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隆出事后，我和范日旭见过最后一面。他还以老江湖的姿态告诉我：“这个结果是迟早的事，做这么大干啥，差不多就得了。”
没想到，老江湖也进去了，还是无期。
2006年，听说范日旭在被通缉的前夜以探望病中之母为名仓惶出逃，去了美国。
我为他庆幸。还觉得这符合范日旭的人生归宿，符合老谋深算的他。当时正在写作《曾经德隆》一书，我还写道：“他像一架隐形飞机，平安起飞，平安降落，雁过无痕。”我以为，范日旭会就此永远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我也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会把我和他的故事呈现在公众面前。只是想将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永远尘封在心里，作为故事、作为回忆、作为人生不可多得的色彩，绘制在我走过的路途。
2006年底和2007年1月，两则新闻又让范日旭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一位记者在没有透露地名的地方采访了范日旭。《21世纪经济导报》的记者声称专程在菲律宾马尼拉采访范日旭。我在网上看了这两篇文章后，感觉事态不妙。更是为他此刻不甘寂寞，低调了一辈子而选择如此高调出现在媒体上不予理解。这不是好兆头。
2007年10月他被抓的第二天，朋友来电：老范被抓。我将信将疑，后来被证实。我朋友还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老范在北京紫玉山庄别墅被抓的狼狈状。
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是过于自信，还是被人设局，不得而知。
人生，起之于天真，终还原于天真。
自上次见面算起，我已七年没和他见面了。自1995年底算来，我已是将近十八年没和他有多少交往了。网络上，范日旭出庭受审的照片，几乎与我和他分别时没什么两样。目光没有呆滞，面容没有憔悴，神情没有黯然。除了长春看守所那件桔黄色囚服外，范日旭一往如故。
我熟悉范日旭的所有表情。
这张照片上的表情是我和范日旭在一起的日子里从未有过的，但我可以清晰地读懂他脸上写着两个字：不服。
近几十年来，中国有许多外逃贪官，也有不少涉嫌犯罪的企业家、商人外逃。能主动回来的印象中只有唐万新、范日旭。唐万新是回来自首的；范日旭呢？公开材料说，他相信“事情已经摆平了”，以他在境外公开对媒体的观点分析，他回来是证明他的清白；而私下有朋友说，他认为他是美国国籍，会受到美国法律保护，中国公安不会轻易抓他……
显然，他没有预料到会是这个结果。如果他知道会在监狱里遥遥无期地待下去，他一定不会选择回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勇敢”地选择回来呢？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至少，这已不像我记忆中的那个范日旭了。
范日旭在自己主动相约传媒，高调伸张他的愤怒之前，他的长期低调、刻意隐身，除了与他直接、间接打过交道的人之外，还真没多少人知道他。
我在和他相处的几年中，曾开玩笑地说：“范总，你的故事什么时候写出来，一定很精彩。”
他告诉我：“什么时候也不要写，我就不能当公众人物，什么事都有人盯着你，找女朋友都不方便。”他眯缝着眼睛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完了还强调一句：“真别写呀！”
多年来，我几乎一直为他三缄其口，只是在《曾经德隆》一书中对他有极少的现场刻画和零星分析，本书中的一些描写也都是在他入狱之后所作的。
因为范日旭突然的这样一个结局，把他人生中的全部浓缩成了阶下囚，成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审判词包裹下的罪犯范日旭、各种媒体千篇一律的道德天平下的“资本玩家”“隐形豪庄”范日旭。由此，范日旭的一生便是罪恶的一生；范日旭的儿子，也会当一生罪犯的儿子；范日旭的亲朋好友也都会一生成为罪犯的亲朋好友。
我不是律师，也不是法官，没有资格对范日旭的罪行、犯罪的事实、量刑的轻重评头论足，我也不会因为与他共过事而对他进行情感袒护，也没有为他翻案、为他鸣冤叫屈的意图。只是从范日旭的身上，看到了更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业者、个体户、企业家，甚至下岗、失业的整整一代人的共性和各种不同的人生际遇。我的同龄、我的兄弟姐妹、“共和国有限公司”人口基数最庞大的两个十年段生存群体的生存状况，表达在范日旭身体和人格中的全部基因里。
