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节：国企生涯中的荣光与挑战

1976年，高中毕业的我无所适从，十九岁的青年处于风华正茂的时期，却不得不接受毕业即失业的现实。“文革十年”生产发展处于停顿状态，城镇青年全部被“接受再教育”而赶到了农村，失业危机被“农村这样一个广阔天地”化解。

虽然因为政策的突然变化我不必再上山下乡，一下子成了待业青年却也没有任何能力为自己的职业选择进行准备。要自食其力、要养活自己、还要过好日子，必须要工作，有工作才有收入。“十年文革”让我们一觉醒来才发现我们已经满身伤痕。吃饭、生存、结婚、生子这些最基本的要求都没法满足，但这又是待业青年最强烈的愿望。在那样的年代，只要可以找到工作，不用去考虑国营、集体，想找个临时工作纯粹出卖劳力都十分困难。女孩子嫁人的最高理想要么是嫁个解放军，要么是嫁个国营企业的工人。我生活的李家沱这个小镇积满了成群结队的待业青年，据说街道办事处有个大妈管着临时工分配，任何一个单位招临时工只能找她，每天都有很多待业青年的父母拎着菜油，拿着烟酒、猪肉这些凭票才能定量买到的“奢侈品”送到她家里，没关系还送不进去。当年叫“走后门”，新中国最早的腐败大概从这里开始。

毕业几个月后，我终于有了一个“工作”机会，可不是靠酒肉行贿来的。我父亲工厂有个同事的丈夫是区农机厂的技术骨干，人称“土工程师”，农民出身，稍多读了点书，靠自学和头脑聪明，把机械加工钻研得很透彻。车、钳、洗、刨诸多工种样样精通，还有不少小技能、小发明。

热心的陈师傅看我连临时工都当不了，就叫我去给他当学徒，并说如果有机会，有了指标就可以在他工厂当临时工。也就是说，可以先去上班，边上班边等待临时工指标，有了指标就可以生米煮成熟饭，近水楼台先得月。

眼下有工作比什么理想都重要。我毫不迟疑地去当了学徒，管他有钱没有。没有工资，每天上班步行四十分钟，没有工作服，每月的待遇就是一双帆布手套和一块肥皂。心里虽然十分不平衡，觉得有的人是“不劳而获”，我怎么会摊到一个“劳而无获”的工作？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叫“志愿者”。我连基本生存的条件都没有，怎么去做“志愿者”呢？非常无奈也只能这样。

半年时间，我成了一名完全可以独立操作的万能铣床技工。若按工时算，我每天可以挣几十元的工时，相当于创造几十元的生产值，这在当时，我已感觉到一个劳动者在创造过程中的无上光荣。干着“劳而无获”的行当居然很快乐。

这是我对工厂、生产、工业的最早认识。

1977年，伟大的邓小平同志决定发展教育，在恢复高考之前恢复技工学校招生，我所在的九龙坡区粮食系统八九百个待业青年，分到了两个名额，我竟然像做梦一样经过推荐、考试成为幸运儿。进了重庆机械技工学校，开始了一周上理论课，一周在长江机床厂实习的半工半读的生活。

1979年，我毕业分配到重庆起重机厂当工人，开始了我的国营企业之旅。

我终于从“劳而无获”的地位，跨越了临时工，跨越了集体企业，跨越到了国企里当学徒，一下子成为了大型国营企业的技术工人，倍感荣幸之至。经常做梦都会笑醒。

重庆起重机厂是重庆市机械工业局旗下直接管理的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当时的国营企业有部管的，有省管的，还有市管的。重庆起重机厂早年由民族资本家创办，解放后公私合营，“私有制”被“共产”，被社会主义改造成了全民所有制企业。1965年，中国实施三线建设战略，准备打仗。上海、天津、东北许多老工业基地内迁，天津起重机厂将其电动葫芦车间整体迁来重庆起重机厂，使重庆起重机厂成为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桥式起重机制造厂。所谓最大，也不过一年几百、上千万元产值。

