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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湾盐业钩沉:隋唐时期手工作坊制盐遗存

时间:2023-05-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由于东晋南朝时期东官郡所辖县辖境包括今大鹏湾、大亚湾、红海湾、碣石湾等湾区所在沿海地区,故这些海湾区皆有可能为煮盐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属宝安县、唐时期属东莞县的香港龙鼓滩遗址即为其代表。其E区的八座炉灶被认为是南朝至隋唐时期经过精心选址进行生产活动的手工作坊,而炉灶内的红烧土制品形态特殊,考古人员释为制盐陶器,是生产海盐活动相关的遗存。

大亚湾盐业钩沉:隋唐时期手工作坊制盐遗存

三国孙吴政权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于黄武五年(226)、永安七年(264)两次分交州之南海等三郡为广州,下辖40余县,其中博罗龙川两县与南海郡隶属关系不变。[38]对东江流域以南至南海的广大地域的管控来说,比较重要的建制变化发生在东晋以后。东晋成帝时分南海郡置东官郡,安帝时又分东官郡立义安郡。[39]南朝齐时期,东官郡已辖有怀安(也称安怀)、宝安、海安、欣乐、海丰、齐昌、陆安、兴宁等八县,此八县以及义安郡之六县皆由南海郡之博罗、龙川县地分析所置。[40]从地图可以看到西自宝安东至绥安等新置县皆为沿海地带,表明三国两晋至南朝的政权对华南沿海地区控制日趋严密,且当以对食盐的产销以及海上流动的人群管控为重心

魏晋南朝时期东官郡与义安郡从南海郡分置,辖区为原博罗与龙川县地,范围包括今深圳至汕头沿海广大地区,文献对这些地区产盐与食盐管控的记载逐渐多起来。天纪三年(279)吴末帝孙皓以陶璜为交州刺史,平定合浦郡部曲将郭马之乱,璜认为“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广州牧滕修采纳此建议,“果破贼”[41]。晋裴渊《广州记》载“东官郡煮盐,织竹为釜,以牡蛎屑泥之,烧用七夕一易”[42]。由于东晋南朝时期东官郡所辖县辖境包括今大鹏湾大亚湾、红海湾、碣石湾等湾区所在沿海地区,故这些海湾区皆有可能为煮盐地。《太平寰宇记》载:“东官郡有芜城,即吴时司盐都尉垒。”[43]东官郡由司盐都尉改立,表明东官郡与盐业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也可由考古证据获得支持。魏晋南北朝时期属宝安县、唐时期属东莞县的香港龙鼓滩遗址即为其代表。该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包括史前和历史时期多个阶段的文化遗存。其E区的八座炉灶被认为是南朝至隋唐时期经过精心选址进行生产活动的手工作坊,而炉灶内的红烧土制品形态特殊,考古人员释为制盐陶器,是生产海盐活动相关的遗存。[44]

隋唐时期,梁化郡废,改置循州:“隋平陈,郡废,置循州总管府。贞观二年(628)废。天宝元年(742),改海丰郡。乾元元年(758),复曰循州,属岭南道。”[45]正史关于岭南道海盐产地载有广、潮、琼、振、儋、恩、循等七州,自此广东海岸线上的产盐区基本纳入官史志书的记载。《新唐书》载广州“东莞”“有盐”;“新会”“有盐”;潮州“海阳”“有盐”;琼州“琼山”“有盐”;振州“宁远”“有盐”;儋州“义伦”“有盐”。[46]唐段公路《北户录》载“红盐”出自恩州的盐场,“色如绛雪,验之,即由煎时染成,差可爱也”。[47]此时潮州海阳县也产盐:“盐亭驿。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48]。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里载“野煎盐”提到当时有恩州场、石桥场两处产盐地:“广人煮海其□无限。商人纳榷,计价极微数,内有恩州场、石桥场,俯迎沧溟,去府最远,商人于所司给一百榷课,支销杂货二三千。及往本场,盐并官给,无官给者,遣商人。但将人力收聚咸池沙,掘地为坑,坑口稀布竹木,铺蓬簟于其上,堆沙,潮来投沙,咸卤淋在坑内。伺候潮退,以火炬照之,气冲火灭,则取卤汁,用竹盘煎之,顷刻而就。竹盘者,以篾细织。竹镬表里,以牡蛎灰泥之。自收海水煎盐之,谓之野盐,易得如此也。(江淮试卤浓淡,即置饭粒于卤中,粒浮者即是纯卤也)。”[49]这是唐人关于广东沿海盐业产销最为详细的记载,《岭表录异》记载岭南有盐场,因此是唐代岭南盐场最早的记载。石桥场在今海丰县,即红海湾沿海地区,与大亚湾相邻。由此可见,唐人对岭南海盐业的认识已能深入到粤东海湾地区。

【注释】

[1]曾昭璇、黄伟峰主编:《广东自然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2]曾昭璇、黄伟峰主编:《广东自然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3]曾昭璇、黄伟峰主编:《广东自然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4]《大亚湾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广东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5]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考古》2019年第7期。

[6]彭适凡:《试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兼论有关的几个问题》,《文物》1976年第12期。另参见张之恒:《谈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两个问题》,《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陈伟驹:《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空框架与生计方式研究》,吉林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7]深圳市博物馆等:《深圳市大鹏湾咸头岭沙丘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1期。

