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惠州淡水场的盐产与社会模式

晚唐至五代南汉时期，岭南地区始设置盐场。刘恂撰《岭表录异》“野煎盐”条提到恩州场与石桥场，正是宋以后在广南东路设置的其中两所盐场，其煎盐法今人称“海潮积卤法”，“至迟是晚唐五代广东沿海盛行的技术”^[4]。石桥场位于碣石海湾，即今陆丰市碣石镇，清雍正以前为海丰县地。宋以后，各盐产地设置盐场或盐栅，至此岭南沿海产盐地始有正式名称载入史册。宋初天禧五年（1021）“煮海为盐曰京东、河北、淮南、两浙、福建、广南，凡六路”，其中“广南曰广、潮、惠、廉、化、琼、儋、万安九州”^[5]。广南东西路沿海皆产盐，北宋前期广南东路有盐场、栅计十八处，广南西路九处。惠州有归善县淡水场与海丰县石桥场、古隆场：“石桥场六万石。淡水场二万五十石。古隆场（《宋史》载‘古龙场’）七千一百石”^[6]。北宋盐以50斤为1石，淡水场产量当在100万斤余。不过，广盐运输并非以石计量，广南与福建盐场的食盐装载运输以“箩”来称量，一箩一百斤，小箩二十五斤。^[7]

中国古代食盐生产者编入户籍一般称盐户，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称呼又有差异，如宋代解州食盐生产者称畦户、池客，东南沿海生产者多称盐户、灶户、亭户。^[8]宋代惠州淡水场盐户因缺载具体数量不明。^[9]盐户隶籍官盐场，有不得迁徙之制，有“亭户不许别营产业，只煎盐为生，盖欲其专”^[10]的规定。实际情形则是有新招募入籍也有逃亡之盐户。南宋广东提举刘克庄奏陈循、梅、惠三州盐钞之害时曾说“淡水一场，逃者数百户”^[11]，揭示出不堪重负的淡水场在籍盐户逃往他处现象。此外，淡水场盐户可能不仅煎盐，渔盐应为其普遍生计模式。《夷坚支志》载“淡水渔人”入海取鲍鱼之艰苦：“元善与尝监惠州淡水监场，场在海滨。在近居民数百户，皆渔人也。其捕取海物至艰苦云。鳆鱼只有一边，壳以自蔽。渔者挐舟至其所产处，以麻绳系腰，缚一头于柁尾，然后没水，或至深入五六十丈，如出其不觉，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则粘着石上，牢不可拔。虽椎击至碎亦然。案《后汉书·伏隆传》张步献鳆鱼，郭璞注三苍，曰鳆似蛤，偏着石。《广志》曰鳆有壳，一面附石，细孔杂杂，或七或九，与此说同。若江瑶淡菜之属，取之甚易。迨欲出水，则循绳扳缘足蹑以升。或久而不出而有泡沫堆突起于水面者，妻子在舟中见其状，皆抚胸恸哭，盖已为大鱼衔去矣。遭此者，常常有之。”^[12]这是宋代对以渔盐为业淡水场社会的仅有记载。^[13]

洪迈生活于南宋前期，《夷坚志》中名为“元善与”的淡水场监官，表明淡水场有盐监官在任，与官史记载吻合：“绍兴二年（1132）十一月十四日提举广南东路茶盐公事官因可言本路产盐广州盐仓每年课利三十万贯以上，潮州十万贯，惠州五万贯以上，南恩州三万贯以上。除广州已有监官外，三州久例止是本州官兼监。今琰推行钞去与以前事体不同，伏望详酌广州盐仓，添置监门官，潮、惠、南恩州专差监官。从之。”^[14]北宋惠州淡水场为州官兼管，至此始专置盐监官。盐监官的职责之一，是督促盐户将盐中卖入官，此为“输官盐”。《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广州濒海盐户，输官盐，每斤给钱六文”^[15]，大约是北宋广东滨海盐户自煎售卖官盐的普遍情况，南宋初有“广东盐官买旧价每斤七文”，因“柴米高贵，恐亭户盘费不足，节次增添”，每斤12文仍“所买未广”，致正额盐每斤14文足，额外盐每斤17文足的记载。^[16]

