于历经百年沧桑、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国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制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理念和价值观，要建立在一个历经整整一百年屡遭外敌侵略与内战连连的庞大的废墟上，这是不可想象的艰难。能吃饱穿暖是每天的幸福。范日旭出生于刚停止战火的朝鲜战争签署停战协议之时的东北，全民支持抗美援朝、极度消耗着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中国。整个国家精疲力竭。诞生于这样的环境的生命，注定是缺乏营养、缺乏教育、缺乏爱的关怀。

刚刚上学，范日旭们接受的知识与人生经验就是全国上下的狂妄的自高、自大、自傲的浮躁之风。大跃进、放卫星、超英赶美的背后，是砸锅卖铁、再有就是1961年开始的天灾人祸。

稍稍懂事，一场更为荒诞不经的文化大革命，把朦胧少年抛向大江南北，莫名其妙地穿一身军装、戴一个红卫兵袖标将仅有的一腔热血全部奉献。这场运动结束的时候，一生中最宝贵、最青春的岁月，被无情地消耗了。不仅如此，这一代人的头脑里已经没有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整个社会所需要的进步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理想将中华民族繁衍几千年的文明当成了封建主义文化，予以从骨子里、细胞里、基因里清除。

为了挣口饭吃，为了简单的生存，去不了好单位、干脆自食其力吧。没文化的，只有去拉板车，当挑夫，挖煤炭；头脑机灵点的，卖皮鞋，摆地摊，又被当成小商小贩、投机倒把，混口饭吃自然要担惊受怕。

终于在身心疲惫之中，终于在昼伏夜出之后，终于在一番番与命运与饥渴抗争以及顶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轻蔑、冷嘲热讽、甚至无情扫荡之后，以范日旭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在历经炼狱、走过生死之后，以极大的人口基数为代价幸运地成为新时代的一个小概率群体。以我个人为例，我今天能成为中国有点小名气的投资银行家，是整个小学年级三个班一百五十分之一，是整个初中十三个班六百五十分之一，是整个高中十二个班六百分之一。还是技校、大学同学的多少分之一。虽然在未来十年里，五零后、六零后是中国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中坚力量，但是被时代所牺牲的这两代人里，还剩下了多少精英呢？

前中国飞天集团董事长“飞天系”创始人邱忠宝，是与范日旭相似的另一个版本。生于1964年的邱忠宝降生于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出生之际父母为支援三线建设去了遥远的西部。从小就得不到应有的父母之爱与家庭之温暖，也无法获得童年、少年正常的家庭教育。1980年高中毕业到西安与父母相聚时，父子、母子之间已没有了人世间最宝贵的温存。为三线建设贡献了青春年华的父母也不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富裕宽松的经济环境，十六岁的邱忠宝开始独闯天下。修理自行车、打气补胎，修理家用电器创立家电门市，利用上海与西安之间的价格差与价格双轨制倒腾日用品、家电、钢材、建材及所有可以倒卖的商品。贫穷时候的邱忠宝每一天是按一分一厘过日子，当时只能每天挤公共汽车的他，每天上班要坐四站公交车，坐一站是四分钱，两站是八分钱，三站也是八分钱，第四站一角二分钱，他为了省四分钱，每天只坐三站车，最后一站索性步行。二十多年走过来，一个穷小子摇身变成了亿万富翁，打造了中国飞天集团，并花钱将北京著名中西合璧的清王府、蒋介石在北京的官邸装修一新，作为北京总部。业务遍及北京、陕西、湖北、河北、上海、浙江、福建、内蒙古、广东、四川等地，涉及房地产、石油、天然气、单晶硅、制药、高科技、农业、食品、文化、金融、投资等领域几十家公司，几十亿资产，并控制三家上市公司。

从个体户到大集团的邱忠宝自身的知识与能力难以驾驭多元化、跨地域、多种行业、多种商业模式的复杂体系了，同样，从贫穷走向富裕的邱忠宝自然不懂得有钱干什么，缺乏核心价值观念的躯体不可能建立正确的财富积累与支配逻辑。资本运营失误、投资失误、管理混乱、花钱无度、赌博无度使他走向危机。

