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走访中发现，东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盐业历史不见详细准确的文字记载或文物证据，个别的家谱中也只有只言片语提及祖先来东洲耙盐的事实，甚至多有传说的色彩，故而关于东洲的盐业历史，从村民个人口述中所能挖掘的，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整体脉络上来看，东洲的盐业发展史又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21世纪的2008年，三是2008年至今。
东洲村口伫立红砖外墙的独立小楼一座，在灰白的平房群里显得格外瞩目，东洲及附近村民都称之为“红楼”，其身份、功能转变折射了东洲，甚至整个平海自然村落的盐业发展史。民国时期，“红楼”是盐警的主要生活、工作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盐税很高，100斤盐最终售价7块多（法币），而且盐民从中获利甚少，但走私盐只需5、6块，因没有规定上交盐的额度，故而当时许多人会私藏，再将盐偷偷运往平海市场进行售卖，盐警就是作为打击这些走私活动。盐警取消后，“红楼”曾作为东洲及附近村落的气象站和存放盐业相关资料的基地，但其后也便慢慢空置了。[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内盐田多掌握在少数的地主手中，这些地主有的不在东洲本地，有的则在本地。据叶村长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叶氏是村内最大的地主，当时的叶氏在东洲具有很高的地位，他的爷爷身为大地主“就好比镇长一样”，而当时家族的地都是买回来再租给别家，由别家自由生产，然后自家收租。[57]收租金是一种雇佣形式，另外一种较为常见的则是分成，多为没盐田的人主动去找
主，这些人就成为“雇工”在
主的盐田进行生产，年末按四六或五五分成，与前者收租金的方式不同，这种关系的维持更依赖盐田的生产量，“如果你做不好第二年就不给你啦，但是如果你干得好，也想继续做，那就给你继续做咯”。[58]李伯也说到，分成类的雇佣关系会优先考虑“雇工”的技术。[59]但无论是租田还是分成，东洲盐田间的互动、交易都几乎是口头达成的，在调研采访过程中，没有人能够提供任何契约等文字、纸张证明，并且大家似乎对这种口头约定有种天然的信任。除了租赁盐田供外人耙盐外，大的家族还有“公田制度”，其收入主要供家族祭祀等共同开销。李伯的爷爷辈总共有4兄弟，其中最大的儿子有2
盐田，李伯的爷爷排行第二，只有半
盐田，老三有1
盐田和一条驳盐船，而老四则有12
半盐田，是当时的地主，而整个家族还有1
盐田称为“公田”，平时公田的劳作由聘请之人完成，公田所获则用于整个家族的开销。[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东洲只有400多人，全部盐田也大概只有30
，之后东洲曾陆续进行了几次土地改革，逐渐扩建盐田。20世纪60年代达到最大规模有126
，约4700公亩，此后一段时间维持在这个规模。[61]公社化时期，土地由社统一管辖，产出的盐按上中下三个层次进行收购，盐田面积长年没有变动。而“红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收编改为行政单位的办事处，也早已没有当时的盐业工作特殊性。[62]自70年代中期开始，连年恶劣天气致使部分盐田毁坏，盐田破烂，工具残缺，导致盐产降低，连续多年未能完成产盐目标。[63]盐价20多年[64]保持偏低水平，[65]盐区经济不落实，盐民生产生活成本高，借贷多，负债重，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导致盐民逐渐“去盐就副”，[66]许多盐田也就此开始逐渐荒废。改革开放后又有少部分盐田被填埋，改为居民用地，以适应村内增长人口的住房需要，盐田面积开始逐年减少。
2008年3月后，东洲属惠东县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响应惠东旅游城市定位的建设规划，村内许多盐田陆续被集体征购，进行旅游区开发，盐田数量急剧下降，到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村内已仅剩8
盐田仍在生产，总而言之，东洲的盐业不复当年辉煌。[67]而当祖业不再是唯一的选择，更多的出路摆在面前时，盐民群体对于脚下的老盐田和外界的新生活间，做出了不同的抉择，其中既有离开，也有坚守，其原因各有不同。
罗、钟两家选择离开东洲的原因是在于家族人口不断外迁。[68]我们后来也找到了罗家祠堂，并且在巧合之下碰见了罗家人。那天恰是腊月十五[69]，村中各家各户都在清扫祠堂，除旧迎新，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做准备。在香火缭绕的暮色中，别家祠堂举家合作分工清扫除尘，而罗家祠堂门前却人影稀疏，只有罗阿姨一人在清扫祠堂，刷洗摆放贡品的桌案。罗阿姨告诉我们，村里现在只剩下他们一家在供奉罗家祠堂，其他的罗姓人早已搬走，并且不会特地回来祭拜。[70]而钟家的境遇比起前者更为糟糕。李叔叔告诉我们，钟家来东洲来得也很早，但是，和罗家一样，钟家也遭受了人口不断外迁的事实，甚至到了前些年，他们家族中便只剩下一个女儿了。面对族中只剩下自己独身一人的境况，最后的钟家女儿在外嫁后选择了离开这里，再也没有回来。[71]在腊月十五这天，我们特意去了钟家祠堂，相比其他略显忙碌的祠堂，钟家祠堂却无人打扫，也无人供奉，桌案上蒙着一层厚灰。离开了盐田和故乡，又没有其他的同族钟姓人，钟家祠堂已不能作为儿时的记忆、故乡的标志长久地矗立在钟家最后血脉的记忆中。(www.xing528.com)