到1978年、1979年，由于“拨乱反正”经历整整十年动乱的中国百废待兴，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期到边疆、到农村的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回到城里，产生了巨大的就业压力。

能够在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开后门”的状态下，作为一介平民、待业青年，靠自己瞎碰乱撞，进入技工学校，学成毕业到这么正规的国营工厂当技工，我已倍感幸运与幸福。这在那个年代就是“铁饭碗”。整个人生就可以交代了，在这个国营工厂，你可以看到你的全部人生道路：从二级技工一直干到八级技工（一个产业工人的最高理想），从儿子干成丈夫，再干成父亲、爷爷退休。

重庆起重机厂位于重庆西部中梁山脚下，这一带像是重庆市的装备制造业走廊，分别分布着重庆一系列的著名企业，自石桥铺开始沿途有巴山仪表厂、重庆变压器厂、重庆电机厂、重庆标准件厂、重庆轮胎厂、重庆汽车制造厂（原重庆动力厂）、中梁山煤矿，再往纵深走就是重庆起重机厂。

1979年夏，我终于打好被卷，和技工学校毕业的几个同学一起到起重机厂报到。先过长江，坐公交车转四站，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中梁山，往人和乡的田间小道步行半小时才到了工厂。从工厂到大街虽有一条碎石路面的公路，但弯弯绕绕的，还不如走小道来得快。

这是一个典型的，处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工厂，与今天的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当年叫工厂，今天叫公司。

“文革”刚结束不久的国营工厂条件不好，经历十年动乱之后还处于休养生息阶段，但已经渐渐恢复了工厂的元气。(www.xing528.com)

一个满布铁锈的废弃汽车轮胎钢轮毂被一根绳索吊在厂门口左侧一座小山坡的黄角树上。一到上下班时间，看门师傅就会用 头重重地敲击，洪亮而悠扬的“……”的声音，震荡在工厂的上空。随着悠扬的声音，一群群工人迈着低沉的步伐涌出或涌进大门。工厂周边都是农田，在当时的重庆这里是远离市区的远郊。道路由石块和泥土铺成，一旦有汽车开过，车后会卷起浓浓的尘土。重庆的夏天酷热难当，汗水随时都在脸上脖子上，土灰卷起，立刻被汗水沾在身上。如果遇到下雨天，就是泥浆飞溅。

工厂的厂长叫倪静涵，是一位当了多年厂长的南下干部。这时的起重机厂由重庆机械局直接管理。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什么时候生产，生产出来卖给谁，全厂干部、工人、技术人员拿多少工资，享有什么福利，都不由工厂决定。所有权力全部是集中的，决策逐级向上，执行逐级往下。理论上，全国都知道全年中国需要多少台各种规格的桥式起重机。然后，全国一盘棋，把这些任务分解到各大区、各省、各起重机生产厂。供求会完全平衡，既不会供大于求，也不会供过于求。重庆的桥式起重机分别由重庆起重机厂和重庆第二起重机厂生产，两个厂的区别在于吨位。五吨级以下由第二起重机厂生产，五吨以上由重庆起重机厂生产。核算时间按年度、月度核算，每月计划多少台，工厂的生产计划科就安排多少台计划；计划在内部又分解到各个部门，需要采购多少原材料、辅料；各车间的零部件生产按计划排定，每天由计划、调度会掌握各车间生产进度；工厂不设销售部门，不做广告；采购直接到机械局相关部门进行物资调拨；技术科、工艺科只管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文件、技术指导、工艺指导，不用考虑产品研发，全国的产品一个规格，一个标准，一套图纸。产品从原材料进来到成品出去，所有工序都在厂里完成，连电机电器都在厂里生产。除此之外，还有托儿所、子弟学校、职工食堂、理发室等等后勤体系。