宋室南渡以后，迫于巨额军费开支所致财政困窘，大力推行钞法，广南东西两路遂成行钞法之重要地区：“（绍兴八年，1138）六月六日诏，广东西钞盐以十分率，内二分产盐州县零卖，人户食盐各不得出本州界，余八分行钞法。”“十二月二十五日诏广东盐九分行客钞一分产盐州县出卖。”“九年（1139）七月二十一日诏广东全行客钞。”^[17]绍兴十二年（1142）五月：“缘诸场买纳支发，并系盐官一员管干，今将广、惠、潮、南恩、玉林、廉州盐仓递年支发过钞盐数目，参酌比类，依淮浙例，以五十斤为一硕，参照立定下项：一万硕以上至五万硕仓，减半年磨勘；惠州盐仓、南恩州盐仓、潮州盐仓，五万硕以上至十万硕仓，减一年磨勘；玉林州都盐仓、廉州石康仓，一十万硕以上仓，减一年半磨勘。”^[18]“（绍兴）十三年（1143）四月一日，宰执进呈前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范正国言，本路上供及州郡经费全仰盐息，应办比因全行客钞，遂或阙乏，欲自令本路州郡屯驻兵马去处许依客人买钞请盐，各就本州出卖所得息钱专充军费，庶免上烦朝廷，应副实为利便。上曰：‘法必有弊，而后可改。若未见其弊遽议更张，非特无利，必至为害。凡法皆然，不止盐也。’”^[19]乾道三年（1167）三月“广东提举盐事石敦义言广州卖钞库准给降广东路广、惠、潮、南恩四州盐钞共五十万贯，计盐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箩，已卖及一半，尚有一半钞引本司见招诱入约算，请乞再印给广东盐钞引五十万贯，应副接续算请。从之”。^[20]广南地居岭外，商旅交通困难，其盐向为官卖。自南宋初行钞法，间有反复，至淳熙十六年（1189）也仍有“复二广官般官卖盐法”^[21]之令。

南宋嘉熙年间，宋人刘克庄上《乞免循、梅、惠州卖盐申省状》，反映了循、梅、惠三州卖盐钞引的实际状况。该状涉及惠州盐事颇多，谨全文抄录如下：

某屡准省，札指挥，令与诸司同共相度前任巩提举陈乞复循、梅、惠三州承卖盐钞事。某详阅案牍，博询利害。切见向来循州承卖本司钞引一千二百一十二箩，梅州承卖三百箩，惠州承卖一千五百三十箩。循无钞商，止是将钱陪贴连商旅卖去，或遇韶、连商旅至州贩来，随其所贩，多寡以钞分配，州家借此收税，名簰客钞盐钱，又科百姓户纳盐钱五百。梅接汀、赣，私盐之渊薮也。钞盐三百箩不能为本州轻重有无，州家借此大兴盐利。梅溪市岁收税钱壹万七千贯，又于城内为仓一所，自运潮盐出卖。惠州干利尤甚，一箩取三箩之入，而亭户怨。一箩取数倍之息，而民户怨。随税七等均卖，无一户一口得免。上则知通干其嬴，次则官属尝其味，下则仓厫吏卒有事例之需。其捕私盐也，狱吏有株连蔓引之权，巡尉弓兵有搜山巡海之威。淡水一场，逃者数百户。前任黄提举^[22]因民不便，申奏朝廷，乞收回三州钞引，本司自行措置发卖。已蒙报可行，下三州且大书深刻于本司之厅事矣。继因朝廷行下增钞，巩提举以本司盐课有限，岁解骤增，一时窘迫，无可擘划，遂有再复三府州卖盐之请。若行其说，在三州有不可胜言之利，在本司有三司解发之助。但既为三州计，为本司计，又当为三司百姓计，循、梅连年寇扰，所存户口凋敝可哀。惠经蹂践，亦非旧观。某自海丰县行至州城，目击百姓多以把茅自蔽。寝处其下，若有未除之害尚讲求，何况已蠲之利岂宜兴复？客有惠州游谈者，愿复卖盐之旧，本州岁认息钱二万贯解本司。自增箩以来财赋窘蹙，岁获二万缗为助不少。循、梅闻之，必亦增额以相弭，弟恐三州百姓自此受不可胜言之害，尝以其说访士大夫，有前惠州教官林彬之、归善宰曾历二人，皆言惠民方免盐祸，决不可复。盖此三州盐之所出，理宜小宽。循、梅住卖数年，尚且有警。今复榷卖，为上敛怨，为国生事，将自此始。去岁梅州小小调发诸司，供亿不赀误复启衅，不知三州所助本司微利足以当调发之费否。某区区之愚，谓本司岁增起解银三万五千两，则窘矣。要廉俭节缩，积少成多，以佐国用。庶几合于前辈宽之一分之意，若规一时之近利，忽三州之长患，苟逃吏责，遗毒后人，某所不忍为也。且公朝所以行下诸司相度，不令本司得专之者，盖欲闻利言害之实，在本司自当引嫌，不应同议。又，某所见，偶与前任巩提举不同，欲望钓慈札下诸司，径行相度回申，仍免本司与议，岂胜幸甚。

录回降省札

具位刘某申云：(www.xing528.com)

