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DI因素分解的结果如图8-3所示。从1985年到2010年,中国采掘业CO 2排放的变化分解到五个时期。时期的起始点选择主要考虑中国政府每五年制定的经济发展规划,数据期间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七五规划”到“十一五规划”。
由图8-3可以看出,中国采掘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在这五个时期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但是每个阶段的上升幅度不同,且每个分解因素的影响更不相同。整体来看,劳动生产率的影响(LP)是主要的驱动因素,其次是规模效应(IS)和能源强度效应。
1986—1990年,总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为60.65百万吨,在这五个时间跨度中,排放增量居第二位。这段时间内,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劳动生产率(LP),解释了约58%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其次是规模效应(IS),增加了22.59百万吨碳排放,解释了约37%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能源结构(ES)的影响为负,说明电力比重的提高(采掘业电力消耗比重从1985年的30.40%提高到1990年的35.06%)有效地减少了碳排放,对减排的贡献达到21%。能源强度(EI)的影响为负,也就是说,由于能源强度下降,减少了该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负向的影响并不大,只有不到5%。碳排放系数(CI)的正向影响意味着排放系数较大的化石燃料的使用相对增加,增加了采掘业的二氧化碳排放,贡献了31%的碳排放。整体来看,这段时间中国采掘业发展平缓,能耗较高,用能技术和能耗管理相对落后,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应是造成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
图8-3 中国采掘业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1986—2010)
资料来源:作者制图。
1991—1995年,总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为47.45百万吨,比上个时期出现下降。这段时间内,影响最大的因素仍然是劳动生产率(LP),解释了绝大部分(约92.72%)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其次是规模效应(IS),增加了28.35百万吨,占59.75%。能源结构(ES)的影响变为正向,说明化石能源比重的变化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只有3.69百万吨。能源强度(EI)的影响仍然为负,且增加为14.41百万吨,说明单位能耗的下降有效降低了碳排放。碳排放系数(CI)由正变负意味着排放系数较大的化石燃料的使用相对减少,有效降低了采掘业的二氧化碳排放,贡献了14.18百万吨。这个时期的整体碳排放出现下降,主要是受能源强度(EI)和碳排放系数(CI)的影响。
1996—2000年,对碳排放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依然是劳动生产率(LP),增加了中国采掘业150.85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规模效应(IS)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为负,说明这段时间中国采掘业的行业规模下降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增长。本书认为其主要是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体行业需求减少,另外,体制改革使得部分从业人员下岗,降低了采掘业的碳排放。企业的倒闭和裁员使得该行业的从业人数从1995年的974.2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585.1万人,下降了39.9%(CEIC database)。碳排放系数(CI)的影响变为正,达到76.82百万吨。能源结构(ES)的影响又由正转负,抵消了40.09百万吨的碳排放。能源强度(EI)的影响继续增强,负向影响为40.09百万吨,对减少排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段时间内的该行业的碳排放降低到历史的最低水平,其影响因素波动很大,主要受到经济形势变化和体制改革的影响。
“十五”期间(2001—2005年),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53.62百万吨,主要拉动因素依然是劳动生产率(LP),为130.04百万吨。另外,规模效应(IS)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达到30.63百万吨。金融危机后,行业开始缓慢复苏,采掘业规模开始逐渐变大,从而拉动了行业碳排放的增加。这主要是因为经历过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增速开始加快,采掘业受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也进入经济上行区间。这段时期的能源强度(EI)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抵消了52.63百万吨的碳排放。(www.xing528.com)
“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劳动生产率(LP)的影响开始降低,降为34.58百万吨,但仍然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从绝对量上来说,规模效应(IS)开始增强,达到95.82百万吨,这主要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四万亿投资[1]的刺激政策,产业需求增加,企业规模对碳排放增加的效应增强。再次是碳排放系数(CI)、能源结构(ES)和能源强度(EI)效应,都对碳排放的增加产生了正向的影响。
综合来看,从1985年到2010年的几个时期内,对碳排放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劳动生产率(LP),它背后其实体现的是能源对劳动力的替代。由于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升,也促使企业减少劳动力,而更多地使用机械,从而增加了能源的消耗。
图8-4显示了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增加的累积影响(以1986年为基期)。这样看起来每个驱动因素的影响更为明显。
图8-4 中国采掘业二氧化碳排放驱动因素的累积影响(1985—2010)
资料来源:作者制图。
以1985年为基年,与1985年采掘业的碳排放相比,本书计算的中国采掘业的碳排放增长,从1986年的3.79百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369.93百万吨增长了96.46倍。碳排放在2005年后出现较显著的增长,正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发展期间,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剧,2008年国家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采掘业能源消耗不断增长,碳排放不断增加。2005年到2010年的年均碳排放增速达到11.91%。由图8-4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LP)是影响采掘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与1985年的基期对比,劳动生产率(LP)的碳排放贡献从1986年的负向的4.2百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正向的434.85百万吨。1985—2010年,劳动生产率(LP)的贡献增长了104.4倍。对碳减排影响最大的是能源强度(EI)效应,与1985年的基期相比,碳减排贡献从1986年的正向的8.7百万吨变为2010年的负向的104.35百万吨,增长了12.9倍。另外一个对碳排放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的因素是碳排放系数(CI),从1986年的1.13百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78.44百万吨,期间对碳排放的影响有正有负,长期来看,它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影响因素。能源结构(ES)对碳排放产生了较为稳定的减排作用,从1986年的-6.13百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57.92百万吨,且增长曲线较为平滑,这主要是由于采掘业的电力消耗比重稳步增长,从1985年的30.41%增长到2010年的45.30%,可见电力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明显。规模效应(IS)的影响则出现较大转变,1998年之前不断促进碳排放的增长,但是1998—2008年期间出现负的累积影响,这主要是受经济形势的影响,企业从业人数从1997年金融危机后出现大规模减少,从2003年开始才出现缓慢增长,这段时间的规模效应对碳排放产生了一定的减排效果。
总体来看,采掘业碳排放最主要的增长因素是劳动生产率(LP),而最主要的减排影响因素是能源强度(EI)。劳动生产率(LP)的提高增加了碳排放,本书认为背后主要体现的是机械化和能源对劳动力的替代,增加了碳排放;能源强度(EI)有效地减少了碳排放的增长,说明采掘业的产业技术在不断提高,单位产出能耗的碳减排效应明显。碳排放系数(CI)对碳排放的影响是正向且稳定的,而能源结构(ES)的影响为负,规模效应(IS)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这三个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较为稳定且并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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