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重庆起重机厂时，我曾给中国统计干部电视函授学院讲过两门课，一门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门是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课程中把股份制当作是资本主义走向最高阶段的标志之一。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是资本主义由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阶段。资本输出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股份制，产生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曾经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里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中国最早在八十年代就有了股份制试点，包括在重庆，也很早就诞生了股份公司。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上海、深圳低调创办证券交易所时，公众媒体居然都未报道。
突然让我研究股票、证券，要我去面对把顺风公司搞成股份公司这么陌生的事情，而且曾经是批判过的东西，我怎么去做呢？我完全没想那么多，我只知道，此刻研究、学习这个东西可以当饭吃，有人发工资让我干这个，我何乐而不为呢？
一个月来，从各个渠道对范日旭及其大体历史有了些了解。但从此后，我和他作为事业的伙伴，一直延续到1995年底。
范旭日1952年出生于吉林长春。整个这个年代出生的人，虽然都诞生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但却是一个战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年代。这一代人能吃着饱饭长大的，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几乎每个人的历史都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范家坐落在长春二道区的新民胡同，这个地方即使多少年后，仍然是棚户区一样的贫民窟。父亲嗜酒，去世很早。母亲很早就担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家里三个孩子，老大范德，老二范日旭，老三为一女孩，名为范雪丽。
范日旭也是这个时代的人当中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不落下的人。初中未毕业下乡当知青，直接从知青点到部队，转业后当工人，辞职后干了个体户，个体户经历中凡是能经营的东西，范日旭都干过了。开饭馆，搞游戏机，搞录像厅，倒买倒卖，搞贸易，最后搞出租车，经营房地产，投资金融、证券，成为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人物。可以说范日旭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这个时代的任何特征与主要经历在他身上都能找到。他身上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标记。
我不是范日旭的崇拜者，也不是他的追随者。如果追随，我不至于在1995年底选择和他分道扬镳。我深知他身上有许多缺点和瑕疵，甚至人性中丑陋的东西。但是我们能用今天的审视系统和审视标准，去不客观地要求那个时代环境下成长的整整一代人吗？我们最怕的是割裂历史和现代的关系。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能穿越时空，准确、真实地体会和还原那段历史。可当我们今天通过互联网的搜索引擎键入范日旭三个字的时候，我们所能看到的那个范日旭，决不是可以客观概括的范日旭，而是通过媒体所描述出来的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他的一生就是肮脏的一生、罪恶的一生。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会用我自1991年8月开始到1995年12月整整四年多在范日旭最重要的生活轨迹中我和他共事的真实故事，来还原范日旭的真实。看他到底是不是那些所谓“范日旭内幕”“范日旭真相”炮制者们笔下的范日旭？同时，也可以让今天的资本市场参与者或者将要踏入中国资本市场门槛的人，体验一下中国资本市场初创时的故事。
