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层面下的货币流通优化方案

上述分析表明，考虑到货币的投机职能，就产业均衡的角度而言，提高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都可以使得虚拟经济的i2/y2下降，民生负担降低。因此，本章的最终问题就落实到如何控制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

图7.4　相关年份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的折线图及其趋势线

7.3.3.1　理论分析^[15]

就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而言，影响广义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居民的货币收入水平和支出结构变化

通常，收入水平既定，则消费结构就比较稳定。当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时，消费结构中用于高档消费品的部分会增加，同时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比例会降低。另外，在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居民储蓄率和持币率上升，在投机偏好动机驱使下，人们可能会拿这部分过剩货币进行投机，这就会使促成M1意义上的货币流通速度放慢，导致基本生活需求的交易性货币流量不足（王少梅，2012）。

2.生产周期长的产业部门（如房地产）的比重和社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

一般来说，M1用于消费和终端市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消费和投资增加，狭义货币流通速度（V1=Y/M1）就相对加快，交易性货币需求对收入的反应系数（K1=M1/Y）就会变小，相应地，手持货币就减少了（王少梅，2012）。而房地产等生产周期长的部门，资金周转慢，资金占用较多，其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Y/M2）就相对较慢，当房地产市场被银行体系的“三根”（银根、地根、政根）释放出来的流动性过剩追逐，形成房地产资产价格拐点时，投机炒房的投机资本就滞留在房地产领域，M2/Y因此变大，广义货币流通速度进而放慢。

一般而言，社会生产越是专业化，分工越细，进入市场交易的中间产品越多，投资的边际效率越高，手持货币的机会成本越高，用于市场交易的货币需求越多，狭义货币流通速度（V1）就越快，因此拉动的国民收入就越多。

3.金融交易市场发育完善程度和商业支付及结算制度

金融市场衍生品种越多且金融市场越不规范，商品交易之外的货币交易占用量就越多，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就越慢，此时表现为M2/Y变高，投机资本变多，交易性消费和投资变少，实体经济受到损害；反之亦然。

商业信用越发达，企业间多角债务信用关系越规范，资金周转越快，货币流通速度也就越快，经济越兴旺；一定时期中支付工资的次数越多，每项支付周期越短，货币流通速度V就会越快，K就会相应地变小；反之反然。金融业发达，能采用多样灵活的结算方式，减少资金占用时间，可以使货币流通速度变快，处于流通环节的流动性货币减少，商品劳务交易速度和交易额上升，消费和投资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反之亦然。

4.基础货币（H）在货币乘数作用下非规范信用扩张

国际收支账户的巨大顺差，使国家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被迫作出人民币货币对冲业务，这些业务通过商业银行创造的存贷款功能，导致我国金融市场信用化比值（M2/Y）增加。考虑下面的货币乘数公式：(www.xing528.com)

其中，rc为现金漏损率，rd为活期存款准备金率，t为定期和储蓄存款占活期存款的比重，rt为定期存款准备金率，re

为超额准备金率。

由式（7.26）和式（7.27）可以看出，在名义GDP一定的情况下，基础货币（H）、货币乘数（K2）和货币流通速度（V2）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即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基础货币越多，货币乘数越大，货币流通速度越慢，滞留于资产市场和金融领域的投机货币越多；反之亦然。

所以，伴随着国际游资的流入，国外投机机构在我国包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进行投机炒作，而央行出于对冲需要进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势必造成我国资产价格泡沫，实体消费和生产的停滞。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影响基础货币发行的国际短期游资的大量流入，也是影响我国投机资本膨胀的原因。

7.3.3.2　针对广义货币流通速度的对策分析

针对以上几个影响广义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可进行如下对策分析：

（1）在居民货币收入稳步上升的基本环境下，为了避免储蓄率和持币率上升引致的投机需求上升，缓解交易性货币流通不足，可以从投资者教育入手，引导投资者的价值导向，摒弃主流群体行为作风的投机性，规范短期投机、炒股炒房、跳槽等市场行为。这需要政府以身作则，树立政府的公信力，并以身示范，落实各项规则制度。在当前渐进的改革成本——腐败逐渐退出市场的同时，要警惕政府的平庸和不作为现象。只有政府管理层精英群体的价值偏好真正凸显，这种示范性效应才会深入人心，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再振兴。

（2）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来抑制房地产相关领域的投机，出台减税、精简审批环节，以增加有效供给。中国的实体产业税负重、审批难，投资的边际效率低，市场竞争环境差，而在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泡沫利润的示范效应下，中国的流动性过剩资本蜂拥至投机市场。如果投资带来的财富效应被主流社会认为是人生价值的体现，那么资本市场中的投机资金向投资资金转化的理论再完美，其驱动力也会大打折扣。同时，对于民生品市场的囤积泡沫破灭导致的资金链断裂，政府的不救市也是一种态度和警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实干家树立信心。因此，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引导公众把流动性偏好投入到最终消费品和中间产品上来，以提高实体经济在投资资本中的比重，刺激最终产品消费和投资需求，进而拉动就业水平，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同时，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分工，提高经济效率，拉动国民真实收入上升。而政府也应把珍贵而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制度和技术创新，并保护和激励实体经济和实干家的轨道上来。

（3）进一步规范金融尤其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增加金融品种的同时，规范金融品种的投资群体和制度设计，努力健全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控制好经济的虚拟化、衍生化带来的风险。

强化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关系，整肃各种商业制度，对跑路、赖账、高利贷者严厉惩罚；提倡各种薪酬、商业支付制度的多层次化，降低交易性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系数，加速货币的流通速度，盘活现有资本存量。

（4）减少基础货币的发放。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影响是我国经济金融化水平过高，从而也是广义货币流通速度过低的重要因素。目前来看，货币乘数对广义货币流通量的影响不大，而基础货币（H）成为市场经济金融信用化偏高的直接因素（胡援成，2000；袁化陈和何国华，2013），也是投机资本规模过大的基本原因之一，因此，从源头上控制基础货币的发放和流向，成为相应管理部门调控市场的重要靶标。

同时，因为短期国际游资的频繁大量进入也会引起基础货币扩张，因此，警惕并控制短期国际游资对经济的冲击也是政府必修的功课。在这方面，应建立有效的机制来提高对投机性游资流入识别的准确性。例如，重点跟踪和监控进出国内国际市场的大额资金，打击地下钱庄，整顿电子交易市场，同时规范商业银行与地下钱庄的相关业务，杜绝两者间的资金往来。以上措施将使得投机者投机的渠道受限，进而使政府有效提高识别投机游资的能力，更准确地研判投机资金的投机活动，在完善监管措施的同时更有效地提升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