德隆结束后，邱忠宝托朋友找到惊魂未定的我，他见我第一句话就说，德隆出事是他的福分。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德隆不出事怎么可能挖到德隆的人呢。他说他控股三个上市公司，没有合适的人当董事长，希望我能去他的飞天集团。我不知道飞天集团已经病入膏肓，几经谈判，我为了保留一个完整的德隆团队，同意去邱忠宝的中国飞天集团。我出任中国飞天集团的执行总裁，我带领六个德隆成员组成的团队独立使用一个办公场所，不低于原德隆的待遇，负责整个飞天集团的战略管理与资本运营。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对“飞天系”进行全面的调研，发现邱忠宝的公司存在许多问题。他很会融资，融资手段几乎穷尽了当下中国所有可以想到的机会；但他实在不会投资，许多钱都被稀里糊涂地投了出去，别说产生利润分得红利，就是变现都会因为各种复杂的股权关系、债务关系、人际关系、司法关系纠缠得永远理不清楚，什么都卖不了。他的整个商业模式就是利用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所搭建的平台进行融资，用所融资金进行各种商业活动、社交活动、公关活动甚至赌博活动，就是没有一个活动是挣钱的活动。没有盈利能力是“飞天系”最大的罪过。

调研完后，我们给危机重重的“飞天系”制作了《中国飞天集团重组和发展战略方案》。我们的方案开篇的两句话是“健康的生存、科学的发展”。我们认为“飞天系”是不健康的，是有病的。“飞天系”未来的路首先是解决健康生存问题，生存问题不解决，休谈发展。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法是卖掉所有不盈利的资产，用变现资产回来的现金做好三个上市公司。

邱忠宝很认真地听完了我们的方案，当即表示：到底是德隆出来的，水平就是高。完全同意方案并同意由我们负责执行。但当我们要大动干戈时，发现没有一个项目是卖得掉或者是短期可以变现的。我们发现我们救不了“飞天系”，救不了邱忠宝。“中油龙昌”“福建三农”“浙江海纳”三个上市公司也渐渐被掏空，失去正常的经营能力。股权质押、冻结、资产被担保、互保，重重债务缠身不能动弹。一下子从德隆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理念先进的高水平企业平台进入“飞天系”这样一个缺乏理念、缺乏人才、管理混乱、资产质量一塌糊涂的企业，感觉落差实在太大，也让我们无法与之命运一体。仅半年时间，和邱忠宝几乎还没开始度蜜月，我们只好遗憾地整体退出。这是当年德隆事件之后，从德隆出来的人共同的感受，一方面许多民营企业对德隆团队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又对德隆团队期望过高；同样，德隆团队出来成千上万的人，使整个人才市场一时间全是德隆人的简历。但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很难再有类似的平台让德隆人施展，同时文化的差异也让许多德隆人陷入困惑。虽然觉得解救不了邱忠宝，但还是有求必应，经常关注“飞天系”的动态。

两年后，我利用光彩四十九集团这样一个有着统战部、工商联背景的平台企图再次救赎邱忠宝与“飞天系”。按当时“飞天系”内部提供的全部资产与财务数据，“飞天系”的资产是可以覆盖债务的，我组织了不小的团队并邀请德邦证券为财务顾问，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就在我们和邱忠宝与律师谈完重组协议之后，从北京返回上海的邱忠宝立即被警方带走，那份未来得及签署的协议随着他的公文包一同进了监狱，一判就是二十年。也怪邱忠保命运不济，就在他被抓的当年，中国证监会开始全面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如果他再挺一年，采用主动重组的方式将三个上市公司进行重组，寻求优质资产通过“借壳上市”方能解开邱忠保的债务链条，救邱忠保免除牢狱之灾。在银监会，前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对我们表扬一番后劝告我们终止对“飞天系”的重组。