工厂不用管投入产出，不管销售收入，没有资产、负债、资本收益率的概念。但工厂内部管理异常规范、严格，也有很多考核指标。

工人是单纯的、团结的、守纪律的。除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参加业余文体活动外，也没有什么向往、追求。每天只考虑怎么完成当天的工作任务，干满八小时。干得好与坏主要不是物质激励，而是精神激励，荣誉感比什么都重要。最大的荣誉就是当先进生产者，最高的精神境界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分配上，实行技术级差工资制。最高级别为八级技术工，最低为学徒工。学徒工的工资每月只有十八点五元人民币。三年学徒期满，经考核合格，可以转为正式工，拿二级技工工资，大约二十八元人民币。我是技工学校毕业，考试按四级技术标准，毕业后第一年的工资就是三十一点五元人民币，比直接从工人当学徒晋级合算多了。但要干到八级技术工，除了技术之外还要看你的厂龄、工龄等指标。一般来讲，不到五十岁获得八级技术工的几率几乎为零。

我被分到了一车间。一车间是机械加工车间，是整个工厂的骨干，人也最多。各种铸件、锻件、型材被切割后，由其他车间送来，在一车间通过车、钳、铣、刨、镗、磨、组装等工序完成零件加工、部件组装。车工工序是最主要、最繁重的工序。这个工序又被分成大件、中件、小件三个组。分别为车工一组、车工二组、车工三组。我在车工二组。这个组主要由中型车床组成，主要是C6120和C620或加长型号的普通车床。那个时候没有一台数控机床，也没有一台高级的加工中心。

工厂是按月考核，每个工人每月都有一个基本定额工时，即三十天减去四个公休日，乘上每天八小时，也就是一个工人每月的定额工时为二百零八小时。每个零部件从加工到组装也有预先核定的工时，每月完成基本工时（必须全部为合格产品），才能保证你的基本工资。

1979年时，中国已经向发展经济方向转型，国营企业也从搞运动为中心向搞生产为中心转移，开始有了初级的生产奖励机制。

在保证基本工资的基础上，工人们会非常努力地争取获得超额工时，也就是你必须在单位时间内，尽可能保质保量地完成零部件的加工，每天平均完成十个工时，每月就会超额完成任务，就会有超额奖金。超额奖金每小时一角钱，即使完成三百小时，也只有不到十元钱的奖金。但就是这十元钱，已占全月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了，每月挣到三百个工时的工人，几乎都是模范。尽管这样，所有工人每天都分成早、中两个班进行生产。工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表现出了良好的职业素质与工作热情。上早班没办法多干活，因为交班时间是固定的。经常在上中班时，到了下班时间也不愿意离开。

当时，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劳动者们的劳动热情刚从整个中国由政治运动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大量的知识青年从农村回到城里，当了工人，能挣工资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所以，在那个年代，没人不愿意学技术，没人不愿意拼命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偷懒。加上多年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生产管理体系，整个工厂生机勃勃。由于是按月核算，当月产品必须入库，到月底最后一天若是没有完成全月的入库任务，整个工厂就没有完成机械局下达的生产计划。这对整个工厂都是极为不利、不光彩的。而且，企业没有完成当月任务，全厂当月没奖金。所以，经常到月底，全体动员，不分昼夜加班加点，甚至要动员全厂非生产性人员，包括机关后勤人员，党、团干部全体到现场，参与总装。有时候到最后一天的晚上十二点前才完成月进度计划。厂长或党委书记则会在晚上十二点前，在工厂的高音喇叭上，声情并茂地向全厂职工家属讲话，激动万分地感谢大家：“经过全厂上下争分夺秒地革命以及拼命地努力，我们终于赶在最后一分钟完成了局里下达的任务……”

第二天，累趴下的全厂工人、干部放假休息。我当时经常纳闷，昨天干完也是产品入库，今天干完也是产品入库，并没有人追着要你把产品拉出去卖了，为什么非得要昨天晚上突击完成。这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重大区别之一。生产不是为订单生产，生产者不仅不面对消费者、使用者，连销售都不管。产品在规定时间完成就算完成任务了，全厂的工资、奖金、福利、所有支出都有保障了。一个重庆机械局是整个重庆机械行业的主管部门，管着上百个企业的领导班子的任免，生产经营计划，资金的划转、调拨，产品的调配，主要生产资料的供应等等。行使着巨大的权力，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实际是整个机械系统的人、财、物决策经营机构。企业完全没有自主权，只是一个非独立的生产部门而已。所有计划的编制、下达、执行，不是以市场为中心，而是按时间节奏来管理的。所以自上而下的管理都是以时间为结算体系。对工厂的考核，同样以时间为准，不然整个机械局的计划就乱套了。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国有化社会主义改造，引进了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为此，这种体制就一直沿袭下来。企业虽然缺少作为独立经营单位的很多功能，如独立的财务系统、收支系统、销售系统，但却拥有学校、医院、幼儿园等等许多社会功能。如果按计划经济而言，这套体系已经非常完备，无可挑剔。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国营工厂的运行模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整运行了三十年。

