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上市的幕后黑幕：利益同盟空壳吉轻工

也就在这段时间，一件让人十分不愉快的事，给了我当头一棒。吉林轻工成功上市，是顺丰资本运营的漂亮一仗。不花一分钱成了吉轻工这一上市公司第二股东。只需将四百万内部职工股抛掉，就可以全部偿还从吉轻工母公司借来的股本金。其余股份一分钱的成本都没有，精彩的空手道。在我离开顺丰没多久，老范乘万殿卿从董事长位置上退下来之机，一举增持，彻底控股了吉轻工。至此，随后的大量关联交易，使吉轻工完全成为空壳公司。我在德隆时，专门约范日旭见唐万新唯一的一面，就是谈吉轻工买壳的事。老范开了一个不少于二点七亿的天价，吓退了唐万新。最后的吉轻工，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妓女，消失在风雪漫天的不归路上。自1992年至2003年，顺丰从借钱进入到实现控股，最后退出将其抛之荒野，整整十余年。零成本的投入，赚了多少钱，可能永远都是谜。

顺丰手上的内部职工股全部卖了。这些股票都是以个人名义卖的，都不是公司的盈利。但赚的钱，全部被老范掌控，我和李静没有分得分文。而相反，竟有近百万由老范给了他从加拿大回来的朋友。我这才从心底里知道，原来老范许诺的所谓三兄弟全是骗人的。我和他共同拥有的华裕达这个控股公司的股权也没有任何意义。交易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与利益分配，并没有按交易行为的纵向，按股权比例进行流动 ，一级一级进入股权的分配，而是在横向流动中，让利益流失了。最终极的、最宝塔顶端的母公司，就像高高屹立的佛塔一样，永远只是精神的象征。我和李静旁敲侧击地提示老范时，他总是露出他最慈祥的笑容，轻松地告诉你：“你们现在需要钱吗？有需要我都给。但我们要做大我们的蛋糕，只有蛋糕大了，我们才会分得更多。”作为老板，不要给自己的员工画如此之蛋糕以充饥；同样作为员工，也不要轻易被老板的蛋糕迷惑了双眼。

连续几次，我们都发现他的不公开、不公正的处置钱的事，也才明白，老范的承诺是不能相信的。玻璃是看得见的，但你是拿不着的。

我，包括李静，认识到了范日旭的本来面目，我们所谓的创始人、患难兄弟全是虚幻的。我们对他的幻想和“命运一体，追求卓越”的憧憬消失了。内部出现了裂痕，让我单纯的理想主义情结遭到巨大的伤害。原以为，既然是股份有限公司，整个公司就应当是股东会、董事会、经营管理团队形成的治理结构进行共同治理，按公司章程进行规范化运作，而当一个公司不按这些规则进行运行的时候，谁来监督管理呢？名义上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仍然是老范一个人说了算。来自西方的公司治理，严谨的法律体系怎么到了中国彻底走样了？到底是西方的公司治理不符合中国国情，还是中国不适合引进这种公司制度？我当时不得而知。

我开始转移重心，将我的重点转移到成都。我希望借顺丰已付的二千万元的力量，和张健、沈昭其好好合作，开创出成都的一片天地。由此，既获得老范的尊重，也表明不在老范的麾下，我有独撑一片天的能力。同时，又通过与四川的合作伙伴，结成利益同盟，使老范也不至于能够轻易插手。但我的行为又被四川那帮老奸巨猾的商人所利用。顺丰汇到成都的钱老范并没有让我掌管，签字权在沈昭其，我明知不妥，也不反对。因为老范没授权，他自己信任沈昭其，而沈昭其对我百依百顺，伺候得让我乐不思“琼”。

