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股份公司上市：珠江实业、港澳实业、化纤三家首批发行股票

过年后我在顺风的朋友邹镔告诉我，老范在年前顺风公司的团拜会上说：“股份制，发行股票是顺风的目标，这得把王世渝请回来。”

他在作这番打算之时，邓小平深圳之行的风声还没吹到海南岛来。我无法知道老范凭什么作出了这番预测。

我没把邹镔的话当回事，但心里却是期待着范日旭的召唤。

得知我没有回家，范日旭亲自驾车来六合大厦找我，请我吃饭。他也非常明白，只要他一召唤，我肯定回顺风。他请我去吃了他喜欢的东北饺子。其间坦诚地露出了他的诡异笑容：“世渝回来吧！海南机会来了，这事只有你回来干才能干成。”

这时的范日旭是绝对有巨大的人格魅力的。他像小孩子一样亲切，善良的表情，没有人不被他打动。然后是一番诱人的承诺和美好未来的展望，这一招要是用来求爱，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成功率。老范身边经常美女相随，与他的招牌式的“忽悠”能力不无相关。

我受宠若惊地吃着饺子，老范还不停地往我盘子里夹。吃完饭，又掏出一千元钱塞到我手里，告诉我：“过年了，去买几件衣服，好好过年，完了就回来上班。”

老范不仅邀我回去，甚至排除了我的一切后顾之忧，他说我不受任何人领导，只听他一个人指挥，不用向任何人汇报，单独设立股份制办公室，不再去国贸大厦办公，而将他自己买的，位于滨海大道一处一直作为他家用的海南中房大厦的一间房间腾出来归我和我的团队使用，让我吃住和上班都在那里。

刚上班不久，过年期间的传言与老范的直觉都得到了令人振奋的验证。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在《南方周末》刊登出来，让过年期间海南的各种关于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被白纸黑字地写在文章里。整个海南几乎沸腾了，尤其是那些在第一轮闯荡海南经历热血岁月又被残酷的政治风浪几乎浇灭了理想的坚守者，更是群情激昂，纷纷庆幸自己能坚守下来，等来了时代赋予的机遇。

我又回到顺风上班了，这一次的感受与几个月前范日旭安排我搞股份制完全不一样。几个月下来，至少大概知道了股份制是什么东西，而且就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没几天，海南早前批准的三家股份公司开始募集股份。这三家分别是海南珠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港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这几家公司是海南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当时海南也是向深圳学习，制定了《海南省股份制改革管理试点办法》。

范日旭灵敏的嗅觉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形势完全吻合。

我开始全面进入状态。先是找到了海南模仿深圳制定的文件《海南省股份制改革试点办法》。然后是找到了批准设立股份公司的部门——海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知道了掌管审批大权的是体改办副主任迟福林。

差点儿被关闭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又开始活跃起来。邓小平南巡时在深圳市专门针对股票、证券市场有段意味深长的讲话，提出要“坚决地试”，但同时我们也深深感受到当时所面临的反对意见，于是他还说：“出了问题可以关，关的时候留个尾巴。”海南反应迅速，很快就听说海南试点的三家已发行股票的公司即将在深圳上市的消息。

我加紧推进了全面的工作，迅速与海南省体改办取得了联系，咨询申请股份制公司的设立程序。去了几次体改办也和他们的工作人员熟悉起来，他们告诉我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国家体改委将于4月初到海南召开全国股份制改革研讨会。但由于名额有限，将严格控制参会人数。海南早就拟好了一个参会名单，共有二十家企业，这二十家企业在1991年就准备搞股份制试点，在省里早就是挂了号的。而顺风刚刚才和体改办建立了关系，不可能成为参会对象。我在体改办好说歹说，死缠烂打，终于从体改办获得了一张入场券。这就是海南，当你知道当年海南的特点你就会非常自信，只要坚持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当年在内地，你别说进省级机关的大门，你就是到地、市、县一级机构也没那么容易。在这里去省委、省府大院可随时进出，体改办说去就去，办事人员也十分随和，也不用请客送礼。

