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二年至十五年（1923—1926），宋子文在广东革命政府担任要职，推行财政金融改革。1926年，宋子文将双轨运行的两广盐运使署和盐务稽核分所合并成为财政部属下的盐务总处，再将盐务场产、运销等行政与征税稽核职能合并。同年4月盐务总处成立，8月下设盐警队。10月宋子文任命从事广东盐政多年、盐务谙熟的邹琳出任盐务总处总长，当年盐税激增。[31]民国十六年（1927），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同年二月，蔡腾辉攻陷平海：“东江属平海大洲一带，久为蔡腾辉等所盘踞，虽迭经军队进剿，无如兵去匪来，卒无收效。本月二十日，驻防平海第十八师五十二团营长张先，以蔡等如是猖獗，特抽调大队，前赴平山一带捣剿。讵蔡等含恨报复，翌日纠集数百人，各持枪械将平海重重包围，防军力薄，卒被攻入，即将各机关霸占，委严国材为淡水盐防知事，郑玉山为警察区长。至原任知事郭颂尧，及区长吴智权等，化装脱险，不致被掳。顷闻十八师部报复，以平海一带，素为散兵出没之区，一年之间，抢劫十余次，不特各机关被扰，而商民亦损失甚大，现正设法将蔡等肃清，以除隐患云。”[32]
民国十七年（1928），两广盐务总处复改为两广盐运使，盐务稽核分所仅存虚名。[33]民国十九年（1930）陈济棠掌权，其兄陈维周任两广盐运使，允许广东盐务稽核分所恢复部分业务。民国二十五年（1936）陈济棠倒台，宋子文重掌财政大权后派唐海安任两广盐运使。因“双包案”唐海安被撤职，两广盐运使与稽核分所合并改称两广盐务管理局，外属二十个盐场由各地盐税局接管，合并为惠阳（惠州）等八个盐场公署。[34]惠阳盐场公署由原东江盐务局改制，设址于惠州府城荔晴园内，管理原东江盐务局产销、税收、缉私等事务。[35]惠阳盐场公署下辖的淡水、碧甲、大洲三场维持了广东高产盐区的地位（参见表4-1）。香港《工商日报》记载1936年夏季受雨水影响平海盐价高涨现象：“惠阳县平海暗街一带，地临滨海，为出产白盐之区，每年运出各地发售，数在万万计，故每逢旺月，约有盐驳三百余艘入口，至淡月时期配盐之船亦数不少，故该处盐税收入颇称大宗。现值夏令时间，雨水日多，该处晒盐，因无成积盐税收入亦减，近日盐价，比较日尤增两倍有奇云。”
表4-1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广东盐场全年产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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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广州盐业调查》，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88～189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主要产盐区和城市相继沦陷，原有的管理旧制远不能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全国盐政面临保证军民的食用、立足储备盐（即国防盐和备荒盐）、粤盐接济湘、桂、赣等省、稳定盐税收入四大任务。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两广盐务局迁往梧州，再迁当时属于法租界的广州湾边境遂溪县麻章圩。两广盐务局改组为粤东和粤西，各就所辖水陆交通据点，设立盐务分局或盐运处、站大量收购散盐抢运内地。1939年底粤东区并入新设在南雄的汕韶督运专员办事处，改组为粤东盐务管理局，局长为顾建中，比利时人葛培尔为副局长，辖广州以东各盐场及粤北地区盐务。民国二十九年（1940）陶守贤任粤东盐务局长，大胆放弃盐场管理，加强公收散盐内运，效果良好。[36]这一年惠州运输处与葵隆运输站合并，改组为惠阳官运处，负责运输官盐。[37]民国三十年（1941）惠州再次沦陷，惠阳盐场公署及官运处先后撤至河源，7月官运处撤销，部分人员并入公署。民国三十二年（1943），国民党伪独立海军粤东警备司令部第三陆战大队在暗街（今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辖区）设大队部。两广盐场盐警在平海设大队部。赖耀庭联防大队在平海设中大队部。12月底，大亚湾护航大队袭击暗街（今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辖区），歼灭伪盐警队。[38]民国三十四年（1945）惠阳第四次沦陷，惠阳盐场公署迁至龙川县岐岭。8月抗日战争胜利，粤东盐务局派员至广州成立分局，接收伪广东盐务管理处，随后迁回广州。第二年（1946）改组为两广盐务局。[39]国民党海军粤东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驻防港口（今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两广盐场两个盐警大队驻防平海。赖耀庭联防大队一部分兵力驻防平海城北门。[40]
抗日战争结束后，粤东区由官运恢复为商运，准许商人到场缴税运盐。因盐税太重，资本太大，商人多裹足不前：“除了国税而外还有种种附加税，名目繁多叫人头痛。以东区（东江一带盐区）而言，盐每担正税五千元，加收盐工福利补助费二十元，偿本费二十五元，盐场建设费二百元，合计五千二百四十五元。有一时期粤盐入湘，湘省当局要另收过境费五千元，他如各地场署和机关附加的，还不止此数。”“政府只好变通办法，准予记税，即是准盐运到广州或曲江发售后，才来缴税。”[41]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统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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