结果，由于张健与沈昭其的阴谋诡计，让我们没能掌握得了川西能源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设立。而我们的钱除了在郫县用每亩六点五万元的价格买了六十亩地之外，钱的流向已经不在我的视线范围。我在这期间，用一部分费用重新发起设立了成都国强股份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但实际上，资本金完全没有到位。因为到了股份制改制的后期，管理越来越不规范、不严肃了。设立很容易，先设立后募资，但已经无法募到资金了。但我想用项目来启动运营，低成本起步。我策划运作了与新加坡合作生产豪华客车的项目。

新加坡的这家公司是新加坡唯一生产豪华客车的公司。其实所谓生产，不过是装修。整个车体全是通过采购，将其“装修”成豪华客车罢了。在那时，中国没有一辆豪华客车是国产的。正好成渝高速将要建成通车，如果合资，将是不错的项目。到新加坡考察老范也参与了，项目放到成都他也同意了，等我全部工作做完，轰轰烈烈地与新加坡合作伙伴，在成都市领导的支持下搞了隆重的签字仪式后，老范再不投一分钱过来。我被悬在海口与成都之间那空荡荡的天上。

我从内心明白，我已经被老范抛弃了。但即使这样，你却一点儿也看不出老范表面上有什么反应。他依然对我很好，只是告诉我，四川那里水太深了。我依然在海口、北京、长春、成都四个地方不停地空中循环。

1993年的宏观调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了，就像热浪突然到来，很多人没有料想到一样，恐慌的弥漫也突然得没有料到。就像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样，一声响亮地终了鼓声之后，便是鸦雀无声了。所有人的表情都僵硬了，所有人的智慧都失灵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呆滞了。顺丰的全部资金顷刻之间全部凝固在每个项目的不同环节上，昨天本可以一点五万每平米卖出去的项目，今天就卖不出去了。其实卖出去也没用，即使签了合同，也已经收不到钱了。平时都说有钱的人都不在了；银行的钱，都说被上级调走了，一眼看出去那满眼的吊车，停止了升降、停止了转动，满大街都是成群结队离开海口的扛着铺盖卷的农民工。每天晚上爆满的声色场所“中国城”再没有了往日的灯红酒绿，整个顺丰没有任何一个渠道还有资金的流入，我们找所有可能付给我们的钱都付不出来。当然，别人找顺丰要付的钱同样也付不出去了，几乎全海南公司的资金链都被拉闸式的单向宏观调控崩断了。

不仅如此，联办又传来更无奈的消息，STAQ和NET两个法人股市场被朱镕基副总理宣布除已有股票继续交易外，暂停所有新公司上市。顺丰即使拿到上市批文也不得上市，顺丰要想借法人股市场变现的可能也没有了。在海南黑市上，顺丰的法人股一落千丈，很快就一元钱都卖不出去了，顺丰的内部职工股本来就没有发行多少出去，高价也卖不了，全砸在自己手上。范日旭的雕虫小技也化为泡影。他手上没发行出去、捏在手上的大量内部职工股也变成了一堆废纸。南方证券也跟着倒霉，用二元钱买来当做市商的筹码，也全成了一堆废纸。除了偶尔听见有人故作高深地透出一些小道消息，让人宽宽心外，整个海口就像是一场刚刚大地震后的死寂的残垣断壁。接下来就听说某某公司关门了，某某公司老板被抓起来了，某某公司老板仓惶失踪了。

这是我下海两年遇到的第一次危机。对经济、对公司、对经营、对市场只知道一些皮毛的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好像突然被打回到下海前、两年前的状态。一切期望破灭了，一切的自信没有了，甚至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到来。

若干年后，一位海南的老朋友在北京和我见面时说的第一句话让我感慨万千。他说：“顺丰在1993年那次危机后，从海南怎么突围的？”“突围”二字非常形象。

真正经历过大风浪的还是老范。只有他脸上看不到危机的表情。他依然从容、故我地忙碌着，甚至对一筹莫展的李静，他竟然轻松地告诉他：“不用紧张，天塌不下来，一定会有办法的。”老范就是老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竟然可以靠炒股票来走出困境。