总结邱忠宝失败的教训可以告诫今天的企业家或创业者的是：千万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被华丽的资本运营所误导，即使要介入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不是怎么去干，而是挑选一个合适的专业机构。邱忠宝如果在2000年前后，保持在电子、电器经销，酒店投资经营，房地产业领域，可能还在他力所能及的经营范围内，他不一定能挣到太多钱，但不至于走得如此凄惨；如果他一心一意只在实业领域，不进入资本市场，他至少不会被资本的魔力所捉弄。以不正确的玩弄资本市场的心态开始，以深深坠入资本深渊而结束实在不值当。在实业领域发展得好好的，为什么会越雷池而入资本市场，邱忠宝虽然是被朋友“忽悠”，但其实质还是因为所经历的整个市场和商业环境没有给他这一代人营造一个清晰的财富观、价值观。

创业、成功于实业而在资本市场跌得粉身碎骨的，在中国这些年何止范日旭与邱忠宝？近年来，受创业板、中小板造富神话的影响，由实业发家最后远离实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企业家不在少数，甚至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追求。大量企业家已经不屑于实业领域靠一点一滴的积累来挣钱的艰辛，而过度地追求资本市场几何级数挣钱的刺激。稍大一点的企业都要成立一个证券部或资本运营部；上市过程中和上市后几乎都要从证券公司挖一个投资银行项目经理来企业打理证券、股权、投资方面的事务；公司刚创建，就言必称要按上市公司的要求组建，仿佛就是为了上市而创建的公司。这一现象越演越烈，我也相信，随着这一现象的泛滥，步范日旭、邱忠宝后尘者不在少数。

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在走向危险的境地。正因为他们越来越成为“共和国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而且是越来越边缘的少数股东权益。很少的企业还有产业理想或者产业报国的理想。有这样的理想就意味着必须做大企业，做大又担心被当成什么什么“系”被灭掉；做中小企业吧，又担心生存基础不稳，抗风险能力太低；不愿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就开始进行盲目的多元化。整个环境都在营造“做大做强”的氛围，而中小企业总是在长期的、持续的“解决融资难”的呼声里艰难度日。

有一种观点认为，前苏联解体后，经历了一个整个公有制土崩瓦解的过程，顷刻间的私有化，将整个社会财富平均私有化，然后，迅速通过各种外部投资银行的操作，完成了分散资本的财富重组，由一大批各种寡头控制的私有化格局很快形成。到普京当选总统后，才发现总统的权柄下是一个空壳俄罗斯，强势的普京总统通过铁腕，采用赎回、强制冻结、重新整合的方式，灭掉了一个个寡头，用十年时间才基本恢复了俄罗斯的元气。于是，为了汲取前苏联解体后的教训，我国从2003年开始，调整了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发展战略，提出了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而实际上是只进不退的政策，使中国民营企业近十年的发展进入盲区。2003年之后，一场以宏观调控为旗帜的，主要针对民营企业的清洗，自上而下执行下来。德隆系、鸿仪系、江苏铁本等若干个大型民营企业顷刻被扫荡而消失。我不管此观点是否属实，但我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完全是两回事。俄罗斯已经将私有化写进了宪法，已经走上了西式的民主道路，整个社会制度改变了。而中国依然在改革中选择了社会主义，没有放弃公有制，也没采用西式民主。全国人民是认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选择的，也认可了公有制下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营企业不管发展多大，也没有改变公有制的性质，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不是国有企业私有化来的，是从小长到大的。我国在民营与国有这个问题上，在国有、民营进与退这个问题上，应当有自己的胸怀与办法。完全不必担心因为民营企业的成长、壮大动摇了公有制主体地位。

2007年以来，我多次研究日本企业，重点研究与推进对日本的中小企业并购。在考察研究过程中发现，日本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创办了几十年的时间，几十年后还是中小企业。在横滨，我和日本港电子的几位创始人开会时发现，他们除了会长（董事长）来自于其他公司之外，全部是当年的创始人。我向他们开玩笑说，你们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几乎找不出一家来，在中国创办十年左右的公司，要么快倒闭了，要么做大了，不大可能平平稳稳的，始终保持一定规模而生存。

