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地村民的记忆，大园的盐业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中期，当然，实际情况或有不同。与其他盐产区相比，大园的盐田面积并不算大，盐产量自然也不高。村长林益镇说：“旧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时候盐田比较少。盐田大多数都是自己围海造盐田，近海的可以围海造盐田，其他不近海的就造不了。没有围海造田之前我们这里大概有一两百亩（盐田）。古灶、港尾、罗段、东洲这些地方盐产量很高，因为那些地方全部是盐田，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农田。直到大跃进的时候我们这里才新建了很多盐田。”[191]大园盐田少也与当地人口数量有关，当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口才200多。
大园的盐田产生来源有两种形式，一是地主组织人手建造，二是盐民自己建造。在这两种形式中，两者虽然并存，但后者占主要地位，不过总体而言数量也不多，每块盐田面积也较小。地主建造盐田的目的是为了出租给盐民，从盐民手中收成。曾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过生产队长的林爷爷说：“我们这里有租地主的盐田，租的不多，租地主的盐田要给地主抽成。他自己没有盐田，劳动力没有活干，就去租地主的盐田。”林村长进一步说明了这种生产关系：“以前地主请人家做（建盐田），以前地很便宜的嘛，做好了就租给人家。不敢抱怨，没有地主租给我们就没有盐田，过年的时候还要去拜访他们，你要打别人的工就要这样，没办法，因为人多盐田少……一般拜访的都是定的，就是说我耙你的盐田，第二年还是继续请你给我耙，就是这样，一般就是他（地主）给谁做了就是给谁做，第二个人去也很难得。”这样看来，这种租佃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地主并不住在盐区，林爷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富裕的就是中农，我们村没有地主，也没有富农，最富裕的就是中农，我们村当时只有两户中农，其余都是贫农。”[192]
盐业生产活动极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天气晴朗、雨水少时，晒盐的效率就会高很多，盐的产量就会高，盐民就能获得不错的收入；但如果天气阴暗、雨水较多，那么晒盐的效率就会降低，盐的产量就会变低，盐民的收入就会很低。所以，盐民们都是靠天吃饭，而人力基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盐业的稳定性比农业还低许多。由于地主的剥削，再加上盐业生产的不稳定性，盐民生活没有保障，不少人倾家荡产，卖儿卖女，背井离乡，逃荒求乞。这便是当地人口流动频繁，组织结构复杂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民国时期，盐主要是由盐务所收购，但并不是由盐务所派人到盐区直接收购，而是由盐民送到盐务所去。由于盐的量很大，距离又较远，最为便捷的运输方式便是船运，为此需要数量不少的船只。盐民生活困苦，自然不可能拥有较多船只，因此只能雇佣专门的运输船队来帮忙运送，船队靠岸后，还需要用人力把盐挑到船上去。林村长在谈到这个情形时说道：“那时候盐是要用船，不是用车，那时候没有车的，用船靠到海边，如果那盐是你的，一家人就是用扁担来挑的，我听我爷爷说，他和他爸爸一个人差不多吃了10斤的饭、5斤花生糖，但是他们一个人可以挑100担，1担100斤，他挑了一万斤的盐到船上去，船再把盐运到平海，现在也都是用肩挑的，车进不了的。”[193]虽然其中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但多多少少也反映了这个过程的艰辛。(www.xing528.com)
虽然盐务所有收购盐，但由于管理不严，而当地盐民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报酬，便进行走私。据村长林益镇所言：“那时候卖私盐要用扁担来挑，挑到稔山那里去买，没有卖钱的，是换一点东西回来，换一些白糖、米、面回来，要挑一两天。”[194]有的盐民曾经走私运盐到香港贩卖。这个过程既有极大的风险，也饱含辛苦。民国二十五年（1936），国民政府实行盐场归坨管理，并在平海盐场设置盐警队。盐警的设置对走私起了很大的遏制作用，当地曾发生过盐警因抓不到走私的盐民而炸毁盐田的事件。
如前所述，当地除了盐田之外，还有农田，所以农业种植在当地生产活动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当地的农田只有130余亩，皆为沿海沙地，只能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不能种植粮食作物。此外，当地居民还有从事捕鱼、养蚕、木材加工等行业。而当地盐田数量也不多，所以要经常依靠其余生产活动如捕鱼、养蚕、木材加工等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已经70多岁的林爷爷回忆说：“我们祖公搬到这里后，就养蚕，然后开垦荒地，种桃果，也有一些人有钱之后开始耙盐。”[195]据林村长说：“我爷爷那时候很少去耙盐，他一般是跟他的外公下海捕鱼，很少耙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比较多地耙盐田。”[196]盐业生产并不是当地唯一的生产活动，大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盐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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