他在吉林筹集了几千万元人民币，在电话上给我说了声：“世渝，你们该干嘛干嘛，不要联系我，我到深圳炒股票去了。”于是，他和吉林轻工几个高管，一头扎进深圳。的确很神奇，仿佛股市是他家开的一样，他一去深圳，就赶上了中国股市历史上第一个大幅度井喷行情。范日旭不知是凭运气还是靠商业直觉，他在深圳股市大赚了一笔。现金流一下子缓了过来。因为高兴，开着车和别人的车相撞，出了严重车祸，将安全气囊都撞了出来。命大的老范竟然安然无恙。顺丰因为炒股票走出了困境。

巧遇炒股票的赚钱机会和吉林轻工的成功上市，使顺丰最早从海南调控困境里走出。更准确地说，不是顺丰走出，而是范日旭金蝉脱壳。海南也实际成为一个空巢。二十年过去，能从当年的环境里突围而出，至今还活得有头有脸的海南公司，只剩下一个海南航空。当年多少铮铮铁汉、豪言壮语、信誓旦旦、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们，如今已难见踪影。反而是当年一批不知名的人，在海南见了一些世面，经了风雨，学了手艺，之后回到内地，各显神通，成为中国各地的创业精英。至今活跃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许多优秀企业家都有海南的创业经历，如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等等。1991年到1993年的海南岛是中国资本市场和市场经济的黄埔军校。培养了中国一代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的优秀人才。就那么两三年时间，成千上万的人在海南这个市场经济大学堂里经受精神状态、人生理想、价值观念、知识结构等一系列的重组，像延安一样。最后这些人像火种，把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带到了中国的四面八方，很快就在后来的全国性改革开放中大放异彩，成为中国九十年代中后期全国各地的企业明星。老范当时就是吉林人闯荡海南重返吉林的一个典型。

老范几乎抛弃了海南与四川，让我将重心放到北京和长春。我们在北京保利大厦租了几间房间，设立了北京办事处。一是有利于和联办与STAQ系统保持经常的沟通；二是因为当时成立的中国证监会也在保利大厦办公，便于和证监会保持经常性沟通。当时还闹了一个小笑话，一天和《金融时报》记者刘敏开完一个研讨会出来，刘敏给我介绍认识一个十分文静的小姑娘，说这是中国证监会的林雯。中国证监会刚成立时，真不知道证监会是拿来干什么的，我当即问道：“这是什么机构？成立来干什么的？”因为在我眼里，股票、股份制都是归国家体改委管的，又出来一个证监会，不是机构重叠吗？

老范在吉林的力度很大，当然成效也很大。他得到了当时吉林主要领导的支持，尤其是年底，吉林轻工股票作为吉林第一批成功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公司公开上市。

范日旭经过一系列精心组织与策划，到吉林轻工上市时，顺丰实际已经成为第一大股东了。公开资料显示，吉林省国有资产管理局是单一的第一大股东，海南顺丰旗下的海南顺兴房地产有限公司为第二大股东。但海南顺兴和海南顺丰两个公司持有的股份加到一起就已经是第一大股东了。这两个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同时，范日旭和他老婆孙健持有二十七万个人股，表面上吉林轻工作为国有股东还是第一大股东，其实他们已经成为吉林轻工的实际控制人，但因为敏感，吉林轻工的治理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董事会也没改选，万殿卿还是董事长，王铁男还是总经理。因为当时中国证监会也刚刚成立，所以还不懂得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监管。

那个时候的股票发行还采用网下购买认购证的形式，当时吉林三家上市公司：吉轻工、吉制药、吉化纤发行新股，投资人还得到证券发行的所在地去认购。老范为了让吉轻工发行有更多的认购者，还组织一帮人到证券营业部外面去故意制造认购氛围。我当时也带着两个人，故意拿着硕大的大哥大手提电话，到证券营业部外面，故意拨一下电话号码，装着很大款的样子，在电话里大声说：“你那边开始了吗？买了多少？二十万股？太少了，我已在组织我这边先买一百万股，看看形势，如果有人追，我再买二百万股。”这就是没有法制的市场，没有法制观念。市场刚开始，也不知道这就是操纵股市，按后来出台的法律，这都是在犯罪，至少是欺诈罪，故意扰乱市场秩序。但当时没人管，谁也不懂，发行制度本身也存在漏洞。

