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贸委接管发改委职责，证券委成立，朱镕基担任主任：中国经济改革的里程碑

1991年底至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已被停顿、甚至倒退的改革再一次风起云涌。这段时间是中国国有企业从根本进行变革与重组的开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市场环境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你看不见石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这段时间出台了很重要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司法的前奏。1991年底到1992 年5月，短短五个月时间颠覆了中国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

到了1993年，中国出台了第一部公司法，全国开始按照公司制对所有国营企业进行改制。新成立的国家经贸委从原国家发改委接过了主管职责，称之为现代企业制度。原先的国家体改委被改成了体改办。在中国的行政体制里，部一级的单位不一定都叫部。同样是部的级别，叫委的比叫部的权力更大，地位更高；叫办的，虽也是部级，但权力、地位就降低了。在中国证监会之上，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地位在证监会之上，将证监会置于其管辖之下，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主任，原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我关注到一个与我的职业、我的公司命运直接相关的变化是，股份制改制这项工作没有了，变成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项工作也不归降格后的体改办管了，转而归国家经贸委管，国家经贸委的企业司专管这项工作。

什么叫“现代企业制度”呢？我专门买了一本国家经贸委主编的书《现代企业制度》进行阅读，一个标准的、简单的概念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企业法人制度、有限责任制度。概括起来就是“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十六个字。整个把一本书读下来，没发现有任何新意，也没发现有多大价值，也不知道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在哪里？只知道核心还是股份制。

所谓的“产权明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只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产权不明晰。当然也有许多企业的产权也不明晰，有的甚至是故意不明晰，例如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名义上归乡、镇一级政府所有，但许多为乡镇的农民所创办，实际上是私营企业。如果将其明晰化，它就不再是乡镇企业了，就再也享受不到乡镇企业的任何优惠政策了。比如，什么税收优惠、什么上级部门的专项资金、许多的银行贷款、甚至生产资料的优惠以及乡镇企业职工的许多个人福利待遇。产权歧视在当时是泾渭分明的。

1997年我们在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操作的一桩案例非常能说明当时的状况。国内最大的生产防盗门的企业是位于辽宁营口大石桥市的盼盼集团，盼盼的前身是大石桥市的一家加工铁制办公柜的乡镇企业，濒临破产之时，工人出身的韩召善出面承包，救企业于危难之中，并转产生产防盗门，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巧用吉祥物熊猫盼盼，产品热卖而一跃为全国著名企业。当时镇政府就让韩召善出钱将企业买下来，只需一百多万元人民币。但韩召善担心由乡镇企业变为私营企业后，摘掉了红帽子，相关的优势没了、相关的支持没了、相关的政策也没了。他一直戴着乡镇企业的红帽子经营着盼盼。没想到企业一年将产品卖到了十万镗，销售收入几个亿。这个时候还可能按当年的定价买下企业吗？在万盟的主持下，万盟为盼盼设计了私有化方案，并制定了全国性并购、公开上市等一系列发展战略，让地方政府理解、接受并最终支持了万盟的方案，韩召善以最小的成本有条件地获得了盼盼的股权，摘掉了红帽子。这个案例最后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时在全国工商联主持工作的胡德平主席亲临发布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舆论界和全国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同时在《北京青年报》上发布了一个公开的征集邀请函，盼盼集团面向全国公开征集投资、并购目标，结果全国几十家大大小小企业给万盟发函，愿意寻求被并购，其中不乏大中型国有企业。这也是万盟当年投资银行业务中，最有经典意义的案例之一。今天回顾起来，也可以看到当年“国退民进”市场环境的缩影。

那么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产权又如何明晰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公司化，明确出资主体，改制为国有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或参股公司。叫公司就是按公司法依法设立，依公司法而设立的公司都是股份制的，都是将公司财产量化折为股份的，这和股份制有什么两样呢？至于“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不都是股份制企业对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吗？

后来才懂得，从“股份制”到“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政府高层的事权调整，国家经贸委取代国家体改委分管同一件事情，在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把名词换了。体改委变成了体改办，原体改委主管股份制改革的生产体制司司长孙树义，去了某个协会，退二线了。主管处叫所有制结构处，原处长李晓雪、副处长张新文等股份制专家去了中国证监会。而国家经贸委掌控了国企改革的大权。首先是股份制的审批权拿过来了，上市的初审权也拿走了（虽不叫初审权，但经贸委不同意，休想上市）。

