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选厂长：重庆起重机厂首个民主选举的厂长成果

1984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强力推动后，国营企业开始有了重大变化。

首先，进一步扩大自主经营权，机械局除牢牢掌握人事任免权外，进一步把生产、经营、结算、支出、分配权下放到企业。

其次，在继续推行第二轮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开始尝试民主选举厂长的企业人事制度的改革。长期担任企业一把手的党委书记实际上让位于厂长、经理。名义上党委书记还是核心，厂长是生产经营的中心，但实际上，厂长成了真正的第一把手。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也暴露出很多矛盾，党委书记是局党委任命的，厂长是职工选的，在很多工厂，党委书记继续当着一把手不肯让位，而厂长又不甘示弱，相互指责，定位很不清楚，难免发生冲突。而在重庆起重机厂，也同样经历了一场非常赏心悦目的真正意义的民主选举。这也是我一生中经历的唯一的一次普选式民主选举。

1986年上半年，厂里贴出告示，要对厂长人选进行全员式民主选举。凡是工龄五年以上的在职正式职工，不论年龄，不论学历，不论职务，不论是否党团员，都有资格报名。程序是：报名截止后，在厂党委的领导下，由组织科、人事科组成评议小组，进行评议。从报名者中推选出候选人三名，每个人准备好自己的任职报告，在全厂大会上向全厂职工陈述。随后，当场由全体职工在各自车间投票，根据投票结果，决定厂长人选。

这样的告示可以说是这个工厂建厂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事情。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厂上下一片沸腾。那个时候的我因为在车间表现不错，同时先前有一定的中文功底，已经被厂领导从车间里调出来，到新成立的教育科，当了成人教育的语文老师，然后又于1982年考上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学习，也成了这个工厂小有名气的人物。我也非常积极，热情地投身于工厂的这一大事，热切希望选出一个领袖般的厂长出来，带领我们的工厂阔步前进。因为在当时，我经过几年的系统学习，接触了大量的新思潮以及新的文化、观念，我也第一次系统地读到美国经营之神艾柯卡、日本松下幸之助这样一些伟大企业家的传记，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常识与理念。因此，我全面关注着民主选举的一举一动。

几天之后，报名截止。一方面由于中国人还不善于分享民主制度的权力；另一方面，受儒家思想影响太深，不善于在公开场合充分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导致最终去报名的仅有四人。第一个是最有希望在原有主管部门任命制度下成为厂长的人选，当时就是党委副书记的徐兆吉。他的报名，顺理成章，而且也是呼声最高的。第二个是工程师出身的部门科长，除了懂技术外，在经营、管理上比较活跃，有较强的从事经营管理的欲望。第三个是一匹意想不到的黑马，刚当上工会主席不久的王贵邦。他既不是技术出身，也没从事过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工会，因善于吹拉弹唱、篮球打得不错，有一股子军人的豪迈，在截止报名的最后一刻，他突然出现在组织科，提出报名申请。这样的举动让所有人都没有意料到。第四个是和我一般大的一个中专毕业生，因爱好企业管理，总是喜欢大谈管理学，海阔天空，多是些纸上谈兵、舞文弄墨的派头。

推举的结果一目了然，肯定是前三位。接下来异常热闹，在此前，我经历过的选举顶多就是读书时选班长，在车间里选工会委员这些小打小闹的选举。而选厂长，可是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一开始，我只是希望选个好厂长出来，工作有干头，能够多挣点工资、奖金，能够为厂里没房子住的中青年职工盖几幢房子，也让我不再每个月花十多元钱租住农民的房子，完全没把选举过程与我有什么相干联系起来。在三个候选人中，我一开始倾向于军人出身的王贵邦，希望选出一个不是按上级主观意志安排的、真正能代表选民意愿的厂长来，这样的厂长才不会中规中矩，敢于大刀阔斧，锐意进取，成为偶像一样的厂长。没想到，接下来所发生的事竟让我完全没有料到。我被稀里糊涂地卷入竞选之中。