三十多年过去了，站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去评价当年的国营体制，当然与今天格格不入。但如果离开那个背景，轻易地对那个年代的企业管理模式进行批评、否定也会有失偏颇。当年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企业管理本身的问题，而是产权制度与生产关系的问题以及政企关系混乱的问题。近二十年中，我也见过无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制造企业，就其现场管理的科学性、严密性而言，当年的重庆起重机厂以及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也并不一定落后于今天的许多制造企业。只是在那样的体制下，企业没有资本价值观，没有发展的动力，员工没有激励，企业没有自主权，管理再好的企业也不能发展。因为决定企业发展的权力不在企业本身，而在于行政主管的机械局手上。

邓小平同志把这个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他的初级阶段理论指导下，我们开始逐渐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在重庆起重机厂最初的尝试，就是开始打破分配制度，开始改变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打破吃大锅饭的传统。于是，工厂里开始创办劳动服务公司。在计划经济机体上，长出一个市场经济的“瘤子”来，这就是劳动服务公司。每个职工可以出一百元人民币，在自愿的基础上当股东。一百元是我当时两个多月的工资，完全不懂股东是什么，更不懂什么叫劳动服务公司，所以我也没当成股东。劳动服务公司就是把厂里生产的零部件自主卖给用户，赚出厂价与零售价之差，完全是无本买卖，很快就赚钱了。劳动服务公司越搞越大，才发现这个不行，赚的都是“公家”的钱。这就是最早的双轨制。

一部分职工开始下了班到石桥铺去摆地摊，卖刘三姐的歌片，卖小商品，不满足于那份工资，开始挣外快，有了严格意义的私有财产。虽然不承认，但私有制在事实上已经开始萌芽了。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中国经济能迅速从濒于崩溃的边缘走出来、获得几十年高速发展的机会。进入繁荣的工业化中期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环境，就是这样慢慢变革出来的。同时，也和巨大的低成本生产力相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劳动力红利。这些条件都成为后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

我进厂没有多久，更大的变化发生了。首先是给各企业松绑，给企业扩大自主权。自主权最大的好处是企业超额完成了机械局下达的任务后，上缴的利润可以留成，扩大了企业的资金支配权，就可以用于改善福利，给职工盖宿舍，多发奖金。同时，产品的跨地区销售开始出现，可以自主销售产品了，这就有了竞争，产品开始注重质量，注重外观，注重服务。由此，行业与行业间，企业与企业间，企业内部之间的平均主义第一次被打破，差异化开始出现，原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公平性基础开始动摇。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掀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浪潮，技术吃香了，知识吃香了，尊重知识，尊重技术，尊重人才成为时尚。在起重机厂担任多年厂长的、德高望重的倪静涵离任，被拥有大学文凭的工程师黄炎森取代。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行动。中国的国营企业结束了由打江山的革命者领导经济的时代。全重庆市的老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干部管理工厂的时代正式结束。工程师成为企业管理者，在这个时代就是一次质的飞跃。随后全厂多个重要岗位的负责人纷纷由工程师、技术人员取代。这一举措虽然掀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但在当时的环境下，管理还没有成为一门学问，以为懂技术就懂得了管理。反而，由于技术人员在经营管理上的性格局限，这样的人事调整效果并不大，即使推进了企业改革的进一步举措：承包责任制，重庆起重机厂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作为循序渐进的改革历程，没有这些阶段的承前启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是不会有后面的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