接下来又是搞研讨会，国家经贸委组织全国性现代企业制度研讨会；然后搞试点，叫“万千百十”计划。国家层面搞十个试点，省级层面搞百个试点，以此类推。内部传送的信息就是凡纳入试点的企业，将优先上市，优先贷款。于是，从上到下打破了头往局子里钻，经贸委企业司马上就成了热门单位，寻租空间顿显。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将自1992年开始的股份制试点工作向企业全面改制铺开。1993年公司法作为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律也结束了“两个规范意见”的历史使命。虽然这背后有深层次的政治因素，但这毕竟是中国企业全面走向公司制企业最重要的一步。

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组最核心的问题是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这一问题过去始终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论上的障碍。深圳作为第一个经济特区进行试点时，在深圳成立的企业就尝试利用现代公司制度。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是资产资本化，资本必须体现为一个独立的企业法人，这个独立的企业法人必须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通过公司法规范公司法人的全部行为。公司的核心是资本，资本的表达方式就是股份，由股份的拥有者或代理人行使股份的各种权利，以股份的总额承担有限责任。问题就在于资产的资本化。一讲到资本化，就在理论上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产生冲突。不论是于光远、吴敬链也好，还是厉以宁、萧灼基也好，那个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们，只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只言片语里找一些所谓理论根据来给股份制打圆场，理论上谁也无法辨清股份制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中国正在进行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各种经济合作并引进外资这样的制度性大重组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到底是不是将中国带到资本主义去？在当年都是禁区，谁也说不清楚，关键是没有一个舆论环境让大家来说。

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用共产党的理论体系表述出来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如果在九十年代初期要将“中国向何处去”搞清楚再往前走，中国就走不下去了。没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没有清晰的哲学思想、没有学院派的方法论，只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必然导致同样的一件事情，一会儿叫股份制，过一两年又叫现代企业制度。越到社会的底层就越是说不清楚，今天这样干是对的，明天用同样的干法就错了。

这种模糊不清的理论边界在哪里？道德边界在哪里？法律边界在哪里？还要持续多久？至今依然是个谜。

幸好朱镕基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扮演了一个强势的、将邓小平实用主义哲学坚决贯彻到底的角色。他是一个完全生长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最核心部门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熟得不能再熟了，但他拥有重要指挥权、决策权的舞台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舞台了。他把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央集权体制和资本主义市场手段结合起来，挥洒自如于他的舞台上。

他的第一招，是采用拉闸政策，强制性地紧缩银根，以牺牲1993年因前一年的经济热而形成的房地产开发浪潮为代价，采用硬着陆，制止住了通货膨胀。他的行政手段，几个月之内，让整个中国银行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一大批行长下课。紧接着整顿证券市场，自任证券委主任，用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规范资本市场。暂时关闭了对外开放的资本大门，让全球企图跃跃欲试的金融豪门，在大肆通过B股、通过H股、通过红筹股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之后，纷纷撤退；通过金融机构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将银行旗下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全部剥离出去，信托公司又与证券公司“信证分离”，制止了中国金融机构的混业乱象与监管乱象。让银行与证券、信托等直接融资部门全部脱钩，避免了金融市场的恶化，展现了他深厚的金融功底，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最有权力的社会主义“投资银行家”。

他勇敢地采用华尔街的建议，用“抓大放小”，实则是抓好放坏的方式，采用重组、改制、破产的手段，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因为民营、乡镇企业的崛起，因为外资引进的冲击，因为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多年积累，因为市场经济的推进导致对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施以重手，从四大银行剥离出四大管理公司，让其自生自灭，才使一部分国有企业从死亡线上活着出来。总体来说，对国有资本，第一次采用了大规模的“退”的方式。国务院公开作出决定，将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里，逐渐全部退出。

这段时间与前十年统一的、全国性的政策性调整所不同的是，自1992年开始，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改革的广度、深度，改革的方法、技巧、层次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因区域不同而推进了不同的全方位变化。

从1992年以股份制改革为核心推动的这场企业制度的改革，到2012年已经整整二十年时间。这二十年是中国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最大动荡、最大变革、最大发展的时期。这二十年的时间，中国走进了工业革命中期，建立了全国性、各种产业齐头并进、涉及产业链上、中、下的庞大的工业经济基础，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成功的。这一成功，可以简单地进行以下总结：

第一，建立、形成了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巨大的、低成本的劳动力红利；得益于巨大的市场。

第二，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丰富的资本形态、产业形态、企业组织形态。

第三，建立了以现有经济特点为核心的经济秩序、法律秩序、管理体系、科研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服务体系。

