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曾家岩。距周恩来生活过的周公馆不到二百米的曾家岩七十一号，一幢竹木捆绑结构的两层楼房，便是我出生的地方。这一片全部是兴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时期的民房，都是典型的吊脚楼似的低矮、简陋的房子。
1957年寒冬，刚刚降临这个世界仅仅两三个月的我，因为缺乏营养而抵御不了寒冷的空气，连续高烧不退，面色由红而淡。一家五口人只有靠父亲每月大约三十元左右的工资养活。六十多岁的祖母在别人家当佣人，父亲在远郊的重庆李家沱面粉厂当工人，每月回家一次。产后的母亲虚弱地躺在床上，膝下只有刚满十岁的姐姐王世熔。如果还不送到医院，等待我的就是奄奄一息了。在那个年代，这是司空见惯的，生命如此之轻。几乎很多家庭都有二娃、三娃、五娃，就是没有四娃；或者家有二妹、三妹、六妹，就是没有四妹、五妹。这些四娃、四妹、五妹早就不经意间成为在天之灵。
我唯一的生存希望在一张纸条上，纸条上写着大石坝某个地址。我妈妈掏出了仅有的一角钱，让我姐姐寻着这个地址去找我的祖母，从做佣人的祖母那里拿到钱，送我去医院。
那天下着细密的小雨，刮着刺骨的寒风。寒冬的重庆下起小雨，是最难过的日子，何况还有寒风。十岁的姐姐担负起了一个简单而沉重的使命，她拿着全家仅有的一把油纸雨伞、唯一的一角钱和祖母留下的地址纸条出发了。
从上清寺坐车到李子坝，只需四分钱。下了汽车她得走到河边坐船去。刺骨的寒风伴着细雨扑打在她身上，十岁的女孩子无论如何也撑不开那把巨大的油纸雨伞。她只好将伞尖着地，用身体的重量全部压在可以滑动的伞骨上，终于撑起大伞，上了渡船。
一站汽车，一个渡船，一角钱只剩下二分钱。姐姐拿着纸条在大石坝找了好久也没找到祖母写下的地址。无奈之下，她找到了位于大石坝的江陵机器厂广播站，希望借助广播找到我的祖母。
看着这个被冻得浑身直打哆嗦的小姑娘，广播站的阿姨们一遍又一遍地询问了我姐姐的情况，然后一遍遍用喇叭呼喊。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还是没有找到祖母。姐姐睁着一双无助的大眼睛，眼泪汪汪地向大人们哭诉着：“我弟弟病了，快死了，只有我祖母能救我弟弟。”
祖母怎么也没找着，于是，呼唤寻人启事的喇叭变成了募捐的喇叭，不停地向江陵厂职工一遍遍呼喊。不多一会儿，厂里的工人、干部们纷纷来到广播站，面对这个可怜的小姑娘，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凑了钱，让我姐姐回到了曾家岩。回到家一数，有三十多块钱哩。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可是个不小的数字了，而且他们是不知姓名人的慷慨解囊。
这次生命是母亲让姐姐用一角钱换来的，是江陵厂那些不为人知的工人们用你一角钱他一元钱换来的。虽然五六十年代留下的记忆并不多，但建国初到十年“文革”却让中国人经历着难以承受的跌宕起伏……
当然，这也是我生命之中毫无知晓地第一次和国有企业发生了关系。江陵厂，这样一个曾经从国民党手上缴获过来的原国民党的第十兵工厂，一群让我永远也无法知晓的国有产业工人，成为我的救命恩人。也就是说，我的血脉、我的躯体、我的骨髓，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国营企业”的烙印。当年的国营企业充满着劳动者的激情与理想，每个人都洋溢着社会主义主人翁的幸福感，每个人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互助互爱是每个人最起码的道德品质。这就是拯救我幼小生命的精神力量与道德基础。
建国初期的国营企业不是一个商业和市场载体，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憧憬下，工人的劳动不是为了工资与奖金这些物质利益与追求，而是在远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支撑下的劳动热情。能够挽救我的幼小的生命，完全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自然的情感与行动。
时至今日，当年的国营企业已经改叫为国有企业。“营”与“有”一字之差，实际上是两个根本不同时代的“代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完全没有产权概念，全民所有制下，只有“营”没有“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认了多种所有制形式，才有了“有”。但今天和国有企业相对应，由非国有、非外资创办的企业称之为民营企业。但依然在“营”与“有”的字面上，十分暧昧：政府只承认了非公有制企业，却没承认民“有”企业。
直到今天，我们对“国有”“国营”“民营”这几个词，还含混不清。判定企业的性质，最准确的标志应该是这个企业的资本或者处于控制地位的资本是谁的。“有”和“营”是指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www.xing528.com)