为什么一定要有做大企业的心态呢？我以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缺乏安全感；第二，以为大企业抗风险能力强；第三，想赚更多钱的财富观。以我多年的观察与经验，这些原因都有很深的社会根源，是违背企业发展规律与逻辑的无助解读。在强大的国有资本面前，民营创业者的空间被处处挤压，大型民营企业都难以获取应有的市场资源与公共资源，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就更加狭窄，于是产生中小企业恐惧症；对于大企业抗风险能力强还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强，一般认识来源于我们对物理世界的直觉，就像大海里的航船，同样的风浪下，航空母舰可以岿然不动，而小舢板、柳叶舟早就不知被刮到哪里去了。另外，企业大小往往被福布斯、胡润排行榜当成财富身价的衡量标准，成为企业家们要做大的驱动力。

我对这三个观点的态度是：企业大小与安全感的关系决不是呈正相关的，一定不是企业越大安全感越强，不管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只有健康的企业才是最有安全感的企业。至于什么是健康的企业，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外国的穆迪也好、标准普尔也好、德勤也好、中国的大公国际也好都会做这样的事。当然，健康企业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也来自我们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体系，是少数股东权益者们天然的忧虑；同样也来自中国的金融服务体系，不管各级政府怎样呼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但银行的高利率、抵押物的产品设计都不支持给中小企业贷款。从抗风险的角度来理解，我更认为健康的小企业比不健康的大企业更能抗风险，即使小企业遇到了风险，它的规避速度也会比大企业快得多，哪怕风险降临，最后的损失也是小企业小得多，大企业大得多。说这些的目的是支持大家有更多的做小企业的心态，建立做小企业的快乐与幸福观。至于财富观，上排行榜固然荣耀，你的财富多也意味着你对社会的贡献大，但排行榜的背后又有多少是铤而走险、多少是尔虞我诈、多少是相互倾轧、多少是投机取巧、多少是阿谀奉承、多少是倚权寻租以及更多的酸甜苦辣。因为作为民营企业家你不要忘了，公有制为主导是这个国家的本质，个人、私有资本是与这个国家本质上水火不容的，不要指望让个人或私有资本光荣地站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上。高处不胜寒之苦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呢？2004年初，胡润榜发布的2003年中国资本控制力第一名就是德隆的唐氏兄弟，见报当日，我正好在唐万新办公室见到他和唐万川在解读榜单，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不到丝毫的快乐与得意，满脸是愁云密布。结果，德隆在几个月后轰然倒塌。

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控股股东”应该给我们的中小企业这些“少数股东权益”创造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论是大民营企业构成的“少数股东权益”还是中小企业构成的“少数股东权益”，都应当得到尊重与支持，对他们的原罪，对他们的幼稚，对他们的不足给予宽恕与理解。

我所悲哀的是，范日旭、邱忠宝们的无情下场与结局。如果他们生之不幸、活之不幸，可以谓之是时代的扭曲与被强奸的灵魂给他们打上了不可重来的人生印记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综合素质，用严苛峻法去毁灭他们已经无力的呻吟吗？(www.xing528.com)

我们无法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忏悔历史；我们无法改变范日旭们六十年的人生轨迹、还这一代人过去的公平，但我们可以包容他们的今天，理解他们的举止，宽恕他们的“罪过”。因为这样，才是我们的襟怀坦荡、才是对我们的真诚谢罪。

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更需要深刻整理我们的历史观、人文观、价值观、道德观。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不仅始于今天，更要反思昨天，再不要让过去若干年被扭曲的价值观去贻害未来。如果不能给“共和国有限公司”这些“少数股东权益”以同股同权，我们将有更大的移民潮、形成更多的“表外资产”。