在这二十年，中国全面展开了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市场经济建设中共有三条核心主线。一条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条是引进外资，形成的境外投资企业；还有一条是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由庞大的民间资本所形成的民营企业。由此形成了“共和国有限公司”新的股权结构、国有资本控股、多种股权形态并存的股权结构。

这三种经济力量成为支撑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样的，对这三个力量的配置、管理、驾驭也就是重组是否得当，也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成败。

在国有、外资、民营这三个力量的重组和配置过程中，近十年来，又一个新的力量伴生出来。这就是国不国、民不民的一种资本力量，民间称之为“官僚资本”。(www.xing528.com)

这几种力量在这二十年中的形成轨迹大体是这样的：

国有资本：自1992年开始，展开了全国性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但总体上还是停留在少数地区和少数企业。1993年有了中国的第一部公司法之后，全国各地才开始渐渐将工厂制企业向公司制企业进行改制。但这个改制对企业的影响自然不大。

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后，才真正拉开了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改制的帷幕。从1997年至2002年，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力度最大的五年。

这期间完成了全国性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制；国有资本在“抓大放小”的重组思路下，进行了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国有资本逐渐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同时，关闭了许多产能过剩的行业。

国有资本的大举退出，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国有资本的大举“退”，给民营资本让出了大举“进”的机会。“国退民进”成为这五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旋律。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列出了“国退民进”的多个行业，仅以德隆集团为例，在这五年间便完成了对新疆屯河集团、新疆水泥、沈阳合金、湘火炬、南京二机床、陕西齿轮、陕西重汽、重庆綦江齿轮、重庆重汽等等几十家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

1997年直辖的重庆市，一大批中央企业、原四川省属企业被“放”给重庆；重庆市政府又经过筛选留下一批要“抓”的企业，又“放”了一批中小企业到市属各区县。各区县领导每天都像消防队员一样，去接过从未管理过的“下放”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几乎都背着百分之百的债务，工资不保、社会福利体系尚未健全。全市赶紧成立下岗职工安置中心、“下岗”取代“失业”，成为当年最流行的语言。社会酝酿了极不安定的因素。各级地方政府全部陷入破产、清算、职工安置的被动局面。

中国的制造业几乎整体“涅槃”。

当年这些企业整体去向有几种：整体破产、整体改制、消减债务后被外资、民资和管理者收购；国企之间重组合并，不死不活地被煎熬着。对这几种去向，各省有各省的做法。在东北、西北，基本上就是一个字：“卖”。谁买就卖给谁。

1998年我和一帮朋友到新疆东部的哈密市考察瓜果产业的重组改制和上市，市委书记见我们第一句话就是：“我这里没几个国有企业，你们看中谁，想买哪一家尽管说，我们就一个‘卖’字。”戈壁滩上，人迹罕至的地方，竟然可以看到三九集团在大漠深处收购的国有药厂。在山东，几乎是全员改制，卖给职工；在上海，因政府的财政实力雄厚、不改不卖，能破产就破产，用土地支付破产成本，还有很大的余额。中部、西部地区力度最小。在青海，我以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名义，去考察青海国企改制，分管副省长亲切地接见了我，考察下来，几乎所有的国有制造企业资产负债率都在百分之百以上，没有金融工具，无法操作；在辽宁，当年的东北重工业腹地，最让人为之骄傲的中国现代工业基地几乎全部停顿，曾经的沈阳铁西区又是东北重工业基地最密集的地区，该区的所有烟囱都不冒烟了，被戏谑地称之为“度假区。”由于中国投资银行不发达、金融产品不丰富，遇到大面积产能过剩，资产价格被严重低估时，我们只有采用简单的行政措施去解决经济问题：就是所谓的“抓大放小”“关停并转”行政性重组模式。其他许多民间的企业由民营企业整体买断、管理者整体买断、管理者加职工的整体买断，但很快就因为利益分配不公、职工举报、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职工安置压力过大等等原因，遭遇各种纷纷议论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不得不重新调整。