宏观调控使海南岛被彻底抛弃，整个海南成为一堆建筑垃圾。郊区的许多别墅，被农民当成养猪圈、养鸭场。海南的鸭子成为世界上最奢侈、最幸福的鸭子。可惜迪斯尼公司没有抓住机会来海南考察一下，给他们的唐老鸭找到更多被尊重、被崇拜的机会，让他们激发更多的创意灵感。顺丰公司除了一大堆房地产官司外，什么也没留下。公司的一位法学硕士，西北政法大学讲师杨春平倒是获得了很好的实践机会，各种复杂的官司让杨春平受益匪浅。不懂法律的，经历下来会成为律师；杨春平这样的律师经历下来可以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法学专家。

迟福林的权力被剥夺了。虽然还是体改办副主任，但是新成立的证券管理办公室，拿走了股份制改革和推荐公司上市的权力。一个一窍不通的人当了证管办主任。我随这位主任带领的海南代表团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1995年全国股票发行工作会议。天津证管办严重地低估了中国企业的上市热情，整个会场被围得水泄不通。我们稍去晚了点，连会场都没进去。会议的结果早就从小道消息里知道了。全国1995年股票发行额度为五十五亿元人民币，而且明确规定，金融机构、房地产行业、服务行业等企业不允许上市。在天津，我约海南这位主任与成都证管办主任杨永萍吃饭时她竟告诉我：“你们海南怎么能让这样的人当证管办主任，又狂妄又外行，迟早得进去。”杨主任真是先知先觉，这位主任没多久还真进监狱了。

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下，范日旭仍然没有歇着，仍然在不停地变幻着招数，应对着对民营企业发展十分不利的生存环境。有一个故事就非常精彩。吉林轻工上市后，顺丰持有的法人股一直不能上市。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一直没有说法。这期间，范日旭找到一个界定不清的法律边界。范日旭提出，当年吉林轻工在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时候，有一部分不能流通的、被定义为法人股的股票，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上并没有说清楚到底是职工股还是法人股，而认购人认为是以法人名义购买的内部职工股，法律上可以定性为是超额发行的内部职工个人股。范日旭通过司法途径，由持股人进行起诉，并提出起诉依据，吉林轻工作为被告，无法出具大约八百多万股的股票是法人股的依据。于是法院受理，经过一系列的审理、答辩，报经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这些股票被司法判决为吉林轻工的内部职工股，应当依法与内部职工股有同等的流通权利。

不料，这份公告还是被明察秋毫的中国证监会发现，随即进行追究、弄清情况。证监会大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然，证监会没有任何理由命令深交所不允许这几百万股票上市。据说，相持不下后，这件事到了朱镕基那里。朱镕基也不能直接干预，找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是，我们是依法作出的判决，符合事实依据。让最高人民法院将作出终审判决的东西进行改判是不可能的，岂不有损司法尊严？

最后的方法是，找原告撤诉，做好善后工作。如果不撤诉，所有原告可能会惹麻烦。无奈，只好撤诉了之。这件事，因非本人直接参与，仅当故事而已，只是为了说明中国证券市场建设之初，存在的年轻、幼稚的各种问题。其实，这仅仅是无数的、千奇百怪的故事中九牛之一毛而已。虽然这个空子没钻成功，几千万元溢价收益没有获得，但范日旭抓住了另一个机会，这就是北方五环的成功上市。

在1993年范日旭主持召开的顺丰集团第一次会议上，当长顺集团提出以长顺集团的名义发起设立“北方五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时，范日旭并不是太满意的。他希望他的视线只到达长顺集团就行了，他的管理半径才能有效到达他的控制范围，而一旦再由长顺集团设立下属机构，他的控制力就会下降。