自范日旭给我进行这样的安排后，我从第二天就开始阅读《1990年深圳证券年报》。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关于股票、证券方面相关知识的书籍与资料可以查阅，每天唯一能学习的资料就是这本年报。
年报的信息量也极为有限，就是深圳发展银行、深圳万科、蛇口安达、深圳原野、深圳宝安、深圳振业等六家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和招股说明书，有的叫招股通函。年报被我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看得滚瓜烂熟。至今还记得年报的一些内容。这些文件的格式几乎完全一样，许多语言还留下了香港人的表述痕迹。
通过年报我知道了什么叫股份，什么叫股份公司，什么叫有限公司，股东、股东会、董事、董事会、董事长等等一系列名词进入我的脑海，从此开始了我二十多年资本市场的历程。
除此之外，范日旭开始格外重视我。大量的商务、社会活动都让我参加，我开始像冬眠的蛇一样渐渐蜕却身上的文人气、知识分子味道，开始学到了一些商业技巧、谈判技巧。范日旭成了我第一个商场师傅。
融入商海，对我这个从来都是受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外国古今文学思想熏陶的人来说，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和公司同事熟悉以后，他们带我参加夜生活时，就闹过很大的笑话。
一天夜里，同事告诉我说去跳舞。对交谊舞我可是一点儿不陌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工厂时，正好遇到交谊舞大流行。上中班，白天跳；上早班，晚上跳，几乎什么舞步全都会，我没有推辞就跟着去了。五元钱的出租车把我们拉到光线较暗的小区里。他们说这就是滨海新村，顺风公司起家的地方。
滨海新村过去就是一个渔村，1988年建省时，十万人才下海南使整个小渔村变成了今天的渔民与闯海者杂居的社区。同时，这里还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商业模式，而这个模式的始作俑者就是范日旭。
范日旭经常给别人介绍他的上岛经历，他总会说：“我是1987年8月8号上岛的。”这当然是图个吉利，顺口说来。哪天上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上岛前已经不在东北，而已经在佛山、汕头一带做了一段时间生意了。那个时候的生意就是利用双轨制倒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曾告诉我说，他因为用洗衣机倒化肥，批文下来迟了一个小时，就抓了一批人，叫非法倒买倒卖，他是侥幸脱了干系。从此，离开广东。正好国家要开发海南，他觉得机会更大，便带了十多万元人民币，拎了一个密码箱上岛了。
他发现，毫无准备的海南岛，突然涌来这么多人，乱得一团糟。酒店不够用，办公场所奇缺，闯海的人干什么的都有，而整个海南岛几乎什么都提供不了。海口最高的建筑也不过五层楼。满大街跑着冒黑烟、砰砰放响的半脚踏三轮车，红绿灯也没几个。市区就像一个面向全国的劳动力市场。大学生、研究生、博士、机关干部、艺术家，有的去养鸭，有的去种菜，有的去当搬运工。职务、职业、专长跟可以提供的工作岗位完全调了个儿，没有选择的余地，有人收留就不错了。
范日旭此时已有近十年的经商经验，而且他不是空手来打工或创业的，至少也是个不大不小的投资者。他在招到了朱江等人之后，便在滨海新村找渔民商量，他出钱将渔民的旧房子拆了重盖。地面一层，再往上加三层。盖房期间，渔民自己找地方住，几个月后，房子盖好了再搬回来。一层给渔民住，二到四层归老范使用，范日旭成立了他在海南的第一个公司即“琼台经济发展公司”。琼台公司拥有使用权，使用权为六年，使用期满，产权及使用权归渔民所有。
这个商业模式的精妙之处在于不要产权，不用投资。减少了繁琐的手续，由于不是商品房，还省去很多税收。渔民不花一分钱，几个月后住新房，几年后从简陋的棚户房变成了四层洋房。