因此，我终于决定，我将打破沉默，将我和范日旭在一起的四年时间里，范日旭作为老板、作为师傅、作为朋友、作为人的一面，呈现给读者。
范日旭是我的第一个老板。在我的心目中，他也是唯一的一个。
1988年，海南建省。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真理标准讨论、思想解放运动洗礼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达国家现代思想冲击的一代年轻人，将海南当成了他们冲破束缚与禁锢、飞向自由天空的理想王国。十万人潮，像海啸一样冲破琼州海峡的阻隔，汹涌澎湃地奔袭到中国这个毫无准备的第二大海岛上。
我的一群同学，将一封又一封信寄到远在大巴山深处的我，激情荡漾地鼓动着曾经和他们一样疯狂的我，诱惑我赶快抽身大巴山，和他们一起去自由天地里搏击，展开一场全新的人生历程。
很快，这场海啸退却，人去楼空。同学中只有朱江一个人沉淀在那里，据说朱江因为找到了一个能干的东北老板。朱江的稳重、踏实、能干赢得了这个老板的信任。后来才知道，这个老板就是范日旭。
未经谋面，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微博的时代，远在大西南高山里的我，通过书信知道了天涯海角有个范老板。在过去的人际关系里，我有过师傅、有过老师、有过领导，还从未有过老板。此刻从未想过，我的人生后来竟因他而改变，因“老板”而改变。
1991年7月，四年之后，我不知是被国有体制抛弃还是背叛国有体制，我竟然意想不到地踏上了去海南的征程。
1990年和1991年是重组中的中国，尤其是经历纵贯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整整十年之后，因为国际、国内风云变幻而成为整个中国最茫然、最不知所措的两年。整个东欧、前苏联改变了颜色：共产主义信仰被抛弃，社会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再一次成为整个中国人要面对的话题。
古语讲：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看来涵盖重庆的巴蜀之地从古到今都如此。
除沿海经济特区之外，四川、重庆，而尤其是重庆，曾经是中国经济体制，尤其是企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先锋。而八九十年代之交，一旦左的东西占据上风，重庆又有过之而无不及，随后又一直落后于全国。
作为这一轮体制徘徊和倒退的牺牲品，让我作别了一个时代和这个生我、养我的故土。
中国没有选择西方式的民主，中国没有走东欧、前苏联的道路。中国坚持选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中国的重组之路会通向何方呢？
当人们开始怀疑中国是不是还要改革，是不是还要开放，是否要重回“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最无力左右环境的我却选择了挑战自我、挑战命运的鲁莽举动。没有在犹豫、惶恐中听之任之而随波逐流，却是选择出走、选择漂泊，漫无目标、亡命天涯。我向所在的重庆起重机厂递交了一份虚假的肝炎病假条之后，离开了重庆。
去哪呢？无产者往往是除了一条命与一个思想之外，几乎是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无所谓的。我要去海南，可到了广州才发现，我只剩下不到一百元钱。当时三十四岁，这便是经历了三十四年人生后我的全部财产。
1991年夏天的海南，和我当时的个人处境一样，像是一个曾经被皇帝恩宠过而后打入冷宫的皇后或者妃子。1988年，海南被批准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同时，从广东省管辖下独立出来，成立海南省，中央给了海南很多政策与自主权，使海南热闹非凡，而成为特区后的最大轰动是将海南的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经营权出让给日本的熊谷组集团经营，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强烈的争议。1989年春夏，海南热达到顶峰，随后，在“六四”政治风波之后，海南被巨大的浪涛抛到了岸上，从热烈的追捧变成了被攻击、批判的对象。
选择在这样的时刻到海南，对我显然不是时候。皇后遭遇遗弃不可能成为荡妇，但可以成为怨妇。再说海南本身就是当年封建时代的流放地、不毛之地。即使当一个怨妇对于遥远而广阔的中原大地又何妨呢？所以怨妇更会巧衣妆、勤涂脂，风花雪月，矫揉造作，以显得风韵犹存，百态未苍。
一出机场，仍然人声鼎沸。汽车喇叭、商场叫卖的喇叭、歌厅里的喇叭混作一团。湿热的、伴着海腥味的风扑面而来，让人十分焦灼。
