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盐业生产、流通和经营在改革探索中不断地进行转变与调整，盐民的生计的变化与国家经济体制的变动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初，惠阳盐区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等方针指引下，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模式，积极推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尊重盐产工区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盐民在生产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多劳多得的经验鼓励着他们把握生产主动权，以至于多年以后，老盐民们仍能饶有兴趣地讲述这段岁月时。此后，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原盐生产成本相对拔高，盐价相对较低，对盐民而言，过去纯粹依赖盐业收入维持生计的方式已然行不通了，盐区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亟需转变。基于此，“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各盐区贯彻广东省盐务管理局‘以盐为基础，盐化轻精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发展多种经营及横向经济联合，利用港汊、荒废围
地发展对虾养殖……”[238]在惠东县，多种经营方式逐渐取代传统单一的农业发展模式，利用港汊、盐
发展水产养殖逐渐得到了推广，开辟部分盐田用于养虾，成为盐民们扩大收入来源时一项不错的选择。今天，我们走访的3个村落已经看不见在耙的盐田了，取而代之的是虾塘。在手工原盐市场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弃盐养虾”成为盐民寻求村落盐业出路的重要选择。据村中老一辈的盐民回忆，从“包产到户”到“弃盐养虾”，耙盐日子仍历历在目，那段日子饱含谋生的艰辛，亦满载奋斗的希望。在回忆之余，他们时不时感叹社会进步带来的安稳生活，与物质匮乏的往日相比，他们更加珍视现在的生活。而于村落中的年轻一代而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对于盐田的了解更多地来自于长辈的只言片语，于他们而言，盐田是陌生的。
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重要推手。不过对于头围、三围、四围村来说，从集体所有到真正落实包产到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三围村的余叔表示：“生产队真正解散是在80年代，从1949年开始到1982年左右，（头围、三围、四围村）这里都是集体做盐的。生产队解散了之后，我们自己管理（盐田）。”[239]于大部分盐民而言，通过包产到户而拥有土地自主权，在当时是很幸福的。对此，三围村陈叔饶有兴致地回忆：“我们那时候分配土地是很公平的，都是抽签决定的。政府会按照每个家庭的劳动力数量进行土地分配，（所有的土地）位置和面积都明明白白写在白纸上，抽到哪个位置就在哪里，反正有多少人就能分到多少地。不过我们村人比较少，分得的土地（在3个村子里）也最少。”[240]头围村吴老村长补充说，虽然盐田按照劳动力数量来分，但并无严格要求平均分配。一般来说，劳动力多的家庭能分到的盐田的面积就大，劳动力少的则小。“就大概地分，比如，5个人的家庭就分到大块的盐田，4个人就分到小块的。”[241]
改革开放初期，“包产到户”取代传统的“工分计算制”，在盐田的生产与管理上，盐民拥有了相对过去更高的自主权，“多劳多得”的号召极大地鼓励了盐民的生产积极性，延长了村落盐业产业链。不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全国盐业呈现产大于销的情况，为了控制盐产量，国家鼓励多种经营方式发展盐业经济。而在海盐区，利用港汊、荒废围
地等发展水产养殖成为了盐民扩大经济效益的首选，盐民亦凭此逐渐走出了贫穷落后的困境。对此，《惠州（东江）盐务志》如此描述，“惠阳盐业部门贯彻‘以盐为基础，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发展各种经营，搞活盐区经济，帮助盐民脱贫致富”。[242]关于盐区发展水产养殖的细节，从三围村陈叔的儿时记忆可见一斑：“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就经常去盐田里抓鱼抓虾，那时候天气比较冷，跳到那个卤缸去，很暖的。我们这里（的人）一般都会游泳，七八岁就会抓鱼抓虾，几兄弟或者村里几个小孩一起去抓，都不用担心没有鱼虾吃。”[243]在贯彻落实多种经营方式的过程中，盐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得到了改变。“（1986年）盐民收入基本接近盐区附近农民的收入，结束了盐民长期靠借款过日子的贫穷落后状况，改变了‘以盐唯一’的劳力结构和经济结构。发展多种经营较好的是惠东县。1988年，惠东县盐区劳动力8878人，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动力3130人，占总劳动力的35.3%；从事多种经营的劳动力5748人，占总劳动力的64.7%；1988年惠东盐区总收入1549.37万元，盐业收入313.7万元，占20.2%；多种经营收入1235.66万元，占79.8%。”[244]此后，东江盐区多种经营规模渐扩大，形成了盐、渔、农、工、商多种经营格局。