这是范日旭作为一个优秀的商人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局限。他不擅长集团化的大兵团作战，因为大兵团作战需要太多的人，他无法相信担当作战任务的指挥员。他只愿意把他能直接看得住的人看住。虽名为集团，但他从来不以集团化的机制进行运作。在他心目中，长顺集团要搞北方五环，目的就是为了摆脱他的控制，他就是不会思考，怎么样设计一个集团化管理机制给长顺领导人以空间，让他们尽力发挥，创造巨大价值？在让他们也能富裕起来的同时，让顺丰也获得更大发展？在这一方面，范日旭和德隆的唐万新比起来，范日旭又低了一个档次。(www.xing528.com)

长顺的王志杰、惠一祥领导的团队有很强的执行力，他们从股票发行新制度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中国证监会的五十五亿额度分配方式让他们得到了启发。五十五亿额度基本上都分给了各省市，大一点的，或者主要的省市，可以拿到二亿额度；少的，也有几千万元的额度。很多省拿到额度后，很聪明，又很有对应办法。按《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发行后总股本最低不得低于五千万股，首次发行新股最少不得少于总股本的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说，一个公司上市最少使用的额度是一千二百五十万股。每个省市都愿自己的地区多一些上市公司的家数，而不愿让一个公司将额度占完了。所以，1994年五十五亿额度上市的公司全部是小公司。

五十五亿额度下达之后，引起许多部委的意见。因为几乎每个部委都有直属的企业，部委的职能不同，拥有的企业数量和规模也不一样。

长顺的一帮人敏锐地捕捉到的机会让老范终于改变了态度，决定支持他们将北方五环往体育系统靠，走一个偏门，从国家体委去争取额度。历经近半年的努力，以北方五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拿到了上市额度，完成北方五环成功发行上市，再次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五环神话。

在整个顺丰系的打造过程中，老范一手导演的顺丰和浙琼信托的分与合的故事把商业社会的利与义以及人情冷暖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某种意义上讲，浙琼信托是顺丰的大恩人，这一点老范一定会认可的。在顺丰设立股份公司最关键的时候，老范几乎每天都在浙琼信托公司上班，我和顺丰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出入浙琼信托像出入自己公司一样。当然，那个时候的浙琼也像我们的上帝，浙琼的任何事情我们是有求必应。而我对于与浙琼的合作，更是加倍地呵护。在我心目中，浙琼与顺丰两个公司的合作可以走得很远。浙琼信托是金融机构，有很强的融资能力，浙琼的几大融资高手在资金市场也是所向披靡，曾经创造过喝一杯酒融一千万元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一杯一杯下去，直到喝进医院为止。一连喝了十几杯，拿到一亿多的资金。浙琼的实际掌门人金飞龙少年老成，年龄比我还小一岁，但和他在一起，感觉更像是大哥。他有很深的文化功底，谙熟金融业务。在云南，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探险旅行社，具有丰富的探险经验与野外生存能力，是中国第一批高端旅游、探险、登山的玩家。家里三兄弟金飞龙、金飞豹、金飞彪，以为龙虎豹。与这三兄弟成年后的作为十分相像，个个身怀绝技，金飞豹已成为中国著名的登山家、探险家，不断征服着全球各大名山大川。金飞龙在商场上虽然很优雅，一身儒商气质，但生意上老谋深算，而且浑身豪气。

范日旭的商业嗅觉、市场经验、开阔的视野若能与浙琼信托结为长期合作关系，顺丰的很多缺陷都会被弥补。我憧憬着浙琼、顺丰之间美妙的产融结合的未来。但是，商业的残酷，让我的浪漫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蜜月是短暂的，顺丰股份公司的设立大功告成后，老范就与金飞龙渐行渐远。老范不再常去浙琼，去的频率还没我高；浙琼的事不再有求必应，每天夜里再不会与浙琼的人莺歌燕舞。不仅如此，分歧渐渐出现，相互指责慢慢开始。恨不得连裤子都可以穿一条的哥们儿，虽不到反目为仇，但几个月前的信誓旦旦、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全没有了。两个公司的分家会，是在老范、我和李静、金飞龙之间一起开的。