4月初，我荣幸地参加了对我们、对整个中国企业改革和整个资本市场起着巨大作用的这次研讨会。

很显然，这次研讨会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是遵循邓小平讲话、推进中国股份制改革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由此看得出来，当时的国家体改委有多高的效率，南巡讲话仅两个月时间，国家体改委就如此迅速地推动了股份制这一敏感的、争议很多的、难度巨大的改革。从后来会议的内容来看，这次会议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研讨会，国家体改委有备而来，制定了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全套方案和操作层面的法律文件。

规范意见出来后，我开始了将海口顺风公司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这艰难而又滑稽的征程。

首先是制作文件。包括公司章程、招股说明书、发起人协议书、发起设立可行性报告，还有董事会、股东会的决议等。一整套漂亮的法律言语构成的文本经我之手全部制作完毕。募集资金投向全部用于购买出租车，增加市场份额。按当时顺风公司出租车的运营模式，要按这样的策略，利润与增长都是相当可观的。杠杆效应也很大，以夏利车为例：早期的夏利车七万元左右一辆，购置来后，投放给承租人，一次就收回一半的资金（往往是先收预付款），然后每月三千元，收三年，收完后只收几百元钱的管理费。承租期满后，车辆归车主，车牌归公司。公司又可如法炮制，周而复始。资产的投资回报率超过年百分之五十。这样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水平在全国也是最领先的。如果迅速在全国扩张复制，海口顺风将很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出租车上市公司，也有可能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租车公司。

仅仅是编制这样一套文件我就激动不已，经常是一干就是通宵，那时老范经常也住在中房大厦的那间房间，半夜醒来，见我还在写文件，他也颇受感动。

文件虽制作了，但我们遇到了致命的障碍。按《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自然人和私营企业不得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

我十分懊丧。心想这个障碍怎么可能逾越得了？早期的股份制实际上是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当时海南申报的那些企业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由于没有国资委，国有资产没有纳入系统管理，政府部门也可以直接投资，尤其是经济主管部门。凡是以政府某个部门作为股东出资，都算作是国有企业，而私营企业是不能设立为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我们发现已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里有一家公司就是私人的，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海南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老板是曾经名噪一时的陈宇光。

我们通过海南工商名录，查到海南新能源，改制前的注册资本为五十万元，性质为私人企业，法人代表陈宇光。既然新能源为私人企业，也成功改制成了股份有限公司，顺风怎么不可以呢？后来才得知，新能源是规范意见出来之前按《海南省股份制改革试点管理办法》批准设立的，现在那些文件已经失效了。

好像什么事总难不了范日旭，他告诉我，我们去找个国营机构挂靠，让被挂靠单位证明我们是国有资产，是非私营的法人企业就可以了。“挂靠”也是当时的一个特殊手段。到工商局登记办公司一定要有主管部门，没有主管部门是不能注册公司的。许多私人资本要合法经营，要么申请个体户，要么就要有被挂靠单位。被挂靠单位虽然可以收挂靠费，但责任更大。所以，顺风即使要找个机构挂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谓“挂靠”也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挂靠”与“被挂靠”之间没有产权关系，但被“挂靠”要承担法律责任，要是挂靠者出了什么事，被挂靠单位是有麻烦的。

挂靠者要自己经营，要寻求保护伞，必须找到要挂靠的单位。因而挂靠者必须交钱给被挂靠单位，除此外还得给被挂靠单位的关键负责人施以小恩小惠才挂靠得稳妥。

我想到了海南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我在批发市场工作的时候，知道几乎每个员工都是有来头的，试验区管委会的一些干部也都有亲戚朋友在批发市场工作。这样，我们很快找到了农管会的高层，找到了王洪昌。只要约上王洪昌，范日旭的本事就足以解决后面的所有难题。后来，我和老范基本形成了这样的默契，我善于交往，只要对公司发展有益，我也认为很值得交往的朋友，我都会推荐给老范，而一旦他也同样认可这个人，就几乎百分之百地会达到他的目的。老范与他可能发生利益相关者发展到进一步交往也有极高的水平，他不会像很多民营企业家一样花很多钱，用钱开路，他也不会用酒，因为他自己虽为东北人，但对酒过敏，喝上一杯酒，几乎像是要他的命一样地产生剧烈反应，满脸铁青，神志恍惚。他最多来点小恩小惠，送个皮包、衣服裤子什么的，但他平易可亲的笑容和至少是写在脸上的真诚，会很有人格魅力。同时，他善于聊天，又非常睿智与幽默，让人和他在一起非常愉快、放松。