而更为精明的老范又充分施展了超人的财技。他和渔民将合同一签，马上就和建筑队签施工合同，建筑队几乎可以全额垫资，老范也就不用花钱了，钢筋水泥构架加现浇板结构的四层楼房，几个月就盖完了。还不到交房，老范就对外出租，而且当时供不应求，房子都被一抢而空。老范租也不是按月、按季度，他可以把六年的使用权一次就卖了。到后来，老范完全不用花一分钱，就稀里哗啦盖了十几幢，获得了无本投资的超额回报。这一模式很快就被别人模仿，而老范见好就收，停止了扩张。当大家一哄而上模仿兴起之时，老范去干出租车去了。“六四”风波造成闯海潮的第一次泡沫破灭，许多人被套而老范脱身得干干净净。许多交了六年租金拿下使用权的公司不得不弃房而去，人走楼空。有些房子老范不花钱又拿回了经营权。
当我到滨海新村的时候，见到的已不是当年灯火阑珊的热闹景象了。整个社区阴暗凋零，不知从哪个角落飘出一丝柔软的歌声。
同事们把我带到一幢四层高的小楼，从昏暗的楼梯一直上到楼顶。挑帘进屋才发现里面有幽暗的红色与紫色的灯光，房间空无一人。正当我感到一阵压抑，神情迟疑之时，不知从哪个房间飘出来一位几乎只穿着乳罩、散发着浓烈香味的女孩子。浓妆艳抹与异常热情让我紧张得闪躲到同事们的身后，不敢再抬头正眼相对。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就是“开放”。开放让人过去几十年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世界观也遭遇了“重组”。“开放”成为海南的一大景观，让我在日后的海南生活中大大见识了一番。后来才知道，滨海新村几乎就成了红灯区，到处是这种小型、昏暗的舞厅。
因为没有别的任何资料，我把那本年报研究完了后，对于今后该怎样进行不知所措。范日旭此时也没有更进一步的想法，因为当时海南的氛围还是一个很沉闷的、没有方向感的氛围。偶尔道听途说，海南很快要封岛，中央要将海南搞成一个对外封闭、对内更为开放的地区。但传言很快被另外的言论所击碎。和范日旭一起，最大的收获就是几乎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商业故事。各种各样的创意、方案来游说范日旭，要他投资，要他参与。有打着中央某老革命的后代来的，有打着宗教旗号来的，有打着神秘的特异功能来的。仿佛人间的妖魔鬼怪全都跑到海南来了，热闹非凡。
那段时间范日旭的得意之作是与吉林轻工经济技术公司的合作。
通过文明礼貌月活动，范日旭赢得了出租车领域的声望，又获得了海口交通管理部门批的一批出租车经营牌照。但老范此时并没有多少资金来投入一百辆出租车。他又采用了借鸡下蛋的技巧。他用海口顺风公司的名义去天津购买夏利车，让吉轻工出钱，产权归吉轻工，但吉轻工没有出租车经营权和经营指标，而且也没有经验和团队。这样仍然就是顺风公司在经营，先期收回来的钱归吉轻工，本金收回后，仅需支付一定利息，后面的利润就完全是顺风公司的。这种交易模式完全是金融业务，类似于融资租赁，而顺风将出租车租给承租方，即出租车司机后，出租车司机一般都是先交付购车款一半的保证金，然后再每月交租金。几年后，车的所有权归出租车司机，车牌仍然是公司的。这在当时，整个海南都处于低潮的时候，顺风却能以极高的财技，抓住商机，获得发展，不能不说老范的聪明才智确实是高人一筹的。
用老范的话讲，他在中国出租车界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个用夏利车做出租车，为此，他说此举拯救了天津夏利；他在全国第一个创造了出租车租赁期满、所有权归承租人的商业模式。当时，顺风只要拿到出租车经营牌照，就没有租不出去的，许多司机都是先拿钱押在顺风，几个月后车到了才排得上队。为此还给公司员工留下了可乘之机。一个公司员工竟然就私自收了一个承租者几万元钱差点被送进监狱。
那段时间，谁也不知道海南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海口也是极度混乱，社会治安也极其糟糕。公司的司机小陆是一个极其单纯、勤奋、可爱的海南小伙子，不知道一件什么小事情得罪了恶人，他竟被人抓去，当街毒打，而且非法监禁数小时，最后通过公司的多方解救才救了出来；公司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每次下班都有一位号称是她表哥的人来接她，有一天突然失踪了，公司再没有她的消息。几天之后，公安局的人到公司来调查才听说，一个女孩，在海口上船到湛江，下船后，女孩不知去向。在她的床位上，留着她的行李，经查，家里也不知去向。推测，她在海口到湛江的途中坠海身亡。是他杀还是自杀？不得而知。从这个女孩的遗物中发现她的身份证等物件，知道她是顺风公司职员。类似的事件，在当时的海口时有发生，令人恐惧。(www.xing528.com)