一辆日本小霸王面包车接着我们驰过被各种灯光照得十分明亮的街道，很快就到了海口国际经济贸易区二十层楼高的标志性建筑——国贸大厦。
国贸十七层，整整一层都是“海口顺风公司”租下来的。出电梯口，左边是办公区，右边是食堂和几间寝室。
听说朱江回来了，几乎公司所有人都围了上来，嘘寒问暖。而声音最为洪亮，也最为热情的表现，却来自一个满脸笑容灿烂、留小平头的矮个子中年男人。这就是日后在中国资本市场呼风唤雨、名震江湖，2009年底才刚刚被以六项罪名起诉的，2010年最终被判无期徒刑，至今尚不知在哪个监狱服刑的范日旭。
所有的人都冲朱江而去，对他显示了足够的热情，可以看得出，朱江在这个公司的地位、威望。我一直欣赏朱江的人格魅力。
我有一种被冷落的自卑感，感到了我与朱江的距离。
朱江把我介绍给范日旭：“这是我给你提到过的同学，王世渝。”范日旭和我握下手说：“你好。”但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并没有在意我，也没在意朱江刻意说的“提到过”的意思。朱江说先要和范老板说一下工作，让我先休息一下。我在客厅里看着电视，想着过一会儿范老板会和我谈承包旅行社的事。
在机场到国贸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接下去会怎么安排呢？
按照惯例，今晚就先睡觉，明天上班时再去见范老板。范老板会热情地询问我，我会给他讲我在大巴山的辉煌故事，讲我的理想抱负，证明我有头脑、有知识、有能力，完全可以胜任承包一个旅行社的工作。
想着范老板会热情地表示欢迎我的到来，会介绍顺风公司的发展经历和未来的打算，和我谈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没想到明天要见范老板的事，提前到了今天。
不多会儿，朱江和老范出来了，我满以为他们会和我商量什么，没想到老范见到我只说了一句：“刚从大陆来，先熟悉两三个月吧。”扔下这句话时，老范完全没有了对朱江那种让人亲切得跟一家人似的感觉。随后，老范消失在电梯里。我怅然若失。
朱江带我下楼，和我去吃大排档。这是海口的夜生活之一。朱江和老范谈了关于我的什么事，我不知道。朱江安慰我说，老范这个人特别简单，不要在意。他叫我不要着急，先看吧，找找感觉。(www.xing528.com)
吃完大排档朱江回家了，他住哪儿我也没问。我的观察告诉我，我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此刻已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人。
回到国贸大厦十七层，大家都睡觉了。我这才想起来，我睡哪儿呢？
三间寝室，两间是男生，都睡满了。一间女生，也睡满了。
还有一间储藏室大小的空间，本来是空的，而当时正好是老范的妻弟来了，他住在那里。剩下的只有客厅了，还好，客厅里放了一张席梦思。
没人告诉我应该睡在哪里，也没人阻止我不能睡哪里。我就只好选择睡客厅了。凌晨一点多钟，冲完澡，我睡在了客厅的席梦思上。
第一次睡席梦思，这在当时是奢侈的，我也是人生头一回。但可惜的是这一奢侈的享受却来得不是地方。做饭的阿姨也是睡席梦思呀，可她却在房间里，我睡在客厅里。这还是那个一年多前做着几万人父母官的区长吗？
在这样的床上，我是没法睡着的。在内地再穷，也没有过睡客厅的经历吧；况且我抛家别舍，投奔特区，并没有得到一种安全感；工作、生活还不算有着落，我的人生转折是越来越急转直下吗？
终于有人将客厅的灯关了，夜幕或许能遮挡我受伤的灵魂，不会让人看到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陌生面孔，死乞白赖地好似要饭的躺在客厅的床上。
我没办法不多想。不想其实也无法入睡，灯一关蚊子就嗡嗡作响，天热又不能盖什么东西，不盖又挡不住蚊子。我开了灯才发现，屋里的蚊子比重庆的蚊子至少大一倍。身上很快就被硕大的蚊子咬出一个个大包。
我这才知道什么叫人情冷漠。我被冷漠地丢在客厅。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经济特区就像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人情冷漠吗？
1991年8月3日这一晚，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晚。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后，就开始上班了。其实也没人叫我上班。我继续被“冷”着，没有一个人来搭理我。
我也没有任何事可做，我肯定不能像在内地办公室那个样子，一杯水，一包烟，一张报纸混半天。我看到公共办公空间桌上的电话老响，没有专门的前台小姐，电话又不知找谁的，就近的人就很不耐烦地当着接线员。
我干脆坐到电话机旁边，给大家接电话。一天下来几乎就知道谁叫什么名字了，也可以从他们通话的内容里大体知道他们都在干什么事情、各自的职责、工作内容以及通话的水平。