随着经济深入发展，盐业生产逐渐呈现出“成本高且收益少”的特点，盐民们从事生产的观念亦产生了巨大变化——从“不计成本”到“利益最大化”，盐民们逐渐抛弃过去不讲收益和效率的观念，不少盐民开始放弃盐业生产，转而将精力投向收益更高的行业。在我们采访的3个村子中，“弃盐养虾”的情况并不少见。不少村民表示，目前头围、三围、四围3个村子已经没有在生产的盐田，大多数盐田要么荒废，要么成为虾塘。三围村陈叔无奈地表示：“现在都没多少盐田了。有一些（村民）以前自己晒盐，（后来）晒不到吃（赚不了多少钱），就（把盐田）改成鱼塘养虾养鱼了。”[245]尽管目前绝大多数村民仍保持着盐民身份，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已经很久没有耙盐了。”在走访这几个村子的过程中，我们确实没有看见在产的盐田。据头围村吴村长表述，“大概在2002年的时候，头围村就已经没有人在耙盐田了”。吴村长的妻子亦补充说：“我们这一代已经很少有人耙盐了，我小的时候（30多年前），盐田还在。结婚的时候，盐田也还在，我还去晒过盐，现在就没有了……”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头围村的盐田都被东海村民委员会承包了，发展鱼塘养殖。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盐民们纷纷选择弃盐，转产其他行业呢？
对此，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已经有所了解。在村中，我们遇到的绝大多是六七十岁老人，偶尔会看到坐在门口的孩童，反倒很少看见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此，很多老人表示：“耙盐很辛苦的，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愿意耙盐了。现在社会好，很多人都出去外面赚钱了。”确实，在市场的竞争中，相比于其他行业，盐业生产投入的劳动力大、时间成本高，盈利水平却相对低。关于盐业生产的不稳定性，或许我们能从头围村吴老村长和三围村陈叔的采访中了解一二。(www.xing528.com)
由于盐业生产对天气的依赖性高，生产中的不稳定因素多，盐民在生产中就不得不随时留意天气状况，需要耗费盐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头围村吴老村长说：“我们耙盐是要看天气的，天气好的时候，像现在太阳很大，就快点去收卤水，如果（动作）慢了，（卤水池）就会生盐，变成盐就没有卤水了……如果快要下雨了，也要快点去收卤水。”[246]三围村做过盐、打过渔的陈叔更是因此练就了看云识天气的能力，当我们问他要怎么预知天气变化时，他说：“这个要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村里面）就有（播报天气等内容的）喇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们一般就是看天，东南边有黑云，就知道快要下雨了，就马上去收卤。现在我们都懂得看天的，特别是打鱼的人。我前年在海滩旅游点卖东西时，看到天那边黑了，就知道很快要刮风了，当时我马上叫人家（游客）上来。有人还不相信，后来不到半个小时就起风了。以前我是打鱼的，所以海刮什么风、打什么浪、今天要去抓什么鱼，我都心里有数的。”[247]此外，这3个村子尽管临近沿海，盐业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但这也意味着更容易遭到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强力影响。据吴村长的妻子表示，受到台风“山竹”的影响，（头围村）村子里有些老房子被台风刮倒了。
除了承担不稳定自然因素带来的风险外，传统制盐技艺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成本要远远高于其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随着工业制盐技术的进步，依托传统制技术盐的盐民在市场竞争中没有优势可言，普通盐民在工业技术市场的挤压下，不得不转向其他产业。
基于此，再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盐业在这些村落的发展脉络，从推广“包产到户”到鼓励“多种经营方式”，盐民对于做盐的热情经历了一个波浪式的起伏。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权和经营权的下放极大地刺激了盐业生产力，“多劳多得”让盐民在谋求生存之余，亦燃起了致富的干劲，使得多年以后，盐民们仍能够饶有兴致地讲述那段岁月。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得到国家的支持，水产养殖在盐区得到了推广。作为盐业生产过程中衍生出的“副产品”——水产养殖成为了盐民在市场驱动下的新选择。随着工业制盐技术进一步发展，依托传统制盐工艺的市场受到了挤压。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越来越多的盐民放弃做盐，转而选择水产养殖，或者其他收益相对更高的行业。盐民的生计与国家经济体制的调整和转变相联系，村落盐田的兴衰正是国家经济变革的一个缩影。
尽管村民们仍然保持着盐民的户口身份，村子里从事耙盐的人却已寥寥无几，随着盐田劳作逐渐退出村民们的生活，盐的记忆在整个村落群体中也在慢慢淡却。走访途中所遇之人，无论是在农田浇菜的妇女、坐在民居门口的老妪，还是村庙前乘凉的大叔，每当我们问起做盐的事情时，总会得到一些相似的答案：“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人耙盐了。”当邀请村民们讲述做盐的经历时，我们发现，在老一辈的讲述中，“辛苦”“累”“艰苦”成为他们描述盐田劳作的高频词，而“幸福”“知足”也成为他们走过物质匮乏时期后的感慨。相比侃侃而谈的老一辈盐民，采访中所见的中青年一辈在回忆起做盐的经历时，其讲述内容倒显得模棱两可。目前，村子里面已经没有在生产的盐田，村落的盐业记忆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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