几个来回下来，农管会不仅完全同意顺风挂靠，而且王洪昌、工商局长张奇（现任海南三亚市委书记）都成了顺风的好朋友。当然老范也承诺，如果顺风公司股份制获得批准，会卖些原始股给农管会，这一招是最有吸引力的。

农管会为此也尝到了甜头，欢迎各种企业去挂靠，不仅可以收钱，实际上还成了今天所说的招商，许多企业蜂拥而至，使农管会成了海南民营企业的最佳栖息之地。万通的冯仑和他的创始团队成立的第一个公司——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有限公司也注册挂靠在农管会。而王洪昌俨然成了海南最有实力的官员，对外可以声称旗下有多少直属企业，有多少挂靠公司。几乎所有著名的民营企业都把王洪昌当老大，把农管会看成是家一样了。

被挂靠单位找好了，于是开始对顺风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当时海南最著名的审计评估机构是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海南分所。创办人是财政部科研所高材生，又曾留学日本的沈忠明。沈忠明的专业水平和财政部的背景让他所在的机构成为海南生意最红火的会计师事务所，他几乎不用去开发市场，而是许多公司会以找到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为荣。而只要是他们发出的报告，海南的主管机构不会做出任何挑剔。

可是顺风有些什么东西能评估呢？当时顺风在滨海新村还有几栋三层高的小楼，有国贸大厦部分房产，还有就是出租车公司一部分车辆的牌照、出租车指标这样一些无形资产。无论怎么评估也达不到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五千万元、发起人不少于二千五百万元之评估值。

资产规模暂且不论，首先是沈忠明派来的团队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为首的是所长助理小关。据说小关是沈忠明在东北老家的亲戚，水平不高却当了所长助理，仗着沈忠明的背景，这位小关助理确实有些专横。第一次来顺风，根本就听不进我们对公司的介绍，指手画脚地要我们按要求准备好材料，吃完饭就走了，没有任何表态。

我把资料准备完去请他，总是不爱搭理，请到外面去吃饭、喝酒、上夜总会，完了还是装模作样地到公司来转一圈，说我们资料不行又走了。我拿他没办法，即使暗示说帮我们之后会给原始股也没用，我一时拿他没有办法。

为了赶时间，抢在海南的第一批试点上报批准，我们在评估上被耽误让老范非常着急。他经常告诫我时间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说他做生意这么多年，教训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佛山，当时海南还没建省，他还没到海南，在佛山做生意。他曾搞到一大批钢材指标。用这批指标可以换成进口洗衣机的指标，如果换成功，就可以大赚一笔。结果因为各种原因，错过最佳时机，拖延了一个小时。在完成交易之前一个小时，这种倒指标的行为还是合法的，一小时后就被定性为倒买倒卖，成为投机倒把。生意没做成，还抓了一帮人进监狱，老范自己侥幸逃脱，让他一直心有余悸，从此对时间概念他异常严谨。

搞不定小关，我只好告诉老范实情，范日旭也只好直接找到沈忠明，请他换人。好在范日旭和沈忠明都是吉林老乡，互相还认识，沈忠明还真认了老范的账，将评估团队负责人小关换成了韩志华。

小关这位年轻气盛、涉世未深的小伙子在海南这样一个异常混乱、鱼龙混杂的环境里最终付出了巨大而永远无法挽回的代价。他和他的太太、岳父在某日早上，刚上车不久，就被早已盯上他的杀手骑着摩托车追上来用冲锋枪冲着他们的车一阵狂射，小关和岳父当场惨死于车内，妻子重伤，后果无从知晓。

据说此案一直是个悬案，到底是什么人，是为什么原因要了小关的命？谁也说不清楚。不管什么原因，杀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小关的为人之道，确实令人难堪。

韩志华是个优秀的会计师，在他的带领下，顺风公司的审计评估推动得非常迅速。韩志华不仅凭着他极强的专业性，能够快速推进。同时，他能超越一般的会计师，帮助你理清过去的陈年旧账，对许多不合格的会计处理方法，他不是一味指责公司财务怎么做得不符合制度，单纯地挑毛病，而是帮助你改正错误的记账方式或者计算方式。我和韩志华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也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财务知识。范日旭也很欣赏韩志华，不仅努力配合，而且在工作完成后，说服韩志华和沈忠明并将韩志华挖到了顺风，成为我的搭档。