然而，更多人的离去是因为制盐面临的风险较大且价低利薄，比起留守盐业，他们更愿意主动外出找工作。林奶奶说，制盐是要看天吃饭的，[72]林伯也赞同地告诉我们，老天爷不给饭吃，就是做足了工作也是白搭。[73]东洲村坐落于中国东南的一块临海陆地上，季风气候给盐民的生产带来了不确定性。天公作美，全年天气较好，则盐产量高，如1977年，惠东盐业局下辖盐区以全年产盐86995吨超额38.80%完成年度计划产盐任务[74]；天公不作美，阴雨连绵，又或者遭遇台风暴雨，则盐产量低，盐民甚至无法保证生活，如1978年，因遭遇恶劣天气，春季阴雨连绵不断100多日，10月份又遭遇4次台风，导致盐产量降低，盐民收入减少，该年前10个月每月人均收入仅3元6角8分，生活非常困难，惠东县盐业局只能通过贷款帮助盐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75]即便是今天，天气在盐业生产中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提及2018年的天气，林奶奶既无奈又痛心。因为春季阴天多，上半年盐产量本来便低，而下半年又遭遇了超强台风“山竹”，暴风雨使她损失了3000余斤的盐，无数个日夜的辛苦劳作轻而易举地便被一场大雨变为乌有。[76]林伯也告诉我们，虽然他们都通过天气预报提前知道了暴风雨将至，但是大风可以轻易地将他们盖好的防水布给掀飞，与之俱来的雨水一下子就能把盐给融化带走，他盐田里近万斤的盐就是这样消失的。[77]另外，与盐民要承受的较高的风险相比，盐价确实低廉，且几乎长期不变。平海盐务所在1951年的公收盐价格为平均每市担1.60元[78]，1976年的公收盐价格为每市担1.70元，25年间盐价几乎没有变化，盐价几近静止。在盐价低廉且长期维持同一价格水平的同时，盐民的生活生产成本却在不断上升，这就导致盐民制盐的利润愈发低薄，再加上盐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及不稳定性，盐民生活愈加困难。面对这样的困境，部分盐民离开盐田另寻出路也是生活使然。林奶奶表示，现在盐价仍然比较低，即便她仍能在盐田劳作有所收入，但也需要在外工作的儿子赡养以维持生活。[79]
同时，东洲村民也面临着集体盐田被转化、被收购，盐民失去盐田只好被迫另寻营生的境地。20世纪80年代，惠东盐务局下辖盐区部分盐田或因遭台风受损，久未修复，或因盐田年老失修，产量下降，或因国家允许多种经营，盐民另寻营生，又或者因为其他原因，逐渐荒废，东洲村的盐田也在那时开始逐渐荒废，到现在，村子里不过几户人家还在制盐。但我们也注意到村边荒废的盐田上伫立着一块醒目的告示牌：“此地属东洲村集体所有，任何个人或单位不得侵占，违者后果自负。东洲村民小组示。”我们从张伯那里得知，部分荒废的盐田已经被收购，曾经的盐田可能将变作钢筋混凝土盖成的大楼，盐民即使想要再次回到盐田，回归世世代代的祖业，也将失去机会。[80]并且，仍坚守在盐田的丘婆婆告诉我们，盐田是归东洲村集体所有的，一旦自己停产，现在所使用的盐田就将立马被收归村集体，也许很快就会被收购，这也意味着她可能再无机会重返盐田。[81]对于盐民而言，盐田的被转化、被收购几乎是一种变相的驱逐，失去了盐田的盐民只能另作打算，从事其他职业。
现代教育下，新生一代与盐越离越远，东洲盐业生产恐后继无人。我们走访村里的时候发现，东洲村的年轻人相当少，村内资料也显示实际上目前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村民长期在城镇生活和工作。受访的几位盐民也都表示自己家里有年轻人在外工作或读书，丘婆婆便告诉我们她的二儿子及其家庭在惠州市定居。另外，丘婆婆也曾表示，等她的小儿子老了，若是愿意，应该会接过她手里的担子，继续制盐。[82]丘婆婆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她对孙辈的具体期望，但从她提及孙辈在惠州市区读书的态度可以看出她是报以肯定态度的——她希望孙子接受较好的现代教育。然而，现代学校教育显然与盐业生产关联甚少，远离盐田的学校并不能给这些孩子们以对盐业生产的认同感和对盐田的归属感。并且，现代教育让新一代的人们拥有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看到了更多的可能和选择，进而使盐业对新一代的吸引力更弱，盐田更难留住人了。
无论离开东洲的原因是什么，东洲从此就成了记忆中的故乡，他们也势必将像祖辈忘却自己的故乡一样逐渐忘却养育了自己的这片盐田，这是无可避免的遗忘，也是东洲未来可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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