这就是在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与命运。这就是今天的现实与未来的历史，我无意去争论，也无意去挑战。我绝对不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拥护者，在“国”与“民”之间，我既不主张“国”进“民”退，也不主张“国”退“民”进。我主张的是改“国”为“公”，“公”中有“民”，“民”中有“公”，“公”为“民”管，“公”“民”相融，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尤其是新世纪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应当正视这个现实，深刻理解公有制下的多种经济并存的体制，民营企业的发展也要善于选择自己适合的发展空间，类似于前几年出现的某民营企业家非得要挑战中石油、中石化，要参与高度垄断的石油领域的事情，我认为就是对“公有制”理解不到位。我认为，处于“少数股东权益”地位的民营企业，应当在制造业、现代服务行业、高科技行业、消费品行业、农业产业化领域去选择自己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应当尽可能走出去，利用国际市场与中国市场的时空差来找到自己成为大企业和跨国大企业的机会。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不仅仅是互联网、信息产业里的重大技术突破，还将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商业逻辑与商业传统，以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企业为生存形态的“少数股东权益”已经迎来全新的发展空间，国有控股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在完成重组、整合之后，垄断的优势在传统产业里很快到达增长的极限，新的增长空间一定来源于被移动互联网所颠覆的后现代经济领域，从事的业务主要是网络交易、移动互联网衍生服务、创意产业、各种个性化设计等。“一人公司”“二人公司”在后现代经济领域将大行其道。这种经济形态对生存环境的依赖也越来越弱，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政策、什么优惠，不会占用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也很少。这类“少数股东权益”将在未来的经济总量里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

在2013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十年，从所传递的信息来看，中国依然要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即我们通常说的双轨制。公有制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决不会放弃。非公有制依然是要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但公与私的根本对立，将成为双轨制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难题。因此，2013年至2023年这个十年对于民营企业、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是机会还是挑战很难判断，至少存在变数。但我认为“少数股东权益”的代表，新一代中国民营企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他们不仅有机会参与中国更深层次的变革与转型，更有机会参与世界产业大重组的机会。民营企业家们也大可不必在惶恐之中掀起一浪又一浪的移民潮，想尽各种办法将大量资金转移出去。隔海观火将失去人生最重要的、历史般的参与机会。

在此，我也对未来十年中国民营资本的走向谈一点小预测。

第一，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几乎全部退出主流经济舞台。真正意义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这一代企业家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些领军人物。地产界的王石、冯仑、王健林；产业界的柳传志、张瑞敏、陈峰、刘永好、张宏伟等。这一代企业家的基数其实不少，这一代企业家最大的成功一是来自于大胆，二是来自于运气，但几次宏观调控、股市跌宕起伏让他们大部分土崩瓦解，潦倒的潦倒、破产的破产、坐牢的坐牢、失踪的失踪、移民的移民，如今还活跃在中国商场上的，早已是千锤百炼出来的老将，什么风浪都躲了过来。未来十年，他们普遍年龄都在六十岁到七十岁这个阶段。躲过了无数风雨雷电的人总躲不过衰老。部分企业家已经完成向第二代的传承，其第二代也进入三十岁到四十岁阶段，但这个阶段的第二代大多生于八十年代，都是独生子女，选择性较小，许多家族企业后继无人，这一代能传承给“富二代”并且发扬光大的不会太多，这也是大量民营企业将财产转移出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第二代民营企业家成为主流。所谓的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主要指生于1960年至1975年这个年龄段的民营企业家。这一代民营企业家是未来十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精华。原因是他们太有特殊性。首先，和第一代企业家相比，他们有与第一代企业家们的相似经历，生于“文革”期间、吃过了苦头、上山下乡赶上末尾，虽然年少时学业也被荒废，但许多人赶上了第一轮和第二轮的高考，接下来他们又赶上了出国潮，最糟糕的事他们没轮上，最好的机会他们都赶上了。他们没有前辈的局限，却又比后辈们多了许多深沉。他们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承上启下的一代，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可能再复制的一代，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脊梁。他们涉足的领域非常宽广，从传统产业到互联网，从制造业到房地产，从投资融资到现代金融，从地区发展到全球经营。

他们唯一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的问题，就是商业伦理与商业价值观的缺失。但偏偏历史又赋予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除了在积累、发展、扩张的同时，确立他们厚重的历史价值观，成为中国新一代或一代又一代新生企业家的楷模。