照得广东之循梅惠、闽之汀邵、江西之赣建，皆盐子渊薮，十数年来为惠烈矣。前广东提举黄某乞收回循、梅、惠三州钞引，从本司自行措置，其意美矣。后改巩某以增额难办，遂请复三州卖盐。今提举司所申以为果行其说，则三州可复厚利，提举司可得薄助，而百姓独被其害。三州连年寇扰甫定，岂堪再推剥之，为朝廷产祸邪？其岁增起解银叁万五千两，愿从本司节约认解，而不欲贻害于三州。夫财用窘迫乃今世通患，居官者苟可取盈无所不至？提举司所申利害明甚，上不损国计，下可消盗萌，非部使者深长之虑乎。右札付广东提举司从所申理事施行准此。嘉熙四年（1240）六月二十四日。^[23]

广东提举刘克庄的卖盐申省状及回札揭示出南宋广南东路征收客钞引在广东提举司与各州之间摇摆的实际情形。循、梅、惠三州所卖客钞，其实并不由钞商负责，而是由米商、户纳盐钱、市税钱等各种途径筹得，以致惠州淡水场出现数百盐户逃亡的现象。该状还提及当时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即这些地区是盐子渊薮，即私盐泛滥之地。刘克庄认为无论是黄提举收回自卖的美意，还是巩提举复由三州贩卖钞引之议其实皆为扰民，最好的办法是免其钞引，使三州百姓不受其害。从回札来看朝廷认可了刘克庄“上不损国计，下可消盗萌”乞免之议。同时，这篇申省状详细勾勒出宋代惠州盐场至销区的食盐运道：惠州淡水场、石桥场、古隆场的食盐，借助东江水运便利，通过东江及其支流运至惠、循、梅各州县，以及江西界邻州县。郭正忠引宋人真德秀语，认为惠州盐经龙川江水运至循、梅交界处，或翻越大庾岭北上虔、赣等江西州县。^[24]因此，这条运道不仅是官盐运道，当然也是私盐运道。^[25]

宋元襄樊之战后，南宋败局已定，福建至广南东路沿海地区成为宋军抗元的最后战场。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放贾似道于循州，未至，监押官郑虎臣诛之”。当年九月，东莞人熊飞“为元黄世杰守惠州”。^[26]宋末帝与文天祥军活跃于惠州至新会崖山的沿海地区继续抗元。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冬十二月，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请降于元”，二年（1277）“秋八月元兵至惠州”。“（宋）帝昺祥兴元年（1278）秋八月文天祥移军船澳上表自劾。（船澳在归善县南海滨）冬闰十一月元张弘范执文天祥于五坡岭”^[27]。

元朝立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各地设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广东、广西分别隶属于江西行中书省和湖广行中书省。至元十五年（1278）广州设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至元二十九年（1292）原隶广西的肇庆路、德庆路、封州、连州复归广东道，其下设置路（及州、军）县二级行政机构，惠州升惠州路，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四县，循州辖龙川、兴宁、长乐三县。^[28]

元代分设广东盐课提举司和广海盐课提举司管理宋时广南东西两路的盐场：“广东盐课提举司。至元十三年（1276），始从广州煎办盐课。十六年（1279），隶江西盐铁茶都转运司，二十二年（1285），并入宣慰司。二十三年（1286），置市舶提举司。大德四年，改广东盐课提举司。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其属附见：盐场十三所，每所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九品。靖康场，归德场，东莞场，黄田场，香山场，矬峒场，双恩场，咸水场，淡水场，石桥场，隆井场，招收场，小江场。”“广海盐课提举司，至元三十一年（1294）置。专职盐课。秩正四品。提举二员，从四品；同提举，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知事一员，提控案牍一员。”^[29]另据《元典章》，惠州曾设分司管辖“惠州等处淡水盐司：古隆、淡水”，石桥场则划归“东莞等处盐司十二处（管勾正九）”。^[30]

据《元史》与元大德《南海志》（残卷），广东盐课提举司所管盐场已无“古隆场”之名，惠州路也只辖“淡水场”与“石桥场”二场：“宋设立盐场一十七处，自归附后起废合并不一。至元三十年（1293），止设一十四处，初定额办盐贰万壹仟伍百柒拾伍引二百斤。大德六年（1302），添办盐捌仟肆百贰拾肆引贰百斤，通以三万引为额，每引给工本壹拾两与灶户煎办（第一引官价一定十五两）。提举官置司广州本路所管者：靖康、香山、东莞、归德、黄田、海晏、矬峒七场而已，其隆井、招收、小江三场隶潮州路，淡水、石桥二场隶惠州路，双恩、咸水二场隶南恩州，以其盐场皆属提举司故，并录于此。”^[31]其中“石桥场周岁办盐三千九百八十一引”“ 淡水场周岁散办盐一千九百二引”。^[32]值得注意的是，元代以后广东、广海两盐课提举司盐课额皆以“引”为单位，称之为盐引，一般认为盐引法出自宋金的钞引法。^[33]两宋时期广南东西路一直采用“钞贯”和“箩”制，入元以后始改以引制。广南路有元一代之史实地方史志多缺载，惠、循地区所可知者寥寥数语，至元末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