审计评估推进的同时，其他工作进度也跟了上来。范日旭清楚地知道，顺风公司评估值肯定是不够的。这个时候，老范又想出另一招来：杠杆收购。杠杆收购的资金从哪来呢？一个信托投资公司浮出水面。这就是海口浙琼信托投资公司。(www.xing528.com)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曾经掀起过一股信托热。当时的金融还没有成熟的监管框架，没有银监会，由人民银行行使监管职责。金融行业属于混业经营，每一个银行下面都可以设立信托投资公司，而海南更是信托泛滥。小小的海南省有几十家之多。真正的信托本源业务没有很好开展，主要业务都是高息揽存，或者是进行房地产投资和贷款。在提供高息信托贷款或进行长期投资，短融长投现象十分严重。年回报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都有，低利率的也不少，大量国有资金往往以比较低的利率被吸引进来，给出资人一定的返还。而信托公司拿着这些钱一边偿还借款本息，一边做各种投资。债务进来，投资出去；短债进来，长投出去。当然也有大量资金用于短期投资，就是炒地炒楼。当年全中国的热钱都主要通过信托渠道流到海南炒地炒楼，热火朝天。

不过，一些信托业务的创新也从这里拉开了序幕。海南港澳信托、海南汇通信托都曾经是信托产品的创新高手。中国第一个房地产证券化产品是他们创造的；中国第一个非上市的房地产信托产品（REIT）也是他们创造的。

一幢大楼如果要整幢卖出去不好卖，他们就分拆了卖。分拆时产权证若不好分割，他们便将其设定为信托凭证，以每一平方米为单位使不动产通过证券化成为可以快速交易、快速流通的金融产品。

浙琼信托是原浙江省政府下面的国有机构到海南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后来被海南黄海美集团通过惊心动魄的财技收购控股了。总经理是李金忠，前陕西黄河机器厂厂长，一位极其喜欢京剧的、不擅长市场经济的典型的国有企业领导。浙琼信托当年在海南各信托公司里是经营得非常出色的公司。原因在于有一位非常精明能干的副总经理金飞龙。李金忠虽然是总经理，但实际操作权完全在金飞龙手上。金飞龙是云南人，下海前在昆明建行供职，而金飞龙麾下却有一批能征善战的猛将，个个都是融资高手。

老范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认识了浙琼的李总和金总，很快他又把我介绍给浙琼。范日旭已经把我吹捧成股份制专家了。当时我对信托公司完全是外行，但一到位于龙昆北路最东北角的滨海大酒店，浙琼的办公室，我就感到了金钱的力量。浙琼公司装修得非常气派而有品位，一下子就感觉顺风的办公室十分寒酸。见到金飞龙更是让我为之振奋。金飞龙和蔼可亲，十分儒雅，衣着非常讲究，浅黄色的皮鞋一丝不苟地系着鞋带。同样都是名牌，但衣服、裤子、皮鞋以及手表配搭在金飞龙身上，不论大小还是色彩都浑然一体。我心里在想：“哇，这就是我心目中金融家的形象。”

那段时间，我和老范每天早晚形影不离，他几乎每天都去浙琼，像是去浙琼上班一样。每时每刻老范都在发现金飞龙和李金忠的任何细致的需求。老范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经意地让李金忠和金飞龙感觉舒舒服服的。很快，我和老范与浙琼之间的关系几乎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我与浙琼上上下下也全成了朋友，甚至因为和浙琼交往，改变了顺风的命运。

关系处到这一步，剩下的所有东西全部只是技术上的了。很快，就从浙琼信托融资出来二千万元人民币，在名义上购买当时浙琼的客户——海南金岗地产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再以浙琼的名义评估后投资到海口顺风，先成立了“海南顺丰联合有限总公司”。这个名字有点不伦不类，很土。这是老范执意要的名字。

这样一来，评估范围大增，资产也立刻增加，范日旭是海口顺风百分之百的股东，顺风在“顺联”是控股股东，评估结果一下就变成了七千多万元。然后再以“顺联”的名义，联合工行海口支行、建行海南分行等几家股东共同发起设立了“海南顺丰股份有限公司”。