这一代企业家有逐渐参与各级国有资本并购、重组、融合的机会，有一个一个走出国门参与全球投资、并购的机会，有一个一个进入世界五百强的机会。他们中间，既有可能成为制造大王，也有可能成为石油大王、矿业大王、造船大王、互联网大王、金融大鳄、传媒大亨等等。但是与这些惊天动地的头衔相称的，我希望他们更多的是真诚、睿智、稳重、善良、勤俭、爱国、责任，充满了人文精神与生活情趣。不仅成为中国企业家的楷模，也成为新一代世界企业家的楷模。当他们从商海里功成身退时，留给他们下一代的不仅是财富，更是中华民族新一代商业领袖可以传承千年的道德、文明、商业文化。

第三，令人担忧的第三代企业家。1975年后至1990年前出生的这一代人，这一代人也有些别称为“富二代”“官二代”等。这一代的精英们目前大多处于高级白领阶段，其中不少已经创业成功，当起了小老板，许多“富二代”开始走上了他们接班的征程。最近这些年，我与这些青年才俊和已经接班或正在接班的“富二代”接触不少。发现他们身上有这样的特征：

1.这代人比较轻狂，缺乏厚重的历史感。也可能他们认为不需要这个，到了那个年龄就会出现那个年龄的感觉。他们受急功近利的商业文化影响太深。刚刚创业，还没看到利润从哪里出来，就想着什么时候上市；刚刚编了一个商业计划书，就可以给投资人大谈多少倍市盈率；实习生、分析员的考核可能还没过关，就可以大谈产业整合、重组并购。

2.新商业教条主义。这种表现来自于害人的MBA，我从来不反对MBA，我经常劝戒本科毕业的同学工作一段时间后去学MBA，这是摩根经验、高盛经验。但最近越来越觉得MBA害人。原因是MBA太多了，什么大学都在搞MBA，什么人都在教MBA，什么人都在学MBA，完全没弄清楚自己是不是适合念MBA，也没弄清楚念了出来干什么，以为念了MBA就有了从商、经商的法宝，在今天这样一个极端浮躁的重商主义国度里，MBA就成了新商业教条主义。最近有朋友向我请教农业产业化问题，要找农业产业化项目进行投资。我建议他应该先去踏踏实实地对农产品各种养殖规律进行调研，如果不搞清种子培育、栽培技术、生产加工方法、仓储物流、市场销售、消费习惯的每一个环节，而是完全用MBA那套理论去套，动不动就是行业分散度和集中度、战略投资、供应链管理、SWT分析、财务模型、营销模式，这些听起来洋洋洒洒，实际上用处不大。所以，对一个产品或一个行业的研究、调查如果不充分，就容易造成新商业教条主义泛滥。

3.受害于留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海外留学生越来越多，第一代企业家们的子女，几乎都把孩子送到国外学习，以为西方商业发达、金融发达，都将子女送出去学习商科、经济管理、金融。谁知道，西方的财务制度、金融市场、法律制度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学不能以致用，导致年青一代“小海龟”越来越难找工作，即使找到工作后，除了有一定的语言优势外，发现真正要学的东西，全在这个社会大课堂里。

4.受害于有钱。这代孩子的父母们从小吃尽了苦，有钱了就一定不要自己的孩子再受苦，所以，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非常优裕的生活环境里，再好的创业条件给他们，却无法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创业心态与创业方法。

前不久一位温州的“富二代”女孩，偶然与我相识，听说我是投资银行家，要向我讨教创业的方法。温州的“富二代”子承父业的比较多，但这位女孩子对父亲从事的煤化工根本没有兴趣，就靠家里的钱去进行各种创业尝试，想法太多，但却十分迷茫。如果这个女孩家里没这么多钱，同样有这样的进取心，她可能就会选择踏踏实实地干好一份工作，在工作中干出成绩，积累了创业资本，看清了创业思路再去选择创业之路，兴许会更符合逻辑。

让目前这样的价值观缺失的现象持续下去，我不知道中国第三代企业家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这再次让我感到，如果我们还不研究、倡导我们的商业道德观、价值观，塑造全新的、符合中华民族特质的商业文明，我们将有罪于我们的未来。