这四个人在一起，我更多表现出儒家的中庸角色，最没有立场上的明显倾向。老范不好直接面对金飞龙，李静表现出理性以代表顺丰的立场，金飞龙一旦撕破脸皮，他也会将平时深藏不露的商人本性暴露无遗。金飞龙留给老范最重的一句话是：“你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李静调解着，老范辩解着，我沉默着。

与浙琼的分手，是我十分不情愿，但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商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都缺乏企业与企业的合作经验与方法。浙琼与顺丰的合作都没有弄清楚双方的合作目标，合作边界，相互需求，相互的长期、短期的利益诉求。完全是意气用事、完全是如何将对方的资源为我所用，太多的江湖义气、草根色彩、感情用事。本来浙琼与顺丰，两个公司的互补性是极为鲜明的。两个公司一个是金融机构，一个是善于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的实业机构。金飞龙可以为顺丰不断地投资、重组、并购行为源源不断地提供金融支持，而金飞龙的团队，熟悉资金市场，不擅长资本运营，顺丰完全可以为浙琼的资金创造高额回报。范日旭有浙琼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他大可利用他在资本市场的工夫，大展拳脚。例如，浦东刚一宣布成立开发区，要大开发。老范很快就觉得这是大机会，第一时间与浙琼一起准备了二千万元，让李静去浦东买地。李静在上海一待三个月，跑遍了浦东的每个角落，提供了许多块地方投资信息，结果因老范的优柔寡断而坐失良机。当年就是闭着眼睛将二千万元投到浦东，二十年过去，什么都不干，至少也是二十亿以上的价值。

不过很有趣的是：当年的合作更像谈恋爱，感情放在第一位，感情不好了，再谈利益分割。分手后，即使不成敌人，也不成朋友。如今的恋爱，更像是合作。关系放在第一位，先签协议、再结婚。离婚了，先解决财产分割，不爱了，还是朋友。

北方五环的上市改制、重组完成后，我仿佛意识到，我和老范的缘分尽了。

我以借调的名义在金飞龙投资的上海热带海宫工作了一些天后，范日旭给我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原先答应的借用一段时间，他突然觉得是不是该结束了，或者老范一定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干，才发现我不在他的视线里超过了他可以忽略的程度。他明明知道我在金飞龙投资的热带海宫这里，偏偏要问我这段时间都干什么去了。我没在电话里告诉他我不干了，而是说我给他写了封信，我会在信里写清楚。相信他此时似乎明白了什么，他顿时不知在电话里说什么好。这是他心里毫无准备的。我也的确没有勇气当面告诉他，我不干了。我对他与对顺丰的感受太复杂了。

我给老范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在上海这段时间，反反复复回顾了我在顺丰这几年的经历后，我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要离开顺丰。过去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偶然萌动过这样的念头，但我却说服自己，要“命运一体，追求卓越”。我没有把利益放在首位，把追求放在首位了。

这一次下决心，不是因为顺丰有问题了，遇到困难了，恰巧是顺丰现在处于创业以来最成功的时候。

自1991年我加入当时的海口顺风到1995年底离开顺丰集团，仅仅四年时间，海口顺风公司几乎从可以忽略的净资产起步，到控股“吉林轻工”“厦门国泰”“北方五环”三个上市公司和“海南顺丰”这半个上市公司以及设立“海南农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长顺集团”、控股长春农行信托投资公司等多家企业构成的“顺丰系”。控股的上市公司数量当时在全中国民营企业中绝无仅有，若以今天的公司价值市值评估法，当年的顺丰可以堪称中国民营企业老大。若有胡润的排名，范日旭当可排名1995年中国首富而不仅仅是吉林首富。只是市场里还没有高水平的财经媒体，也因为范日旭极为高明的隐身术，整个“顺丰系”的全貌几乎无人知晓。

