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国企经验分享：副厂长成功成为淀粉厂第一大股东

除重庆起重机厂前后整整十二年的时断时续的经历以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早期，我还有一年的关于国有企业的另一种体验。这种体验今天回顾起来仿佛更加遥远，更加遥不可及、荒诞不经。

在我生命中有三年时间至关重要，那就是1987年至1990年。刚满三十岁的我，在又接受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彻底洗礼之后，我不仅没有在第一时间冲向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海南等地，反而告别大城市，卷着行囊到了中国偏远、贫穷、落后的大巴山去，当时属四川省，现在的重庆市巫山县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我经自愿申请，由四川省委组织部批准到该县官阳区担任副区长。

1989年，我在官阳区当了两年副区长后，县领导出于对我熟悉工业、国有企业的背景考虑，将我从距县城一百二十公里开外的高山调到县城，担任巫山县最大的、在当时也是中国南方自动化、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巫山淀粉厂副厂长。提议我来担任副厂长的是当时的科技副县长，同时兼任厂长的来自中科院成都分院的硕士李静。

巫山淀粉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投资二千多万元人民币兴建的一座现代化淀粉厂，设计能力为年产一万吨玉米淀粉及若干副产品。这样一笔投资，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工厂建在距县城约三公里的巫峡口半山腰上。乘船到此，几乎所有的乘客都以为悬挂在美丽雄伟的巫峡峭崖上那一组耀眼的白色的现代化建筑是高档度假酒店，谁也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竟有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综合性玉米加工企业。建筑是现代的，设备是一流的，整个工艺采用全封闭加工技术，离心机是俄罗斯的，精磨是德国的，筛子是荷兰的，采购于不同国家的设备忽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各国标准不一，设备与设备之间不配套，工厂从建成到我进工厂时，从来就没有完完整整地运行过，更不用说达到设计产能。连年亏损，债台高筑，换了几任厂长也无济于事。县里将这样一个工厂交给李静来管理，一方面是希望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来改变企业经营；另一方面，也实在是想找一个可以承担管理责任的人。因为这个企业经营不好，不光厂长难受，分管副县长难当，县委书记、县长也无法向地委、省委交代。

其实，这个厂的投资本身就是错误决策。第一，地处三峡纵深的巫山县，作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从任何一个角度，都承载不了如此规模、如此现代化的工厂；第二，设备采购不配套，又出现先天不足；第三，巫山县完全不具备管理现代化程度极高的企业的管理人才，也没有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具有高度团队精神、协作能力及组织纪律性的产业工人队伍；第四，南方的土豆与北方的土豆淀粉含量不一样，产品得率较低，生产成本相对较高，使产品在市场价格中没有竞争力。不仅如此，这里的管理难度更是可想而知，整个企业的主要干部和员工都是来自县粮食部门，加上通过各种渠道走后门进来的员工，构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做什么都要和工人或者部门负责人谈条件，一旦不能满足条件，或者职工稍有不满意，轻到怠工，重到破坏。不是扔一些东西制造管道堵塞，就是丢一粒螺杆到精磨里，造成磨齿损坏，换一块磨盘就是四百元人民币。有一天，整个生产流水线突然因堵塞而停机，在管道里竟然找出来一个十来公分直径的轴承外圈和一根长长的螺杆。没人知道是谁扔进去的，什么时候扔进去的。

更为悲惨的事发生在我和李静即将离开巫山之前。我在巫山的工作任期是三年，李静答应县政府在淀粉厂的任期是一年，也就是在我和李静离开淀粉厂前，必须物色一位当地的、长期的、全职的厂长。

年方四十岁出头的副厂长辜同全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本来是县粮食局旗下的粉丝厂厂长。小小粉丝厂被辜同全打理得井井有条，产品供不应求。辜同全本人是放羊娃出身，历尽艰辛。靠奋斗成长为一个工厂厂长已经很不错了，他事业心强，善于读书，工作努力、勤奋，为人善良。完全是李静生拉硬扯地动员他来担任了淀粉厂的副厂长，都知道李静和我一年后都要离开，我们都希望一年后由辜同全接替厂长。辜同全怎么也不肯接替，他只想回去继续管他小小的粉丝厂。他不愿意接替的主要理由是：责任太大，压力太大，而且还有别的人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厂长位置。因而他说什么也不愿干。而我们认为，不管这个企业有多少先天不足，在我们的视野里，辜同全是唯一合适的人选。辜同全最后抹不下情面，担当了下来，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努力竟成了葬送辜同全性命的帮凶。

在辜同全接手还不到三个月，我们还没有完全放手，还在帮着他处理一些事情时，由于内忧外患，也由于一直盯着这个厂长位置的人通过各种方式给辜同全施加压力，他又不忍心坚决放弃，辜同全竟选择在重庆出差期间留下一封遗书而悬梁自尽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财政拿出二千多万元是多么不容易，就因为我们的投资体制落后，官僚主义严重，不尊重科学，盲目决策，不仅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制造出如此的悲剧。(www.xing528.com)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巫山淀粉厂进行假设。第一个方面，假设在我、李静和辜同全一起管理这个企业时，对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我和李静走后，让辜同全成为淀粉厂的第一大股东。如果是这样，首先，辜同全不会自杀，一个生命不会终结。其次，企业不会破产而改成宾馆，几千万元的投入不会打水漂；二百多职工不会失业……另一个假设，那就是淀粉厂不由政府组织投资，而是找一个生产淀粉的企业来，政府提供所有的、与建淀粉厂同等的条件给这家企业，相信结果都不会是淀粉厂现在的结果。既然可以假设，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让更多的假设变为现实？