三个候选人其实代表了工厂三个不同的群体。用今天的话说，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徐兆吉虽然是大学毕业生，但他是1971年的农村返城知青，也是“文革”以来工厂第一次招的工人，又在一车间当过书记，年轻有为，是工厂当时生产骨干群体的代表，实力强劲。年轻有为、根红苗正又是科班出身，在当时的工厂是稀有的，选他当厂长也是人心所向。由于我曾经在一车间干过，一车间是1971年返城知青人数最密集的地方，也是徐兆吉最重要的选民大户，我竟被徐兆吉的“助选团”给拉进了圈子，成为核心团队的秘密成员之一。他们之所以看上我，一方面因为我是一车间出来的；另一方面，这个群体上过大学的人也不多，他们看上了我在管理学上学到的一点儿“鸡毛蒜皮”的东西和我的文学功底。这么点儿东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也是稀缺的呀。

由于进了秘密的助选团，我有了第一次与厂级领导像朋友、哥们儿一样打交道的机会，油然升起一股意气风发的感觉。我没有怀揣如果徐兆吉当选对我有任何好处这样的功利心态，同时，也没去想过如果徐兆吉没有当选我会有什么风险。总之，凭着一股激情，在参加了几次竞选策划会议之后，我加班加点地为徐兆吉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竞选报告。我的思想、我的创意、我的观念、我的方法竟然有机会成为我赖以生存、发展的企业的行动纲领、实施指南。突然我觉得我好有力量，好有自信，好洋洋得意。但当时在教育科办公室听广播里实况播出的竞选演讲，外表还要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在教育科的同事里，竟有王贵邦的妻弟。教育科没有人知道我秘密参加了徐兆吉的助选团。虽然科里的人也在评价徐兆吉的报告作得不错。但是王贵邦的竞选报告则更聪明。徐兆吉的报告重点是怎么办好企业、管好企业；王贵邦的报告却更多的是讲为职工谋福利、创收益。

不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观最终使王贵邦成为重庆起重机厂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民主选举的厂长。这也反映出，八十年代中国人在被压抑多年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让大家呼吸到了自由、解放、民主的空气。表达了对落后的体制、沉闷的空气、压抑的环境的叛逆。而王贵邦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叛逆精神的代表。

这个时候，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好了。王贵邦不仅当了厂长，而且对整个工厂的组织结构、机构、部门设置，中层干部的人选都有很大的决定权。整个企业激情荡漾，充满了活力。没学过管理，没上过大学，没管过生产经营的王贵邦，凭着他的热情，他的人格魅力，他的用人之道，他的大刀阔斧的气势，他的敢于决断、敢于承担责任的风格，一扫过去所有厂长的办事效率低、官僚作风、走后门、不敢管理的软弱无力形象，深得全厂职工的赞扬。短短的时间里，工厂从内到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年过后，工厂彻底改变面貌。产量、销售收入、税收、利润、职工收入、福利全面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可是，当企业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机之时，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国已经进行得非常不错的国企改革，突然之间戛然而止。1991年，对国有企业改革政策莫名其妙地作了调整，干得正欢的王贵邦突然被机械局工作组调查，若干天之后，机械局找出了一些经营上的所谓问题，宣布免职。虽然既无贪污，又无腐败，也无行贿受贿，反正职务免了，闲置起来。机械局任命在倪静涵时期就当副厂长、最有可能按传统秩序按部就班接替倪静涵的张定明担任厂长。工厂管理、改革几乎又退回到十年前。对上级的这个决定，许多职工干部是不能接受的。很多人到工作组办公室去表达反对意见，都无济于事。大家心想，是不是“文革”又回来了。搞工作组不是“文革”最常用的方法吗？今天回想起来，才恍然大悟，当初推进得如火如荼的国企改革之所以戛然而止，原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来自更高层的对中国改革的分歧。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重组在这一刻改变了航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巨大的损失。