我离开顺丰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企业规模的快速膨胀，公司高层团队都可以居功自傲、不思进取，不能凝聚为一个整体。但这种不思进取不能怪这些团队成员，如果以当时已经初步形成的顺丰集团高级管理成员的整体素质来看，这个阵容是豪华的。几大上市公司：北方五环、吉林轻工、厦门国泰以及泛亚信托投资公司还有一些非上市公司，如果制定很好的公司战略，建立有效的集团化管理机制，彻底解决每个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分配问题，顺丰集团是完全有机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的。之所以最终渐渐土崩瓦解，首要责任一定是范日旭，他没有这么远大的抱负，也没有宽广的胸怀，他既不能解决每个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理想，尊重每个人的价值观，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给每个人创造价值实现的机会，更不能将这些精英凝聚在一起，创造一个共同的理想。这也是范日旭的局限，是这个时代中国企业家的局限。

我告诉老范：“我是离开你而永远不会骂你的极少的人。”许多人离开顺丰都会因为自认的利益不公，利益没得到满足而背地里骂老范。不骂，不是因为范日旭对我好，我在顺丰的付出与所得同样让我心里极为不平衡。但我仍然感谢他，感谢他给我的机会，让我能够从那个身无分文，命运多舛的失落国企职工，走进中国资本市场，成为一名股份制、资本市场的专家。所以我对他，只有感激。我一生都会视他为我真正的老板和市场的师傅。我也向他保证，离开顺丰我一定不会再给人打工，打工打到顺丰的创始人之一的角色、股东的角色，要是再去打工，就对不起师傅，对不起这个平台了。

我在信里也历数了顺丰目前存在的问题，潜在的危机。对顺丰未来的发展提了很多建议，尤其是讲了分配。作为大企业了，分配一定要透明，要制度化。否则留住的一定不是人才，即便是人才，他也会寻找机会，去获取公司经营过程中、交易环节中个人可以获得的任何寻租机会。如果形成这样的公司文化，这个公司就没有生命力了。最后，我还是不忘记说一句：“我虽然离开你了，离开顺丰了，只要你需要，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出现在你身边。”依然有豪言壮语。

信发出后，我一身轻松。

范日旭收到我的信后，夜里才认真阅读，也是感慨万分。读完之后，也洋洋洒洒地给我回了他很难得的一封长信。我相信，除了早年谈恋爱写情书之外，老范可能再没写过满含深情的长信了。

读完后，我满脸眼泪。后来才知道，老范深夜读信、回信、沉思，整整折腾了一晚上没有入眠，一大早要坐飞机，竟在去机场的路上，晕了过去。

从此以后，我和范日旭基本上是身与心彻底分离。在后来的若干年里，我们偶尔见一面，再没有了心底的真诚交流。

我会永远铭记和从心底里感谢老范。不仅因为他是我至今唯一认可的老板，也不仅仅因为他教给了我怎样做生意、进入了中国资本市场，让我成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投资银行家。更重要的是，我在和他一起的几年里，完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蜕变。

我从一个迷惘的青年，成为在他身边走向成熟的中年；我身上沾满的三十四年人生积累的优柔寡断、小资情调、远离社会实践的尘埃，在海南一荡而尽。在经历短暂的阵痛和价值观冲击之后，我的灵魂在往后的二十年里构成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主体意识。

在今天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要形成一个独立的主体意识，实在很难。你的历史观、自然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已经没有人来为你规范，没有一个社会普世认可的东西让你对它依依不舍。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无政府主义也好，宗教信仰也好，拜金主义也好，同性恋也好，我们已进入一个缺乏主体观念、主体意识的时代。中国人、中华民族到了缺乏核心价值观的最危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