第三天，我不仅接电话，还担当起烧开水工的义务。上班前我就帮他们烧开水，把所有的暖水壶全部加满。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现代，当时还没有饮水机。
烧开水和接电话，再加上不言不语，穿得土里土气，让我很快和他们拉近了距离。知道公司的人都是来自四面八方，有四川的、东北的、江苏的。和我共同帮助阿姨做饭的小胖子很快和我熟悉起来，他叫邹镔，成都人，1987年闯海南就没回去过，算是个老海南了。
通过和他们交往，知道海口顺风公司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在海口还有一定规模，在滨海新村，有些房地产，每日有些租金收入。除此之外，偶尔做些贸易。
这就是我对这个公司最早的了解。
第四天，才又见到了老板范日旭。他来到办公室，也没正眼看我，也没因为我是朱江的同学、新来员工而问候我一句话。这让我真有些难以接受，我真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了吗？资本主义就是这么不近情理吗？
我工作十二年了。当过工人、当过教师、搞过销售、当过副区长、副厂长，见过各种各样、各种职务的上级、领导，但从没见过老板，也没有任何与老板打交道的经验。在老板面前，我无所适从。
范日旭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老板，但此刻，他还没有成为我的老板。
那天，范日旭来公司召集员工开会，除司机和炊事员之外，办公室员工也就十来个人。公司也没有专门的会议室，在公共办公区就开起来。
老范对员工们说：“今天召集大家开会呢，有一个事情要大家来做。公司想增加海口市给我们的出租车指标，但人家凭什么给你呢？咱们公司在海口不算最大的，没有什么背景，凭什么能增加指标呢？只能靠这个公司的社会口碑，靠宣传。但你说怎么宣传呢？我也不能挨家挨户地去说明咱顺风公司怎样呀！”
这是我第一次听范日旭正式的、有系统的讲话。他突然意识到坐在电话机旁边的我也在认真听他讲话时，朝我示意说：“哎，那个你，你也来听听吧。”
老范居然连我姓什么、叫什么都不清楚，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不清楚？
范日旭继续说：“今天开会呢，我给你们出一个题目，你们谁有什么方法，有什么创意让顺风公司在短时间内在海口获得较高的知名度呢？大家说说。”
所有的人还没回过神来，或者还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时，我毫无顾忌地把我的想法第一个说了出来：“我建议搞一个顺风出租车文明礼貌服务月，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活动，来提高公司的社会影响力。”我把初步想法说了一遍，还没等说完就被老范给打断了。
老范当场决定：“别往下说了，你把整个方案写下来，完了你当组长，负责组织这个活动，邹镔全面配合你，公司其他人你们需要谁配合，别人都全力以赴。需要钱就打条子从公司取。”
老范的这一决定让我感到十分意外，也特别惊喜，他怎么突然就让我全权负责呢？公司那么多人不会有意见吗？我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搞晕了头。
邹镔私下告诉我，这就是海南。没有什么先来后到，没有什么论资排辈，也没有什么官大官小。机会随时都会出现，随时又都会从你身边悄悄溜走。这让我这个刚刚从“计划经济”环境里走出来的陌生人对眼前的“市场经济”非常不习惯。个人获得了充分的尊重，个性得以充分发挥与彰显。难道这就是那些去过美国的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吗？
我问邹镔，我初来乍到，他怎么就会相信我呢？邹镔认为：我虽然才来了三天，但身上固有的功底、头脑、成熟、经验明显超过公司其他人。
接下来，我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我的方案，老范竟一字未改，就让我按这个方案执行。
说实在的，到海口四天时间，我连一次街都没上过。每天吃、住、上班全在国贸大厦十七楼，虽然过去来旅游时住过一两天，但如今的海口，我什么也不知道，我怎么来组织这一个月的活动呢？
邹镔帮了大忙。他不仅是个海南通，而且具有极强的执行力。整整一个月的活动，我熟悉了海口，熟悉了公司，和邹镔成了好朋友，而且成功组织了文明礼貌服务月活动，开幕式上请来了海口副市长，海口交警队领导等，而且整个成本没超过三千元钱。记得当时的副市长叫夏恩恕，公司没有任何人和他有个人关系，我们就是到市政府说明来意，他的秘书向他做了通报，既没送礼也没请他吃饭他就答应了，就像是奇迹一样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的海南“小政府大社会”状态，政府、公务员的确是在为企业服务。
