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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品牌:就业、教育、分配、社保稳定问题

时间:2023-05-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具体而言,民生问题主要涉及就业、教育、分配、社保以及稳定几大方面。

民生品牌:就业、教育、分配、社保稳定问题

就研究范畴来看,有关民生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于民生、民生品的定义和民生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上。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国家层面对民生重视程度的提升,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地涌现。

1.3.1.1 民生和民生品

了解民生及民生品的概念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对该问题的研究可谓非常广泛。

“民生”一词最早的出处是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此后中国传统上对民生的理解多体现为百姓的生计。何景明明朝)的《应诏陈言治安疏》中提道:“民生已困,寇盗未息,兵马弛备,财力并竭。”章炳麟在《訄书·商鞅》中写道:“国政陵夷,民生困敝,其危不可以终一哺。”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给“民生”制定了详细的含义:“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老百姓的生活来源问题。

从古至今,有关民生的涉及说明了民生的重要性。民生既强调了生存条件,又强调了生活质量。民生是指人的全部生存权和普遍发展权。从需求角度看,民生是指与实现人的生存权利有关的全部需求和与实现人的发展权利有关的普遍需求,最后也是党和政府实施政策的最高准则。具体而言,民生问题主要涉及就业教育、分配、社保以及稳定几大方面。其中,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基、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保是民生之依、稳定是民生之盾(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把民生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活干、有学上、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病有医、老有养、生活幸福,都过上好日子。十八大报告具体地论述了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这五个与人民群众关系直接、密切的现实问题,强调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总体而言,十八大报告贯穿着切实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这条主线,以努力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为目标和归宿。

在学术文献中,吴忠(2008)提出,广义的民生泛指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事情。邓伟志、卜佳慧(2008)认为,民生是指民众的生存、生活、生计,从人的生活的横断面来讲是衣、食、住、行、用,从人的一生的纵断面来讲是生、长、老、病、死,并基于此将民生分为两类:生存型与发展型。其中,生存型社会的政策目标是构建应对基本生存问题所导致的风险与危机的社会安全网,发展型社会的政策目标是缓解贫困、促进就业、支持生计、保护生态与环境、包容社会(反社会排斥)、促进人权等。林祖华(2009)则认为,广义的民生不仅包括人们的生计与生活,还包括人们的政治需求、文化需求与精神需求,以及生命价值、健康价值和尊严价值等内容;狭义的民生则为与国民生计和生活相关的所有问题。同时将民生划分为生存的民生、发展的民生与全面发展的民生三个阶段。

关于民生品的概念,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运用到民生品问题中是一个很好的创新与结合,作为最基本的需求,民众维持生计需要消耗的生活必需品构成了民生品的最底层。因此,根据林宝(2010)的研究,认为民生品基本为影响人们底层生存状态的商品,例如,人们的衣、食、住、行所涉及的住房、粮食、石油等。金碚(2011)认为,经济活动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的生存、享受、发展和繁衍的需要,因此经济活动所产生出来的产品都应该被划入民生品的范畴。但这样广泛的民生品定义似乎失去了其本身被使用时的意义,违背了使用者对民生品和普通商品的区别的初衷。显然,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连的必需品如水、粮食、药品等更接近民生品的内涵表达(金碚,2011)。因此,吴军、李耀华(2011)指出,民生品也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上进行区分,狭义的民生品更接近于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和住房这些生活必需品。(www.xing528.com)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直接将民生问题落地,调研分析汇报了中国现阶段的民生问题,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王泠一(2010—2015)的上海民生发展报告系列、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2011—2013)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系列、唐任伍(2014)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谢耘耕(2014)的《中国民生调查报告》、李培林(2013)的《当代中国民生》、谢宇(2013)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等。

1.3.1.2 民生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民生问题的基础是民生指标体系的建立,虽然相关学者在建立民生指标体系方面并未达成一致的观点,但多数人是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因素上,如社会保障、教育、收入、职业、环境等方面。赵彦云和王作成(2003)借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包括11个方面37项具体指标的民生指标体系。纪竹荪(2003)提出的指标体系包括五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物质生活水平、精神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个人身心健康和情感生活及个性发展空间和国民生活质量改进速度。2006年,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开始统计发布,这个体系由收入分配与公平、安全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水平五个方面的一级指标和21项二级指标组成。李志强(2010)尝试性地从生态学角度来建立民生指标,将民生问题看作若干子系统共同作用的大系统,研究方法颇具前瞻性。林宝(2010)则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运用在建立民生问题的预警系统中,从而划分出影响民生状况的因素。在构建民生体系方面,冯建军(2010)认为,学术与官方的研究指标与人们的实际感受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需要将公众感受纳入测量体系之内,以使民生指标的测量结果落在社会评价的“公认”区间。IUD领导决策数据分析中心(2011)对外公布了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域面板,仅选取可能影响民生指数的客观因素构建民生指标体系。袁国敏(2011)研究发现,国外文献中并没有民生指标这一概念,却有类似民生指标的“社会指标”,且同样包含居住、教育、就业、健康等因素。曹玉红、尤建新、王瑞(2014)建立了一个可适合各级政府部门的基于平衡计分卡(BSC)的民生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及民生项目选择的模糊网络分析(FANP)模型,并提出了基于该模型的民生项目选择思路及决策流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2015)把中国的民生指数分为主观指数和客观指数,并针对此分类做了普遍、广泛的跟踪调研。

国内外有关民生问题的测度研究一般从“生活质量”到“主观幸福感”,在形成相应的指标体系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方法的深化。相关反映生活质量的社会指标主要有美国学者Bauer主编的《社会指标》(1966)、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1988)等。相关的方法主要有基于Zadeh(1965)以及Van Laarhoven和 Pedrycz(1983)的模糊测度法。高进云、乔荣峰、张安录(2007)和刘扬、刘泽琴、赵春雨(2010)使用上述相关方法分别测度了农户福利变化和民生感知。吴静(2013)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测度了幸福问题,并认为社会科学中测度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另外,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evelopment and Life Index,DLI)是由中国统计学会组织有关专家研究并测算的,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区的发展与民生状况。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公众评价六大方面,共42项指标。指数的计算与合成借鉴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等有关方法,根据指标的上、下限阈值来计算各个指标的评价指数(即无量纲化),指数介于0至100之间,根据指标权重合成分类指数和总指数。

在民生问题的解决对策方面,国内外学者大多通过建立各自的研究框架从不同角度提出。如陈群民等(2008,2012,2013)针对上海市的民生状况进行了广泛、持续的调研,在对不同民生问题分层聚类的基础上,依据其受关注程度设置相应的优先级动态结果显示,物价、医疗、食品安全购房压力始终是上海市民关注的焦点。就对策而言,作者总结出了民生的“三大支柱”,即收入、就业、住房,并利用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民生的可能线路。彭新友(2012)则认为当前民生问题产生的四大原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展观、社会保障与心理因素,并据此四大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赵彦云、王雪妮(2015)对民生发展与我国生产力发展及经济社会转型的相互促进机制进行了研究,在进行了广泛的国际比较后,指出了我国民生发展竞争力方面应着重解决的三方面问题。

综上,民生(品)相关问题的各个层面均广受关注,但因为问题综合而复杂,所以很难形成统一、权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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