国企，应当指企业的资本或处于控制地位的资本是属于国有的，所以，国企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不应该叫“国营企业”。计划经济时代，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只有企业概念，没有公司，没有资本概念，即使讲到企业，也和我们今天的企业概念有所不同，那时的企业只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国有、国营是一回事，既是国家拥有也是国家经营，不存在生产资料的非公有行为，也不存在公有财产民间经营行为（劳动集体所有制其实质是伪所有制概念）。
但可笑的是，已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混淆不清的概念叫“民营企业”。相对于民营企业，今天的国企依然是“国有国营”，所有权与经营权依然没有分开，国有资本的出资人缺位现象依然存在，国资委同样是一级由公务员组成的政府机构，根本就行使不了、或者无权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责任。
民营企业这个概念，有些不伦不类。国家一直都没有让这个词成为法定、统一的说法，官方与民间一直都对这个词很暧昧。官方语言叫“非公有制”企业，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承认私有化。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能丢，公有制尚存，就不能有私有制，也就不能有私有生产资料，不能有私有企业。不叫私也罢，至少可以叫“民有”企业吧，这样可以避开“私”这个敏感字眼。结果“民有”没叫，“民营”也登不了大雅之堂。
“国有”和“民有”是对立的吗？不应该是。国有资产的全称应当是“全民所有”，是所有拥有公民权的中国人的共有财产，而“民有”即除他依然是共有财产的一个主人之外，还拥有属于他个人的财产（或者生产资料）。“国有”，可以理解为全体公民将共有财产信托给了国家，国家作为一个信托主体，在政党的领导下，授权组织政府完成全体公民的信托责任，让这个信托财产产生更大的价值，用于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巩固国防，稳定社会，造福于全体公民，而公民除了能分享信托财产带给他的福利之外，他可以通过劳动，创造属于他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生产资料，他有权自己经营，与他人联合经营，也可信托给国家经营，但从生产资料性质来讲，“国有”和“民有”应当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两种生产资料的走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有”资产通过生产经营产生的税收，主要流向了各级财政。国有资产产生的利润却基本上没有分配到财政去。近几年才有较高的国有资产利润应进行分配的呼声。财政作为国有财富流入、流出的操作部门，按照行政的指令，用于维护国家机器、社会公共部门，作为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成本。但“国有”和“民营”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国有”产生的税收流向和“民营”产生的税收流向虽然是一致的，都是由财政控制与管理。但主要问题在于，“国有”资本产生的“利”，因为与“国有”资本直接管理者的关系不大，“利”的大小、“利”的挖掘，就难以成为一种动力，“利润指标”“利润率”就不会成为管理者发挥才能智慧的力量。因此，出现国有资产“税”多，而“利”少。由于“国有”与“民营”共生于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经济生态里，“国有”掌握、控制着整个国家的主要金融资源、产业资源、矿产资源，但掌管这些巨大资源的人群与他们个人的智慧、贡献、欲望产生着冲突，一定会出现提高成本、降低效率的现象来减低他们的压力，将某些成本通过寻租交易转化为私人财产。
反过来看民营资本。民营资本的税上缴到财政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的分配与消费，离纳税的企业和企业家太远，纳税人自己没有关注的动力；但民营企业的“利”可以直接分配到自己的口袋，成为自己可以直接支配和消费的财富，是民营企业家生活质量、个人财富程度、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因而民营企业注重“利”，需要多“利”少“税”，于是民营企业家一方面拼命发展，赚取更多利润，满足无止境的财富欲望，同时，还将会千方百计避税，将“税”转移成“利”。这就是“国有”与“民营”在财富流向上的本质区别。
三十多年来，我们以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邓小平的思想下努力前进，成就非凡。但是，涉水尚浅的时候，我们摸得着石头，走了三十多年了，我们从浅滩走向深水，我们不能跳上船去，乘船过河，我们必须要知道深水区的明礁暗堡，我们摸不着石头了，河水甚至浸到了我们的脖子。而我们的总设计师又已经远在天国，无法指导我们前行。
改革的深水区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但不应当成为我们的禁区。