后来才知道，国贸这边的办公室，是顺风公司的办公总部，真正的出租车公司还在滨海新村的二百五十八号。滨海新村是范日旭在海南起家的地方，后来发展了，需要扩大业务，也需要有一个像样的公司形象，才购置了国贸大厦，并作为公司办公总部。
公司办公室虽然有董事长办公室，但几乎就没见老范在里面真正待过一会儿，他在哪儿都坐不住。偶尔到办公室来，和大家说几句，在公共区办公室坐一会儿，就又不见了人影。
拿到工资了，海口顺风公司发的工资。这个公司是范日旭的，理所当然，范日旭成了我的老板。
上下级关系习惯了“组织上”这一庞大的管理系统，到无政府、无组织系统这一状态，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体制内”“体制外”，在那个时代非常不习惯。体制内管的人太多，但也有依附感，有组织的温暖；体制外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但缺乏人情冷暖，一切以老板为中心，个人的价值寄托在老板的个性、老板的素质、老板的目标和老板的价值观上。
我组织的文明礼貌服务月活动还没结束，只剩下几天就要闭幕、开表彰会了。不等到结束，却发生了一件后来改变我一生的事情。一天，老范突然把我叫到他的董事长办公室，这间董事长办公室平时几乎就不开，我也一次没进去过。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进入一个董事长的办公室，也搞不清楚董事长是什么职务，内地都只有书记、厂长、经理，还没见过董事长。当时，重庆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公司制企业，全重庆只有几家试点的股份公司。为什么叫董事长，一点也不懂。董事长办公室也不大，看上去空荡荡的，和别的办公室没什么两样，只是名字叫董事长办公室而已，不过办公室里的家具倒是很好，比内地所有办公室的条件都好。来了一个月，也从未见过范日旭坐在董事长办公室里办公。
老范在董事长办公室郑重其事地给我讲：“这个月干得很不错，活动也很成功，没想到进入角色这么快。剩下的事呢，交给他们去干，你就不要干了。从今天起，你就坐这间办公室，开始研究这本书，研究完了，你就来制定方案，咱公司也要搞股份制。”他随手递给我一本大十六开本的书：《1990年深圳证券年报》。
“股份制”“证券”第一次跃入我的眼帘。这是什么东西？我完全不懂。而老范这一特别的举动，太让人吃惊和意外了。我有一种从长期在地下隧道生活，突然就走出地下见到刺眼阳光的感觉，被突然到来的灿烂阳光灼伤了眼睛。不敢相信老范，不敢相信自己，更不敢坐在董事长办公室。
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愣在那里。老范看出我的心思，继续说：“你一定要干这事，这是大事，那些事都是小事。这本书要研究明白了，这个事要整明白了，会成为你一生的职业。”
全然没想到，这就是我二十多年投资银行生涯的开端，竟被老范一语中的。其实他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投资银行。
老范还说：“研究这个事和干这事，是咱公司的高度机密，只有你一个人搞，不能告诉别人，你也别担心办公室的事，你只能在这个办公室干。”
老范的这一决定，不管是不是一个很随意的决定，却成了我一生最重要的转折。在1991年，上海和深圳两个市场仅有上市公司十四家，证券从业人员也没几个，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当时我算年轻的，现在许多人早已不在这个行业，我就成了这个行业的元老级人物。
现在回想起来，说不清楚范日旭要搞股份公司，发股票的原始动机是来自哪里？1991年的海口，投资热潮早已退却，大量游资早已撤走，十万人才下海南的景象不复存在。凡是留在海南的公司，基本充当留守的角色，极少数的人在期望着不可预知的机会到来。大量的公司仅仅是维持着艰难的生存状态。文化程度初中未毕业，所有商业知识与经验最多就是开饭馆、录像厅、游戏厅、物资贸易的范日旭，怎么会对股票这个日后让他异常疯狂与春风得意的东西像着了迷一样的痴狂，我至今也不清楚。范日旭的顺风公司除了出租汽车可以给他带来些现金流外，他也没有一个赚钱的业务，也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但当所有人都这样无奈地消磨时光时，范日旭为什么脱颖而出想到要搞股票、要搞股份制？今天也是一个谜。只能说这是他的本能，有这种本能的人，只能从万分之一的概率里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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