几年以后，巫山淀粉厂终于关门，那一组镶嵌在雄壮的巫峡峭崖里的白色建筑，最终改成了旅游酒店。二百多个职工全部离开了。此刻，不禁想起女诗人舒婷在游长江三峡后写下的诗句：“与其在陡峭的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怀里痛哭一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类似的投资举不胜举，在与日后我看到的更大的投资失败项目比起来，耗资二千多万元人民币兴建的巫山淀粉厂实在只是九牛一毛。喊了几十年的投资体制改革虽然现在比当年进步多了，但由各级政府主导、地方决策、中央批准的靠国家财政，国有控股的金融机构执行的各种投资，依然以更大的单一投资额和巨大的投资总量，主导着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国经济的GDP。虽然市场化的民间投资逐年增多，代表着市场经济的方向，但是在投资领域、投资总量上，依然无法和国有资本相比。我们一点也看不出来，改革了三十多年的投资体制改到今天，达到了改革目标没有？是不是我们依然需要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或者是永远都在“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其实是一致的。我们每年都在“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投资主体的改革，不同的投资主体有不同的投资方式。国有资本作为投资主体，投资体制也永远难以改革，投资效率也没有人来关心，投资失败也没有人去承担责任。国有资本的真正股东是人民、是纳税人，而人民与政府或掌管投资的官员之间，并没有建立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与官员也没有一点为人民投资的意识和责任，这个所谓的“投资体制改革”将永远是一句废话。

最近十来年兴起的以城市建设为核心的投资行为，成为这些年国有资本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演绎了国进民退的另一种版本。快速的城市化带来大量的土地开发机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发商直接与农民进行土地协商定价，由开发商直接将土地补偿款支付给农民。九十年代后期，全国性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化向全国蔓延，巨大商机让政府发现了巨大的土地级差机会，政府才从土地财政中醒悟过来，在全国统一了土地一级开发，由政府统一土地指标，统一向农民支付土地补偿金，政府再向开发商和用地单位采用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政府通过成立地方投资融资平台，向金融机构或长期低息贷款或发行债券作为杠杆，低价从农民手里征地，通过土地整理、一级开发、向一级开发商支付不超过百分之十的成本，再以数倍于征地补偿、土地拆迁的成本，出让给市场。以牺牲耕地为代价、以大量强拆产生高额维稳成本为代价、以大量农民离土离乡为代价，以制造了全国性房地产价格轮番上涨为代价，创造了“共和国有限公司”近十年最大的“国有股权”投资收益和现金流。这个商机可以说是最近十年中国有资产增长最快，政府财政真正富起来的根本原因。强大的现金流，有效地支撑了“共和国有限公司”各“子公司”“孙公司”的执政基础。依靠于此，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新国企，每个省、市、区、县都有了自己的城市投资公司、城市建设公司、城市开发公司，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主要金融单位，向各地政府投资公司，也就是地方投融资平台注入了数以万亿元的土地开发贷款，同时还发行了同样是以万亿计的地方建设债券。新国资不仅投入城建，还兴建各类产业园区、投资公路、铁路、房地产、环保、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金融、创业基金、私募基金，几乎没有国有资本不投资的领域。新国资的形成，重新改变了一度被颠覆的观念。记得九十年代初，有这样的笑话，有家长教育孩子好好读书，不好好学习今后送去当公务员或者进国有企业。同样在九十年代，我非常庆幸我能跨出国企之门，而今天，我们却不得不重新羡慕身在央企、身在各级国有企业的员工们、干部们。别说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也就十来年时间就恍如隔世，当年从国企大量下岗，进入再就业中心的员工今天还有多少没到退休年龄？但是十多年前的国企员工和今天的国企员工的命运竟有天壤之别。在此我必须为几乎和我同龄的那些下岗工人而鸣冤。此一时彼一时的重组策略，竟变化得如此之眼花缭乱。尽管这样的商业模式在国际国内饱受争议，都在怀疑其增长的可持续性，但至少是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行程中，进入深水区时，摸到的最大的一块石头。而且城市建设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钢铁、建材、交通、汽车、工程机械、家具家居等行业也成为近十年中国最热门的行业。房地产业成为近十年最大的投资与消费。

在这一章重庆起重机厂和巫山淀粉厂的故事中，一个是早期国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征以及在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变革过渡时期的现象；另一个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环境下，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

这两个典型事例是那个时代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和政府主导投资的基本特征。给企业松绑，扩大自主权，推行承包责任制，两步利改税是那个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循序渐进的行为。到八十年代末，由于政治原因，原本力度逐渐加大，范围不断展开的国有企业改革突然间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