今天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历史关头的停顿，可能是非常可惜的。虽然现在已经不可能去想象如果继续按这种方式发展下去，中国国有企业会走向什么方向，但至少改革的思路和方法不会中断，前后的体系会保持大体一致。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非常先进的企业治理模式。走在全国企业改革前列的重庆，就出现了成功的红岩机器厂模式。这个模式已经超越了厂长承包责任制，改成了资产经营责任制，将企业领导人的任期、责任、权力、利益和企业的资产总额的增减，资产质量的好坏以及生产、收入、成本、利润等许多资产指标和财务指标挂钩，与二十多年后今天国资委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差不到哪里去。(www.xing528.com)

起重机厂的现象是中国高层在改革还是倒退的问题上，遇到了巨大的分歧，改革遭遇了巨大的阻力。这也是邓小平最终不得不选择南巡，再次鼓起改革开放的风帆、带领中国艰难前行的原因所在。

国有企业的活力再次迸发出来，这次的迸发出现两个现象：一个是由海南、广东开始试点的股份制改革拉开帷幕，各地都有股份制试点企业；另一个就是盲目扩张造成供大于求；没有搞股份制的企业自主权大增，双轨制并行。这种体制让工厂从采购、销售、协作、扩产、基建等多方面产生寻租空间，吃回扣、以权谋私开始成为普遍现象。我也终于不堪忍受这个看不见前程的体制，被迫下海，一走了之。

我走后，新厂长张定明上任不到三年，就因受贿下台，并被判刑十年。这是一个从小就进厂当学徒，一直从工人干到厂长，有追求，有责任心，几乎对工厂生产、管理、经营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的人。还在他当副厂长时，我和他就是书友，经常交换最新的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张定明虽然没上过大学、没系统学过管理，但八十年代初期他也成了西方管理科学的系统学习者。以他的能力、智慧、知识、领导能力，以及在起重机厂的根基，搞好起重机厂是没一点问题的。如果在十年前，倪静涵厂长退位时，张定明就顺利接班，没有出现工程师厂长、民选厂长，以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理想和激情，张定明不会是十年后的结果。最终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是他成了双轨制的牺牲品。当时，国企改革停顿，而乡镇企业兴起，乡镇企业没有能力造主机，只能造零部件。国企死板的分配机制与灵活的乡镇企业分配机制进行业务合作时，乡镇企业的寻租空间就成了张定明厂长倒下的陷阱。

不改革，他会循规蹈矩地干完他的任期，成为第二个平安退休的倪静涵；彻底改革，他可以成为市场化的总经理，搞好企业的同时，他成为拿着高薪走下职位的职业经理人也不会错，也是很好的归宿。问题在于一个堂堂正正的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人，掌握那么多的资源、领导那么多职工、工作那么辛苦，还不如工厂围墙外曾经的农民——凭着几年时间用破旧的厂房、工厂淘汰的设备、聘请的几个退休职工，给起重机厂加工外协零部件而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厂长”。

曾经在数年前败选的徐兆吉及其核心团队难以与王贵邦合作，带领以1971年毕业下乡的知青为核心的整个团队去了重庆印刷机械厂，徐兆吉被机械局任命为厂长。他的团队卧薪尝胆，调整产品结构，使该厂起死回生。张定明出事后，机械局让徐兆吉带着他的团队整体回到重庆起重机厂临危受命，戏剧性地获得了曾经失而复得的权力。几年之后，当年的风华正茂已经消退，同样难逃双轨制的制度性陷阱。以与张定明同样的原因，获刑数年。好端端的重庆起重机厂几经折腾，错失良机，与重庆机械行业大量的企业一样，一蹶不振，债台高筑，濒临破产。大量的职工下岗、提前退休，一片惨淡。不到二十年时间经历五任厂长，其中两任都涉及刑事犯罪，这不能不说是这种体制的贻害。