这就是那个远观让人神往，亲临却充满混乱的海口。
国庆期间，范日旭约上我和朱江一起开车去深圳。有什么事，有什么公务全然不知，老范叫我取三千元带着。
我们从海口出发，开着小霸王，后经广州，带上朱江再开到深圳。
这是我到海南后第一次出差，也是第一次和范日旭出差。虽然一段时间以来，我像范日旭的影子一样，但深圳之行，我才有了更近距离、更全面了解老范的机会。当然，一路上老范也给我们讲了他不少的人生故事。
范日旭常会给人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他很少板着面孔，很少与人发生冲突，生活极其简单，和他相处非常轻松、随意，没有拘束感。他不喝酒，喝一点儿酒会极度过敏。不抽烟，也从不买名牌，衣着简单，吃东西只管吃饱。坐飞机也不坐头等舱，出差经常不会单独住一个房间，经常和我们住一个房间。而且当宾馆只有一个房间及一个床位时，他可以拿个床单往地上一铺，自己睡地上，让部下睡床上。他就是这样一个老板。但是在商场上，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他到底会出什么牌。这方面他的思维异常敏捷，异常狡黠。要想算计他，几乎不可能。深圳之行，最终成为一次像师傅教徒弟本领一样的教练之行。
那时去深圳，必须要办边境通行证。出发前他就故意不让公司去办理。他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来试一试，不办通行证能不能进去？
我们到宝安时，已近傍晚。到了口岸，全车人开车进关，被拦下，因为只有朱江有边境通行证。第二次，其他人躲在空椅后面，朱江一人出示证件，还是被察觉，批评一顿后，又使第三招。在身份证下藏着五十元钱，递出身份证时，将五十元钱交给安检人员，结果再次被挡了回来。几经折腾，天色已晚，老范仍不死心，决定当晚住在宝安，明天早上再从另外的口岸进去。
我们当时都垂头丧气，又不是要偷渡，我们也不是办不了通行证，为什么要这样鬼鬼祟祟，而不冠冕堂皇地办好证件理直气壮地进去呢？老范一言不发，仍然兴致高昂地带我们去吃了一顿海鲜大排档。
第二天一早，老范带我们开车到另外一个关口，找了他在关口的朋友，不知和谁疏通了关系，放我们一行人进了深圳。最终，我们没有办通行证而进了关内。这个时候，老范才得意地告诉我们，要办了证进来，很容易。为什么要这么不体面地进来呢？就是要让你们建立一种意识，遇到困难，遇到麻烦，要沉得住气，要有心理承受力，要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他喜欢这样的野蛮生长方式。
当天，老范先带我们去参观了当时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仅有的几只股票挂在那里，交易很少，没有多少人理会。兴许老范觉得证券市场离我们还远，他也没有停留。
在深圳的另一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10月2日中午，老范带我们见了一个台湾商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台湾人，那时还没像现在这样和台湾建立这么密切的联系。
这是一位四十来岁，风度翩翩的台湾商人。给我们的名片是台湾面面俱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听他介绍，才知道他是开面馆的，但他的面馆是连锁经营的，他给我们讲了台湾面馆生意的由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大力发展经济，大批军人复员，许多老兵得到不少的补偿。但他们没有多少文化、知识、技能。许多老兵都是四川人、重庆人，他们就用经济补偿开饭馆，开面馆，开豆浆店。后来在大陆出现的来自美国的加州牛肉面都是那批台湾老兵到了美国后，在美国开的面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他们又从美国回到中国。他们开创了用现代服务业的方式把传统的中式面馆规模化的先例。我自认为吃遍了全国各地的各种面条，唯有重庆的面条是最好吃的，不论是价廉物美的小面，还是豌豆面、炸酱面、豆花面、麻辣牛肉面，有几十个品种，但没有一家能走向全国，没有一个品牌能走出重庆。