[8]张媛文:《惠州新石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发现及其价值蕴藏》,《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9]《大亚湾海岛惊现商代遗迹》,《南方日报》2009年7月2日。

[10]冯孟钦:《惠州市窝尾坳商时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参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惠州市博物馆:《广东惠州窝尾坳商时期遗址发掘简报》,《文博学刊》2020年第1期。

[11]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李卫华:《“缚娄”古国之谜与秦置博罗县》,《惠州日报》2017年8月20日。

[13]刘成基、杨少祥:《广东博罗县园洲梅花墩窑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7期。古运泉、李子文、邓宏文:《广东博罗银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7期。邓宏文、古运泉:《广东博罗银岗遗址第二次发掘》,《文物》2000年第6期。

[14]李岩:《岭南先秦商业活动的考古学立场管窥》,《古代文明》(辑刊)2004年,第150~160页。赵善德、孙剑侠:《两周时期东江流域及其南部的商品交换活动》,《学术论丛》2009年第48期。

[15]张媛文:《惠州新石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发现及其价值蕴藏》,《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6](汉)司马迁:《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第2341页。

[17](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18](汉)刘安撰;(汉)许慎注;陈广忠校点:《淮南子》卷18《人间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67页。

[19]余天炽:《秦通南越新道考》,《学术研究》编辑部编:《史学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52页。

[20](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3页。

[21](汉)司马迁:《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67页。

[22](汉)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28页。参见吴宏岐,周玉红:《秦南海郡辖南海县说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5卷第4辑,2010年10月。

[23]李卫华:《“缚娄”古国之谜与秦置博罗县》,《惠州日报》2017年8月20日。(www.xing528.com)

[24](汉)司马迁:《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67页。

[25](汉)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下》,第1628页。

[26]《汉书》引颜师古注曰:“胡广记云,汉既定南越之地,置交阯刺史,别于诸州,令持节治苍梧”。(汉)班固:《汉书》卷27《地理志第七上》,第1543页。

[2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5《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64~465页。

[28](汉)司马迁:《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67页。

[29]邱立诚:《广东秦汉建筑遗址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参见陈代光:《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城镇历史地理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30]陈泽泓:《秦汉时期的岭南建筑》,《广东史志》1996年第4期。

[31](汉)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第八下》,第1628页。

[32]照片由惠州市博物馆于2019年8月27日提供。

[33]罗庆康认为汉代盐官数量前人说法不一,有三十二处之说,也有三十六处、三十七处之说。经考证,他认为两汉时期设置盐官应是四十处。参见罗庆康《汉代盐制的几个问题》,陈然等编:《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2~89页。

[34]赵守正撰:《管子注译》下册,《地数第七十七》,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页。

[35]赵守正撰:《管子注译》下册,《海王第七十二》,第256~257页。

[36](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26《百官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90页。

[37]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52页。

[38](晋)陈寿撰:《三国志》,《吴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133、1162页。

[39](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5《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68页。

[40](梁)萧子显等撰:《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62~263页。同书第271页“怀安”条注释引“《宋书·州郡志》作‘安怀’。按《梁书·关钦传》云:钦封安怀县男,疑作‘安怀’。是。”又,关于东官郡治,今人多采历代东莞县志之说,认为在宝安县,即今之深圳南头镇。参见胡阿祥:《陈朝疆域变迁与政区建置考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不过民国陈伯陶引《太平寰宇记》“东莞”条:“吴孙皓以甘露元年(265)置始兴郡,以其地置司盐都尉。”用小字在此条附注“张志,吴甘露开始置司盐都尉于东官场,注云场名东官,谓东方盐官。彭志亦云置于东官场,未详所本”,也对前志所载司盐都尉与东官场出处表示了怀疑。(宣统《东莞县志》卷1《沿革》,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又,《大清一统志》对东官郡、东莞县分别记载如下:惠州府 “秦为南海郡地。汉为南海郡博罗县地。东晋分属东官郡。南齐移东官郡治怀安。梁改置梁化郡”(《大清一统志》卷445《惠州府》,《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99页)。东莞县“汉南海郡博罗县地。东晋为东官县宝安县地。唐为东莞县”(《大清一统志》卷441《广州府》,第414~415页)。可见清人在采纳前说基础上认为东官郡郡治于南朝齐之后已移于惠州府归善县。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南朝齐时期广州图中东官郡治即位于怀安而非宝安。

[41](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57《陶璜传》,第1559页。

[42](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68页。

[43](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157《岭南道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470册,商务印书馆(台北)1985年版,第468页。

[44]李浪林:《添加东西鼓滩煮盐炉及其堆积分析》,《东方考古》第12辑,第305~314页。

[45]《大清一统志》卷445《惠州府》,第499页。

[46](宋)欧阳修:《新唐书》卷43《地理七上·岭南道》,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96页。吉成名:《唐代海盐产地研究》,《盐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7](唐)段公路:《北户录》卷2《红盐》,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页。

[48](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卷35《岭南道》,《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468册,商务印书馆(台北)1985年版,第573页。

[49](唐)刘恂撰,鲁迅校勘:《岭表录异·补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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