但是，当评估结果出来后，又遇到麻烦了。按规定，评估资产如果是民营企业，不用对评估结果进行确认，而如果是国有资产却要进行确认，确认机构是海南省财政厅企业处。如果不确认，海口顺风的资产就是私有财产，被定义为私营企业，按法律成为不了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份制的梦想就破灭了；但如果要把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等于把老范的个人财产给“共产”了，这可涉及性质问题了。

面对两难选择，我感到焦头烂额。还是老范有办法，他让我和他的秘书徐星去想办法把处长攻下来。企业处处长是一位直爽的大姐，内蒙古人。因丈夫是海南武警的一位负责人而调来海南。这是一位严谨、正直的公务员。我去约了好多次才终于把她约出来。她后来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先是给我们确认为国有法人资产，让我们过了这一关，等股份公司设立成功后，精明的老范才亲自出马，找到这位大姐，再次给顺风的资产作了一个非公有财产的确认。这是打擦边球的，但老范的英明之处是，他没有留下隐患、没有留下“原罪”。后来国内著名的仰融风波几乎就是异曲同工。仰融当年设立的教育基金会肯定是他自己出钱投资设立的，但基金会是事业平台，不能以自然人的名义设立，只好将个人的投资界定为国有资产，仰融的华晨最终被界定为国有资产，创业者仰融反而成了侵吞国有资产者而一失足成千古恨，流亡天涯至今不敢回来。

今天听起来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同样一份资产，在严肃的国家行政机构中，怎么一会儿可以将其权属确定为私人的，一会儿又可以确定为国家的。二十年间，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的确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式重组也就是这样在润物细无声中，一点一点积累到今天的。

同样的“原罪”现象在当年几乎每个公司都有，你不能归罪于哪个个人、哪个企业，也并非哪个个人、哪个企业的主观所为。这是那个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的生存法则，野蛮的生存法则。

一个一个障碍突破了，最后剩下了迟福林这一关。在规范意见出台之前，海南总共只批准了几家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出台之后，海南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试点省份之一，股份制就成为海南的热点。而如果能挤进第一批试点名单，这个企业的股票发行募集几乎没有任何难度，甚至会成为紧俏商品。因而，我们全力以赴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争取第一批。错过这个机会后果很难想象，尤其是老范经常把当年他“一个小时定生死”的惊心动魄故事随时挂在嘴边，我的团队一点儿也不敢怠慢。

自从与体改办联系后，我从未放松和他们打交道。体改办具体负责股份制改革的处长开始是翟力平，我们刚与其认识不久，他就调走了。随后调来一个处长是常小幸。这是一位长得敦厚的贵州人，为人十分谦和，也很有书卷气。我们很快就和常小幸交上了朋友。他对顺风的股份制改制上虽然觉得我们用了很多技巧，但也觉得很新鲜，别人都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就顺风的方案玩出了这么多的花样。在当时能按程序和方法完成股份制设立就行了，而顺风竟然把大家都不熟悉的股份公司搞得这么熟练，他们也觉得很有创意，再怎么挑毛病，我们总能找到对策。

后来能够与迟福林建立进一步关系，还是老范的功劳。他认识迟福林的叔伯哥哥迟大林。迟福林是黑龙江人，和范日旭都是东北人。全中国只有东北三省的人可以不称是哪个省，可以统称为东北人，却没有将四川人称为西南人的，也没有将福建人称为东南人的。就是这个原因，不管来自东北的哪个地方，海南的东北人之间似乎有天然的联系。终于有了机会由迟大林出面，请迟福林吃了一顿饭，饭桌上范日旭巧舌如簧的口才，表现出他特有的幽默和智慧，而同时，他总能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容易让人亲近。在这样的场合里，老范从来都是赢家，他太有感染力。当然，迟福林绝对不是一般能够糊弄的官员，靠一点儿小恩小惠就可以把事情摆平。他是一个有水平、有魄力、有追求的学者型官员，一个真正的改革家。他喜欢老范这样的有头脑、有胆识的商人，而决不喜欢靠金钱去拉拢人的商人。这顿饭后不久，他竟主动要约我吃饭。虽然我和他只有一两面之交，上次吃饭老范即使把我隆重推出，但我在饭桌上几乎一言未发。我知道迟福林喜欢吃重庆火锅，在那公关盛行、什么事情都要讲究公关本领的年代，我也学会了研究所有重要公关对象的各种要求。对迟福林来说，除了工作，就是喜欢吃重庆火锅。我约了一间味道很正宗的火锅店后，让迟福林吃得酣畅淋漓。而让我更加开心的不是火锅的滚烫与味道，而是眼下全海南最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竟和我单独在这么一个小店里吃饭，我感到荣幸之至。这顿火锅实际上是迟福林通过我，从多个角度对范日旭进行考察，这次考察将对他判断是否支持范日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对他各种看似平常，却又十分尖锐的话题，对答如流，表现得不卑不亢、十分坦诚。顺风资产的来源、真实性、范日旭的道德水准、人格品质是他关注的重点，对这些我既不遮掩，又不夸张，用我个人的见解，表达了我的观点。