那位“面面俱到”的董事长第一次让我对面食餐饮的连锁特许经营模式大开眼界。没想到在重庆遍地都是的面摊能被台湾人做成这样的水平，原来面摊也是可以规模化经营的。他说，如果顺风公司愿意在中国大陆开，双方可以合作。他愿意提供全部商业模式、服务规范，并共同投资。今天，这个模式已经不新鲜了，也有了专门做面食的公司成为了上市公司。但在当时，整个中国大陆都是一个空白。
谈完业务，那位台湾客人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不到八个人，花了三千多元。一顿饭比我们此行几人几天的花费还多。这也是我第一次品尝到什么是大餐。那一天我非常兴奋，不仅吃了一顿大餐，还学到这么好的商业模式。
结束后，我十分好奇地问范日旭是怎么联系上这个台商的，好像之前他们并不认识。他说在报纸上，然后老范拿出一张公司订阅的香港报纸《明报》，他是按报纸的联系方法跟台湾人联系的。
我问他，是不是我们要和台商合作，他告诉我保持联系。
在商场上，你永远搞不懂范日旭究竟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东西不做。他有
极为敏锐的商业感觉，他也有极为好奇的商业兴趣。许多东西他都会去思考，去尝试。他从来不会做什么事先调研，再写报告，设计商业模式，论证，投资。他都是凭感觉，别人认为非常好的项目他不一定做，别人认为不一定好的项目他经常会执意去干。看起来他很感兴趣、很投入、很热心的项目，他会突然停止，有时候不经意的事情，他突然会加大力度去做。
包括此行来深圳，我们这才知道他带我们来的重要安排就是来见台湾人，回去让我联系了几次后，他就没了消息。
深圳之行，收获颇丰。最大的收获是更深入地了解了范日旭，他给我们讲了他的痛苦家史，他的童年，他的知青生活，他的军旅生涯，如何到缝纫机厂，如何追他的老婆，怎么被工厂辞退，怎么开始做生意，非常坎坷、艰难、充满传奇的人生。
没读多少书，但却能写一手飘逸、潇洒的字；他可以调侃地告诉别人：“我大学毕业，人民大学的，但文凭是买来的。”但他却喜欢看各类书籍，几乎过目不忘，而且他阅读效率极高。书中的东西经常会成为他的想象力的内容支持。他是五十年代那一代人创业的典范，其共性是：没有创业资本，从小买卖开始，生活经历曲折；下乡，当兵，当工人，或因为小偷小摸，投机倒把被劳教、管教而释放，什么生意赚钱干什么，创业的都是因为生存所迫，懂得做各种生意但却不懂公司是怎么回事；做生意赔了赚，赚了赔，最终成为企业家的很少。这一代人目前的几大去向是：做生意赔光了；挣了钱出国养老了；退休不干，传承给富二代了；或者正在传承。
做了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到底怎么搞股份制我也没搞明白，范日旭也不再提了，我再次陷入无所事事之中。朱江见状，他建议我离开老范，他把我推荐到了正在筹备的农产品期货市场。离开重庆下海，经历了非常痛苦的选择，来海南不到半年，我就可以炒老板，这个心理变化是没想到的。
老范没挽留我，也没阻拦我。这也符合他的个性，不搞股份制，我在他那里也没意义。当然，我就是离开了，我们关系还是不错的。当时的海口，就像一个没有父母管教的大家庭，所有人都像是这个家庭里的孩子。人与人之间很容易交往，从这个公司跳到另一个公司易如反掌，都没有什么感情负担，哪有我离开重庆起重机厂那亦步亦趋的沉重与缠绵？
1992年的春节来临，我没有选择回重庆过年。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不在重庆，不和家里人过年。不回去，是因为来海南时间太短了，自己还没干出个什么样子来，回重庆也没脸见人，真不知跟家里和亲朋好友讲什么。自己什么头绪也没理出来，工作上的事情也是一团乱麻，因为没有心情过年。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最平淡、最无聊的春节，却酝酿着巨大的震荡。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大量消息从各个秘密渠道传来：邓小平南巡到了深圳，讲了很多振奋人心的话。
1992年海南的春节变成了一个沸腾的春节。一个让人无精打采的海南突然出现了让人欣喜的希望。
几乎陷入绝境的顺风公司感觉到了一丝生机。之所以说陷入绝境，不是说顺风公司生存不下去了。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顺风业务发展没有战略性方向，倒买倒卖一些商品，做些房地产也能生存。出租车业务、贸易业务，不停地听一些江湖项目故事已经刺激不了老范的商业激情。其二，已经露出端倪的资本市场让老范意识到那才是他叱咤风云的地方。范日旭表现出惊人的商业直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