这期间在全国范围引起重大争议的就是当时刚刚当上总理的朱镕基所力挺的美国柯达集团整体并购中国感光行业的事件。当时我们刚刚创办了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几个并购业务做得小有名气，我被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邀请参加他们举办的双周论坛，主题就是如何看待美国柯达集团整体收购中国感光行业。1998年3月23日，美国柯达集团总部宣布出资三点八亿美元，收购汕头公元、厦门福达、无锡阿尔梅三个国内著名感光行业企业。这件事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纷纷反对者有之，力挺赞同者有之，我当时就站在产业整合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对本次并购给予了赞同的评价。中国在没有竞争优势的领域里就应该退出，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决策在今天来看就是正确的，我们毕竟变现了三点八亿美金。而今天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的变革更加频繁，连当年并购主体柯达都破产已成为历史了，如果我们要抱着民族工业的情结不退出，不仅拿不到三点八亿美金，而且这三个企业也不知什么时候就灰飞烟灭了。反而是在2003年之后，整整十年里，我们再也看不到这样精彩的退出案例了。

自党的“十六大”之后，国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叫停了全国性的“MBO”即管理者收购。发出了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声音。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加强了对国有资产的监管，规范国有资产出售和交易，打击了一批国有资产流失行为。国有资本虽然听起来是实行着“有进有退”的政策，但在实际执行时，因为权力的需要、因为各个利益主体的需要和国有资本钱权结合的强大能力，基本上是单向地由“退”而“进”，由守而攻。一旦这样的策略确立起来，加之国有资本与政府的天然联系，由政府控制的整个社会资源再次向国有资本倾斜。使国有资本在这十年里，得到了大踏步地“进”的机会。虽然有高层政府官员一再声称：不存在“国进民退”，但谁也无法否认国进民退的实质。争议归争议，事实是事实。时至今日，中国的国有资本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资本力量。这种力量与倪静涵、黄炎森领导的重庆起重机厂的“国营企业”时代，以及张定明、徐兆吉领导的国有企业被民营企业挑战的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行政力量重新进入经济领域后，原材料、市场渠道、全球资源、金融资源、监管资源、政策资源都向“国有企业”倾斜时，国有企业不可能不“膨胀”起来。曾经被分开的政企关系，政资关系以更深层次的方式融合了，国有资本扛着“有退有进”的旗帜时，没有人会采用退的。即使中央三番五次，要求许多央企从房地产行业退出来，可就是没有多少退得了的。我们一直强调主营业务突出，但我们却看到一些央企涉足了数不清的行业，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几乎所有行业都可以看到这些央企的身影。金融领域，我们从来就没有宣布过实行混业经营、综合监管，但我们已经找不到一家全国性金融机构还在进行分业经营了，我们也看不到任何一个采取混业监管的法律和机制。“有进有退”变成了“只进不退”，全面涌进。国有资本史无前例地成为全球无可比拟的最强大的资本力量。国有资本不仅没有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而且在垄断性行业里更高度地垄断；在竞争性行业里，也同样全面进入，失去竞争。甚至在金融领域这样的完全竞争性现代服务领域，国有资本也已高度垄断。竞争的，没了竞争；垄断的，高度垄断。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国有资本与过去相比，发展什么都变了，但其本质没有变化，就是没有多少人关心“利润”的根本没变，国有体制的“劣根”就没有消除。

现在是过去形成的。未来是过去的简单延伸、简单重复，我们应该从今天开始，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今天全球和中国经济状况，结合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进行真正的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我认为，随着我国2013年的政府换届，中国又将开始一个新的十年征程。新的十年同样是机会与挑战并存，但获得机会的技术含量比过去会更高；过去的成功更多靠开放，未来的机会获得更多靠改革；同样，未来十年的挑战比过去十年也更艰难、更复杂。对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来说，一个简单的“退”与“进”很难说清楚国有企业的发展取向。借此我想谈一点简单的预测与建议：

第一，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不可能私有化，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会发生变化。但我认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混合的经济体制中，“混”的比重会加大，国有独大与“控”的比重会降低。由于民间财富的增长，民营企业与民营资本的强大，国有与民营再不是界限清晰的分水岭，“国”中有“民”，“民”中有“国”；“国”控“民”，“民”控“国”都将十分普遍。国有资本将借民营资本的机制的灵活性、市场化程度、极高的运行效率弥补自身的不足，以此借道渗透进入国有企业不太擅长的高科技、现代服务、消费品等完全竞争性行业；民营资本也将会借国有之强、国有之大间接地、灵活地获得国有的政策、土地、金融、行政资源优势。我认为，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尤其是各级国资委要为国有资产与民营资产的大融合，创造宽松与活跃的经济环境。