我原先以为他有个人的需求，所以想找机会暗示他。那年头最担心的是不知你要公关的对象到底需要什么。没想到让我犯难的是，他真是什么需要都没有，我连暗示的机会也找不到。

吃完火锅分手后，我反而紧张起来。因为我事先没有告诉范日旭迟福林要单独见我，而且迟福林电话上告诉我不要让范日旭知道。我立刻去找老范，把我和迟福林见面的情况彻彻底底地抖了出来，老范反而自得其意，喜上眉梢、胸有成竹地告诉我：“非常好，咱这就成啦。”

好些年没见到迟福林了。这些年来他一直坚守着他的改革舞台，默默地为中国的重组与改革耕耘着。海南建省，他是亲历者；各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也曾是若干政策的起草者。本来还应该是中国政坛的一颗耀眼的明星，政治上的复杂性使他仕途终结。在当年的海南，他完全可以选择下海从商或亦官亦商，而他却选择做了职业的改革研究者。他在高尚全和国际及国内资金的支持下，不用政府投资，创办了海南（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日以继夜地为中国的改革方向出谋划策，设计了许多体制改革方案，在国外、国内都有很大影响。他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将中国第一次全国股份制改革研讨会争取到了海南，为海南争取到了全国仅有的两个股份制试点地区，组织领导了全海南的股份制改革，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通过股份制，为海南建设募集了超过一百亿股资本。虽然他脾气有些火爆、独断、得罪了不少人而倍受质疑，遭到一些人的攻击、检举，但最终的调查结果却证明了他的清白。后来海南的各级官员一个个纷纷落马，曾经叱咤于政界商界的风云人物纷纷消失，二十年过去了，迟福林至今依然屹立于院长的职位上，孜孜不倦地为中国的重组，为中国的改革而忙碌、操劳，经常在各媒体见到他旗帜鲜明、观点独特的文章与演讲内容。而且他和那些许多所谓著名经济学家专挑热点话题，发表热点观点热炒自己或者被利益集团所绑架成为代言人相异。他从不对股市、房价进行评论而去博得媒体的关注。

与迟福林见面之后，一切几乎是顺风顺水，和公司的名字一样。此后，迟福林专门就顺风的事约见过一次范日旭，要和他当面敲定他对顺风的支持，同样也希望老范能信守承诺。然而，如此关键的时候，我却在细节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老范要我准备一份装订漂亮的方案给他，由他带给迟福林。我早有准备，让助手李延辉给我送来，我看都没看一眼就交给了老范。没想到老范顺手将方案送给迟福林后，迟福林一打开，发现文件夹里的是白纸一摞，文件拿错了。谁都知道迟福林脾气不好，这下可麻烦了。迟福林当场就把老范训斥了一顿，老范难堪得脸青面黑。我在外面等着范日旭和迟福林，见他们俩出来，本以为会是轻松愉快的表情，结果老范上来冲着我就喊：“你看看，这是什么方案呢？！”

我脑袋里一片空白。我不能去责怪李延辉，虽然是她拿错了，但我是负责人，我应该要看一遍才对。我只好以最快的时间，从公司重新取了一份，直接送到了迟福林的家里，并一再向他道歉。迟福林并没有因为拿错文件而影响顺风的股份制审批，只是告诫我今后不要再出这样的低级差错。