关于“国有”“国营”“非公”“民营”这样一些模糊的概念，在这些年来，已经让我们交了巨额的学费。“国有资产”至今不仅继续在低效率配置，而且还在不断地以错试错，“民有资产”仍然被打上了阶级烙印，作为一种潜规则，被继续歧视。尤其是2003年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来，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运行政策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行政资源与资本资源、金融资源再次集中。十年之后国有企业不仅在垄断领域更加强大，就是在竞争领域同样取得霸主地位。在2003年以前，你很难听说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领域的，2003年以后，金融系统的中信、粮食系统的中粮、铁路系统的中铁建、军工系统的保利；各地方政府旗下的城投、城建、城开等等国有地产公司全面开花，形成全民房地产现象。相反，自2003年开始，一个又一个民营企业的这个“系”那个“系”以各种名义被消灭。十年之后，国有企业高度集中，民营企业夹缝生存，中小民营企业更是破产倒闭无数。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严重失调，活力尽失。我们为什么会走进我们自己曾经抛弃的死胡同呢？为什么会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完全国有化情有独钟呢？我们可以回过头去回忆一下当年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企业的生存状况。
我对国营企业的认知，除了我幼小的生命来自于国营企业职工相救外，我的童年与少年几乎也是在国营企业工厂里度过的。1968年，十一岁的我就没有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和母亲，姐姐远在西双版纳。我被我的父亲带到了他所在的国营小型工厂——重庆李家沱面粉厂，和父亲与另一位工人挤在一间仅十平方米左右的工人宿舍，每天都和这些国营企业的工人们生活在一起。虽然处在“文革”时期，工人们依然每天在自己都食不果腹的状态下，一边游行，一边搞阶级斗争，一边还在兢兢业业地搞生产。乌托邦式的狂热理想主义支撑着他们的一切。后来，高中毕业失业期间，我又如今天的志愿者一般，自带饭票到了一间国营小型农机厂学习技术；一年后，考上技工学校，学校半工半读，实习工厂就是重庆著名的长江机床厂；再后来，毕业分配到重庆起重机厂。对于不同时期的国有企业，我有着深深的体会。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后来又作为投资银行家，参与改制、重组了多家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经历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全过程，也见识了这些年来国有企业兴衰、进退的风雨历程。我至今还在以一个投资银行家的角色，不断地与各类国有企业打着交道，参与重组。中国的国有企业至今还在多少年来每天都重复的一句话“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实体，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国有资产。几十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总量和1978年相比增加了上百倍，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辉煌业绩。但国有企业近十年发生的强势激进，一改国退民进的态势而引发的争议也非常之多。到底是国进还是国退？成为一个无解之题。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企业问题，产业问题，也不是一个资产问题。这么多年我们含糊其辞地走了过来，绕开了许多理论和实质话题。难度在于，我们还能绕开这些敏感的问题再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吗？不可能！自2013年开始，下一个十年必须破解。否则矛盾不会自己消亡，问题也不会自行破解，我们必须有面对的勇气和解决的方法。因为，如果我们不主动解决今天的国有企业各种资源高度集中，党、政、企都难以在深层次隔离不开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崩溃必然发生。
任何一个历史大背景的形成，都有着本源性的过程，我经历了这些剧烈而又缓慢的过程。不仅我的身体内流着国企职工救过来的血脉，也让我的职业生涯，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国有企业的深深烙印。这些烙印构成了我对中国国有企业最深切的体验、感悟、认识、分析、思考以及重组改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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