这一结果，也把“国有”和“私有”两种体制的根本冲突和本质区别表现得淋漓尽致。倪静涵、黄炎森时代，因只有一种体制，所有的人依附在这个唯一的体系上：生存方式、个人发展、人生理想、爱情婚姻、生老病死，全都以国有体系为坐标，企业就是一切。

这段时间，以乡镇企业、街道企业、个体户为代表的私有企业风生水起，形成民营企业早期的群体。民营体制出现后，个人的一切可以直接通过个人的财富创造进行直接分配后，有着比早期民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更多的知识、技能、智慧的张定明、徐兆吉，怎么可能还忍受这种利益的倾斜、人格的倾斜、价值观的倾斜？国有企业怎么可能在新的市场环境里竞争得过民营企业呢？这一现象，是造成后来九十年代中期，大量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结构不合理的根源。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至今二十多年过去，重庆这个当年的中国大后方，中国机械工业门类齐全，配套完整的工业机械城市的支柱型企业，到今天所剩无几。重庆起重机厂、重庆机床厂、重庆矿山机器厂、重庆红岩机器厂、重庆东风机器厂等等可以数得出的一大串名字，只剩下目前在A股市场上交易的，早已被收购过几轮的“万里电池”和最早在香港H股上市的“庆铃汽车”，以及前两年以重庆机电控股名义拼凑起来的在香港勉强上市的“重庆通用”，以及将原机械工业局旗下企业重组打包捆到一起的重庆机电控股。导致这一衰败的原因，在政府层面上，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所致，而实际上，只有一个原因，没有彻底地推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根本变革。千万在这里不要对产权制度改革予以错误理解，产权制度改革不是私有化，也不是后来简单地改制为公司的公司化。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形式、管理监督形式、利润的分配形式、产权交易形式；国企到底是进还是退，是如何进如何退，至今也都没弄清楚。

近十年来，由于重庆直辖，由于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重庆的制造业有所恢复，但除了新兴的民营企业之外，几乎全是来自国际、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在重庆的投资，产业集群形成了，产业价值上升了，但产业群体中，却非重庆地方企业资本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力军，这不能不说是重庆的一大教训、一大悲哀。综观全国，类似重庆的城市不在少数。上海、沈阳、南京、天津等这些曾经的机械工业、重工业要塞几乎与重庆一样的命运。相反，曾经在这些领域比较弱的山东、浙江、江苏、广东等地都异军突起，重新改写了中国机械工业的内在结构与版图划分。

对这样的观点，可能重庆的有些领导会不同意，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重庆年度经济增长速度位居全国前列，而且以目前的产业布局与投资规模、招商力度来看，重庆的经济增长可能还会连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对这样的大好局面，作为重庆人的我当然是无限欣慰了。我尤其赞赏黄奇帆市长的关于中国重组、世界重组的观点。黄奇帆这位高水平的“投资银行家”，利用一系列投资银行手法，重组了重庆的存量资源，对接了海内外的增量资本与产业，全面提升了重庆的综合价值，令人耳目一新。让过去几十年日渐失落的重庆工业基础，注入了全新的资源、全新的要素与全新的希望。唯一的忧虑，还是对国有资本本身的忧虑。黄奇帆之所以能够在重庆长袖善舞，还是得益于他重组了国有平台，利用国有平台的融资能力，对接海内外产业资源，做大重庆的分母。如果说成功，也是国有控制力、操作力的成功；如果说胜利，也是国有资本的胜利。如果把黄奇帆放到广东、浙江国有资本相对较弱的地区，黄奇帆的重庆重组模式，可能就不那么管用了。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黄奇帆调离重庆，重庆模式的可持续性还有多久，就是问号。

所以，本质还在于资本的性质与对资本的运营方式与管理方式。

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是一条很重要的主线，三十年来的重组中国历史也可以理解为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史，而且这个话题至今没有完结，至今充满矛盾与分歧，至今也充满着悬疑与期待以及想象空间。未来十年后、二十年后，这个话题是逗号还是省略号？仿佛充满着神秘和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