这件事让我刻骨铭心。什么叫细节？这就是细节。如果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毁了整个顺风的大事，这样的责任如何能够承担？这个教训使我对此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会注重到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我们的方案设计得非常巧妙，完全是高杠杆行为。顺风自己仅仅凭滨海新村几栋小楼，国贸大厦十七层，一百多辆所有权上有争议的车，再由浙琼信托提供资金，用于杠杆收购的资产组成了“海南顺丰联合有限总公司”。老范将顺风改成了“顺丰”，并以“海南顺丰联合有限总公司”的名义，邀请了海南几家银行共同发起设立“海南顺丰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为一点四八亿人民币。其中将百分之二十、共计二千九百六十万股，设立为职工股。1992年8月，我非常激动地从体改办常小幸处长手里，拿到了海南省体改办的红头文件。当时真有些不敢相信，感觉在做梦一样。我一再瞪着大眼，认认真真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仅仅一页纸的红头文件：“海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琼体改）1992年第15号”。我深深知道，拿到这份批文对于我、对于顺风、对于老范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一次，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的转折和里程碑。

今天回顾起来，简直像梦一样。这是魔术？还是戏剧？我当了一回魔术表演者，也当了一回戏剧表演者，只是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段特有的历史，我相信一去不复返了。当观众为魔术和戏剧所倾倒时，表演者其实是莫名其妙的。作为表演者，这是一种神奇的、游戏的心情。

当然，这仅仅是我和老范资本游戏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开始。也由此，我走上了一条随时都在挑战智商，挑战道德底线，挑战理智与情感，挑战人生价值观的诡异复杂、风云变幻、深不可测的重组之路，资本游戏的不归之路。想想二十年来，每每回忆起一步步走过来的路，无不心惊胆战。好在年幼以来若干次的生与死的交替，让我始终保持了一个面对财富、面对荣辱宠辱不惊的态度。当我对第一次成功的喜悦还没消散，我就经历了资本本质的一个讽刺。

拿到批文就意味着拿到了合法地让人给你送钱的机会。几家银行“哗哗哗”很快将钱打到了顺丰的账号上，唯恐打慢了被我把他们换成另外的公司。如此积极还有另一个原因，凡是买了顺丰法人股的机构，都可以拿到一定数额的内部职工股。按道理应该拿到百分之二十，这是法定的，但老范非常狡猾地告诉法人股东，百分之二十的职工股是给公司职工的，不是给股东职工的。股东们没办法，实际拿去的不到百分之十。

按我当时幼稚的想法，职工有二千九百六十万股，我总能分到一点儿吧，今后上市了，我也有钱了，再不会过穷日子了，太开心。结果围绕职工股的一系列事件，让我看到了商场的冷酷。一是股东们没拿到多少职工股；二是公司职工没拿到一股职工股；三是在整个顺丰股改过程中给我们帮了很多忙，甚至有许多在顺丰股改的重要节点上帮过我们的，除了今后老范还要有求于人的，如浙琼信托、农业银行等少数的机构和个人拿到一些股票外，其余都没买到。而那段时间，顺丰却突然因为一纸批文，成了财神庙。政府的、金融机构的、熟人的、朋友的、有业务来往的、各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都伸出手来了，没有一个可能是送的，拿着钱来也买不着。我先前找人家帮忙承诺给的股票，最后也很少能兑现，为此得罪了不少的人。老范干脆拉着我躲到位于海甸岛的改革发展研究院躲了整整三天不见踪影。

二千多万职工股除了股东和少数关系户外，老范几乎都没有卖出去。我当时还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么辛苦得来的机会，人家争着要把钱给你还不要呢？原来老范另有更精明的算盘。在当时，内部职工股成为稀缺资源，而几个海南的上市公司，如琼珠江、新能源、海南港澳等公司上市后，职工股都上演了赚钱的神话。一元钱买来的股票都涨到了几十元。所以老范不在第一时间卖出去，留在自己手里，是等日后上市能赚更多的钱。这种行为没有任何的机构来监管。