第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依然是改革的难点。这十年来，之所以感觉中国越来越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公司”，也说明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太过强大。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干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的考核任命不是来自真正意义的董事会，而是由组织部、人事部考核任命后，由董事会履行一个程序而已。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政府就必然会形成对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主导。和二十年前相比，十年前相比，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员们都成了经济专家了。作为投资银行家，我今天打交道的各级政府官员，已经不太像过去那些不懂经济、高高在上的行政官员，我们可以很容易和他们交流，几乎就是我们的生意伙伴。和西方相比，中国的政府官员的要求太高了，也太难当了。政治、行政与经济的这么紧密的关系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的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状态的好处与弊病都是显而易见的。没有这种紧密的关系，中国经济不可能产生这么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同样因为这样的关系，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和科学发展观。未来十年，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中央集权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也符合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传承。因为政企、政商之间有太多的深层次的问题难以割舍，所以，未来十年，各级政府与经济的关系与今天变化不会大。

第三，不排除一些中央、地方国有企业被民营资本控股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今天已经难以呈现出较高增长可能性的一些国有资本，必然走向被重组的结局。一种可能是被同行中的更大国有企业重组，另一种可能就是被行业中或者产业链上下游的民营企业收购。比如机械、电子、化工、运输、物流等领域。

第四，出现更多国有、民营、外资相互融合由民营资本控股的企业形态。全球性产业分工加剧，中国产业由于劳动力、市场、管理、技术提升等原因在许多领域不断获得突破，大规模出现中国企业采用各种方式全球并购、中国整合的趋势。在这样的整合中，中国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逐渐从产业链的下端走向产业链的上端，使中国经济质量明显提高，欧洲、北美、日本许多进入夕阳时代的企业被中国资本并购、再生、重组大量的产能被转移至中国沿海、中部和西部腹地。十年结束，中国资本控股的企业在世界五百强中可以占到三分之一的比例。

海外资本：在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低潮后，进入九十年代成为海外资本最好的发展时机。中国经济发展基础太薄弱，便采用了很好的开放策略和产业政策，大规模引进海外的资本、技术、人才、品牌、管理。早期的华侨资本、东南亚资本、港澳资本逐渐让位于代表各产业领域顶尖水平的世界五百强。汽车、高端装备、节能、环保、生物技术、金融资本、高科技、零售业、服务业、医疗器械、成套设备大举进入中国，逐渐以技术、品牌、管理、资本、人才的优势在中国形成了强大的资本力量。在许多领域，外资都牢牢掌握着产业主动权和控制权。下一个十年，这种局面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民营资本：这是十年里最无奈的资本力量。经历本世纪初若干大型“系”族民营企业的全面崩溃后，民营企业大体走向是：一大批企业家失去信念，带着财富远渡重洋；再也不敢宣称做大做强，而尽量下沉、低调、专一，进入专业的产业领域；进入资源领域，寻求快速变现；大量资本被挤到国有资本难以形成优势的高科技、互联网、电子信息、餐饮业等领域或者进入虚拟市场，投资于不动产、期货市场、股票市场、收藏市场和民间金融。资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积极的价值观。得不到更多参与机会的民间资本，只有被逼到最后的角落。那就是“地下钱庄”、高利贷盛行。在全中国以爆炸般的速度像风一样诞生的典当行、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低端金融机构，几乎全部成了民间高利贷工具。尤其是2011年，在通胀持续上升、银根一次次收紧之时，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的民间资金、民间金融，更是近乎疯狂。

自2013年开始，中国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十年。我相信未来的十年既不同于1992年至2002年国退民进的政策导向，也不会与2003年至2012年相一致。如果继续维系这个十年打着“有进有退”的名，实则前进而无一退的政策导向，我想，不到新的十年结束，中国必将面临一场不可逆转的因高通胀崩溃和资本结构性的巨大缺陷而带来的产业空心化，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并发展成为“共和国有限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十年之后，这三个资本力量将会是什么走向呢？本人不太关心民营资本的走向，也不太关心外资的走向。很简单，国有资本的走向，决定着民营资本的走向；中国经济的走向，又决定着外资力量的走向。

核心问题是：国有资本归谁所有？国有资本归谁管理？国有资本产生的利润如何分配？

资本的属性是：盈利、增值。归谁所有就是为谁盈利、为谁增值。

国有资本的管理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谁为谁管理？管理者与所有者如不能真正分开，不能各自独立，管理者就不可能是优秀的管理者，所有者也就不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这些都是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太多的人在研究、思考涉及国家、社会的性质与体制问题。作为一个公民，本人谨在这里对国有资本的管理运营体制提出个人的改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