当然，我还是会认为，未来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最好的商机。在经历1993年至2003年民营企业最宽松的“国退民进”发展十年和2003年至今“国进民退”较为困难的十年之后，这种商机对于中国这么一个特殊的国家来说，首先来自政治给予的机会，继续大胆改革的机会。从“十八大”的报告来看，可以预见的机会大致存在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这四大领域。这四大领域对民营企业来说又表现为以下几个产业方向：

第一，工业化。毫无疑问，中国前三十年紧紧抓住了工业化机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如今的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正在从传统产业的低端走向中高端。这个阶段传统产业已经不是单纯地依靠市场，依靠低价劳动力，依靠原材料、燃料的优势。产业对技术、品牌、精细管理、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创新、人才质量的依存度大大提高。产业升级才是中国工业化的出路。问题是，谁来扮演产业升级的领头羊角色？如果，在公有制前提下，解决了公有制的市场化实现形式，那才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但我更看好非公有制企业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闯出一条道路来，由非公有制为主的企业来完成中国工业化转型的历史使命。这一命题完全有可能。

恰好，2013年新当选的李克强总理曾在2012年11月21日全国综合配套改革工作座谈会上，第一次亮出了他的经济改革方略，他提出要挖掘“改革红利”。“改革红利”一经提出，迅速走红大江南北。人们迅速对“改革红利”有了较大的预期。李克强认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成功是改革的成功，分享了“改革红利”。未来的发展依然要靠“改革红利”，要挖掘增量的“改革红利”。我在给清华大学金融董事长班演讲时，尝试着解读了“改革红利”的含义。我认为，这个“改革红利”包含两层含义：第一，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改革红利”已经越来越少了，未来的增长不能再吃过去的“红利”了，已经吃完了。第二，未来的增长、发展要靠新的改革才能创造出增量红利来。

那么增量红利藏在哪里？新的改革措施又是什么呢？李克强已经讲了，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把应该交给市场做的还给市场。这个很容易理解，中国有巨大的经济总量，不管是工业、农业、服务业都有巨大发展机会，这些机会在现行体制下，市场化不够、竞争不充分都会导致效率低下。通过改革，这些机会被充分挖掘出来会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如果政府干预、主导或者形成国有垄断、少数特权利益主体垄断，这些潜在红利可能就会被高成本吃掉。

工业领域的改革机会存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让国有与非公有资本融合方式更灵活，不一定都要国有控股，而是走股权多元化路子，让民营资本有更多机会参与国有资本改革；另一方面是整个市场资源与市场机会在产权面前人人平等。比如，中国已经有超过六万亿元信托资产，但只有六十多家信托投资公司，而这些信托投资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国有控股，信托投资公司审批权在银监会，已经多年没有新批的信托投资公司了。我们只需要采用核准制，让符合条件的机构都来参与投资组建，不仅信托投资业务规模会更大，信托投资公司的竞争水平也会大幅提高。这就是增量改革红利。

第二，城镇化。这里讲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其实也是这些年观念上的一个变化。城市化更容易让人理解为农村人口大规模往城市流动，小城镇的人口往大中城市流动，大中城市往特大城市流动。最后造成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出现让人难以摆脱的大城市病。这个变化的出现带来的机会不再是大规模的“造城式”房地产开发，城乡统筹式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将带来住宅产业业态的深刻变革，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参与主体、产品形态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个机会将更有利于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

第三，信息化。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化社会本来就是民营企业、民营资本的主战场，国有资本更难有优势。随着传播方式、体验方式、应用方式的变化，移动互联网在改变着计算机产业的同时，也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与生活方式、商业模式、经济形态。至今依然充满着梦幻般的商机，尤其是个性化的、自然人创业机会将会增多。

第四，农业现代化。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变革为核心的、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农业产业化，也将是民营资本的广阔天地，尤其是有技术、有文化、有一定资本的农民施展才华的机会。本书将在最后一章重点阐述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此处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