在我的思维模式里，我可能永远都会循规蹈矩，而老范的思维模式里，可能永远想的都是利益最大化，大到超越常规手段。

在公司内外，我因为成功地操作突然成为明星。当时海南几个著名的股份公司的老板都是明星级人物。新能源的陈宇光、港澳的黄向农、民源的马玉和，而这几个公司，每个公司也有一个操作公司股份制的负责人，也因为其专业性、神秘性地完成了公司的股票发行、改制和上市成为名人。珠江的白杰、港澳的饶浩彦、新能源的王凯、民源的卿全等等。我们当初这么一个让人看不上眼儿的公司居然也成功拿到批文，我自然也被追捧。当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劳苦功高，老范怎么也会给我一些顺丰的股票时，我只报以一笑。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手上一股顺丰股票也没有。几乎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而且我还不会去告诉人家，我一股都没有。我为什么是这样的心态呢？我认为我穷困潦倒、分文没有地闯荡海南，我们这家公司能给我一碗饭吃就不错了。还能给我机会，让我学到一门专业，我已心满意足。我也真不懂如何评估我们公司在股份制成功设立过程中我的作用、我的价值和我应该得到的回报。本来就没有事先约定，这说明我身上太没有财富意识而老范也确实高明。

当时，我已经将我曾经在巫山扶贫时结识的朋友李静给挖到顺丰去了。李静是韩国侨民后代，父亲在抗战时由韩国釜山逃到中国东北，定居于吉林的永吉，李静就出生在那里。后来李静在中科院研究生院毕业后，分到了中科院成都分院，在山地与自然灾害研究所工作，也曾是这个所的重点培养对象。后作为科技副县长被派到巫山工作两年。县委派他兼任淀粉厂厂长时，他向县里要求将我从山里调到县里，当他的搭档，任副厂长，一起管理那个一身都是毛病的巫山淀粉厂。

李静离开巫山后回到了科分院。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掀起了一股下海浪潮，蠢蠢欲动的李静被我好说歹说地劝到了海口，本想说来看看，结果一来就被热气腾腾的海南给迷住了，老范也不拘一格，求贤若渴，与李静一见如故，毫不犹豫地对李静说：“还看什么？来了就工作，明天就上班。”李静就这样还没看明白就留在顺丰了。整个顺丰构成了范日旭、李静和我的一个仨人组合，成为顺丰的核心。老范对我的信任自不必说，李静来了，他很快就认同了李静的才能和人品。为了留住我们，同时也要让我为顺丰作出的贡献有一个说法，以平衡我的心态，老范又玩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技巧。

股票成功发行不久的一个晚上，老范把我和李静叫到滨海大道南洋大厦二十六楼新买的公寓里开会。老范郑重其事地说：“咱们股份公司也成立了，世渝人品好，为顺丰股份制作出了贡献，李静虽然刚来，但是个人才，咱们三个就是顺丰的核心，今后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得像亲兄弟一样，整个公司就是咱哥仨的。我们马上去成立一个公司，将顺丰的控股股份全部放到这个公司里，你们两人一人百分之十五的股份，我给我娘百分之十五的股份，没她就没我呀，你们俩把身份证拿给我，明天就去注册。今天签一个协议，放在保险柜里，任何时候都不要变。”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震撼，也让我感到很意外。按当时顺丰的总股本一点四八亿元，新成立的控股公司华裕达实业有限公司在顺丰所占的股份为百分之五十，七千多万股，我能间接拥有其中的百分之十五，持股价值至少为一千零五十万元。在1992年，意味着我已经是千万富翁，做梦也没有想过。假如能像新能源公司那样成功上市，一股几十元钱，我岂不很快就会成为拥有数亿元的亿万富翁了吗？

看着诚恳无比的老范，我心中油然升起一股灼热的激荡，虽然表面我并没有表露出任何的惊喜，内心的激荡快要喷薄而出。很快，一个以我、李静、蓝翠寰（范日旭母亲）、范日旭私人名义注册的控股公司：海南华裕达实业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我成为顺丰创始人及股东之一。

我没将此事告诉任何人。那天夜里肯定是无法成眠了。躺在床上，回忆起苦难的童年，妈妈去世前惨白的面容浮现在眼前，祖母临走前最后的话语回荡在耳边：“渝儿，要懂事了，只剩下爸爸了，要听爸爸的话啊……”年少的我，在没有祖父祖母，外公外婆；没有兄弟姐妹（姐姐早就去了遥远的西双版纳）；仅有一个在“文革”期间抬不起头，经常只能喝闷酒，完全无法照料我的父亲的喧闹的工厂里，过着流浪儿一样的日子……

眼泪湿透了枕头……

贫穷和我永远告别了，我将永远衣食无忧了，前辈的苦难将在我这里终止了，他们生养的这个子孙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我为他们争光争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